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er Marr, Rapha?le Garrod, José Ramón Marcaida, Richard J. Oosterhoff. Logodaedalus: Word Histories of Ingenu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376PP, January 2019,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引子
语词和历史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语词在何种意义上是历史经验的载体，对历史的讲述又多大程度受到语言中介的形塑？语词本身在历史中的流变与更宽广的历史情境有何关联？当我们试图以文献中的词句为依据回溯相应的文化情境，又应花多少精力追索语词本身的历史流变？
不妨用一个当代文化界的案例，更直观地切入这些问题。
当今英语词典界最权威的《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每个季度和年度都致力于收集在公共舆论中使用频次起伏不定的旧语新词。其背后的语言学专家团队力求在最大范围内，以最短的滞后期，追索语言惯习在当下公共生活中的前沿变化。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疫情与时局大开大合、瞬息万变。团队史无前例地放弃了为一年选取一个年度单词的常规做法，转而公布了一份长达三十八页的辞书学报告，回顾一年中从疫情、环境到政治事件的各种词汇现象。新冠疫情相关的语汇不出所料地占据了这份报告的大半篇幅。除相关医学和流行病学术语外，“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拉平曲线”（to flatten the curve）、“远程办公”（remotely）、“取消静音”（unmute）、“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等与疫情期间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用语赫然在列。
《牛津英语词典》2020年度词汇报告书
“取消静音”一词在2020年各月的使用频次追索表
紧跟公共舆论、沉浸在此时此地的语言行为内部的词语收集活动，代表了研究者面对语言和历史的一种方式。对新生含义的更新若不想以消除旧含义为代价，则需要一种更开放的词条形式，记录每一重要语义变化的历史情境。编纂这样的“理想词条”，不得不仰赖于某种糅合了时事观察和语言学知识的判别力。其写作或许便是“历史语义学”研究（historical semantics）的基本雏形。英国文化研究先驱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堪称此类著作中的经典。
当历史研究着眼于语词，研究者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恰当而精确地将两个在研究“尺度”和“视角”上差距显著的对象，放入具有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中。正因为从现下投向历史文献的目光难免带着主观、不精确的错时扭曲，对语言文字本身细致深入的历史化阐释也就成为一种稀缺的基础语文学工作，帮助欲以重构历史语境的学者更精确地把握文献中的“时代音色”（period voice）。从《牛津英语辞典》团队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语词和历史富于动态的认知，这不仅有助于打破对辞典“工具化”的狭隘定义，更启迪学者去打开辞典和词条作为史料的多个阐释层次。于词海中微观的历史语义学反推宏观的思想文化史。可以说，剑桥大学集结四人研究团队合著而成的《慧心妙舌：近代早期欧洲“智巧”概念的语词史》（Logodaedalus: Word Histories of Ingenu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正是这样一次大胆而成功的深描实验。
Ingenium / Genius：“智巧”的语词家族
《慧心妙舌》一书的核心议题是“天才”（genius）一词在浪漫主义时期前的语义变化。几位学者从观念史中锁定了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才”最接近、在拉丁语构词法上也存在联系的近代早期概念——“智巧”（ingenium, ingenuity）。与“天才”所强调的超乎寻常的天赋异禀不同，“智巧”更显匠气，多形容“一种与生俱来，并经由训练与勤勉培养而成的能力”。近代早期文学、艺术、医学、法律、自然哲学等领域的文献常常将之与“敏锐的头脑、细腻的技巧、迅捷的思维、伶俐的实际操作”联系起来（第1页）。本书作者以拉丁语中的genius（精神、心性）／ingenium（智巧、慧心）为中心，把出版于1470年至1750年间的欧洲语言辞典视为一组体例齐整的文献，从意、西、法、德、荷、英六门语言中筛选出语词群。这些词汇或是在词源学上与两个拉丁语词有联系，或是在当时欧洲语言对其的翻译、定义与解释中频繁出现。它们包括：意大利语的genio和ingegno（语义与拉丁语相同）；西班牙语的ingenio（智巧）和agudeza（机锋）；法语的engin（机关、器械、智巧）、esprit（慧心、心灵、秉性）、naturel（秉性）和génie（品性、巧思）；德语和荷兰语的Art/aard（品性、技艺）、Sinnlichkeit/sinrijk（锐见、敏思、理解力）、geest（精神、秉性）和Gemüt（心神）；以及英语的genius（性灵、禀赋、心智）、ingenuity（智巧、巧妙）、wit（敏思、睿智）和cunning（技巧、诡计）。（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以上均为粗略翻译，且语义上遵循前现代含义，因此可能与该词现行词义有所区别。要想做出精准契合的中文翻译，则需要从汉语历史流变内部挖掘相应的对等或近似概念和语词——如“巧”“妙”“能”“工”等。笔者未有精力和知识背景做此方面梳理，只能尽可能做到概念上的清晰传达。）
从本书提取关键词的方法来看，尽管词源学始终是语言系统内不可忽视的参照，但尤其在法、德、荷、英这几门语言中，翻译和释义中特定词语的出现频次能时时帮助几位作者纠正轻易的词源联系，拓宽关联词范围，以便锁定那个核心的“语词家族”。在德语关键词的挑选中，以Sinn-为词根的语词群，因其语义指涉的覆盖面和逐步成型的历史趋势与“智巧”概念本身的演变平行，从浩瀚词海中脱颖而出（175页）。此外，本书还根据语汇出现频次，区分出“关键词”（keywords）和“比邻词”（neighbors）两大类。可见，几位在近代早期词林中披荆斩棘的学者并未将历史学家的判断力彻底交还于数据库和数字人文，而是仰赖于他们对近代早期诸领域文献的熟识为“语词家族”确定边界。这种穿梭在词典内外的语境串联令本书考掘的“语词史”收获了喜人的思想史厚度。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格尔茨式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对数字人文研究的“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一次方法上的逆袭。
导言为“智巧”概念归纳出四根核心语义轴（semantic axes）：道德维度强调“智巧”与人的天性、禀赋和品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认知维度将之界定为一种官能和富创造力的思维能力；展示维度侧重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对“智巧”的表现与掩饰、读解与辨识；技艺维度指向匠人纯熟的手艺和所制物什之精妙。正文章节以语言为单位，从近代早期欧洲的通行语言拉丁语，逐步延伸至罗曼和日耳曼语系。每章均以该语言中一则极具代表性的时期文献开篇，并在对关键词和比邻词作简单说明后，展开“辞书学概览”（Lexicographical Landscape）。在纵览过该语言这一时期重要辞典的出版和学术史后，本书作者便开始对关键词展开翔实的历史语义学辨析。每个关键词都配有一张“语义地图”，依照核心语义轴和词典释义的大体规律，对词义进行分类。随后的词义深描时而按照地图罗列的顺序条分缕析，时而从一个词义引申向相关的学科领域，时而对一个或多个词条的文本展开细读。
词典编纂工作的历史动态在这些笔触中生动地铺展开来。它不再单纯以确立语言规范为目的，也不是按部就班的著录。我们从中既可读出不同知识群体的学科意图和观念偏向，亦可发现，在关联词的聚合、语义的流变，乃至话语肌理的成型中，编纂实践极具匠心的具体操作都起到了积极的形塑作用。这种渗透在文字工作中的灵动匠心恰恰指向本书的标题——Logodaedalus。这个由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的名字（Daedalus）和“语词”（logos）组成的合成词，在近代早期词典中意指那些工于词艺、妙笔生花的文字工作者。以往的思想史写作常把辞典视为简单的历史参考，本书则将“辞典”的史料空间、词条编纂的历史行动全面打开，使之成为勾连语词和文化思想史的中转站。
“辞典”之为史料
要想深入理解本书方法论上的尝试，我们不得不回到副标题中的“语词史”（word histories）。本书研究团队的学科背景涵盖艺术史、科学史、文化史和文学，四位学者分别负责一到两门欧洲语言。在方法论层面，书中援引了法国年鉴学派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几篇专题研究、威廉斯的《关键词》、英国文学史家C. S. 刘易斯的语词研究等。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开篇谈到自己对日常英语会话中指涉不明的“文化”（culture）一词产生好奇，进而以词条释义的形式写就了一部追索当代英国社会中通行语汇背后的观念流变的“辞典”。他如此定义“关键词”：“就特定活动及其诠释而言，它们是不可或缺的连结性语汇；就特定思想形态而言，它们又起到关键的指示作用。”（《关键词》，15页）但对本书更具启发的或许是他的另一个论断——“一些重要的社会和历史进程是在语言内部发生的。”（同上，22页）
雷蒙德?威廉斯
与德国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为首的概念史（Begriffesgeschichte）不同，本书标题中的“语词史”在方法上并不预设独立于语言存在、并流转于不同时期的概念；相反，“语词史”强调，任何概念的生成都是语言内部符号间的关系性互动产生的。在一部研究欧洲“珍奇”概念的著作《近代早期欧洲的珍奇文化：语词史研究》（Curios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Word Histories）中，思想史学者尼尔·肯尼（Neil Kenny）把辞典当作重要的文献参照，率先开拓了这一领域的方法架构。他提出，“语词史”试图最大限度地尊重一个时期内部的符号创造的“朦胧不定的边界”，它把着眼点放在辞书家们为构建清晰融贯的概念反复打磨语义边际的努力上。这一次次赋予语词以“超乎语言、甚至概念的现实感”的尝试，并非只是囿于语言内部的技术性史实，而恰恰能为读解史料文献、重构思想史情境划出更准确的限定（《近代早期欧洲的珍奇文化》，24-26页）。
《慧心巧舌》对词典编纂工作能动性的发掘与深描主要聚焦以下几个层面：编纂者对词条内容的操纵和整改，单一词条或不同版本间文本背后的复杂文献背景，及不同词义间有机错综的观念网络。
词条写作中的人为操纵，词义的收录或隐去，或许是编纂过程中面临的最常见问题。本书拉丁语章节概览了人文主义者编纂的拉丁语辞典，其中一个显著规律便是辞书家们对ingenium一词在中世纪时期一项核心含义“近乎手术刀式的割舍”（24页）。此前，ingenium在法律和工艺领域有“诡计”“谋略”“器械”“机关”等含义，但文艺复兴时期自由技艺和智性官能高于手工技艺的观念转变令编纂者有意抹去了这些词义，转而将“智巧”牢牢锁定在思想、修辞创作领域。对这一抑制的词义的二度考掘要等到古物研究全面兴起的十七世纪。另一颇为典型的手法是用特定的古希腊罗马文献引文来制造词义偏向。ingenium词义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另一重微妙转换是在人文主义者对ingenium与gigno（诞生、出生）进行词源联系后发生的。这使得“智巧”的词义从修辞和文字创作的天然智慧迁移至人的自然天性或与生俱来的秉性。当时辞典中列举的古典文献——尤其是西塞罗的《论至善与至恶》（De finibus）——巩固着这一词义的偏移。之后出版的其他辞典不仅循环利用同一组例句，这些例句更成为编纂者在其他文献中搜寻词义吻合的段落的指南针。词条中日益丰富的引句堆砌既见证也缔造着语义潜移默化的变迁（40-41页）。
《权威词典》初版书封（1726-1739）
西班牙语章节讲述了另一种更精微的词条编纂手法，最能体现编纂者对辞典这一体例极具自我意识的巧妙运用。几位学者从西班牙皇家学院（Real Academia Espa?ola）出版的《权威词典》（Diccionario de autoridades）发现，与早先出版的西语辞典相比，编纂者在释义与“智巧”相关的语词时，更频繁细致地强化了各语词间涵义上的连贯性。在不同词条中反复出现的用词悄无声息地编织起一张语义的网络，先前与“智巧”概念联系不深的语汇也逐步向之靠拢。可以说，对“符号间的关系性互动”的关注让一部辞典的词条系统成为了一份空间化的文献。当历史的目光穿梭在词典对各个语词家族成员的释义间，相近概念在词义上紧密交织、互为参照的关系架构也就印入眼帘了。
这种对语词关系空间化的理解不仅体现在本书对词条文本的读解上，也让词与词、语义与语义之间有机的观念联系变得易于觉察。针对英语辞典对拉丁语genius的释义为何列有“欢娱、愉快”的问题，几位作者指出，genius拉丁语词源的“生成、诞生”义既可联系形容词genial中的“婚姻”“婚床”“生育”等意指，又指向“天性”和人依其天性行事、创作的自由，进而与颇受英语艺术理论青睐的“奇想”（fancy）和“想象”等概念联系起来。生理经验中的生成与艺术创造力在同一词源的统摄下互为映射。这种生理和心灵、自然和艺术的平行关系也出现在conception（怀孕、构想）和conceit（妙喻），以及从生理学理论的“体液”概念演变为“幽默、谐趣、脾气”的humour一词中。从genius的“欢娱”到humour的“幽默、谐趣”，此番钩沉仿佛处于一种来回折返的动态，不断演绎、强化、勾勒着同一个语义循环及其背后的知识架构（205页）。
《秕糠学院辞典》1612年版书封
辞典中的“智巧”（ingegno）词条页
本书对单个词条最精彩的解读出现在意大利语章节。十七世纪极为重要的意语辞典《秕糠学院辞典》（Vocabolario degli Accademici della Crusca）如此定义ingegno：“在没有老师或提示人的情况下，创造和奇想任何事物的敏锐能力。”（Acutezza d’inventare e ghiribizzare, che che sia, sensa maestro o avvertitore）本书作者把这句精炼的释义拆分成四个面向：一、 一种特定的创造或奇想的能力；二、这种能力不设边界（“任何事物”）；三、对这种能力的界定词是“敏锐”“一针见血”；四、它无需训练或提示。本书作者从附在词条后的《神曲》诗节入手，细致考证了辞典引用或略去的两份但丁评述（弗朗切斯科?布蒂［Francesco Buti］和克里斯托弗?兰蒂诺［Cristofo Landino］），认为此处的“创造和奇想”首先是灵魂在艺术创作的语境下探寻新事物的能力，同时，这种探寻过程带有浓厚的新柏拉图主义意味。针对这一能力的“不知边界”，作者则援引经院哲学中的经典区分：动物智力受自然必要性的驱使，而人类智力则不受其限制，因而可以产生无穷的变化。关于“无师自通”，作者搬出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廷臣论》（Libro del cortegiano）中对薄伽丘敏捷文思的描述，提出文学家因采取轻陶冶与驯化、遵从自身睿智和本能天性的策略。此番细致的文献对照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一句简短定义背后庞杂的文献语境，更印证了秕糠学院定义下的“智巧”概念，本质上完全落在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框架内（73-78页）。
语际之间
方法之外，本书的整体历史叙事又如何呢？近代早期是欧洲各国用语言展开民族构建的关键时期，本书以语言为单位的章节编排迎合了这一民族化叙事。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各章节的并置也在邀请读者走进一种潜在的比较历史语义学视角。换言之，各语言间既存在纵向的历史关系，也可进行横向的平行参照。
多梅尼克?迪?米凯利诺，《但丁像》，现藏圣母百花大教堂壁画，1465年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初版扉页，1605年（堂吉诃德的完整标题为El ingenioso hidalgo/caballer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杨绛先生将题中的ingenioso一词译为“奇情异想”）
我们不妨从各语言内部的情境开始谈起。意语辞典的编纂受到当时有关拉丁语和俗语高下论争的影响（所谓“语言问题”［questione della lingua］），极大地偏向对中世纪本土文学三杰（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释义和评注，辞典中的“智巧”因此成为诗性创作的代名词。西班牙语的状况同样体现了语义构建和文学观念变迁的紧密联系，但其参照却更多来自巴洛克黄金时期的文学理论；十八世纪对巴洛克文学的批判态度亦反映在后期辞典的词条和引文中。法语一章的分析更接近于某种由语义引申出来的社会观念史，作者尤其强调esprit／bel esprit／naturel几个字眼在当时评判不同人的举止谈吐时的规训作用。这些语词积极塑造着“社会符号的指涉过程”（social semiosis），成为评判和界定合理举止的边界的文字代码。作为日耳曼语系的成员，德语、荷兰语和英语体现出对罗曼语系截然不同的态度。为了形成一套与法语中的esprit相对应的语汇，更具竞争和排他意识的德语和历史悠久且对外来语言保持开放态度的英语，都选择了和拉丁语毫无词源联系、完全出自自身语言谱系的语词群；而与法国文化相对亲缘的荷兰语则选择用geest直译esprit。本书作者也在德语思想史内部做出区分，认为近代早期德语语汇中用来表达“智巧”概念的用语，与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美学理论（尤其是康德）中对类似概念的表述（Witz, Vernunft, Urteilskraft）存在观念上的断裂，必须作为一个自主的历史语词群来看待。而最后的英语章节则分析了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近代早期英国出现的各种新兴知识群体，在“智巧”概念的成型中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
对各语言的横向比较呈现出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两个维度相互交织的状态。本书的篇章顺序极为考究，其中贯穿着一道清晰的内在逻辑。倘若拉丁语作为近代早期思想界的通用语言构成了本书涉及所有语言的历史参照，那么从意语对拉丁语的紧密参照，到法语围绕esprit一词展开的社会话语，我们已然看到罗曼语系内部对拉丁语作为历史原点的态度差异。法语立于全书中点位置可有多种解读。一方面，法语在十七世纪和启蒙运动中逐步成为欧洲宫廷和公共领域推崇的理性谦和论述的专用语言，一举取代拉丁语和意语的地位；另一方面，日耳曼语系不得不以异军突起的法语为中介和参照，转译拉丁语中的“智巧”概念。日耳曼语系中的关键词极好地体现了语言谱系的差异对语词释义的影响，它们在词义上或是偏离拉丁语最先设定的语义轴，或是缺少了其它语言中惯常的指涉对象。譬如德语中的最后一个关键词Gemüt，对象只能是人，不能是物，在语义上偏重道德、情感维度以及对个人秉性的描述，而缺乏与机械、工艺或社会举止的联系。而英语中的ingenious则继承并放大了先前其他语言释义中的分歧。近代早期英语中的“智巧”犹疑于勤勉习得的睿智和与生俱来的天性之间；ingenuous（真诚的）和ingenious（巧妙的）的经典混淆，也让“智巧”的语义产生了或开诚布公、率性而为，或机敏狡猾、富于智谋的极化分裂（211页）。我们在此看到的是语言随着语义演进愈发远离历史源头的漂流状态。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距离最终将近代早期的语词体系推向现代时期，作为“天才、天赋异禀”的genius便浮现在这一历史进程前方的地平线上。
本书勾勒的跨语际互动反映出每门语言在时空中占据的位置的些微差异。可以说，每当一门语言以其他语言为参照和借鉴来形成对“智巧”概念的在地转译，它也在语言的地理和历史版图中完成了一次再定位。因跨语际互动而带来的语义的消除、考掘、累积、转移，体现着一门语言在更新自身和历史化之间，在维持自身独立性和加入泛欧洲思想潮流之间的博弈。每门语言都拖拽着自身历史的遗产，这一遗产与同时期其他语言中新生观念的对话带来了语词和思想的次第更新。语际间的互动最终指向的是，近代早期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各国语言所代表的思想和政治话语权的浮动和交替。
辞典内外
换言之，本书讲述的故事绝非只关乎语言。从上文的诸多示例中，我们已然能看出本书作者试图勾连辞典内的语言语境和辞典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尝试。书中也不止一次坦白辞书史料的局限性，并在一些特定的议题上指出同一语词在其它语境中丰厚的涵义。在本文的最后，我想为读者展示几条贯穿不同章节的主题线索。它们最能体现本书论述在语词史和思想史之间游刃有余的穿梭，也最可彰显语词是如何紧密嵌合在辞典外各个思想领域极富张力的论争中的。
这几条线索分别涉及宗教、哲学和技艺领域，均在开篇的拉丁语一章中定下了基调。首先，拉丁语genius一词在异教时期的守护神（tutelary spirit）、基督教时期个人的守护天使（guardian angel）的词义，在近代早期被逐步世俗化为“与生俱来的秉性”。更确切而言，原先属于神明界的奠定个人品行的神力被逐步“自然化”（naturalise）为个人自身具有的身份标志或理性灵魂，上帝的角色由一系列同时期自然哲学津津乐道的因素承接——星象、体液。法语和西语中用naturel／naturaleza作为“天性”一词的同义词，对这一世俗化进程可谓直言不讳。如本书作者所言，这一“自然哲学和人类学对异教神明的自然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来，人文主义辞典之所以会考掘出genius在异教和早期基督教时期的涵义，与当时教廷内部的考古旨趣不无关系。二来，在宗教冲突愈发激烈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正统神学教义不断对这一自然化趋势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强调个人灵魂之自然成因的观点，令神恩和复活变得不再可能（35页）。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我们会发现同一种对宗教实践的考掘引发了截然不同的阐释。所谓异教中的守护神被认为是对个人天性的寓言化阐释，而异教膜拜行为在早期人类学的思考框架内则成为诸多“迷信”活动中的一种。启蒙运动的世俗化暗潮已然初露端倪。
笛卡尔
其次，“智巧”概念的“认知维度”使之成为哲学领域有关身心关系讨论的核心语汇。书中例举了同时期拉丁语哲学辞典对ingenium一词细化的定义。这些词条用调动相关哲学语汇，借鉴医学和官能心理学中不同心智的分类法，援引特定哲学论争等方法，对“智巧”作出的概念限定（48-50页）。身心关系的议题在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对灵魂性质的讨论中再次浮出水面，笛卡尔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我们对比同时期公共舆论中的esprit／bel esprit和笛卡尔对同一语词的定义时（“思考的实体，心灵内做判断、理解、理性思考及创造人们所能想象之物的那个部分”），我们会发现同一语词在不同语境中巨大的语义差异。或许，本书选择以辞书为核心史料，以特定领域文献为佐证的研究模式，用意恰恰在此。虽说任何史料都存在局限，辞书作为一种相对中性的功能化文献可以帮助研究者撒开一张更开阔的网，来捕捉可能出现在各个情境中的语义。而特定领域文献作为旁证，则有助于进一步展开某些特定的语义，为相对扁平、精简的辞书定义补足立体的观念背景。
最后一条线索更为散漫，但也更能体现语词如何参与到不同社会群体的身份建构中去。“智巧”一词的形容词形态ingenius和ingenuus之间时而混淆、时而区隔的关系，在全书中牵扯出一段有关自由技艺（liberal arts）和机械技艺（mechanical arts）间关系的社会观念史。拉丁语ingenuus的“自由民、生而自由”本身便暗含贵族身份和血统的意味。这一涵义究竟是被纳入还是区分于“智巧”一词，往往能反映出“智巧”概念在这一语言圈中是否与自由技艺及其高贵的社会身份认同构成排他的联系。一个文化内部对不同技艺、知识、对思想劳动和手工劳作之间高下如何界定，不同社会或知识群体认同或排斥“自由技艺”所标示的社会身份，都可从语词层面体现出来。譬如，意语对这两个词的名词形式有明确的区分，同时ingegno一词承袭了相当丰富的机械、机关、工程、小玩意等含义，反映的正是工程师（ingegnere）、军事建设和工匠业在当时的特殊地位。而当十七世纪英国的文学家们反驳哲学界对“敏思”低于判断力的论断，转而强调“智巧”的创造和想象力维度时，创作者的“自由天性、率性而为、天马行空”也成为他们自我标榜的核心依据。更耐人寻味的是，英国新兴的业余知识绅士和工匠群体对ingenious和ingenuous的词义展开了竞争式的交叉挪用——前者视其贵族身份为睿智天性的明证，并努力强调“智巧”并不隶属于特定的技艺，而是可以统摄闲暇间的任何求知志业，后者则借用ingenuous的“坦诚、自由、慷慨”之意，来弱化长期以来“智巧”概念内部的负面语义（“狡黠、耍小伎俩、人为造作”），以此为工匠行业正名。
文泽尔?雅姆尼策，《达芙涅小型雕像》，1570-1575年（该雕像的人体部分为银质镀金，人像头顶的月桂树枝用珊瑚模拟而成，底座嵌有多种珍奇矿石，此类结合了自然材料和人工技艺的精妙工艺品，为当时珍奇收藏风尚所青睐，亦是能工巧匠用来展示其高超技艺与奇异物质想象的绝佳契机）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回到了文章开篇所谈到的语义的历史动态和符号自身“朦胧不定的边界”。倘若本书勾勒的辞典内的世界体现了编纂者捕捉、限定和展开语义的创造力和自我意识，那么辞典外不同知识群体和领域工作者对同一语词的挪用，则渗透着他们对自我身份和知识理念的定位与认知。“智巧”的语词家族成为一个开放多义、时刻浮动、不乏矛盾张力的语义场域。本书对辞书文献的关注，好比将历史的目光聚焦在了《牛津英语辞典》的那群专家团队上，试图透过他们的双眼反观这个语义场域的历史流变。当本书沉浸于对语文学细节生动细腻、毫不枯燥的铺陈与深描时，辞书语境内部的复杂性瞬间成为一面犀利的棱镜，它折射出的正是辞典外丰厚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情境。这或许便是这部新著最迷人之处。不禁令人遐想，倘若我们将目光从西欧投往世界其他地区，转而追索其他语言圈中“睿智、巧思”等相通概念的语义流变，又会有何种收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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