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技术的“铁笼”：认识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

韦伯的“铁笼状态”

所有人都同意，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一个技术型社会，默认技术可以改变世界，默认技术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带来更好的未来。但是，我们真的学会如何与技术共存了吗？

想想看吧，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日常与技术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不是行业从业人员的话，我们会在媒体和网络上读到关于某个新技术的报道，会购买智能手机、AI音箱和VR眼镜这类新技术产品，甚至还可能在新技术创造的新岗位上工作，比如新媒体运营。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在与“技术”打交道吗？

当我们使用手机时，我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去思考这里面的GPU、传感器和触摸屏技术到底是怎样交互的，又是怎样融合到一起的；刷头条和抖音时，也并不关心它背后的分发算法究竟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手机出了问题，就把它扔给售后。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是：产品背后的东西与我无关，那是工程师和专家的事。

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受大规模产业分工影响后产生的自然心态。我们只关心新技术造就的产品是不是满足了我们的需求，除此之外的事情，丢给专家。人类社会不断向前，技术不断发展，由此分化的领域越来越多，需要丢给专家的事情越来越多，专家的类型也越来越多。

马克斯·韦伯把这种状态描述为现代社会中的“铁笼”。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末尾，他这样描写：

现代经济秩序现在正在接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深刻制约。这些条件正在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决定着每一个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甚至也决定着那些并未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个人的生活。这种决定性作用也许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那一刻。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该是“披在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丢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钢铁的牢笼。

……

没人知道将来谁会在这样一个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再次出现全新的先知；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旧有观念或理想的伟大复兴；如果不会，那么又会不会在某种骤然产生的妄自尊大的情绪的掩饰下，形成一种机械式的麻木与僵化呢，这同样没人知道。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而且是颇具哲理地，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评说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无用的东西幻想着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峰。”

马克斯·韦伯的“铁笼”比喻，在当下这个全人类无比快速迈入“技术型社会”的年代，完完全全地被映照出来了。每一条供应链里无数的专家所设计研发的产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自以为懂得自己的生活，并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让新技术和新产品为我们的生活服务，但技术却早已一步步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

在电视和大众媒体开始普及的时代，文艺批评家君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就曾指出过一个人类学现象：电视诞生后，家庭内部的交流方式——无论是夫妻还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电视未诞生的年代，晚饭过后，一家人常常围着餐桌，就着茶饮，丈夫读报，妻子缝织，偶尔对话，讨论时事新闻或家长里短；而在电视诞生之后，“对话”变成了“宣讲”，屏幕是演讲者，我们和家人是聆听者，即便偶尔对话，也是围绕电视内容发生的。

智能手机诞生后，我们的交流模式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我们不再面对统一的屏幕，而是每个人都有一块屏幕。人类家庭内部的交流方式已彻底被技术激烈地改变了：婚姻交流模式、离婚率、性别关系……

除了家庭，人类社会还有更多重大领域也因受到技术的影响，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2019年1月，网飞（Netflix）出品了一部纪录片，揭示剑桥数据公司曾经在2016年运用社交媒体和用户隐私数据，为支持英国脱欧的团体提供服务。这个公司分析人们想要脱欧或留欧的原因，制作专门的倾向性广告，只投放给他们锁定的“摇摆人群”，暗示欧盟是造成生活不顺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最终，英国公投脱欧，消息震惊世界。

听到新闻时，你也许会震惊：哦！小小的隐私数据居然有可能改变世界的走向，这真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接下来呢？你不会觉得你能做什么，你甚至会觉得，有那么多专业人士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它一定会得到解决。这条新闻在你的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不再引发你的注意。但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

为解决互联网公司对用户隐私数据的利用问题，2016年，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并于2018年开始强制执行。这部法律要求，任何在欧洲做生意的企业，都必须用假名或完全匿名存储个人数据，并默认使用尽可能最高的隐私设置。从全球范围来看，这几乎是最严格的法律。

也许，这次我们的个人隐私能够得到保护了？2018年底，三位经济学家对GDPR的短期经济影响做了一次测算，结果是，GDPR实施以后，欧盟境内企业的融资金额下降约26.5%，融资笔数下降约17.6%，如果折算成岗位数量，意味着减少了5000-30,000个工作岗位。欧盟的互联网企业页面浏览率平均下降了7.5%，转化率下降了12.5%。由于流量减少，更多企业把网站部署到谷歌上，进一步加剧了行业份额的集中。

一句话，这个法案的后果是让欧盟内的小规模互联网企业增长受到打击，让它们在欧盟外的对手——像谷歌、苹果和亚马逊这样的巨头——获得了更大优势。只是，如果欧洲企业在互联网行业进一步丧失话语权，这会更有利于当地用户隐私数据保护吗？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

在一个技术型社会里，“把问题甩给专家”未必有效。这是因为：第一，专家跟我们一样，也生活在一个个铁笼子里。那些德高望重、受人尊重的教授，未必听得懂网络技术人才在讲些什么。第二，专家组成的“影子政府”，即便比真正的政府更高效，更懂技术，但绝不可能是完全无私奉献、不追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群体，完全有可能只从自身小集团利益出发，而不顾及大众利益。

不了解技术的人，其权利必然会受限，利益也将被剥夺。如果民众还是习惯于把一切都交给专家，习惯于当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巨婴，那么技术专制就一定是必然结果。黑格尔早就在《精神现象学》里说过，主人让奴隶去掌握工具，生产财富供主人享受，最终结果一定是奴隶凭借工具变主人，而主人却反倒变奴隶。这个道理，对于今天所有宣称人民是主人的国家也同样奏效：如果你希望任何一个集团，不管是政府、资本，还是专家群体，要永远都能为自己屁股上的屎负责，那么它一定会想方设法获取解你裤腰带的权力。

5%的人

如何不做技术的奴隶？答案是，清楚地了解技术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首先，我们要学会一种思维方式：任何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定会有90%的工作流程被技术取代。为叙述方便，这里的90%是约数，也是一个假设，不是实际量化水平。

在照相机刚发明的年代，人们需要通过显影液来冲洗底片。早期摄像师冲洗胶片需要几个小时，即便经历了20世纪的技术进步，如今冲洗胶片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若对照片效果要求更高，冲洗时间也要延长。但是，用数码相机打印照片，只需不到一分钟。如果我们把从拍摄到照片产出看作一条生产照片的“流水线”，那么，这个流水线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90%的工作已经被技术进步所取代。同时被取代的还有工作岗位。过去的摄像师拍摄和冲洗需要很多助手，今天，这些助手的工作岗位早已消失。当然，过去的年代修改照片很麻烦，现在我们有PS软件，所以诞生了很多修图师职业。不过，最近已经有人工智能修图软件开始上线使用，预计在不久的未来，修图师也将失业。

通信也是如此。早期电话系统需要先拨到总机，通过接线员转接后才可以通话。后来，程控交换机普及了，这个职业也随之消失。与之类似的，还有电报收发员、打字员……

仔细观察一下这些消失的职业，我们会发现，他们实质上都只电报收发员是因为特定的电报技术存在的；底片冲洗工是因为特定的照片冲洗技术存在的。这些工作流程，就是属于那90%能被技术取代的流程。

那么，剩下的10%是什么呢？是与人相关的工作。——要么连接技术与人，要么连接人与人。

我们不妨再粗略地假设，这两种工作的比例是一半对一半：5%的人负责前者，5%的人负责后者。在这个时代，后5%的人几乎只能靠运气才能取得成功。当然，我们不否认天才的存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可能出现天才推销家，不管他推销的是产品、技术、观念还是政策，他只靠自己的魅力，就能说服别人跟随他，这样的天才永远都会有。但整体而言，在这个信息过分泛滥、机会过分稀缺、阶层过分固化的年代，嘴皮子功夫能博得的信任整体上是下降的。社会越是发展，这5%的工作越是看运气。

我们能讨论的内容，就只剩下前5%——连接技术与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做技术公司的销售吗？意味着做产品经理吗？意味着做医药代表吗？

不。这5%的工作，意味着“跨域”。

你并不是要把一项技术卖给什么人，而是要发现，某项技术能够为什么领域带来价值。要实现这一点，既要真正了解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什么，它的优缺点和发展进程大致是怎样的，又要了解它所施展的领域，它真正的需求在哪里，市场规模是怎样的，能够取得多大的替代效应。

在技术飞速更替的年代，眼光只局限在本身的专业领域是件很危险的事情。2018年，康师傅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与去年相比营收同比下降4.19%，引发股价大跌17.74%。这个数字的背后是2013年到2016年中国方便面市场年销量从462亿包跌到385亿包，而让出来的市场份额，则被外卖占据了。实际上，康师傅在方便面领域的竞争优势一直在加强，然而，移动互联网让它遇到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对手。

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的人一定属于那5%，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也一定属于那5%。无论是在技术竞争中取得优势，还是在社会管理方面战胜疫情，都需要这样的“跨域”能力。

但是，“跨域”能力的核心又是什么？——是认识技术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能力。

打破铁笼

《三体》里有这样一个关于物理学定律的“农场主假说”：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十一点来给它们喂食，而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一直在观察这个现象，在观察了近一年都没有例外后，它认为自己发现了火鸡宇宙中的一条伟大定律：“每天上午十一点，就有食物降临。”于是，在感恩节的早晨，它向火鸡们公布了这条定律。结果是，这天上午的十一点，食物并没有降临，反而是农场主把它们都捉去杀了。

这个假说其实最早来自罗素，是个纯粹的哲学假说，跟物理学没有太大关系，但用它来描述“铁笼”中的人的思维方式，却是很恰当的。“铁笼”中的专业人士认为，持久不变的“宇宙定律”往往来源于专业领域的固定思维。然而，纵观人类知识史，没有哪个专业领域不曾发生过知识系统的变迁。

我曾结识一位来自全球知名外企的高管，后来跳槽到数一数二的互联网公司。他私下里向我吐槽，刚进公司时，他完全看不起互联网公司自由散漫的行事风格和管理方式，觉得这帮毛头小子根本就是没有规矩，也不懂得怎么制定计划。但事实却是，这家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至今仍在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了他当年所在的外企。

另一位朋友则是经济学博士，去年到某地方政府部门挂职，用他的原话说，他工作后的最大感受是“丈量了知与行之间的鸿沟”。他意识到，按照数字和图表制订的规划与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遇到数不尽的意料外障碍，而解决方式也是数字和图表无法概括的。当然，他依然对自己的“理性人”模型信心满满，只是认为，“要加入人性这个可以量化的变量”。

无论如何，他们两人都打破了原先所处的“铁笼”，这是好事。比起别的事物，人类更容易成为观念的俘虏。就像辜鸿铭先生曾经在北大课堂上说的那样，剪掉头上的辫子简单，剪掉心中的辫子困难。如何才能真正打破观念的“铁笼”？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技术型人才，不妨借鉴一下社会科学的视角；如果你更擅长人文社科领域，不妨试着关心一下技术上的“硬变量”。

比如，一位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前段时间发来前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访谈，并且标红了其中关于零利率和负利率的一段。在他看来，整个金融领域的规则就是建立在正利率基础上的。欧洲实施负利率，已经让他大跌眼镜。如果美国也跟进（虽然耶伦并未主张这么做），岂不是等于全球都要进入负利率时代？如此一来，诞生了数百年的现代金融岂不是要彻底洗盘？美联储这么做，岂不是自行降低美元信用？国际关系界的民科们天天讲美国如何利用美元割全球韭菜，那他们这么做是要干什么？

我想了想，回复他说，你需要从金融和经济学的专业视域中跳出来，看看人类社会技术层面的“硬变量”。欧洲负利率的实施有一个基本的背景条件，社会的老龄化已经让一个国家和社会进入人口负增长年代。日本已经进入，而欧洲则是靠着移民才能勉强维持，但移民本身又带来了诸多问题。利率的本质是什么？是时间的贴现，是“未来”的价值。如果一个国家预计自己未来创造财富的人口数量将减少，那么正利率当然无法继续维系。耶伦这样讲，是她看到了移民收紧、大的人口趋势对美国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与阴谋论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中国、韩国、越南……很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在加速下滑，这是个值得全人类审慎对待的问题。跟这个问题相比，几百年的现代金融史，又算得了什么呢？

社会科学领域从业者应该学习一下技术人的思考路径，反过来，技术人也要看一看社会在想什么。2012年，谷歌发明了大名鼎鼎的谷歌眼镜，它可以通过声音和触摸控制，拍摄影片，浏览新闻，提供交通和地图服务。这款让人惊呼进入科幻大片时代的产品在2014年上市，2015年即停产。它不受欢迎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担心它会侵犯隐私，有人觉得在公共场合对眼镜说话给人的感觉很奇怪，有人觉得眼镜上的显示屏幕会分散注意力，更多人则单纯地想要问一个问题：用1500美元买一个功能基本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实现的高科技玩具，到底图什么呢？

从消费者的需求来说，眼镜与手机的最大区别，在于解放双手。但是，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解放双手”真的是一个那么有价值的需求吗？市场告诉谷歌眼镜，答案并非如此。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像谷歌眼镜这样有高科技感，却因需求不足而失败的发明比比皆是。技术人才追求科技进步的动力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根本而言，技术的发展终究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不了的，自然会被淘汰。

有段时间，中国网民非常热衷于讨论理科思维和文科思维谁更重要的问题。理科生叫文科生“文傻”，文科生叫理科生“理呆”。其实，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老梗。80年代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然而90年代市场改革深化，口号就变成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文傻”和“理呆”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双方都可能“被失业”，只是经济周期决定了哪一方的失业率大于另一方而已。在自身的领域学得再扎实，也不过是增强了那90%可以被机器替代的技能而已。真正关键的，是具备那5%的能力。

技术领域和社会规则，实际上互相决定了彼此“铁笼”栏杆的构成成分。谁要想在更宏观的层面上理解究竟是什么约束住了自己的思维框架，谁就该去学习一个与自己熟悉的思维框架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当然，这里的“学习”并不意味着成为另一个领域的专家，而是学会另一个领域的思考方式。

（本文摘自张笑宇著《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