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七步赋诗，诗从何来？

兄弟阋墙乃至手足相残虽然有悖于人伦纲常，但自古迄今都屡见不鲜，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对其胞弟曹植持续多年的猜忌和迫害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事例。与此相关还有一首堪称妇孺皆知的《七步诗》：“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过这首诗的来历相当可疑，在现存最早的几种宋刊本曹植诗文集中均未见收，直到由明人辑校刊刻的曹集中才开始出现，其后遂相沿成习。而早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就已经记载过这首诗的创作本事：“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所引录的诗作不但比明人所刊曹集多出两句，文字也大有出入。清人沈德潜在编纂《古诗源》时选录的就是这种多出两句的《七步诗》，只在小注中轻描淡写地说：“一本只作四句，略有异同。”并未再做深究。同时期的另一位评论家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认为两者并无轩轾：“繁简二本并佳。多二语，便觉淋漓似乐府；少二语，简切似古诗。”尽管试图居间调停，可终究无法消除读者的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会有不同版本的《七步诗》？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到底该以哪一种为准？最后或许还将面对这样的质问：七步赋诗的故事究竟是否真实可信？ 

油画作品《七步诗》

《七步诗》溯源，真否？

对于这首诗的真伪，现代学者往往各执己见。黄节的《曹子建诗注》（商务印书馆1933年）剔除过一些“传讹者、误入者、疑存者、复增者、断落不完者”，《七步诗》就赫然在列，只是格于体例，没有详加论说。郭沫若在《论曹植》（载1944年《中原》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历史人物》）中则明确指出：“过细考察起来，恐怕傅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其实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讥刺而便‘深惭’？所以这诗的真实性实在比较少。”分析得颇合情理，然而毕竟只是依照常情进行推论，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余冠英虽然也明白“这故事是不大可信的，因而诗的真伪也难判定”，但依然把《世说新语》中的那首《七步诗》收入其《三曹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可见对此仍是信疑参半。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中则直接将此诗系于黄初四年，对其真实性显然毫无怀疑。而受业于陆侃如的张可礼在编著《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时，又对此诗阙而不论，并未接纳老师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各家意见虽然并不一致，可在研究过程中大多只注意到《世说新语》中的记载，未能进一步追溯七步赋诗故事的渊源。

精擅中古史事考订，对古典文学也很有兴趣的黄永年在1985年写过一篇《从七步诗的由来评曹植诗的整理》（载中华书局1991年版《学林漫录》第十三集，相继收入上海书店2006年版《学苑与书林》、中华书局2007年版《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仔细梳理了《七步诗》的递嬗演变。除了前人早就习见的《世说新语》，他在《太平广记》中又发现了一段标明“出《世说》”的内容，记载曹丕、曹植兄弟一同出游，路见两牛相斗，其中一牛不敌，坠井而亡。于是曹丕责令曹植在百步之内赋成死牛诗，且不能提到“牛”、“井”、“斗”、“死”等字眼，若不能应命，便将施以斩刑。孰料曹植挥笔立就，而时间尚有余裕，随即乘兴“重作三十言自愍诗”：“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略作比勘之后不难发现，《太平广记》所引诗作和《世说新语》又有所不同。此外，据《太平广记》所述，赋诗时限定的条件原是“走马百步”，并非《世说新语》中所说的步行“七步”；而在这篇“三十言自愍诗”——即后世所谓《七步诗》——之前，曹植还写过一篇在前人所辑曹植集中都失收的《死牛诗》。经过仔细的比对核查，黄永年认为《太平广记》中引录的才是《世说新语》的原本，而今本《世说新语》很可能经过后人的点窜删削；至于明人所刊曹植集中新增入的《七步诗》，则并非源自《太平广记》或今本《世说新语》，而是利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加以辑录，其内容又有所节略改易，和最初的面貌相差更远。由此可知，不但七步赋诗的故事出于夸张附会而并不可信，即使追溯到最初的源头，这首诗也出于小说家言，未必真实可靠。

黄永年

黄永年赞赏丁福保，当否？

黄永年对《太平广记》的史料价值评价非常高，在《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2002年）中曾特别指出：“此书可说是一大宝库。但对它下功夫钻研利用的人一向不多，中华书局出版了钱锺书的《管锥编》，第二册有关于《太平广记》的二百十五条札记，钱氏学贯中西，但此札记只是着重从文学角度来探讨，如从唐史研究的角度，应可写出更多的札记，找出更多的宝贵史料。”他本人就有不少论文的史料取资于此，还为学生讲授过“《太平广记》研究等即使知名院校也未能开设的课”（《对指导研究生的自我评估》，收入《学苑与书林》），以至于“学术界流传着这样的一段佳话，凡是喜好在自己的论著中征引《太平广记》的，都可能是先生的学生”（曹旅宁《记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载中华书局2011年版《学林漫录》第十八集）。这条被前人忽略的重要史料，正是他为了授课而重温此书时偶然发现的，其欣喜自得不难想见。

为了彻底了解前人校订《七步诗》的详情，黄永年又顺便翻阅了明清以来多种经过整理的曹植集，逐一评论其优劣得失。在检覈近人丁福保所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时，结果竟然令他大感意外。此书最初由丁福保创设的医学书局在1916年铅印出版，中华书局在1959年又重排付印，虽然蒐罗范围较广，但舛讹疏漏颇多。黄永年原以为“丁福保先生的书多不详出处，向来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尤其是逯钦立所编相同性质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问世之后，因体例严谨、校勘详审而后出转精，丁书早就已经废而不行，乏人问津了。没想到丁福保勘定的《七步诗》，却让黄永年由衷地击节叹赏，甚至“有耳目一新之感”。首先，丁氏“在‘煮豆然豆萁’四句之下加了条小注，指出：‘《文选·任彦昇行状》注引《世说》作“萁在灶下然”，馀三句同。’这是前人所从未注意到的”；其次，“在‘煮豆持作羹’六句下又有小注指出：‘今本《世说新语》载此六句，与《初学记》、《御览》不同。’可见他已经从这两部类书里找到了‘煮豆然豆萁’四句的出处”；最后，丁氏“在《七步诗》后隔了《弃妇诗》、《寡妇诗》、《七哀诗》三首增添了《死牛诗》，引用《太平广记》俊辩‘曹植’条，并在小注中指出：‘今本无《死牛诗》，即煮豆诗与此叙事亦异。’”这些细致周详的校订辑补，使得素来高傲的黄永年也不由地惊叹“我所找到的资料，丁福保先生居然早已找到了”，“不能不使我钦佩他的渊博”，语气中明显带有几分失落。相形之下，逯钦立所做的校订则令人颇感失望，“丁书所提到的《文选》注、《初学记》、《御览》、《广记》一条也没有引用，当然也没有收入所谓《死牛诗》”。丁书的整体水准虽然远不及逯书，但就这首《七步诗》而言却是占尽上风。

然而继续深究下去的话，就会发现黄永年对丁福保的推崇称许其实并不得当，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丁氏所做的校订辑补，其实完全迻录自清人朱绪曾的《曹集考异》（蒋氏慎修书屋1914年铅印《金陵丛书》本），根本没有丝毫自己的新发现。即使是黄永年在文中指摘丁书，“在编写体例上还不够精密，如应该把《死牛诗》紧接《七步诗》，把《广记》所引《世说》的异文注到《七步诗》之下，又如把《广记》载本《死牛诗》的‘囟’字改为‘山’，‘峍’字改为‘歘’（按：黄氏原文误作‘飙’）而不说明理由之类”，也都原封不动地承袭自《曹集考异》。只不过朱氏在曹植诗句下原先还引录过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的一则评论，其中提到：“魏曹子建《牛斗诗》云：‘行至土山头，歘起相搪揬。’见《太平广记》。”可知朱氏在校改文字时还是交代过依据的，只是丁氏在过录时有所删略，才由此遭到黄永年的批评。

丁福保毕生喜好藏书编书，凭借个人收藏而纂辑的《说文解字诂林》、《文选类诂》、《佛学大辞典》等资料集和工具书，都是汇聚各家著述，取精用弘而成。在编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时也是如此，对于前人所做的校勘辑佚相当倚重，只是各部分参考借鉴的对象水平参差不齐，才导致全书有畸轻畸重的弊病。而且由于所涉内容太多，头绪纷繁复杂，也未及一一标明来源。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的“纪昀”条中曾根据稿本上的署名，判定旧题纪容舒所撰《玉台新咏考异》实际上是其子纪昀所著，“殆善则归亲之意”，随后批评“近人丁福保又添入八朝全诗中，攘为己有”。仔细覆按《玉台新咏考异》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也就是伦明所说的“八朝全诗”，后者有不少校语确实源出前者而未作说明。丁氏将《曹集考异》的校补内容迻录到自己的书中，情况也与此相仿，这正是他在编纂此书时的惯常做法。未能明确交代资料来源确实有欠规范严谨，可伦明径直斥其“攘为己有”也不免有些言重。丁福保凭借一己之力而能在短时间内编纂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且其宗旨在于嘉惠学林而非谋求私利，对此还是应该抱以“了解之同情”，不能一味地求全责备。

丁福保与《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丁福保早年曾择取善本辑印过《汉魏六朝名家集》（文明书局1911年），其中曹植部分选取的是清中叶知名学者丁晏所撰《曹集铨评》。尽管丁氏凭借此书而被誉为“曹集之功臣”、“思王之知己”（吴棠《曹集铨评序》），但正如黄永年所言，他在校订《七步诗》时“难免粗疏之失”，多有“浮泛不切之词”。相形之下，《曹集考异》就显得更为翔实精审。朱绪曾在自序中简述过撰著此书的大致经过，他有感于“隋唐旧帙既佚”，而行世的曹集又多“承讹踵谬”，“于是寻源竟流，核其原采之书”，广泛参考了明清以来各家校订的曹植集以及历代史传、类书、总集、诗文评等。他自称“绪曾谫陋寡闻，敢希七步；篇籍不去，实所醉心。舟车自随，暇即改定”，虽多有谦退不伐之词，也可知其寝馈多年，才得以撰成此书。丁福保在校勘曹诗时并没有贪图便利沿用旧编，还是重新加以审查比较，并最终舍弃《曹集铨评》，转而参酌《曹集考异》，足见其不循虚名，择善而从。

而以黄永年之博雅多闻，之所以会一时失察，也属情有可原。据朱绪曾之子朱桂模在《曹集考异跋》中回忆，朱氏校辑此书始于道光二十年，至咸丰三年才完成初稿。其后修订不辍，直至咸丰十年去世时仍未及付印。而书稿则被友人借阅，先是迭经战乱下落不明，后又不幸遇火惨遭焚毁。直到同治九年，朱桂模才辗转得到早年抄录的初稿副本。两年之后，他在诸多师友的协助下开始校核整理全稿。直至光绪元年，方告最终蒇事。成书的过程固然充满艰辛波折，其后的付梓流传也并不尽如人意。等到全书正式出版，已经进入民国，而且知者寥寥。今人赵幼文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中虽曾言及“朱绪曾《曹集考异》（按：赵氏原文误作‘曹集撰异’），丁晏《曹集铨评》，多据旧本及类书检校，矜慎详密，号称善本”，但在校注过程中仍以《曹集铨评》为底本，偶见引用《曹集考异》，似乎也是从黄节《曹子建诗注》中转引而来，并未见过原书，否则就不会对大量仅见于《考异》的校辑成果视而不见了。更有甚者，赵氏在《前言》中明明说用丁福保的书核对过，但在校订《七步诗》时却对其中校订辑补的内容“一概视而不见”，无怪乎黄永年觉得此举“比逯钦立先生之不用丁书更不好理解”。专门研究曹植的学者尚有如此疏失，对偶尔涉足于此的黄永年就更不必苛责了。

尽管由于一时大意失检而给了丁福保不虞之誉，但黄永年在文章最后所发的一通感慨却依然值得重温：“近年来古籍整理的新成果纷纷问世，这自是大好事。但希望至少要把前人旧成果中的好东西吸收进新成果里，能够自己提出好东西从而超越旧成果就更为理想。如果连旧成果都不能注意撷取，那就未免令人扫兴。”距离他当年说这番话，倏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古籍出版事业也越来越呈兴旺繁盛之势。可毋庸讳言，在大量新近印行的古籍中混杂着不少整理草率之作。虽然时常标榜着创新突破，实际上却是敷衍塞责，甚或粗制滥造。与其如此，倒还不如像丁福保那样，多撷取一些前人旧成果中的好东西给读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