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致、孟飞和黎汉杰合作整理的《周策纵论学书信集》（中华书局，2020年）收有周氏在1971年2月28日写给潘重规的一通书札，提到此前赴香港参会时因为行程匆忙，“致未能一睹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原本，诚为憾事”，好在返回美国以后，“细读尊著《王钞考》一文，发微显幽，可谓百世而后钱、王知己，而湔洗钱氏沉冤，尤为难得”。信中提及的“《王钞考》”，指的是潘氏刚刚脱稿的《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考》，文中介绍了自己收藏的一部清钞本《初学集》，“凡五厚册，全书几达千页”，“钞写字体在行楷间，秀逸流丽，通体用朱笔勘校，复加圈点”。经过钩稽排比相关史料，潘重规推断这一钞本当出自清初画坛“四王”之首王时敏（号烟客）的亲笔，并对其钞校始末、文献价值和递藏源流等逐一予以考索阐发。
钱谦益
钱谦益早年即列名东林党籍，虽然仕途迍邅困踬，却颇得士林清誉，易代之际却觍颜投敌，依附新朝，尔后又忍辱负重，四方奔走，以图复明。所以在乾隆年间，他就被视作贰臣，已经刊布的著作如《初学集》《有学集》等均遭禁毁，《投笔集》等直至清末才渐为人知。潘重规对钱氏生平著述的关注，其实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他另有《钱谦益投笔集校本》（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卷首《题辞》开宗明义便提到：“牧斋《投笔集》，传世极稀。四十年前，张公溥泉以所藏抄本示先师黄君，曾于侍坐顷一见之。结想逾深，时萦魂梦。”早年在黄侃身边随侍问学时，他就有缘见到过张继（字溥泉）收藏的《投笔集》抄本。张氏藏书丰赡且不乏精善，与黄侃时有往还交流。黄侃所撰《日知录校记》（量守庐刊本，1936年），在自序中提到“沧县张继溥泉以所得旧钞本《日知录》见示”，“侃得因以撰成斯记”，就得到过他的大力襄助。那部不知其详的《投笔集》抄本尽管只是惊鸿一现，却显然给潘重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百般蒐求到这部王时敏钞校的《初学集》，并仔细考察其渊源背景，未尝不是某种特殊的补偿心理在起作用。
崇祯刻本《牧斋初学集》
康熙刻本《牧斋有学集》
钱谦益在明末清初的政界、文坛和学林均享有盛名，但因为在嬗代之际大节有亏，后世对其多有指摘讥嘲。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条痛斥谢灵运（康乐）、王维（右丞）是文过饰非、盗名欺世的典型，又说“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当即隐指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失节文士。赵翼《瓯北诗话》卷九更是直言不讳，“钱谦益已仕我朝，又自托于前朝遗老，借陵谷沧桑之感，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其人已无足观，诗亦奉禁，固不必论也”。类似的意见此后相沿成习甚至变本加厉，今人吴晗所撰《“社会贤达”钱牧斋》（载1948年《中国建设》第六卷第五期，后又收入《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就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斥责钱氏“在民族兴亡，国家存灭的严重关头”，“经不住考验，作了两朝领袖，名教罪人”。尽管初衷是想藉此影射时事，然而选取钱谦益来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也足征其声名狼藉，几成定谳。潘重规在《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考》中着重考察了钱、王二人自顺治迄康熙数十年间的交游酬唱，旨在钩沉索隐以发皇心曲。他虽然也承认钱氏“贻羞千载，惟在易代迎降之际”，可与此同时又特别强调，“其为贪生而事氈裘，抑乃忍辱以图兴复，此层公案，犹待推勘”，绝不能轻率地将前人评议视作定论。究其原因，就在于“抱志之士，遭值坎壈，最难知者肺腑，最可议者行迹”，旁观者很容易被一时的外在行迹蒙蔽误导，所以更应该设身处地，深具了解之同情，以揭橥其隐秘幽微的内心活动。
这部完成于顺治六年（1649）的《初学集》钞本内钤有“蒙叟”阴文朱印，可知钞校之后经过钱谦益本人过目审定，而其中内容与正式付梓的各种《初学集》多有出入，恰好提供了不少蛛丝马迹可供洗冤辩诬。如卷一《临淮田舍题壁赠王鹤年》，在明末瞿式耜主持刊刻的《牧斋初学集》中，末两句作“恨君不渡三岔水，生取□□□□归”，由于经过剜改而阙漏四字，清初钱曾所撰《牧斋初学集诗注》则径直将此诗删剔不录，所以清末据此二本合校的邃汉斋排印本也无从补足。而根据钞本可知所阙四字为“又（奴）儿合赤”，即清太祖努尔哈赤。潘重规据此概述全诗内容，乃是“慨老将之废置，恨其不得渡辽平虏，生取奴儿合赤以归”；又剖析钱氏诗旨之深切及处境之危殆，“其痛心国仇，欲擒建奴之宗祖，以雪大耻，伸壮志，使清帝见之，虽寝皮食肉，岂能逞其忿嫉”；继而慨叹钱氏含垢忍辱之不易，“使非此钞本幸存于世，则牧斋此诗忠愤之情，终湮没于地下矣”。钞本中某些因时代原因而造成的误书改写，也往往透露出耐人寻绎的深长意味。潘重规在翻阅比勘中就发现，钞本中“胡奴之‘奴’，皆省写作‘又’”，而悬揣其缘由，“盖其时清室初缔，方事干戈，未张文网，然钞者早虑及此”，王时敏在钞录校勘时就已见微知著，预见此后文深网密，为了全身远祸而藉此防患于未然。正因如此，潘重规在全文最后才会感喟万分，“此余所以抚卷踌躇，重有感于烟客之微旨深衷，而尤悼念牧斋之苦心隐恨也”，足见这个钞本在考察钱、王二人的交游互动以及各自的内心隐秘时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价值。
周策纵在信中推许潘重规为“钱、王知己”，进而申说道，“盖钱氏固有其弱点，然易代处境不同，所虑各异，后之论者放言，往往未克援情实，徒为诛心苛论。而欲反积谤，亦难据实迹，史家处此，惟有望叹。然倘得高明揭发事实，使真相大白，则读之令人痛快可知也”，对其态度之平正、证据之确凿、立说之谨严都深有体会。他甚至还提醒潘氏留意，“章太炎先生早有高论，兄可参考，此公有先见”——指的应当是《訄书》重订本《别录甲》在论及钱谦益时所说的“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云云（据《章太炎全集》所收朱维铮点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论学书信集》的整理者在此没有添加注释，倒是不妨稍作说明以便读者。《论学书信集》中另有几封书札，如1970年12月20日致吉川幸次郎（又题作《论诗小札——与吉川幸次郎教授论钱谦益〈梅村诗序〉及情景论书》，载1971年《大陆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三期）、1972年7月20日答柳作梅（又题作《关于钱谦益〈梅村诗序〉问题的结论》，载1973年《大陆杂志》第四十七卷第一期。《论学书信集》整理者未依例注明发表情况），可见他对钱谦益多有关注研讨，能对潘文作此知言之论并提示线索，也就不足为怪了。
潘重规先生
即使仅从版本流变的角度着眼，这个钞本也值得重视。潘重规发现其中一篇《石田诗钞序》，在题下注有“刻集未载”四字，然而在现存刻本卷四十中，此序并未佚失，文字也没有任何歧异。他由此大胆猜测，“岂烟客所见刻本与今刻本又颇有参差耶”，怀疑王氏当初见到的或许还有不为今人所知的其他版本。更有甚者，在现存刻本卷三十一中有一篇应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之邀撰写的《汤义仍文集序》，在钞本中非但改题为《玉茗堂集序》，内容也与前者大相径庭。如刻本中序言开篇云：“临川汤义仍文集若干卷，吴人许子洽生以万历乙卯，谒义仍于玉茗堂，而手钞之以归者也。”在钞本中则作：“吾友许子洽氏，以万历乙卯，谒义仍先生于临，携所著古文以归，集为十卷，而属余序之。嗟乎，义仍诗赋与词曲，世或阳浮慕之，能知其古文者或寡矣。”潘重规又详加比对，发现“以下全篇文字均多异同。知抄本付刻时，牧斋颇有所点定也”，推断钞本所录当为该序原貌，而在刊刻时此文又经过钱氏改窜，才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古人将平日所撰诗文收入个人别集，在正式付梓或是校订重刻时，往往会加以删改增损。今检明末崇祯刻本《玉茗堂选集》，在文集部分冠有钱氏序言，其内容确实与钞本完全相同（参见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所附《汤氏诗文各集原序辑存》，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可见潘氏所作推论不误。钞本与刻本之间的离合异同，为梳理《初学集》的早期递传源流，毫无疑问提供了重要佐证。
不过《初学集》中所收诗文均作于明代，据此推求判定钱谦益入清之后的心态变化，终究难以圆融自洽。为此潘重规再接再厉，两年后又推出《钱谦益投笔集校本》。《投笔集》的形式相当奇特，上下二卷共存诗十三组，每组均次韵奉和杜甫的《秋兴八首》，合计一百零四首；卷下另有自题诗两组共四首，诗中有云“孤臣泽畔自行歌，烂熳篇章费折磨”（《吟罢自题长句拨闷二首》其一），自拟为行吟泽畔、彷徨失所的屈原，又说“百篇学杜拟商歌，墨渖频将渍泪磨”（《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二首》其二），足见其长歌当哭而兴寄遥深。就其内容而言，则直接表现了上起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军大举反攻南京，下迄康熙元年（1662）南明桂王政权覆亡所发生的一系列风云变幻的史事。在此期间钱谦益暗中与瞿式耜、郑成功等互通声气，多有联络，诗集题名就寓有“投笔从戎”的意味。钱氏后来将入清以后所撰诗文编为《有学集》，《投笔集》原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诗中所述干犯禁忌，显然不宜公开。钱曾在筹备刊刻所撰《牧斋有学集诗笺注》时，就由于“慎不敢钞”（见第十二卷目次下小注），最终不得不将其单独抽出，未予付梓，以致该集此后仅能依托传抄流布于世。然而正如清末邓实（署名“鸡鸣子”）所言，《投笔集》虽秘而未刊，“然江南藏书家多有写本，东南人士之留心文献、不忘故国者，恒以一得见其书为快，故传钞殆遍”（《国粹丛书》第二集《投笔集》排印本跋，国学保存会，1906年）。潘重规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就偶然发现了两种清初的《投笔集》钞本，其中一种出自康熙年间陈仁懋之手，“字颇工整，又以朱笔点记字侧，书所校误字于眉端”，另一种则为焦氏所藏，书写“颇草率，亦颇饶胜处”（《钱谦益投笔集校本题辞》）。考虑到两者各有所长，他索性取以比勘校订，最终汇为一编。清末宣统年间，国学保存会、风雨楼、邃汉斋等曾分别根据旧钞本排印过《投笔集》，不过潘重规的这个校本仍有不少可供参考采摭之处。在卷首题名处，潘氏有案语称：“焦本作《投笔诗集》，注云：‘原编第十二卷，今集无。’”就隐约反映出此集先前曾经编入《有学集》，其后又被抽出别行的曲折经历。文字方面也有一些与清末各种排印本不尽相同的地方，如卷上《金陵秋兴八首次韵草堂韵》其一“万户秋声息捣碪”，陈本“秋”作“愁”（国学保存会本亦作“愁”）；又其六“好收残泪览神州”，焦本“好”作“教”；卷下《后秋兴之八》其一题下小注“拂水拜墓作”，焦本“水”下另有“山庄”二字；又其五“身与秋容共数间”，焦本“容”作“云”。潘重规在校订过程中偶尔也会酌加按语，如卷上《后秋兴之六》其八“要勒浯溪须老手”，潘氏有案语称：“焦本‘手’作‘钱’。规疑当作‘篯’，牧斋自称篯后人。《广韵》：篯，即浅切。”诸如此类，虽稍嫌饾饤琐屑，但如能逐一覆按考较，于勘误正谬而言想必也不无裨益。
在这个校本之后另附有潘重规所撰《读钱牧斋投笔集》，简要考述其成书结集的经过，并结合史事对部分诗作略加串解。全篇行文似乎较为随意，故不免略有失察讹谬，甚至将投注大量精力笺注过《初学集》《有学集》的钱氏族曾孙兼门人钱曾误称为“他的侄儿”。若与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对《投笔集》所作的大量细致考订抉发相较，其疏略阙漏更不待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屡屡会出现一些极其情绪化的表述，经过反复酝酿蓄积，最后终于难以遏制，一吐为快：“我雪涕读罢《投笔集》，凭吊老人的身世，钦慕老人的文采，他受异族帝王的诛伐咒骂，他受本国士夫的贱视鄙夷。他的心事埋藏在蠹简残篇中，他的行迹灭没于荒烟蔓草里。幸而《投笔》一集，通过查禁焚坑，不绝如缕，把老人一腔碧血，一寸丹心，重现在三百年后的读者心眼中。使后世读者听到老人欢呼、感愤、悲伤、呜咽的声息，把老人反抗异族的真情真事传到每一个读者的耳目之前，使三百年来眯目沙尘，刮磨净尽，这或许也是天公要分别皂白的时候了吧！”情绪之激越跌宕，感慨之痛切深挚，与同样收入校本作为附录的《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考》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与“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的陈寅恪相较，也足以等量齐观而不遑多让。
潘重规《读钱牧斋投笔集》
潘重规如此注重表彰钱谦益入清以后“山河虽改，志事不颓”（《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考》），以至“如痴如醉，昼夜彷徨”（《读钱牧斋投笔集》）的表现，其实和他一贯秉持的研究旨趣密切相关。晚清以来排满、反满的思潮本就潜滋暗长，章太炎、黄侃等人更有着根深蒂固且极为激进的华夷观念。潘氏平生治学虽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然而从社会氛围、师承渊源等方面受到影响濡染，偶有兴致探究文史，也每每会在其中寄寓同样的怀抱。他在《亭林诗发微》（收入《亭林诗考索》，新亚研究所，1962年）中就格外强调，“当中国被满清侵占以后，汉族的革命武力相继失败。一班遗民志士，迫不得已，只好使用热血和脑汁，将满腔义愤和反抗行动记述下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一段时期汉族志士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从残余的隐秘的材料，摸索访寻”；在《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收入《红楼血泪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中也着重指出，“本书的作者确是一位经过亡国惨痛的文人，怀着满腔的民族仇恨，处在异族统治之下，刀枪笔阵，禁网重重”，“在无可奈何当中，惟有用最巧妙的文辞，通过异族最严密的监视下，保存兴亡绝续之交的一段信史”。所论是否贴切可信，姑且暂置不做深究，而将《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考》《读钱牧斋投笔集》等置于其间，则显而易见不仅各篇主旨可以互相印证生发，在研究方法上也足资比照合观。
钱谦益的著述自晚清以来逐渐重见天日，目前最便读者日常翻览的，当属钱仲联标校的《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以及将三者汇编而成的《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可惜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诸集在整理时选择的底本并不精善，参校本也不完备——潘重规收藏的《初学集》和汇校的《投笔集》就都不在其列。虽然在此前后另有数家，如周法高《牧斋诗注校笺》（三民书局，1978年）、卿朝晖《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都参酌借鉴过潘氏的研究成果，但前者仅汇聚诸本纂为长编，且需与其另行编印的《足本钱曾牧斋诗注》（三民书局，1973年）配套使用；而后者专注于《初学集》中的诗作，尚未遑顾及其余部分；而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者竟然都未能直接利用那部王时敏钞校本《初学集》。潘重规在编辑《钱谦益投笔集校本》时，曾附有三帧王钞本书影，只是吉光片羽，终究令人未惬于心。十余年前偶然得到过一册《石禅藏书：潘重规先生藏书图录》（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8年），内有拓晓堂《潘重规先生藏书图录序》，称“先生现存的抄校稿本五十三部，居其藏书之太半”，并胪列了不少名家抄校稿本的名目，有一些还另配有书影以资赏鉴查核，却唯独没有见到那部让潘重规津津乐道、寝馈其中的《初学集》钞本，不知是否已经转归他人所有，更不知日后能否再次公诸于众？周策纵当年因未能亲睹此书而深以为憾，如今披览至此，也不免略感怅惘失落。
周法高《牧斋诗注校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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