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3月27日，胡适（1891-1962）完成了那篇著名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并在友朋间传阅、交换意见。此文之发表，实具备里程碑式的意义：于红学，胡适摧破索隐红学的若干旧说，开辟“新红学”（或曰“考证红学”）的一片天地，今天《红楼梦》研究的若干核心议题，皆始于胡适；于文史范式，胡适旨在“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故谈“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或“现代学术之产生”，胡适此“考”，举足轻重。
以往学者论及胡适的学术贡献，往往认为胡适在论战中大获全胜，“考据派”取代了“索隐派”。不过，颇为吊诡的是：回首这一百年的红学发展进程，“索隐”旧说并未停歇，且方法、观点日臻细密；不少声称继承胡适学术遗产的研究者，也在论著中由“考据”而羼入“索隐”，甚至特别高扬这类研究的价值。正如陈维昭所论：“自传说成为1921年（尤其是1927年）之后新索隐的基础和核心。在后来，这种新索隐不仅仅以“猜谜”形式（如80年代赵同的《红楼猜梦》、李知其的《红楼梦谜》问世，而且存在于大量以“科学考证“面貌出现的论著（如关于曹雪芹生平、家世、脂本、佚稿研究）之中。”（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凡此，都令“楼外”之人，对红学研究存在或多或少的疑虑。
溯其根源，乃在于红学史上所谓“考据”、所谓“索隐”，更像两种理念相通、观点不同的派别，在认识论上难分难解——其意有二：一是两种理念纠缠错杂，在认识论层面没有划分明确界限；二是尽管索隐派的具体观点往往讹谬百出，但所谈理念渊源有自，不乏可取，“考据红学家”的驳论反而时显简略。这些，在百年以前，胡适与蔡元培（1868-1940）的论辩中，就可见一斑。
胡适《红楼梦考证》
胡适的进攻
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宗明义——“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于是力驳几种流行的索隐说法：“清世祖董鄂妃说”（代表为王梦阮《红楼梦索隐》，1913刊）、“康熙朝政治小说说”（代表为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916刊）和“纳兰家世说”（乾隆时已流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等论说较详）。
胡适早年写的《藏晖室札记》中，认为“《石头记》……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情节多“深慨明室之亡”“满汉民族关系重要之点”；又认为作者是满人“贾宝玉”，曹雪芹只是增删之“知音”。此稿无写作日期，但与胡适《藏晖室日记》庚戌册（1910年）形制基本相同，可能写于同时，即胡适在上海公学读书时期。（《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节录）》，宋广波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4页。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系之于1909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这些观点，“索隐”意味颇浓，且与蔡元培的观点相切合、呼应——在《红楼梦考证》中，恰好成为胡适直接批驳的对象，可能带有“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意味。但有趣的是，这段笔记有胡适的眉注：“书中提起‘胡老明公’，此误也。十、四、十，适。”在与顾颉刚（1893-1980）、俞平伯（1900-1990）等人通信，讨论、修改《红楼梦考证》，建立文史研究新范式的当口，却只在此标注了相对次要的一处细节，并非批注上述札记在整体观念上的局限性，其中心态，也许值得进一步考索。
胡适批评索隐观念，借力于同时红学批评不少——称蔡元培为“笨伯猜笨谜”，已见于成之（吕思勉，1884-1957）“必欲考《红楼梦》所隐者为何事，其书中之人物为何人，宁非笨伯乎”（成之：《小说丛话（续前期）》，《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8期，47页）的说法；其《红楼梦考证》中，明确引了钱静方（1875-1940）《红楼梦考》（见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附录）的“空中楼阁”一段，此外写法、材料、观点的相似相通，更是一望可见。
对蔡元培索隐说法之错谬处，胡适的批评直接了当。《红楼梦考证》中指出：如按蔡元培的主张，则作者所做谜面，多粗率牵强，任意去取，故为“笨伯”“笨谜”。这类主观、任意的推理索隐，胡适一概目为牵强附会，这当然合乎《红楼梦考证》所持实证主义的研究态度。
在攻驳几种流行的索隐成说之后，胡适展开立论，要以对著者、版本等的考据，打破“谜学”“附会”，建立“隐去真事的自叙”之说——在“改定稿”中，胡适“改正了无数大错误”，加入曹贾互证的若干材料，并在此后的研究中，甚至出现了“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胡适：《治学方法》，台北《中央日报》，1952.12.2）的斩截论断。对《红楼梦》的虚构文学性质，及“考据癖”的局限性，胡适固然曾有通达认识，但烟云模糊及霸悍之论也不少，对此后红学发展的“误导”也时常有之。
这多少有点“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庚辰本二十一回前脂批）的意味，也可说，是胡适红学的“先天不足”。
胡适
蔡元培的反击
秉承“兼容并包”理念的蔡元培，在红学论战中始终颇具风度。《石头记索隐》所附的钱静方《红楼梦考》，在综述各家索隐之后，实较倾向明珠家事说，并认为康熙政治小说之说，“虽较明珠之说似为新颖，而欲求其显豁呈露，则不及也。”蔡氏书中并提及“相传董小宛实非病死，而被劫入清宫”的索隐观点，钱静方指出孟森《董小宛考》（1915刊于《小说月报》）早已言其非，蔡元培亦结合出版家张元济（1867-1959）的建议，将孟森此文特别附入书后。（《致蔡元培》，《张元济全集》第三卷，“（1916年）十一月廿二日”，第460页。）这两篇文章，在时人看来均是对索隐的否定（如许啸天：《<红楼梦>新序（初稿）》，《红楼梦》，上海群学社1923年4月，见《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第97页。），但蔡元培将其附入书后，可见其气量、自信。
对胡适的批评亦然。蔡元培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关心《红楼梦》中“隐”事，《石头记索隐》是其平生用力之作，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严刻批评，以“笨”讽之，但蔡氏不以为忤，反而“甚佩”（见胡适日记引，1921年9月15日），并帮胡适从徐世昌晚晴簃借得重要曹学文献——敦诚《四松堂集》刻本（胡适日记，1922年4月21日）。
蔡元培与胡适书信往来不断，二人经常交换红学材料、文章，亦共同参与社会活动、教育事业。1921年底，蔡元培因腿伤住院，他在1922年1月4日给胡适的信里说，“弟对于‘附会’之辨，须俟出院后始能为之。”很快，在本月30日，蔡元培即回敬了一篇商榷长文，即著名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所谓“商榷”，大致分为两部分，一为“立”索隐之合理性，一为“破”胡适之考据新说。
所“立”依据，首先在于“情节”之考据价值。这，与胡适侧重考据作者、时代、版本并不矛盾，且似乎针对胡适“初稿”中“《红楼梦》全部书没有史事可考”一类的话。情节如何考据呢？蔡元培自认，兼用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三法，并非孤证，方肯言之；又只列数十则，并非“事事证明”，也属矜慎。这一点，从今存蔡元培《日记》中亦可窥得一斑——不少“索隐”信息并未被纳入《索隐》书中（参刘广定：《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补遗》，《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1辑）。于是，胡适眼中的“任意去取”，在蔡元培这里恰是“慎言其余”。进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蔡元培指出，文学作品中的“真事隐”与研究者的“索隐”，在中外文学史上均有传统，而同为乾隆朝成书的《儒林外史》，其部分原型见于金和（1818-1885）跋文，恰用“笨谜”方法——是彼而非此，有双重标准的嫌疑。
所“破”内容，仍在方法论层面。若《红楼梦》是一部“自叙传”，那么曹家历史是否等同于小说中的贾家？——甄、贾之分别；接驾之次数；焦大之谩骂；护官符之影射，都可证明“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家也”，鉴于曹雪芹只是“增删者”，其他影射当然可上溯至康熙朝。于是，胡适的考证，只可成为索隐之补充，但并不能真正摧破索隐成说。
上述论断，虽不足以证明《石头记索隐》的合法性，但论述“索隐”红学的合理性，实际不乏独见，而且在后续的发展中，呈现出一种特殊形态：蔡元培的具体观点被历史淘汰，但他在本文中所说的方法理念，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胡适等考据派红学家。
蔡元培
三英战元培
蔡元培的“商榷”发表后，曾相互通信，交流“考据”的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各有驳论。胡适在1922年3月13日的日记中，抄录了顾颉刚的来信，并节选了俞平伯批评的“可取”者。
顾颉刚的批评，实际乃沿着胡适批评“主观、任意”的观点延展。顾氏指出，所谓性情、名字，易于穿凿附会——这固然是古代经学/文学阐释之传统，然而实际荒谬可笑——恰与“古史辨派”想要摧破的内容属于同类。而蔡元培的索隐，令男性士人变为女性宅眷，历史上无关系的人变为有关系，实为“根本错误”。
这段内容，被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的“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部分（1922年5月14日发表于《努力周报》）所引述，并补充了方法论的批评：在小说研究中，只有《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少数几部写时事的小说，可采用“猜谜”办法，《红楼梦》不属同类。从结果来说，或综观整篇跋文来看，胡适的观点显然更加可靠，但仅看这段批评，实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因为蔡元培的方法不可靠（理由顾颉刚已说），所以《儒》、《红》不属同类；而蔡元培方法之不可靠，是因为误认《儒》、《红》是同一类的小说！
说此段是循环论证，更根本的理由在于，前揭3月13日日记中，胡适抄录了一段俞平伯的“可取”言论，其核心乃是：“为什么《红楼梦》底情节定须解成如此支离破碎？又为什么不如此便算不得情节底考证？为什么以《红楼梦》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底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底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则又何说？”单拿此段来说，俞平伯的批评当然切中要害——蔡元培所说“考证情节”有理，但其研究是用“附会的方法”，故这些方法论问题与胡、蔡辩论的根本议题，关系有限——有些地方，两派理念反倒是相通的。
因此，这些批评针对蔡元培的索隐观点，及其部分方法、理念（如“本不在作者之生平”一类话），已足够有价值，却因未详谈一些更深层的议题，难称彻底功成。蔡元培当时的“亦许插入曹家故事”已为初步折中，此后索隐红学家，若台湾之杜世杰，就认为蔡元培“没有发现《红楼梦》的组织方法，愈走愈偏，给胡适以攻击之弱点”（杜世杰：《红楼梦考释》，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遂结合曹学资料索隐，并尝试将各种“隐”事建立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更为两家方法融通之显例。俞平伯所持以批评蔡元培的三法——同时人的旁证、作者底生平事迹及其性格、本书底叙言（平：《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1922年3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原文图像版承高树伟兄提供，谨此志谢），也就在这里得到了另类实践。
胡适直到晚年，仍认为与蔡元培的争论，代表学术研究“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答臧启芳书》，1951年9月7日，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30页。）这一结论，但实际上这一理解恰好相反：蔡、胡固然立场迥异，但关键理念上实际相通。这一点，在后来索隐、考据两派继承者那里，都有明显地表现。
于索隐一派，乃是认为胡适的研究，也是一种“索隐”——湛庐的《红楼梦发微》即明言：“胡先生一方面反对蔡先生的索隐，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做了一种索隐工作。”（参周汝昌1948年10月23日致胡适信，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19页。）发展至今，不少索隐家的师法，仍在于胡适而非蔡元培，可为明证。
于考据一路，则是考据、索隐的差别、效力及限度，始终未能彻底厘清，种种探佚，至于相当热闹的“十二支寓”等等研究，又何尝不是依靠索隐家的方式（乃至具体结论）研究类似命题？
“三英战元培”，诸家论战并未持续太久，很快收场，但所涉学术话题，直到今天，仍有待于进一步之清理，而索隐、考据之争论、之纠缠，也还在继续生发新的命题。“第六版自序”中涉及的一些根本方法问题，当然是核心所系。
百年回首：命门与重门
若说胡适、蔡元培殊途同归，均属索隐一派，当然是过苛之论；但胡适确实并未在部分根本议题上做出最有针对性的回应，且犯了几个不是太应犯的错误，故对后世红学研究造成一些误导，距离彻底摧破蔡氏“商榷”还差一层，恐怕也是事实。——这里说的，是在方法、认识层面，而非具体观点一城一地之得失。限于篇幅，仅举数端约略言之：
首先，蔡元培之索隐，或不少索隐学者观点的默认前提，实际上与《红楼梦》成书过程关联密切——曹雪芹只是“作者之知音”，或“批阅增删”之一人，故“康熙朝政治小说”或“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假说，仍可成立。但胡适一贯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乃曹雪芹独力完成，此后并认为脂砚斋也是曹雪芹的笔名。如此理念，若能在方法层面详加阐发，或许针对性可以继续加强。至少，会比《跋》文所论，更深一层。
其次，索隐、考据，实际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三英”在论述中实际并未严格区分，所攻击的是蔡元培无据之索隐，然而不足以推翻，或没有特别针对“有据之索隐”。陈维昭即认为：“他之反对蔡元培等人，并不是反对索隐，而仅仅是反对‘他传说’，认为‘自传说’才是正确的。‘自传说’与‘他传说’同属于本事考证，即索隐。”（《红学通史》，第97页）无疑，对“曹贾互证”的红学研究倾向及其局限，胡适固有认知（可参考他对周汝昌的批评等），但言说、思辨也欠明晰。
这一局限，其实来源于对《红楼梦》性质的根本认知——“索隐”这一阐释旨趣，实际上是认为，文本是一种隐藏了某些事实的密码，故而读者必须探赜索隐，方能读懂文本，理解作者真意。考据、推理、猜谜，均要服务于这一目的。在此之外，文本所呈现的信息、情节，都是相对次要的。然而，这种认识实际上有悖于基本的文学规律——《红楼梦》首先应是一部虚构性的小说，且其价值也在于文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由此看来，说胡适用“索隐”的眼光研究《红楼梦》，也不算过于冤枉。
再者，对胡适、蔡元培的一番争议，还有红学传统可以勾连。《考证》第一节最末所引钱静方的一段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钱氏之言曰：
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
写过《小说丛考》的钱静方，对《红楼梦》持索隐观点，但他这番言论被胡适引来批驳索隐成说，已可看出两类学者研究理念的盘根错节。此外值得顺带一提的是，明知“空中楼阁”、“貌是神非”，却依然“索隐”，是一种相当有趣味、且值得探研的理念。这，在较早期的索隐研究中即现端倪——周春（1729-1815）的《阅红楼梦随笔》已有通达之论：“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其“张侯家事说”固然理据稍欠，所得红学界关注较少，但若按照俞平伯的三条标准，周春研《红》，对时人旁证、作者生平家世、本书叙言，均有相应论述，则其索隐之理念，似乎有被低估之处；而索隐之外，又指出“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若用现代眼光看来，似乎可以这样“接着讲”：
《红楼梦》是一部隐藏了不少廋词的小说，考索其中幽微，有助于更好理解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内涵，并比“市井之看小说者”所获更丰，才算“不辜负作者之苦心”。但是，“今典”之外，“古典”（文学-文化传统）也应关注；且在“半真半假”的文本面貌前，相关索隐宜存限度。这一角度，也许至今仍有学术意义在焉——考据也好，索隐也罢，都有不少研究走的过远，不足以说明相关考索与小说阅读的关联性，以至于遮蔽了《红楼梦》艺术的主干之美。以一种更通达的理念审思《红楼梦》的文本性质，梳理考据、索隐等派别的学术理念，对研《红》的一些根本问题也许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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