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真正致敬的英雄？

【编者按】

1805年4月，贝多芬亲自指挥的《英雄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次公演，一举震惊了古典音乐界。这首革命性的作品不同于任何以往的作品，以清醒的理智与爆发的情绪，奏响了英雄主义与人类手足之情的赞歌，开启了古典音乐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

在《贝多芬与〈英雄交响曲〉》一书中，英国传记作者詹姆斯·汉密尔顿-帕特森为我们重构了这一西方文化史上的伟大时刻，从天才音乐家的坎坷人生讲起，结合作品创作前后的历史背景，回溯这部伟大作品创作的初衷、过程和影响，并解答那个无数人曾问过的问题——它到底和拿破仑有什么关系？

本文摘编自该书，由澎湃新闻经未读授权发布。

在19世纪的前30年内，浪漫主义英雄处于近乎神话般的地位，有三个人正符合这一形象：拿破仑、贝多芬和拜伦。他们三位都是有缺陷且孤独的天才，人们认为他们过着英雄般的生活，在理想不变的情况下英勇地死去。拿破仑——这个矮小的科西嘉人于1815年滑铁卢战役战败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尽管如此，他创造的神话依旧影响着欧洲人民。“拿破仑式的”特征显然超越了拿破仑本人以及他的事业。同样，“拜伦式”的神话也超越了拜伦本人，超越了他作为作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的风流韵事，以及1824年他为希腊对抗奥斯曼帝国时在政治上的冒险。拜伦死于这次冒险，享年36岁。

至于贝多芬，学者约翰·克拉比指出，“乍一看，（他）似乎崇拜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共和主义者拿破仑，鄙视身为皇帝、专制君主的国王拿破仑。”但事实上，贝多芬的情感和拜伦一样矛盾，且多年来波动很大。即使回到波恩，贝多芬也可能因为受到拿破仑的思想启发而创作一段音乐，尽管这并不一定是他的计划。众所周知，波拿巴是解放变革推动者的化身，正是这一点吸引了贝多芬，同时也吸引了成千上万人：欧洲人民最终摆脱了国王、王子、主教和牧师的奴役。对贝多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而拿破仑恰好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化身。如今，人们很容易低估这一思想对欧洲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影响，这种思想后来迅 速转变为波拿巴主义：它导源于启蒙运动，介于意识形态和英雄崇拜之间。在现代意义上，拿破仑的明星身份早已远远超越其他单纯想成为明星的名人。包括康德、黑格尔、席勒、歌德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都是拿破仑的狂热粉。

同时，仅从表面看就认为贝多芬意图将他创作的《第三交响曲》献给拿破仑，这一想法太过肤浅，因为它忽视了背后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矛盾动机。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曲目介绍让听众在音乐中寻找抽象名词的表达方式，它们包含各种预示意义，比如胜利、意志、人性、自由，甚至革命热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重大事件。尤其是“人性”一词，这是启蒙运动时期许多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一种与波拿巴主义有松散联系的品质。人们认为它象征着对人类的牺牲、服务和对社会的忠诚，而人类中最可怜的流浪儿在理论上与君主同等重要。华兹华斯在年轻时就被波拿巴主义者迷住了，他在1798年创作的诗歌《廷腾寺》 （Tintern Abbey）中写下著名的这一句：“人生低柔而忧郁的乐声”（愤世嫉俗者会注意到，在理论上为人性流泪要比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对个人的忠诚容易得多）。然而，现代听众往往很难将这些伟大的名词与某首特定的艺术作品联系起来，无论是一首像《序曲》（The Prelude）这样的诗，还是一部像《英雄交响曲》这样的交响曲，尽管贝多芬经常思索这些词汇。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英雄交响曲》简单视为一首非凡的美学成就来欣赏，它真正的革命性完全是音乐方面的。但是，多了解一些关于它的拿破仑党前身会增添很多乐趣。

没有人比作曲家本人更清楚他新创作的交响曲是多么具有开创性意义。当贝多芬还在计划之时，就已经意识到：此曲应该先在维也纳演奏，再到法国演奏。特别是考虑到第一乐章的长度，贝多芬需要确保自己对于调速和平衡问题的直觉是正确的。试奏必不可少，而洛布科维茨亲王出色的私人管弦乐队将是实现这一计划的理想选择。1803年10月22日，贝多芬的学生费迪南德·里斯再次写信给出版商尼古拉斯·西姆罗克：“贝多芬非常想把这首交响曲献给拿破仑。”然而，洛布科维茨亲王早已用400杜克特买下了这首交响曲的版权，为期半年。这一报价如此丰厚，贝多芬实在无法拒绝。问题在于：洛布科维茨亲王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奥地利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贝多芬依然坚持按照原计划，把交响曲献给拿破仑，并在扉页突出科西嘉人的名字，他将面临着致命的危险。

费迪南德·里斯

贝多芬非常善于做出务实的商业决定，这也是他既能明确将《英雄交响曲》献给洛布科维茨亲王，同时又保留着“波拿巴”总称的原因。作品于1803年夏末完工，总谱于1806年10月发行。在此期间，由于受到外部政治事件的影响，奥地利人的“恐法症”进一步加剧。例如1806年奥地利军队遭遇一系列惨败，弗朗茨二世及其王室人员逃离了维也纳美泉宫，而拿破仑本人于该年11月占据此地。到了那时，贝多芬最初的波拿巴主义者倾向也已消失殆尽，尤其是1804年5月，有消息传到维也纳：法兰西自封的第一执政官现在宣称自己是皇帝。费迪南德·里斯记录了这一著名事件：

谱写这部交响曲时，贝多芬想到的是波拿巴，但当时波拿巴还只是第一执政官。那时，贝多芬对他激赏不已，比之以最伟大的罗马执政官。我和贝多芬的亲近朋友中的不少人都看到了这首交响曲已经抄写成总谱，放在他的桌子上。扉页的顶端写着“波拿巴”几个字，而底端写着“路易吉·凡·贝多芬”，并无它词。中间的空白处是否要写字、要写什么字，我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告诉贝多芬拿破仑称帝这一消息的人。他勃然大怒，大喊道：“他也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人！如今他也要践踏于其他人的权利之上，放纵自己的野心。他要使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成为一个暴君！” 贝多芬走到桌子旁，抓住扉页的最上方，将其撕成两半，然后扔到地板上。后来这一页被重写了，直到那时，这部交响曲才有了这个标题：《英雄交响曲》。

毫无疑问，此时幻想破灭的贝多芬会同意同时代的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观点：

史上最强劲的毒药，来自于恺撒的桂冠。

他也认同布莱克的那句话：“我将不会推理、比较；我的工作是去创作。”

这次怒气爆发之后不到一个月，洛布科维茨的宫廷管弦乐队进行了该交响曲的首次半公开试奏。演奏地点设在一所狭长的“学院”内，演出还包括贝多芬其他富有挑战性的作品，并且经过了长时间的令人感到筋疲力尽的排练。尽管听众意见不一，但总的来说还是赞赏有加。在温暖的维也纳之夜，观众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走出会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宁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再听到新的音乐。两个月后（即8月），贝多芬告诉出版商黑特尔，这首交响曲真正的名字是《波拿巴》。这是否意味着贝多芬在5月时对那个自封为新皇帝的怒火只不过是当时典型的贝多芬式发怒，抑或这只是贝多芬对拿破仑态度愈加矛盾的部分体现呢（而且这一态度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我们知道，到1803年初夏，贝多芬在维也纳上德布灵创作这首交响曲时，他青少年时期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已大大减弱。他不是唯一一个悲观主义者。19世纪初，欧洲有许多人，特别是讲德语的知识分子，对拿破仑和大革命后的法国进行了痛苦的重新评估。

启蒙运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就其交错复杂的含义和思想而言，人们认为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与当时德国某些非音乐作品具有一些共同点，例如歌德的《浮士德》、让·保罗的原型浪漫小说（这曾让青年时期的舒曼入迷）、黑格尔的哲学（《精神现象学》中题为“绝对自由与恐怖”的章节），甚至还有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但是，面对拿破仑的军事征服、务实的交易以及他的军队对德语区日益增长的威胁，许多德国人先前的理想主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涨的民族主义。到1805年，贝多芬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包括让·保罗、黑格尔和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变得更加爱国，甚至有点反法。到1806年3月，当《菲德利奥》的修订版成功在维也纳发行时，听众普遍认为这首歌剧具有反法信息。弗洛伦斯坦身处代表日耳曼世界的地牢之中，他迫切需要忠贞的莱奥诺拉拯救他，不论她是否乔装为“菲德利奥”。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该如何解读1806年10月《英雄交响曲》 最终出版时扉页上的措辞呢？意大利文题词上写着“为纪念一位伟人而创作的英雄交响曲”，而人们几乎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伟人”就是拿破仑。可以肯定的是，现存的、经过大量修改的原手稿的扉页上有贝多芬自己的铅笔题词：“写给波拿巴”（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尽管这本身也存在模棱两可的地方。“auf”一词可能只是意味着以某人的名义或以他们的荣誉做某事，也可能只是指某篇文章或某首诗歌标题中的“论（On）”——如蒙田的《论孤独》（On Solitude）或奥登的《论周日漫步》（On Sunday Walks）。那么，贝多芬的题词是《论拿破仑》的意思吗？

关于“伟人”的身份，一种新的理论出现了，它提出一种完全不同且貌似合理的说法。当拿破仑于1805年12月在奥斯特里茨彻底击败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之后，普鲁士军队因不管不顾地抛弃自己的盟友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关系最密切的人请求他为奥斯特里茨之战报仇。他们认为，普鲁士军队应该在德国领土的任何地方与自命不凡的拿破仑作战。最先提出这一提议的是年轻的路易斯·费迪南德亲王。 路易斯·费迪南德非常杰出。作为腓特烈大帝的侄子，他是一个挥霍无度到无可救药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英雄。他已经同法国人在几次战役中交手过，并因在战场上无所畏惧的指挥与统领而赢得了赞誉。同时，他还是一位一流的音乐家和钢琴家，曾师从扬·拉迪斯拉夫·杜舍克。贝多芬第一次见到费迪南德是在1796年访问柏林的时候，就在那时，两人成了朋友。贝多芬比路易斯·费迪南德亲王大两岁，当时可能正处于自己钢琴才华的巅峰时期，他认为路易斯·费迪南德甚至比胡梅尔还优秀：言外之意是他仅次于贝多芬自己。费迪南德也是一位颇有独创性的作曲家。贝多芬显然觉得自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普鲁士的路易斯·费迪南德亲王

音乐家路易斯·费迪南德所具有的独创性，最能通过他的音乐被后代拥护的方式来衡量。他影响最大的作品也许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F小调钢琴四重奏》（Op. 6, 1806）。舒曼深入研究了费迪南德亲王的音乐，他的日记表明他对亲王和这首曲子有着持久的兴趣。他写了一组适合四手联弹的钢琴变奏曲，主题来自《F小调钢琴四重奏》，但现在不幸失传。路易斯·费迪南德还对不同寻常的乐器组合进行了探索，这使舒曼获得了灵感。例如在费迪南德的《小夜曲》（Op. 8，Notturno）中，他将钢琴、长笛、小提琴、大提琴和两个圆号结合在一起，而舒曼因此受到了启发。舒曼的钢琴家妻子克拉拉·威克参加了《F小调钢琴四重奏》的演出，门德尔松也出席了这场演出。大家一致认为，路易斯·费迪南德作为一名作曲家而言超越了他的时代，他是一位真正的原浪漫主义者。这首曲子乐谱上的记号远比19世纪之交人们熟知的要多得多，且更富于表现力：诸如富于感情的、柔和的、渐弱并渐慢的、热情洋溢的、非常强劲的、哀伤的——这些记号大都是后来才流行起来的。直到浪漫主义时代，作曲家们才觉得他们可以自由地以安静的音符结束他们的作品。虽然钢琴四重奏的音乐已经非常忧郁、令人心烦意乱，但亲王依然毫不犹豫让它淹没（逐渐消失）在幽暗的梦幻之中，以两个轻柔的拨弦和弦结束。对他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喜气洋洋的古典式结尾。和舒曼一样，浪漫主义大师弗朗茨·李斯特也被这首钢琴四重奏深深地吸引了。1847年，他谱写了《以普鲁士费迪南德亲王为主题的悲歌》（Elégie sur des motifs du Prince Ferdinand de Prusse）。

但这样的致敬和赞誉当时还远远未能实现。1804 年，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路易斯·费迪南德亲王与贝多芬的赞助人洛布科维茨亲王在布拉格以北的拉乌尼茨（今天的鲁德尼斯）城堡同住。路易斯·费迪南德一定问过他“贝多芬最近在写什么”。作为《英雄交响曲》的受献对象，洛布科维茨很自豪，于是让他的管弦乐队演奏了这首新交响曲。在那个时候，演奏者们对这首曲子了如指掌，因为他们已经进行了第一次演奏。听完一遍之后，路易斯·费迪南德很激动，要求再听一遍，洛布科维茨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次演奏结束后，年轻的费迪南德亲王还想再听一遍。但洛布科维茨坚持认为，在疲惫不堪的演奏者们开始第三次连续演奏整首交响乐之前，应该让乐队休息一下，吃顿晚餐。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贝多芬当时是否也在场，但他很可能在场。不管怎样，这一插曲有力地证明了路易斯·费迪南德作为音乐家以及贝多芬仰慕者的认真劲儿。可以肯定的是，此时两人的友谊建立起来了。至少有一次，费迪南德亲王以绝对平等的方式请贝多芬喝酒、用餐，与贝多芬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在那个时代，对于像贝多芬这样邋遢的平民来说，这一举止的失礼程度简直不可思议）。贝多芬的《第三首钢琴协奏曲》献给了路易斯·费迪南德，这无疑标志着贝多芬对这位敏感而又才华卓越的亲王的敬重。

与此同时，拿破仑·波拿巴又一次在奥地利大显身手。1805年10月19日，在乌尔姆，奥地利将军卡尔·麦克率领的整支军队都败给了拿破仑。此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法国进军中欧。法国军队于1805年11月占领维也纳，一个月后，法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次年（1806年）8月，在巨大的压力下，弗朗茨二世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并退位。与此同时，贝多芬和他的朋友兼赞助人利赫诺夫斯基亲王同住在位于格拉茨的城堡里（今属捷克共和国），距离维也纳150英里远。一天晚上，利赫诺夫斯基亲王让贝多芬为一些来访的法国军官弹钢琴，贝多芬断然拒绝，声称他并非被人呼来喝去的奴仆。到底贝多芬是因为军官是法国人而发火，还是说，这只是他和利赫诺夫斯基亲王之间暴风雨般变化无常关系的又一次爆发，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这一事件迅速升级为一场乱哄哄的口角。据称，一位名叫奥珀斯多夫的伯爵费了好大劲才阻止贝多芬把一把椅子砸到他尊贵的赞助人头上。

利赫诺夫斯基宫，当地称为赫拉德茨的格里茨白色城堡，今属捷克共和国。

贝多芬的一份独特手稿：《阿帕西塔塔奏鸣曲》中的一页。从中可以看出它在贝多芬从赫拉德茨返回的潮湿旅程中为雨所淋。

贝多芬怒气冲冲地离开城堡，乘坐运货马车和四轮大马车痛苦地度过了三天，然后回到维也纳，但是随即病倒。返程期间，贝多芬及其行李箱被暴雨浸湿，在他随身携带的《阿帕西塔塔奏鸣曲》（'Appassionata' Sonata）的手稿上，水渍仍清晰可见。发生在1806年秋的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贝多芬很有可能是在格拉茨得知了自己的朋友兼音乐伙伴路易斯·费迪南德亲王已经在几天前，也就是10月10日的萨尔菲尔德战役中丧生的这一消息。这只是一个战争初期的小规模战斗，之后，法国在附近的耶拿取得了另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在费迪南德亲王生命的最后一晚，他演奏了朋友杜塞克的《双钢琴协奏曲》（Op. 63，Double Piano Concerto）。第二天，在战场上，一名法国士兵命令他投降，他当场拒绝。他的身体被刺穿，享年34岁。10月29日，《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发表了一篇悼文，宣布即将推出费迪南德亲王几乎所有音乐的致敬版。在同一期报纸上，该报还刊登了即将发行《英雄交响曲》的第一版的通知，并在扉页上刊登了贝多芬最后的意大利文题词。那时贝多芬已经回到维也纳，毫无疑问，他仍然对利赫诺夫斯基亲王和法国军官感到愤怒，并为他那位英勇且有才华的朋友感到悲痛。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判断音乐界的损失之大。德国音乐学家彼得·施洛伊宁提出一个理论：贝多芬在《英雄交响曲》的新题词中所写的“伟人”一词根本不是指拿破 仑，而是指被拿破仑的军队杀死的天才音乐家和勇猛战士——费迪南德亲王，这样一来，《英雄交响曲》就变成了贝多芬对德国爱国主义的音乐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贝多芬永远不可能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因为这意味着《英雄交响曲》是在向一个比赞助人更伟大的人致敬，而赞助人曾忠诚地在经济上支持过贝多芬，而这可能会与《英雄交响曲》现有的给洛布科维茨亲王的献词相抵触。而且，如果把这位伟人说成是一位普鲁士亲王，而不是拿破仑，可能就会毁掉这首交响乐在法国主宰的欧洲进行销售的机会。

不管真相如何，很明显，贝多芬对拿破仑的感情像其他人一样复杂，而且和他们一样难以释怀。然而，在欣赏《英雄交响曲》时，最好不要太过重视它与拿破仑之间的联系，当然也不要想象这位法兰西皇帝身穿白色背心、编织外套，头戴双角帽，在乐谱后面若隐若现的身影。1821年5月，当贝多芬得知他昔日崇敬的英雄死于圣赫勒拿岛时，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我们依然不清楚。当被问及是否可能会为拿破仑谱写安魂曲时，贝多芬只是回答说：“我已经为那场灾难谱写了合适的乐曲。”他大概指的是《英雄交响曲》的《葬礼进行曲》部分，但也可能指的是整首交响曲，抑或是他一生的作品。1824年，他对他以前的学生兼朋友卡尔·车尔尼说：“从前，我受不了拿破仑。现在，我的想法完全不同了。”

《贝多芬与〈英雄交响曲〉》，[英]詹姆斯·汉密尔顿-帕特森著，杨靖、杨依依译，未读·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