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作家李洱、评论家杨庆祥与作家笛安做客码字人书店，就香港小说家西西的长篇新作《钦天监》展开一场有关文学和历史的对谈。据《钦天监》的责编刘盟赟透露，这一新的故事以十七、十八世纪康熙一朝为背景，上接四十年前西西写乾隆时代的《哨鹿》。今年一月，《钦天监》的简体中文版，由活字文化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世界·观推出。
五六年前，西西停了报刊上的专栏，专心写作《钦天监》。因右手失灵，她每天只能用左手写几百字，字非常大，歪歪扭扭的，再由相识多年的编辑何福仁帮她打成稿子。创作期间，西西还患上黄斑裂孔，术后恢复的四五个月里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但最终西西还是战胜了眼疾和左手写作的不便，在2019年底完成了这部近十七万字的小说。
“西西在后记中提到，因为不精通电脑，且书中涉及大量的天文、数术等知识，所以在写这本书时进展非常缓慢，连她自己都不确定是否能坚持。所以，我们拿到这部书稿时，西西也是充满了期待。”刘盟赟说。
活动现场@码字人书店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钦天监》把背景设定在康熙年间，刚刚经历改朝换代剧变的中国，同时迎来新思维的挑战：明清几代帝王对传教士的开放态度，使西方知识体系第一次全面地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强烈的刺激和冲击。以观天象为业的周家从南京迁居北京。周若闳子承父业，进入钦天监——这一由传教士主导的天文观测机构学习。
李洱想，如果是他来写《钦天监》，他或许会写汤若望的故事，写利玛窦的故事，因为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后，他们掌管这一块。汤若望当过钦天监的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角色，因为天文台在古代与国家的立法、皇位的选择都有关系。当年汤若望曾向顺治力荐康熙，可见监正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但西西在《钦天监》中的处理方式让他惊讶：她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历史中那些百感交集的沧桑的一面过滤掉了，做了“某种松绑式的描述”，并花了很多笔墨在周若闳学习的过程——既学地上的经史子集，又学头上的星空。
“西西的古文功底很厉害，小说中引用了大量古诗词。”李洱举例，比如她引用杜甫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李洱以前认为“参”和“商”是两颗星，看了小说才知道“参”和“商”是同一颗星。西西在书中写道：“其实参和商是同一颗星，就是太白金星，好像一个人分别扮演两角，有时在清晨出现，称为‘参’；有时在傍晚出现，就叫‘商’。早上出现，晚上就不会露面了；晚上出现，早上就不会再见。”
“当我再看杜甫这首诗，我马上就理解了。西西对这首诗的理解是和这本书的主题有关的，它变成人和人的不相见，‘我’和早年的‘我’的难相见，这里就包含了人对自我的探索、人学习的过程其实是如此艰难。在某种意义上，西西的《钦天监》也是写这样一个主题。”李洱说。
笛安表示，她读《钦天监》的感受和读《我城》完全不一样。“当西西写到一群小朋友到钦天监这样一个神秘的机构，去学习大清朝只有几个人会的一项技术——看星象，我脑子里老想的是《哈利·波特》的霍格沃兹学院，觉得很有意思。我喜欢看的反而是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是他们学习的过程，而后半部的宫廷斗争是另一件事。前半部看起来是在讲一群小朋友学习新鲜的技术，但它背后还说了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文明的相遇。”
今年1月，《钦天监》的简体中文版，由活字文化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世界·观推出。
一样题材，两种美学风貌
因为《台港文学选刊》，李洱在1980年代就知道了西西。在他看来，港台大多作品都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跟1980年代的文学气氛很合拍。“她的叙述跟当年大陆知青作家的小说差别很大。大陆小说包含了很多苦烈的、愤怒的、激烈的情绪，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港台作品，除了陈映真之外，那种愤怒的情绪比较少。某种意义上，这些港台作品可以看成是按着胡适和林语堂这条路走下来的，包含了非常平和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的一面，同时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所探索。”
到了《钦天监》，李洱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宁静的心情，这和读大陆作家作品时的紧张感差异很大。李洱还认为，以后可以讨论大陆作家跟港台作家在面对同样题材时，为什么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美学风貌与写作伦理。
杨庆祥也认为港台作家的文化品位里有一种非常清雅的风格——“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而在中国大陆，以“50后”这一代为代表的作家，最开始的写作基本上是模仿欧美作家，是极端美学的风格。“当然，极端美学也可以有很大成就，但不适合于文学作为一种美学或一种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就像如果在《钦天监》和《丰乳肥臀》中给小孩做推荐，我会选《钦天监》，等到小孩的美学培养到一定程度了，再推荐读《丰乳肥臀》。”
杨庆祥现在在人大主要教中国大陆文学史，他发现很多喜欢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生学了一两个学期就不学了，并在读研时转而去读中国古典文学，这群学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里写的多是暴力、血腥、恐怖，所以回到了古典文学的谱系里，去找美的感觉。
在此前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杨庆祥还提问为什么中国大陆作家在写中国百年历史时总是写得那么紧张、那么亢奋？或许是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有它残忍的一面，所以我们感到紧张。“但我也有一个疑问：中国史还在继续进展，鲁迅他们写了，50后写了，60后写了，那90后、00后……后面的年轻人还会一茬一茬地写这个东西，难道我们就永远地写这种紧张吗？有时我想这是我们自己限制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或者对现实的想象。”
他说：“或许在90后、00后那里，他们的生命状态更加从容，更具弹性。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讲‘佛系’，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变化了，所以以后的写作范式也可能发生变化。我最近读到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感觉那种紧张感已经消失了，是一种更加从容、更有回旋余地的感觉。恰恰就是在这种从容和回旋的余地里，古典的文脉勾连起来了。”
香港小说家西西是继王安忆、陈映真之后的“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曾斩获美国“纽曼文学奖”、瑞典“蝉文学奖”、香港书展年度作家等多项文学大奖。
“在历史的天空放风筝”
此次对谈的主题是“在历史的天空放风筝”。刘盟赟谈到该主题的由来：“西西总是像‘放着一段很长的风筝线’一样去看问题，相对比较轻松，或者说她对于一个普遍认为很重要话题的处理，在她那里就‘举重若轻’。那条风筝线是在西西的手上，而那条线的源头在哪？其实是在香港。”
除了《钦天监》，西西还创作了《哨鹿》《我的乔治亚》这两部历史题材小说。1986年，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哨鹿》聚焦在乾隆年间，写的是乾隆去木兰围场出狝，被刺杀。她说这是根据郎世宁的一幅古代卷轴画，以这种观看方式来书写的一本小说；而她生病前后创作的《我的乔治亚》，是西西想象了一个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写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
“无论在《钦天监》里，还是在《哨鹿》《我的乔治亚》里，都体现了一个特点，西西关注最初的原点，她想探究香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刘盟赟说，比如《钦天监》的开场有点像《山海经》的开场，传说中有一座什么山，往这座山上去是什么，过了这座山是什么……像一种神话的开局，一种绝地天通的开局。“所以，这本小说里她提到马戛尔尼访华，那是中英之间某种直接的见面，而这可能就是某种草蛇灰线。小说《我的乔治亚》也是，在乔治时代谁派马戛尔尼来访华？就是乔治三世。”
李洱也认为，《钦天监》在某种意义上是西西回到“文化的童年”、回到东西方文化最早接触的那个时刻，他建议把《钦天监》作为青少年的推荐书目，让他们更好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而得知《钦天监》率先在大陆出版后，杨庆祥建议尽快出繁体版，并认为《钦天监》更适合中国港台地区的青少年阅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文化究竟来自哪里。
笛安也提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她说，读者在了解历史、阅读历史小说的时候，时常会把一个朝代、以及明清时期都误认为是一个整体，因此作家和小说家都有责任告诉读者那段时期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偶然，但有的时候好像还是有若隐若现的一条线，就在所有的混乱、偶然之中有那么一个轨迹，这个是观察历史的时候，我认为非常迷人的地方。”
《哨鹿》和《我的乔治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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