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可以引起不同思想主张、不同意识的知识人共同关注的学术大事，首推《清史稿》编纂。各种倾向的学人围绕史稿编纂之言行，具体而微地反映了民初的学术情势，及学人认同对知识生产的影响。概而言之，在史稿纂修中，主要有三种学术取向的学人：新学、宋学、汉学。新学除梁启超外，只有夏曾佑、严复、王桐龄、朱希祖等数人；宋学人数亦不多，有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秦树声、朱孔彰等；汉学相对人多势众，内以缪荃孙为首领，吴士鉴、章钰、陶葆濂、吴廷燮、金兆藩、张尔田等为主要支持者，外有沈曾植等呼应者。
这三种力量形成了两种角力关系：新学人士与包括汉宋学人在内的旧学力量；旧学内部之汉学人士与宋学人士。在体例讨论时期，新学人士与旧学人士围绕史稿体例分歧明显；在编纂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学术与人事之争若隐若现。新学与旧学、汉学与宋学，既是学术形态，也是认同形式，要充分理解史稿编纂过程中不同认同及其知识生产主张，不能不对清末民初学人的认同建构追源溯流。
众所周知，在甲午惨败前的清代学术，主要有两对儿对立的学术形态，汉学与宋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宋之争历时最久，是清中期学术界的主要矛盾，但二者本质上都是经学，冲突对立还是传统学术范畴内部的争议。有此基础，在世变日亟的大环境里，经过曾国藩等有力人士的努力调和，两者的对立趋于减缓。与此同时，汉学、宋学内有题无剩义之困扰，外有世变日亟之压力，道咸之际，发生新的裂变，今古文之争死灰复燃。庄存与、刘逢禄开其端，龚自珍、魏源在清代政治“陵夷衰微”之际，“以经术作政论”，使今文经学的复兴引起很多人关注，邵懿辰、戴望、廖平等学者也陆续有力作面世，扩展了今文经学的范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有意“排古”，使“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掀起思想文化界的“大飙风”，让今文经学成为学界的关注点。
最初的汉宋之争与今古文之争，根源是学人的学术认识差异，虽有思想意识的歧异因素，并不过多直接牵涉政治问题。这种相对单纯的学术讨论，学人的认同对知识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门户之见上。但是甲午惨败给中国知识人产生的整体思想冲击，已不是可以在学术领域化解的，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主张，也不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此情况下，今古文之争，转变为新旧之争，既是思想的新旧之争，又是学术的新旧之争，更是政治的新旧之争。在重重争论甚至斗争角力之中，建基于思想意识与政治主张基础上的认同问题，成了学人自我认识的核心问题，并深刻影响了知识生产。简要说，从甲午惨败至甲寅清史馆成立，近二十年间，中国知识阶层的认同建构，经历了三次大的冲击：甲午之后的新旧认同，庚子之后的族群与政治认同，辛亥之后的民国认同。
甲午惨败带来的思想观念冲击虽是整体性的，但是个体感受有明显差异。既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变法者痛心疾首，热切反复追问“中国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耻辱应该什么人负责任呢”、“怎么样才能打开一个新局面呢”等问题；也有思想观念比较保守或陈旧的人，或利己主义的官僚士绅对于变革比较陌生或消极，以至于“胆识兼优、敢于竭力进言者京外均甚罕见，锐意酌改者更寥落如晨星”。
在此情况下，康梁等迫切希望尽快借鉴西方经验进行变法的人士，将学术文化的变易更新视为突破方向。甲午之前，康有为已经采取了以学术突破带动政治突破的策略，甲午之后，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进一步实践了这一策略。利用学堂、报刊等方式大力提倡“新学”。根据梁启超的阐述，“新学”本身包含着否定与肯定两个倾向：否定的是“荀学”以及“汉以后的学问”，全部要不得，必须打倒；肯定的是“外国学问”和“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时，倡言“民权论”，论学术“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谭嗣同、唐才常等又设“南学会”，与梁氏呼应。
梁启超认为，于世人不知变法、民权为何物的时代，援引今文经学经典理论宣传变法改良思想，是迫不得已之事，所谓“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两千年之勍敌抗耶”？但在反对者看来，这一行为恰是“灭圣经”、“乱成宪”的“邪说”，是“造逆之谋、乱政之罪”，实属包藏祸心，大逆不道：
三五少年，或逞其躁进之谋，或徇其自私之利，于是虑老成之挠我也，多方以排挤之；惧正人之仇我也，连类而剪除之。圣人之纲常不可攻也，假平等之说以乱之；天威之震肃不可犯也，倡民权之义以夺之……（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苏舆编：《翼教丛编》，第124页）
在变法者看来，叶德辉等人有意将学术思想之争，演变为“政争”；在叶德辉等人看来，学术思想之争本是表像，实质就是“政争”。在举国向西方学习的大环境下，叶德辉等人为显示自己并不是顽固守旧，刻意将“新”与“西”区隔，宣示自己赞同学习西学，反使康梁等人失去一个重要的反驳着力点。
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旧之争，实质是中西之争。晚清中国的变革大体上经历了“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的过程，围绕着“政”的争论在甲午之前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几年，甲午之后，中西碰撞逐渐上升到学术文化与价值伦理层面，也即“教”的层面。中西学术文化与价值伦理优劣问题，又与传统的“夷夏之防”紧密联系，直接触及了知识阶层的立场、情感与认同。
有研究者指出，中学与西学“各自有一套完整的信仰、观念、规范和价值判断”，当近代中国人面对中西的碰撞“变局”，就必须完成这样一个时代任务：“沟通中西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兼有二者之长的学术文化体系”。必须要指出，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对中学与西学进行评鉴。康梁等“趋新”人士与苏舆、叶德辉等“守旧”人士的争论，既有对中学评鉴的歧异，也有对西学评鉴的歧异。戊戌变法时期知识生产呈现的面貌，根源正在这些歧异。而且此时学人新旧认同的分歧，在《清史稿》编纂过程中也可以找到发生影响的痕迹。
清末学人第二次认同建构，是反满思想引发的。对一些汉族青年知识人在甲午之后数年间的反满动向，康有为在1902年春概括为三个阶段：
戊戌之春，湖南已发自立易种之论，幸而皇上赫然维新，故异说稍释。及已、庚之间，傅儁立，京城失，人心骚动，革命之说复起。及去年旧党渐诛，回銮日闻，天下人人侧望，咸以为皇上立即复辟，异说渐静。及回銮后，不闻复辟，至今半年，天下复嚣然愤然而谈革命自立矣，广西之乱又起矣。
中国国民党“一大”决议案中对此有更精辟表述：“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庚子之前，梁启超等人虽已经有反满言论，但总体影响甚小，庚子之后，这一状况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庚子事变不仅仅造成了京津地区的满目疮痍，也造成了汉族知识阶层的愤怒与疏离。相对平和者，如严复只是嗟叹“万事皆非，仰观天时，俯察时变，觉维新自强为必无之事”；比较稳健者，如张元济，已决计不再为清廷效力；相当激进者，如章太炎，则断然“解辫发”、“谢本师”，走上反满革命道路。章氏自陈断发易服的根本原因，是“满洲政府无道”引发他极度失望愤怒，“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
现实的不满愤恨引发了族群认同的危机，族群认同的改变又直接带来了学术观念的改变，并影响了知识生产。章太炎不仅公开痛斥老师俞樾无立场的“仕索虏”，还通过《辨氏》、《学隐》等文章，重构汉族世系、评判清代学术，将“一切以种族为断”的理念全面落实到知识生产与评价中。革命者在1904年重印《訄书》之际，写在扉页上的一段话，清楚地显现了章太炎的认同对其知识生产的影响：
章太炎先生，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也。素雄于文，博治经史百家，而尤注意于明季文史，深维汉族亡国之痛，力倡光复主义，作《訄书》以见志，文渊奥古，俗吏未之察也。及去年作《答康有为政见书》，遂被逮。而《訄书》改订本则已于前数月脱稿。阅一年，其友为之出板。网罗古今学说，折衷已意，而仍以光复主义为干。先生之学术，其荦荦者，略具于是书矣。
此条材料反映了章氏在撰写、修订《訄书》时所受认同影响之深刻，明确是以“光复主义”为导向。
针对梁启超等人的反满动机，康有为在1902年5月连写两篇长文，陈述他对革命、族群的认识。康氏认为无论是法国的革命，还是印度的自立，皆是前车之鉴，中国革命必然导致“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的局面。他还从“同化论”的角度指出，满人已被汉文化同化，“汉人与满人无异，一切平等”，革命自立之说，实无理论基础。针对康氏言论，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认为其“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逐条驳斥康有为的“同化”论，力陈满汉“种族异同”，及反满革命之必要。就知识生产这一问题而言，康、章的辩论，展现了不同认同者对同一事实书写与解释的完全对立。这种对比反差，反映了此时知识人知识生产所受认同支配之强烈。
章太炎对康有为之驳斥，实开革命派与立宪派清末大辩论序幕，不仅在现实政治方面有深远影响，对清末的知识生产亦有显著影响。1905年爆发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大辩论，在革命、反满主题之外，扩及民权、土地等问题。两派的辩论虽以立宪派的示弱而告终，“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此次辩论较细致地展现了中国知识阶层初入现代化语境的知识生产景象，值得学术史研究高度重视。细读这些辩论文本，大多有“以论代史”色彩，各自的政治倾向与族群认同决定了各自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甚至有以结论决定论述的倾向。
清末民初知识人的第三次认同建构，是围绕民国认同发生的。面对辛亥革命，无论是江苏巡抚程德全“人心如此，良可慨痛”的哀叹，英国记者莫理循“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的亲历见闻，还是吕思勉“所谓土崩瓦解，非复人力所可支障者也”的现场感受，都在表明，清政府的覆亡根源在于政治措施不能应对世变，导致人心崩解。但是一些对清朝尚有感情的人，却有不同的看法。恽毓鼎虽然承认“大局之坏，根于人心”，但是认为“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而“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又认为“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民国初年的“遗民”，如罗振玉、梁济、郑孝胥、恽毓鼎等人，在清末时期对政治也颇有主张，期盼现代化改革。
但辛亥革命的发生，却引发了他们思想的反动，“唤起了他们对亡清的忠的感情，并使他们怀疑现代化的方向和正确性”。这种思想意识，使数百位知识人选择继续效忠清室，不仕民国，并对“民主共和”的现代价值颇为排斥。除了集会酬唱，许多遗民还选择以撰述著作来寄托哀思，表达衷心，建构认同。更引人注意的是，并不是“遗老”的严复，也对清政府之覆亡颇为惋惜，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源是康梁急于政治变革，言论激进多变，引发了非理性的革命思潮，“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
类似这种认识，对历史认识与历史书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民初遗民学术活动一个较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过历史书写来体现自己对清室之尽忠，如编纂《清史稿》《元遗民录》等。在这些文本中，《清史稿》的编纂最能展现遗民的政治认同及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当《清史稿》纂修时，政治、社会情况更加复杂，不仅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对知识生产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还夹杂着纂修者对历史、对现实，尤其是对清朝覆亡的反思。简单说，《清史稿》的纂修、编印，乃至禁止刊行，从始至终都被认同影响着，不仅有清朝与民国认同问题的影响，还有此前新旧之争、立宪与革命之争、以及汉宋之争的影响。
（本文摘自姜萌著《从“新史学”到“新汉学”——清末民初文史之学发展历程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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