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宇：我为什么写作“文明三部曲”？

《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张笑宇著，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2020年的疫情冲击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也震撼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尤其是大洋彼岸的那个被大多数人当作标杆的国家，突然变成了那个样子。对历史、社会和世界稍有认知的人，都不免会发出疑问，不免会期待回答：这是为什么？

当然，对我来说，我并不是说或者认为现在应该开始“批判”这个国家，因为历史尚未终结，无法盖棺论定，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要随便批判一个至少在历史上曾经伟大过的国家。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反思我自己过去的认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将其当作标杆的对象，却被大多数人认为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在这样去思考之后，我发现，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之前我是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上把那个国家当作不同的标杆，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意义和价值取向本身却有可能是彼此纠葛、互相掣肘甚至冲突的。

比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的反智主义》中追溯过福音主义抗击现代化的历史，讲解过民主政治如何导致绅士的没落，描述过实用主义如何导致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其实仔细琢磨，构成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每一个要素，在另一个维度上恰恰被我们当成过构成现代社会的必要要素认许过、追求过。福音主义的兴起是符合现代社会关于多元主义、公民自组织和信仰共同体的安排秩序的；民主主义是符合现代治理中的基本原则与应有之义的；实用主义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成熟价值观与思考方式。然而，它们却都有可能与理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相冲突，甚至，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龃龉。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美国的反智主义，而在于我们如何认清自己的来路，明了自己的方向。我们（至少曾经）把美国当作标杆，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任何愿意学习的人一定会去学习最强者，而不是学习较弱者，但我们对美国的理解背后，更根本的是这个形象寄托了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而我认为，当下（尤其是2020疫情与总统大选）的认知误差，一定关系到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认知误差。

自中国近代史开端以来，救亡图存，自强奋进，变法改革，是统摄每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自觉头脑者的最大的问题意识，是所有对话展开之语境与场域，是观点与学说交锋之前提。而所有的变法、救亡、改革、图强，指向的都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如何现代化。

但在此之前，我们下意识地认为“什么是现代”的这个答案，前提已经明确，内容已经存在，标杆已经活在现实之中。

但如果仔细想一想，梳理一下历史的来龙去脉，恐怕未必如此。

启蒙运动中的那些伟大思想家们对于自由、平等、理性等价值的论证已经高度完善，也构成了现代社会政治与人文价值的根基。然而，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等人从未见识过工业革命，比如，没有充分意识到瓦特的蒸汽机、特莱维希克的铁路……对人类文明将产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影响。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厂

托克维尔对革命的反思、约翰·密尔对群己权界的厘定、马克思对社会不公的批判，都诞生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成果扩散的初期，他们也不可能预判到自动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性现象，并给出精彩的分析与解释。

自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思想家们到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大众民主都表示过高度警惕，但技术的重大变迁却推动着主要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在20世纪全面推行普选制，以缓解情绪高涨的阶级矛盾。在技术的“硬实力”面前，思想家们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被迫缺位。

自十六世纪以来，种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冲突的、战斗的、你死我活的力量、概念、主义、理论和思潮混斗在一起，嘈嘈杂杂、跌跌撞撞、裹挟着一路冲过了十七、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一直冲到今天，被我们体认为一种东西、一个传统，被我们将其取名为“现代社会”，围绕它阐发种种概念，树立种种标杆，甚或把这一切价值都寄托在一个最强大的国家身上。

然而，我们已经很少人去追问，这些是不是就是文明的真相？或者，这些可能还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文明的真相？

我曾因为机缘巧合而在多年前就认识了很多领域的研究者，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寻找和阐发一种可能更接近真相的历史框架。而疫情的爆发，更令我觉得这一工作的必要性：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对立当然是一个真实问题，但关于现代社会何以到来的叙事，却不像我们曾经设想过的那么简单。

而在这个叙事框架中，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因素之一，就是技术力量。

原因也很简单：倒退到十年之前，中国思考者怯于思考技术，因为我们既未直观体验到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也不自认为有资格讨论前沿科技变化带来的转变——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最前沿和最成功的技术诞生在大洋彼岸。我们能讨论的是关于社会制度的问题，只有社会制度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有资格讨论科技问题。

然而十年来，在一些领域，优秀的国内技术从业者们已经可以与大洋彼岸平起平坐了，甚至还可以向外输出经验，我们才惊觉，社会制度的先进与落后，与技术的先进与落后，其内在关联与顺序，也许没有我们之前想得那么简单；我们才惊觉，原来技术可以如此快速、大规模、基础性地改变人类物质世界的底层结构，因而也是可以对上层文明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力量。

以上思考出于我作为一个人文社科脉络中学者的真诚反思，也构成了《文明三部曲》系列第一部《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的部分写作前提：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技术史的梳理，不如说是一部与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思考者的对话。

我关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的脉络，而是一些影响人类历史走向最重大的事件背后发挥着隐秘作用的技术力量，比如，中国先秦时代的大一统必然是一个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它背后有怎样的技术驱动机制？新教改革与自由思想的传播当然关乎我们现代社会的诞生，技术又怎样在其中决定着关联者的“生死时速”？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牵涉到国家政体与结构的根本变化，但这在何种意义上又是由关键技术进步引发的链式反应？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大思潮——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又是在怎样的技术变革中突然爆发出来的？

《技术与文明》撕裂了人文社科思考者曾经关心与熟悉的历史叙事外层。它涉及到的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大问题，然而，我力所能及地提供了新角度。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够先剥开这些旧叙事的外壳，接触到历史那鲜活的、生气勃勃的、带着血淋淋赤诚之心的真面貌，那他就有机会问出更为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现代社会？不同文明会通往相类似的现代性还是不相同的现代性？现代性是伪命题吗？关于现代社会的不同理解会撕裂这个世界吗？

这些问题由《技术与文明》这本书发端，但却注定不能通过这本书得到回答。就写作而言，一本书能够承担“破题”的工作，同时还兼顾有趣，于我而言已经是相当吃力的工作。就学理而言，我经过审慎思考后，认为这个问题也不能在“技术领域”得到全盘解答。但幸运的是，“破题”的思考努力的确令我注意到隐藏在立宪、民主、法治、平等、科研、地缘、文明冲突、世界秩序等种种表层之下的真正框架与力量，而且我认为那也是一个简单的、优雅的、能够切开很多“戈迪亚斯之结”的答案。

《文明三部曲》的第二部《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一部切开“戈迪亚斯之结”的作品。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由何而来？我将在这本书里向诸位读者捧出这个答案。

在这之后，我们的许多疑惑也许会变得相对清晰明朗，对历史的进路也会有更加明确的认知，但这依然不意味着现实问题的全盘解决。人文与社科思考者们未将许多要素和力量充分纳入观察对象与理解框架，并不代表世界未曾被它们改变。近二百年来改变我们世界的最重大力量是什么？它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我们将怎样在文明的逻辑与这些力量自身的逻辑之间寻求平衡点，令世界得以相对向着更“善”的方向演进下去？我希望在第三部书，也就是《产业与文明：事关人类物种命运的博弈》（暂名）中给出一些更为现实的、更能导向可行方案的分析方向。

这就是《文明三部曲》想要回答的事。

此外，关于本书的写作风格与思考表达方式，我也想多说两句。

我是研究政治学与政治思想史出身的，一直习惯于关注历史中的大问题；然而，我相信的是，越是重大的问题，就越与每个人的生活发生着看不见的但却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越重大的问题，越需要简单、朴素的答案，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越过理解专业学术问题的门槛；而要他们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就不能把答案变成理论的玄学与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

老子有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希望我在这三部书中“日损”去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矜自傲、封闭自固与不谙世事，保留下来的是我个人一点点真诚的观察与想法。或许我给出的答案并不正确，但它若能击中另一个同样在思考类似问题的灵魂，那我觉得这套书就已经具备了它应有的价值。

最后，对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说一句，谢谢你的支持，愿你至少觉得我的书足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