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们

【编者按】

美国小说家、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是展现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们的生活与作品的经典著作，有过好几个中文译本。近日，该书推出了新译本。本文为新版的序言。

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

这本书是关于到1930年为止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们的故事。格特鲁德·斯泰因第一次把这个词用在了他们身上。“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她对厄内斯特·海明威说。海明威把这句话用于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的题词。这是一本风靡一时的优秀小说——小伙子们都想像书里的男主人公一般整日喝酒却仍能保持清醒，出身良家的姑娘们都想像女主人公一样以一种令人伤心的方式不断更换男朋友，他/她们说出来的话也像海明威书里的人物，于是“迷惘的一代”这个称呼就这么固定下来了。我不觉得这个词有任何自怜自艾的味道。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时候会可怜自己，他的自怜都是有理由的。哈特·克莱恩过去常说自己像“困在捕鼠夹里的老鼠”。但无论是克莱恩还是菲茨杰拉德，都从来没说过自己属于迷惘的一代。以这个词自称的大多数都是更年轻一点的人，他们自己知道这么说是为了炫耀。他们就像吉卜林笔下寻欢作乐的一群士兵，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真的属于“迷惘的一代、被诅咒的一代”。后来，他们学会了要用抱歉的口吻说这个词，就像在引用别人的话；再后来，它被用于别的年龄层的人，每一批用这个词的人都被认为是真正迷惘的一代；没有这个商标就不正宗。不管怎么说，这个词一开始只用于190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作家，而且它像任何不太确切的标签一样管用。

厄内斯特·海明威

它对年龄较大的人们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词来表达他们不安的感觉，他们感觉战后的青年人——“燃烧的青年”——对生活的看法和他们不同。现在，他们没必要觉得不安了，他们看到冒犯社会标准或文学传统的言辞，只要说一句“他们是迷惘的一代”就好了。但这个词对年轻的一代也一样有用。他们长大成人，上了大学，经历了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时期，时代的影响在当时似乎比阶级或地域的影响更大。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标签，用它来表达他们与老一辈作家的疏离感，与同时代作家的亲密感。在这个标签里，名词比形容词更重要。他们也许迷惘，也许不迷惘，将来会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但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历险，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是一代人。

在这些方面，就像他们的认识本身，他们都和前代作家不同。在1900年前，地区和乡土的影响相对更重要。两个出生年代相差十五或二十年的新英格兰作家——比如爱默生和梭罗——或许比和他们同年出生的弗吉尼亚人或纽约人更具相似性，你只要比较一下爱默生和爱伦·坡，或比较一下梭罗和惠特曼就能明白了。文学尚未以纽约为中心，老实说，在太平洋的此岸还没有任何中心。当时有纽约流派，有康科德流派，有查尔斯顿流派，后来又有了印第安纳流派和芝加哥流派。属于前三个学派的各个年龄层的人们也可能属于别的学派，而在一个作家们纷纷迁往大都市的时代里是看不到这样的风景的。

出版业，就像金融业和演剧业一样，在1900年后开始崭露头角。地域传统渐渐消亡，所有的地区都在变形为一个整合的大市场，里面出售的是汽车、象牙皂，还有成衣。在新一代作家们的童年时期，这种进程仍在继续。无论他们出生在新英格兰、中西部、西南部，还是太平洋沿岸，他们所处的环境都基本相同；在古老的南部情况略有不同，有些当地的习俗仍保留了下来，但现在正在急遽消失。这些作家们的童年时期受家庭条件的影响比受地理的影响更甚，不过即使说经济条件，他们也大致相同。很少一部分作家出身于豪门，更少一部分出身于贫民窟。大多数人都是医生、小律师、红红火火的农场主或苦苦挣扎的买卖人的后代，在那个生活开销更便宜的年代，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大概在两千美元到八千美元之间。因为他们的小伙伴也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就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区分的伟大的社会。

除了一小撮人以外，他们全都是公立学校的孩子，他们在那里学习相同的教科书，唱相同的歌，相当温和地反抗相同的校纪校规。在他们就读的大学里，一般离他们的家乡有一定距离，他们渐渐地摆脱了身上的地方性特质，学会了说一口标准的美国式英语，增长了国际范围的广博知识。不久，他们就将出发去法国参军，在那里他们将共同体验一种突如其来的复杂情绪：无聊、恐惧、兴奋、骄傲、冷漠以及好奇。在乏味的《凡尔赛和约》谈判期间，他们体验了同样的低落情绪。之后，他们将再次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就好像他们都是在度长假的士兵。

他们中的有些人将去格林威治村，在那里开始1920年代的漫长历险。直到很久之后，这一时期才在菲茨杰拉德的笔下得到了合适的表达：“有史以来最放浪、最花哨的一个狂欢的时代。”这个时代刚开始时并不如此，反而是一个在社会和道德方面相当反动的时代。《禁酒令修正案》在1920年1月开始生效，罢工抗议在全美各地遭到镇压，与此同时，格林威治村里来了许多来自警局扫黄组和防爆组的便衣警察。我还记得，有许多姑娘被捕，被指控卖淫，仅仅因为便衣看见她们在大街上抽烟。我还记得，有许多无辜的茶馆被查封，因为有窝藏“危险的赤色分子”的嫌疑。然后，哈定当选总统，“赤色恐惧”被人遗忘了，在1921年急遽的经济倒退之后，美国开始往赚钱的方向迈进。这是一个分期付款和全球经销的新时代。可是，年轻的作家们就算分期付款也买不起奢侈品。他们不愿意推销自我、出卖自我，不愿意写以商人为浪漫主角的小说。在一个商业的世界里，他们感觉自己像局外人，于是他们只要弄到钱可以买一张船票，就立即动身去欧洲。

这并不是他们共同的历险记的终点，他们三十岁前的人生遵循着一种地理式样，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描述为两座城市和一个州：纽约，巴黎，康涅狄格州。离开格林威治村后，他们将生活在蒙帕纳斯（或者是诺曼底的郊区和里维埃拉海滨），其中有些人会年复一年待在那里，那就变成了一种永远的流放。其余人会返回纽约，然后带上他们的书籍、便携式打字机以及美好的愿望在康涅狄格的农庄定居下来。不论他们1929年时在家乡还是在国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在文学领域里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都会获得一份相当稳定的收入。大萧条将是他们又一个共同的经历，对他们造成的创伤也几乎和战争一样。

我讲述的故事的主角，是1915年至1922年间大学毕业、或本应大学毕业的一些青年男女。他们从来也没有形成一个团体或一种流派，恰恰相反他们分属于几个结构松散的团体，互相之间甚至有隐约的敌意，还有许多人不属于同辈人结成的任何团体，从本质上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与别人不同的特质。不过，他们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与前辈作家之间的区别，因为那些作家没有他们那样的冒险经历。他们好像从来没接受过同样的入会仪式，也从来没有被批准加入过任何社团。严格来说，这些新一代的作家形成的是人们所谓的文学一代。

他们的与众不同感在他们自己写的书里被一再表达出来。举个例子，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的短篇《绯闻侦探》的第二段里，他描述了自己童年的一个片段：

有几代人与他们的上一代人的关系很密切；也有几代人与他们的前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可逾越的代沟。巴克纳太太——一个有性格的女人，还是美国中西部一座大城市里的公益会会员——正提着一大罐柠檬汽水，穿过她家宽敞的后院，行走在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庄园里。她自己的思想与她曾祖母的思想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马厩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却是令这两代人都完全没法理解的。在那间一度曾用作马车夫的睡房的房间里，她儿子和他的一个朋友可不是在那儿循规蹈矩地干正经事儿，而是在，这么说吧，在做一种玄乎的实验。他们想把头脑里的一些想法与手头已经掌握的一些材料糅合在一起，然后加以判断推理，得出初步的实验结果——这些结果在未来的几年里注定会成为人们起初津津乐道、继而会大惊失色、最终又会觉得不足为怪的事情的。巴克纳太太仰起头来朝他们喊话的那会儿，他们正毫无戒备地坐在尚未孵化出来的20世纪中叶的鸡蛋上。

像里普利·巴克纳和他的小伙伴——换个名字说就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那样的少年，大致出生在1900年前不久。由于在他们十多岁时20世纪也恰好是十多岁的年纪，所以他们习惯把自己定义为“世纪儿”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直到他们——以及20世纪——进入了三十岁的年纪，他们还保留着这个习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代表，他们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感觉；人们捕捉到了这种时代特征的回响，而菲茨杰拉德常常用“我的同辈人”这个词来概括它。我觉得产生这种感觉的事实依据是不充分的，你比如说，巴克纳太太和她的儿子及他的小伙伴的关系就是非常紧密的，只不过这两个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而已。伊迪丝·华顿和巴克纳太太是同龄人，她对菲茨杰拉德的理解也许更甚于菲氏对她的理解。再倒回去说，1890年代的许多青年作家也具有叛逆精神，也想把欧洲的文艺标准引进美国文学里；他们也是迷惘的一代（比他们的继承人更迷惘更悲剧）。战后一代的作家，感觉自己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这暴露出他们对美国历史的无知。另一方面，他们的感觉又是真实的，不论其形成基础有多么薄弱，这使得他们将同代人组成的任何团体，不管是文艺、体育，还是商业团体，都视作是一种秘密社团，有自己的社歌和暗号，团结起来反抗错误地领导着这个世界的那些因循守旧的人。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他们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并不是因为他们像1890年代的青年作家们一般不幸或失败。事实上，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很自在，即便是和他们的上一代作家相比。德莱塞、安德森、罗宾逊、马斯特斯和桑德堡都是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才能够专职写作的；辛克莱·刘易斯在三十五岁时才因处女作《大街》而取得了成功。新一代的作家们和他们不同，这主要归功于老一代作家们的贡献，大众已经做好了接受他们的准备。他们不再需要把时间浪费在平凡的工作上，比如像罗宾逊在海关工作，安德森在广告公司上班。菲茨杰拉德在二十四岁时写的短篇和长篇小说赚到了一万八千美元的年收入。海明威、怀尔德、多斯·帕索斯、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在三十岁前就成为了国际知名作家。他们通过一本接一本书的写作锤炼了技巧，而老一辈的作家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职业作家。

尽管他们有运气有成就，这一代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符合格特鲁德·斯泰因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个形容词的。其原因并不难找。他们是迷惘的一代，首先因为他们被连根拔除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几乎切断了他们和任何传统或地域之间的纽带。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是为另一种生活准备的，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在战后的世界里生存下来（也因为战争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找乐子的生活）。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想要生活在流放中。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过去的那套行为规范，也因为他们对社会及作家在其中的地位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一代作家属于已经固定下来的旧价值观和尚待确立的新价值观之间的一个过渡期。迷惘一代的成员们以为杂志写稿起步，这些杂志包括《变迁》、《扫帚》（把过去的一套扫干净）、《1924》、《本季》（存在于纯粹的现在）、《S4N》、《分离》。他们与过去脱离了关系，但尚未与任何新生事物建立起联系。他们向着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尽管尚未明确）探索着。在他们疑惑、不安、反抗的姿态中，他们都因为怀念单纯的童年而得了思乡病。他们早期的作品几乎都含有怀旧的主题，充满了他们重温某种难忘的事物的意愿，这并非出于偶然。在巴黎或潘普洛纳，他们写作、喝酒、观看斗牛、和情人做爱，但同时他们依然思念着肯塔基州的山中小屋，爱荷华州或威斯康星州的农庄，密歇根州的树林，蓝色的朱尼亚塔，一个托马斯·沃尔夫不断感叹“失去了，啊，失去了”的故乡，一个他们回不去的故乡。

我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写了这本书。当时我的想法是把迷惘的一代的故事写下来，趁我脑子里的记忆依然鲜活的时候。我想要讲述他们是如何赢得这个称号，如何活得与这一称号相符，然后又是如何不再迷惘，如何在某种意义上让这一称号自我建立的。因为我参与了他们的许多冒险经历，所以我打算把自己的一些故事也写进书里，不过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做一个说明。从根本上说，我想写的不是事件的记录，而是思想的陈述。不过，这些思想有一个特定的模式，不是当时的人们认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思想，也不是他们有意识地在书或书评里表露出来的那种思想。它们几乎是一些无意识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指导了他们的行为、生活及写作。换句话说，我想写一本比文学史范围更广的书。这种性质的思想或目标在成为文学之前总是与政治、经济的大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挑战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互相之间也冲突不断，其结果是他们也影响到了一些从来不认为自己和文学或艺术有什么关系的人们的生活。比如说，在1920年代末，在美国各地有不少人行为或说话模式像格林威治村人，虽然他们从未去过纽约。作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他们中有大师，有学徒，也有非正式的读者。在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里，他们比从事别的职业的人更敏感，更有着晴雨表的作用。因此，迷惘的一代以及他们从流放中归来的故事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它们将有助于人们对美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帮助人们了解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想些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走到这个时代的终点的。

本书出版于1934年，当时我觉得自己的目的还有许多未能实现，在这里我要感谢维金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对本书做重新修订。我讨厌写作，喜欢修订，初版的《流放者归来》给了我做我最喜欢的修订工作的广泛余地。我在多年后第一次仔仔细细地重新把这本书看了一遍，发现在这本书里存在着大量的脱节。写哈里·克罗斯比的那章就是一个例子，它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我没能把它和其余的阐述部分结合起来。在1951年的我看来，这种失败的个人原因是足够明显的，当时我详细地写了哈里·克罗斯比的人生，尽管我几乎不认识他，只是为了避免去写更近一些发生的哈特·克莱恩之死，因为我对哈特·克莱恩实在太了解了，所以无法忍受去写他。

全书的结尾部分和它的开始部分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还有许多政治见解穿插在叙述部分里。在对读者们做出解释之前，我必须先对自己做出解释：本书创作于大萧条时期，当时发生在人类社会里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可以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找到解释。“大萧条时期”，我刚才是这么写的，那是最初出现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但实际上1933年和1934年是一个充满了狂热的希望的年代，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似乎已经在悄悄地进行中。当时的我们并不认为苏联与我们有很大不同，或者认为苏联是美国攫取国际霸权的强大对手。他们在自己的疆土内奋发图强，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幸福的未来。“我们正在改造这个世界!”青年先锋队行进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时常常这么高唱。在我们这儿似乎也是这样：人人都想改造世界，创造未来。这是那个时代的骄傲和自以为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今天大部分的政客仍然不知道——人类社会注定是不完美的，是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的，除非我们接受了T.S.艾略特所谓的“上帝允许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永恒条件”。

对于未来社会的见解是政治见解。在我1934年写的这本书里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见解，但就我对1920年代的陈述部分而言还是太多了一点，而当时的作家们都想尽量和政治脱离关系，于是我在这个新版里把其中的大部分都删除了。我扩充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使之与开始部分更协调（除了将哈里·克罗斯比放在合适的位置以外），我还新写了一篇尾声来总结全文。另一方面，尽管我在不少地方插入了一些内容，但我对大多数的陈述部分都保留了原貌，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我在1934年时的想法也有权利让世人知道，就像我现在的想法一样。如果我哪里写错了，我也宁愿由别人来纠正我。在我现在看来，这本书里的许多人物，也包括我自己，在当时做了很多傻事，但也许现在的青年作家不像我们当时那么年轻那么傻，一走出学校或者部队，他们就会稳定下来，去追求一种切合实际的生活。另外，关于1920年代作家们的愚蠢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最过分的愚蠢也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除了对做蠢事的自己及家人带来的影响以外。这和后来全国各地的政客们的高规格愚蠢不同，政客们的愚蠢使他们掌握了权力，却使我们这样的人濒于面对毫无准备的命运。

《流放者归来：1920年代的文学浪游史》，【美】马尔科姆·考利/著 姜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1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