苛责与神化
苛责先贤与为尊者讳，两者皆非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
前者让我们失去对一种伟大品格和伟人特殊贡献的敬畏；后者，则会导致大多人将先贤供奉到神龛里去，只能烧香、跪拜，无法亲近和效仿。
是人总是会有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我们不必因为某巨公伟人有缺点，就忽略或抹杀其在特定历史时代或特殊领域的贡献；同样，我们也无必要因某人的伟大而遮蔽和讳言其瑕疵。
在现实中，对苏轼和鲁迅这样的文豪，可谓神化与苛责并存。但主要的问题是神化，对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人性的某些弱点，缺少客观的认知和反思。尤其是对于苏轼，近年来累积如山的文章和书籍，几乎都将他描述成一个集各种“家”于一身的白璧无瑕的完人、神人。
本文只谈苏轼的某个侧面，不涉鲁迅。
命运最惨的为何是苏轼
我们都知道苏轼的命运非常坎坷，尤其是晚年生活，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继因乌台诗案被贬放到黄州，没料到，后来又迭遭贬逐，先后被贬放到惠州和当时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的海南儋州，虽然没有死在流放地，但死在了返回的途中。
按常理判断，在北宋晚期党争中，他并不处于元祐党人（旧党）职级的最高端。他的最高官位是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同时期在他上位任宰辅的有多人。司马光不算，因司马光任相不到一年即离世。新党想“迫害”也无机会，只能祸延其后人、子弟。除司马光外，任宰相的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文彦博、刘挚、苏颂……在宋徽宗和蔡京联手刻录的“元祐党人碑”中，苏轼排在第二档——待制以上官员的首位。但苏轼却是遭到打击和迫害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位，因此仅仅用政治理念不同引发的党争导致被迫害解释不通。
苏轼画像
难道是天意作弄，要让苏轼这样的文学天才，在苦水的浸泡中升华出更多珠玑佳作来？千万不要这么想！凡有仁者之心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残忍”的想法。即便苏轼本人，也绝不会乐意成为这种文学理念的践行者。虽然客观事实如此，他最好的诗文都喷发于绝望的磨难中。
其实，对于这段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章惇。在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威高震主的宰相。苏轼先生也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凶恶的敌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个性，要置他于死地，完全在意料之中。但章惇凶恶的程度和手段之毒辣，也许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让我们回溯一下，苏轼与章惇交往的大致过程，也许就能捋出一个清晰的线索：曾经是最亲密的友人，为何成了主导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最凶残的敌人？
最亲密的友人
嘉祐二年（1057）三月，宋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进士，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在此次礼部廷试中，章惇有一个不寻常的表现：因其族侄章衡获状元，他落在晚辈之后，居然愤愤不平，质疑考官识见，弃进士诏令于地，放弃此次功名。章惇再考，中甲科第五名。可见此人性情与才华之不凡，一是竟在考场与晚辈亲属论高下，耻于在其侄后；二是考场似乎为他而设，只要进考场，必然如探囊取物，庸常之人哪来此种胆识？
高中同榜进士，并非章惇与苏轼交往的起始。真正的交往起始于章惇随后调任商洛令，苏轼调任凤翔府节度判官，两地相邻，皆为陕西路辖地。恰好在嘉祐七年（1062）秋天，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有此机缘，又是“同年”，负责陕西路的帅臣刘敞对他们“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欢甚”。[1]
在此“相得欢甚”期间，野史载有两则趣事，已可见两人性情之异。
二人同游南山诸寺，至仙游潭，有一处双峰对峙，渊深万仞，俯视其壑，毛骨悚然，之间只架一根独木桥。章惇推苏轼过独木桥至对岸，在山壁上留下笔墨。苏轼战战兢兢不敢前往；章惇则面无怯色，跨过木桥，且用藤蔓卷成的绳索，一头系在树上，一头缠住腰，然后“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苏轼用手拍拍章惇肩背感叹：“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何也？”苏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当然也就有胆量杀人了。章惇听了，哈哈一笑，只当是友人戏言。[2]
苏轼画像
二人在山寺小饮，听人报说有老虎下山。二人皆已处在“酒狂”状态，乃勒马前往观望。果见一虎，距离数十米远，马惊蹑足不敢往前。苏轼说：“马受惊不敢往前，我们还是回去吧！”章惇不惧，乃继续策马前行。到了距虎近处，章惇取一铜锣用石头“哐当哐当”猛敲，老虎被吓阻而逃窜。归来后章惇对苏轼说：“你这人啊胆子小，将来肯定不如我。”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章惇“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至于苏轼听后是否也报之以哈哈一笑呢？不清楚。
以此二细节可证，章、苏二人性情有别。但这不影响二人友情的建立和发展。今人皆知苏轼，是因为苏轼的诗文成就，随着时光推移而越发昭彰。世人很少知道章惇，但在当时章惇却是冠绝一时的风云人物，绝非等闲之辈，用台湾学者刘昭明先生的话说：“平心而论，章惇胆识、机智确实胜过苏轼，确是厉害角色。”苏轼曾在给章惇的书简中对章惇给予极高评价：“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3]
在苏轼写给苏辙的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章惇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苏轼诗文中：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根据苏轼自注：诗中“章子”即指“章惇”。苏辙中进士后，曾被任命为商州军事判官，但因多种缘由未赴任。章惇任职的商洛，是商州属地，故诗中写到章惇向苏轼介绍商州一带的风土人情，且缺少得力的治理人才，苏轼希望弟弟能尽快到任，即所谓“苦道商人望汝来”。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月十三日，章惇的商洛令任期满，在离开前特地相约友人苏旦、安师孟，同往凤翔拜访苏轼。苏轼则尽地主之谊，用四天时间，陪章惇等游终南山楼观、五郡、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等名胜景点，对此游在苏轼、章惇的诗文中均有记载，可谓一时佳话。
到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章二人仕途地位发生巨大落差。由于章惇追随王安石变法，升任翰林学士，在最高殿堂为皇上起草制诰诏令，可谓平步青云，春风得意，而苏轼仍在外地任职，沉于下僚。但地位悬殊不影响两人友情持续加深，时见有诗词唱和往来。不久因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冲突，章惇的仕途遭受第一次挫折，被人弹劾后出知湖州，赴任前曾作数诗寄知密州的苏轼，其中一首写道：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余。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4]
“籧篨”是古代用笋或竹编的粗草席。“阳羡”乃古时宜兴的称谓，相传苏轼喜爱该地山水风物，欲买田在此终老。章惇在诗中与苏轼期许：“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国文人似乎皆有此通病，官场不得意了，便向往超凡脱俗，欲荡扁舟于江湖苇丛。而身处高位时，则红尘滚滚，雄睨目空一切。
知密州的苏轼，收到章惇诗，即次其韵，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其一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云水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其二
绛阙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
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
霅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
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分外荣。[5]
苏轼在诗中盛赞章惇在仕任上建立的功业，也极度欣赏其放舟江湖、徜徉山水的高雅情趣。苏轼的诗句“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既是对年轻时在长安、凤翔共赏山川美景的回溯，也是对未来诗酒风流共度人生的憧憬。
章惇画像
苏轼与章惇的友情，在“乌台诗案”前后达到了巅峰。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被御史台一群弹劾官欲置于死地。任宰相的王珪一向不喜苏轼，也想借此契机，企图将苏轼“诛杀”。他不怀好意地在神宗皇帝面前推波助澜，诬陷苏轼有不恭之罪，而重返朝堂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为苏轼仗义执言，在神宗面前反驳王珪，为苏轼辩护。史载：
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6]
文中的“时相”，即当时任宰相的王珪。请注意最后一句话，章惇讥刺王珪：“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此话真够狠的。不过，这是章惇一贯的用语风格。另有史料载，退朝后章惇继续质问王珪：“是不是想使苏轼家破人亡？”王珪推脱称：“此舒亶言也。”章惇反唇相讥：“舒亶的口水难道也可以吃吗？”[7]应该承认，章惇是变法派（新党）中的骨干人物，此时为苏轼辩护是需要超越党争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巨大勇气的。章惇为苏轼免于治重罪而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立场鲜明，是有恩于苏轼的。苏轼被贬放至黄州后，又收到章惇表达慰问之情的书简，苏轼在回简中写道：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审台候何似？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亦当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几天地之仁，不念旧恶，使保首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足矣。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会见无期，临纸惘然。冀千万以时为国自重。[8]
苏轼在落难之中收到章惇来信，对章惇在信中“存问甚厚，忧爱深切”，为之感叹不已。并高度评价章惇：以章惇的才干，出将入相只算是“业余的事”，其溢美之言，“高”得不能再“高”了。在信中又称：“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可见苏轼系狱时，“子厚救解之力为多”。
苏轼《寒食帖》局部
到了此时，章惇与苏轼的友情，可以说已从普通的友人上升为患难之交了。
最凶恶的敌人
神宗驾崩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一拨旧党人物，苏轼得以回到中枢，被委以重任，这是苏轼仕途中最风光的日子，持续了近八年。
然后便是高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重续父志，新党人物章惇、蔡卞等重返朝堂，苏轼的噩梦开始了！他的噩梦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最后死于从海南儋州返回的途中——常州。
而对苏轼持续制造“噩梦”，给苏轼身心带来双重折磨的正是他曾经期许泛舟江湖、在“乌台诗案”中为他仗义执言的亲密友人章惇。在高太皇太后驾崩后，章惇与蔡卞任左右相，章惇为左仆射，持续执掌大权七年。时任枢密大臣曾布对哲宗曰：“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臣僚知畏章惇，不知畏官家，可见章惇在朝堂之威猛。在持续打击元祐党人的“组合拳”中，章惇对苏轼下手最重、最狠、最致命，恨不得立即置苏轼于死地。
最亲密的朋友，成了最凶恶的敌人。
高太皇太后在临崩前，已对执政大臣放出口风，大意是：我死后，官家必起用一批新人，诸位不妨提前考虑自己的后路。苏轼在诸臣中对政治风向的变化，算是敏感的，于高太皇太后驾崩前即上疏请求离京去外地任职，于元祐八年（1093）六月二十日被罢去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改知定州。但他请求改知越州，未获许可。在赴定州前请求面辞皇上也不可得。由此，苏轼预感到祸患将至，只是不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会有多猛烈。
台湾学者刘昭明认为：“元祐群臣，苏轼首遭贬黜，自有章惇因素。”[9]因朝堂大臣皆知，章惇与苏轼关系早已交恶，于是在章惇拜相前后，对苏轼交相弹劾，以取悦章惇，成为章惇打击、迫害苏轼的打手。侍御史虞策弹劾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上章称：“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范纯仁在苏轼危难之际，上书为苏轼辩护，求“宽贷”，但上不从。“时宰”有加害意。“时宰”即章惇。苏轼被贬岭南后，其弟子黄庭坚有诗句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平生人欲杀，耿介受命独。”说的都是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10]
在这一波弹劾后，苏轼以垂老之身再遭贬黜，于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一日，被革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由定州改知英州。其被贬诰词由中书舍人蔡卞所撰写：
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矧弹章之荐至，孰公议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不惟喻德之义，屡贡怀谖之言。察其回邪，靡见听用；遂形怨诽，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开以自新之路。召从方郡，服在近班。弗讹尔心，覆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11]
才过两日，有人上疏认为苏轼“罪大责轻”，苏轼又被降一职。
在前往英州途中，苏轼实在承受不了陆行颠簸之苦，上章乞求改从滑州乘船，至南康军再改陆行。尚未至英州，新的贬黜诏令又来了。先是四月，张商英追论“苏轼论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至六月，御史来之邵上疏再劾苏轼“自元祐以来多托文字讥斥先朝，虽已责降，未压舆论，应加罪处罚”。
对苏轼再贬惠州的制词，奉“时相（章惇）风旨”，由林希起草，用语极其恶毒：
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乃至交通阍寺，矜诧倖恩，市井不为，缙绅所耻。尚屈典章，但从降黜。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虽轼辩足惑众，文足饰非，自绝君亲，又将奚怼？保尔余息，毋重后悔。可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12]
林希也曾是苏轼友人，见章惇得势，卖友投靠，不惜颠倒是非，丑诋苏氏兄弟。时人称林某有文采，苏轼见诰词后用揶揄的口吻说了一句：“林大（林希别称）亦能作文耶！”
苏轼无论是贬黜惠州，还是再贬海南儋州，章惇都是幕后“总导演”，章惇是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在章惇独相七年间，所有贬放元祐党人的旨令，都要经过章惇的手。
章惇在不断贬逐苏轼到更远的瘴疠蛮荒之地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做得实在太过分：一是一旦发现苏轼沿途经过的州郡，有郡守或其他臣僚对苏轼一行待之以礼或提供生活便利，则给予严惩，使得沿途州郡官员对苏轼避而远之。看《苏轼年谱》就知道，苏轼流放途中的歇宿之地大多在寺庙。二是派遣对苏轼有宿怨的官员或政治敌手任贬放地州、路官员和巡按流放属地，对苏轼进一步加重身心折磨，乃致促其早亡。称其凶恶至极，应不为过。
苏轼初到惠州时，是受到时任知州詹范的礼遇的，苏轼有诗状其貌其情：“老詹亦白发，相对垂霜蓬。赋诗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间，状类渤海龚。”循州守也曾多次向苏轼馈米。但时间不久，这位循州守即被罢了。到惠州第二年三月，章惇派苏轼的“冤家”程之才到惠州巡视。说来，这位程之才还是苏轼的姊夫。苏轼父苏洵娶眉山望族程氏女，苏、程两家有了姻亲关系。苏洵唯一的女儿八娘，又嫁给了程氏家族下一辈程之才。这本应是一门亲上加亲的好事，却导致亲家成仇家。其原因是苏轼姊八娘因个性耿直，不见容于公公、婆婆，以及丈夫程之才，因此在程家饱受虐待，即使生病也不找医生，结果八娘年仅十八岁便郁郁而终。苏洵为此而悲愤不已，曾撰文大骂程家“薄骨肉之亲，缺孝悌之行”，程之才的父亲程濬是“贪财好色的卑鄙小人，多行不义的州里大盗”。[13]苏轼在入仕后，也曾指斥程之才为“邪恶小人”并断绝与其来往。
苏、程两家情感彻底破裂。
章惇与苏轼相交多年，当然深知苏、程两家视若仇敌的宿怨往事。这次特地派广南东路提刑程之才巡视惠州，就是欲借程之才之手，将苏轼往死里整。巡视官员有督查罪臣的职责。但效果居然完全相反，苏轼与程之才四十余年的心结因此而冰释。对于程之才即将来惠，苏轼起初非常紧张，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位断绝交往四十余年的姊夫。先是请广东程乡县令侯晋叔打探程之才的态度，没料到程之才表现出化解两家冤仇的高姿态，并特别请侯晋叔转达他的善意和关心。于是苏轼与程之才恢复书简联系，程之才一到惠州，即携礼物亲临苏轼住所嘉祐寺探望，临离开时还关照惠州官员请苏轼搬到三司行衙合江楼居住，苏轼多次致书表达谢意。这位程之才，因化解旧冤、善待苏轼而遭章惇打压，不久调离广南东路，自此仕宦不显。
绍圣四年（1097），在章惇、蔡卞对元祐党人加重惩处的新一轮打击中，二苏受贬最重。苏辙从筠州再贬至岭南雷州，苏轼由惠州贬往海南儋州。这次贬谪，由章惇主导，来之邵、张商英等人再次充当打手。
苏轼刚刚在惠州费时十月，为自己建造了新居，改变了原来迁来迁去居无定所的状态。再度被流放，意味着前功尽弃，又要踏上更为险恶的跨海旅程。正如清代学者王文浩所感叹：“公方稍安，而后命已至……每为三叹。”有史料记载，章惇看到苏轼写于惠州的诗句“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觉得苏轼在惠州活得如此安逸，要让他再度经受颠踬跋涉之煎熬。
为减轻家人的流离之苦，苏轼只让三子苏过伴随自己渡海，令长子苏迈仍在惠州照料家眷。
苏轼至儋州后，章惇又故技重演，企图派苏轼仇敌酷吏吕升卿等按察广南西路，逼苏轼自裁，因曾布、陈次升等人上疏劝阻，哲宗才罢此诏令。
最难宽宥的错误
在乌台诗案中，章惇为挽救苏轼免死，在皇上面前仗义执言，顶撞时相王珪，可谓是“真君子”；而至绍圣年间，章惇持续贬谪苏轼，欲置其死于流放之途，可谓是“真小人”。
曾是苏轼最亲密友人的章惇，为何却成了逼害苏轼的最凶恶的敌人？“真君子”与“真小人”，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汇成一体？究竟是何因素，触发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翻转？
如果用一句话回答：苏轼在处理与章惇关系上，犯了不可宽宥的低级错误！
且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元丰八年（1085）初，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哲宗年幼，接掌皇权的是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反变法的旧党人士渐复起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马光和苏氏兄弟。新党重臣章惇初期在朝，由通议大夫、门下侍郎，改知枢密院。新、旧两派人士，围绕新法的存、废展开激烈交锋。司马光抱老病之躯，欲尽废新法。朝堂上的唇枪舌剑，司马光显然不是章惇的对手。章惇气盛且有辩才，嬉笑怒骂、荤素搭配、语锋四射，常常让司马光处于窘态，乃至于请苏轼传话给章惇，劝其勿当众羞辱他。由此也可见，此时苏、章的友好关系尚未破裂。
神宗去世后，新、旧党交锋胜负一度处于胶着状态，但司马光的背后是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因此司马光一进入中枢，一道道废除新法的诏令接连下达。变法派人士纷纷被贬黜离京。章惇也是被旧党围攻、弹劾的主要攻击目标。在诸多弹劾奏章中，用语皆很刻薄、恶毒。章惇被列为罪大恶极的“三奸”和“四凶”之一。对此，也许在章惇的意料之中，出乎他意料的是苏氏兄弟也加入了对他的“恶攻”行列中。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十八日，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则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于其口，而行于其手，小有龃龉，贻患四方。势之必然，法不可缓。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枢府，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惇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14]
苏辙在此奏章中，指斥章惇在变更推行免疫法问题上，居心叵测，“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明确地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职，“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苏辙乞罢章惇，有政治理念、党派不同的因素，但如果仅仅因此而翻脸不认人，对其兄密友，且有恩于苏轼的章惇拔刀相向，是否太无情无义了？在章惇看来，握着刀把的手不仅仅是苏辙，也有苏轼。众皆所知，苏氏兄弟的关系亲密如穿“连裆裤”，苏辙在弹劾章惇前，按常理该与其兄通气。苏辙的翻脸无情，也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即便苏辙上章前，苏轼不知，但在苏辙上章后，也未见苏轼有回护章惇的任何示好言行，等于默认苏辙的攻击是对的。
台湾学者刘昭明认为，司马光变更免役法产生弊端，“苏辙不弹劾司马光，却归咎于章惇”，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惇自感愤恨不平”。苏辙的奏章“夸大章惇恶行，力加挞伐，目的只有一个：将章惇逐出朝廷”。[15]
苏辙弹劾给了章惇致命一击，五天后章惇被贬知汝州，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闲人。用章惇语自道是：“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令人感到尤为不解的是，在章惇已出知汝州后，苏轼又对章惇补插一刀。在上奏的《缴进沈起词头状》中，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16]苏轼此“状”中阐述的理念，与司马光处理边防的“苟且”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司马光主张宁可割让土地给邻国，以此换取边境的和平。这种以肉饲虎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而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在此事上，苏轼随官位的变化而“前恭后倨”，评价截然相反，文名显赫如日月光耀天地的苏轼先生，难道在做人上也可以如此不堪吗？更何况面对的是曾经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仗义执言的恩人。苏轼先生难道此时，已将在黄州写给“章七”的信札忘得一干二净？章惇不再是他给予高评的“奇伟绝世”的章惇了？说此时的苏轼“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算不算过分？士人皆知苏轼是有情有义的“真君子”，此时为何成了无情无义的“真小人”？
政坛风光常常不可持续。常言：“一朝君子一朝臣。”苏轼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位极人臣，成了他晚年凄惨命运的主导者。
苏轼在早年与章惇交往中，就深知章惇是能“拼命”、能“杀人”的狠角儿。昨天章惇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一翻脸，章惇也可以对你两肋插刀。
你不仗义我不仁，爱恨从来皆有因。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要让苏轼死于颠踬之途的为何是章惇。而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中，其实也有他自己。呜呼，愚夫为先贤悲泣唏嘘时，也忍不住时时要捶击自己的胸膛。
注释：
[1]［宋］曾慥《高斋漫录》，《全宋笔记》第四编（五）第104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9月版。
[2]《东部事略》卷九十五，《宋人轶事汇编》（三）第15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3]《苏东坡全集》第246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4]《全宋诗》（13）第90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5]《苏东坡全集》第31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6]［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转引自《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第176页，学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7]曾枣庄《论眉山诗案》，《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8]《苏东坡全集》第246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9]刘昭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兼论相关诗文及史事》第453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11年6月版。
[10]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141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11]《宋大诏令集》第773页，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
[12]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158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13]刘昭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兼论相关诗文及史事》第514、521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11年6月版。
[14]《栾城集》（中）第808～8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15]刘昭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兼论相关诗文及史事》第388、389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11年6月版。
[16]《苏东坡全集》第192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本文选自《何谈风雅》（陈歆耕 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2月版），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摘发其中一篇。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