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著（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当怀王十六年，张仪相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近代以来尤甚。《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和“一死决心”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胡念贻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十分有力，今人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纠缠。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因为作品中所写当时楚国的君王，也就是诗人要效忠的君王是怀王而非顷襄王。这点对于判断《离骚》的写作年代十分重要。《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历史文献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从即位到顷襄王三年“怒而迁”屈原为止，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相反，怀王生前确实对屈原的态度有过多次变化，时而信任，时而怀疑，《屈原列传》等史料对此均有记载。另外，《离骚》中表达出的对当时楚王的感情是那样的热烈、忠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诗中这类热情洋溢的诗句显然只能适用于怀王。因为屈原在顷襄王朝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顷襄王也一直没有重用他，所以君臣之间不可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而作《离骚》时的屈原与怀王君臣关系已十来年，怀王还曾几度信任、重用过他，君臣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这些诗句有力地证明，《离骚》写作之时，怀王还活着，正处壮年，还在执掌楚国的政权，而且屈原对他充满希望，还愿意为他驰骋效劳，当开路先锋。所以说，除历史文献证明外，《离骚》文本也证明刘向的观点是可靠的。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
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离骚》中也有即景生情的内容，而《离骚》中写到的景色正是秋天之景。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曰“夏康娱以自纵”“夏桀之常违兮”。显然，这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而非指季节。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扈江离以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春天、夏天或冬天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其原因是：“（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这段记载中的张仪“称病不出三月”，自然是指楚怀王十六年的冬天。
再逆推上去。从“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和被张仪诓骗之后“怀王大悦”“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等记载看，此二位君王急迫之情溢于纸上，其时间不会拖得太长。此事在张仪“称病不出三月”之前。由此可知，刘向《新序》所载的“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的季节应该是秋天。
《抽思》写屈原无过被逐，忧思难抑，抚今思昔，夜不能寐。全诗写了两个夜不能寐，一个是“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一个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后一个“抚今”，在孟夏之夜，是写眼前之景，故用“望”字领起；前一个“思昔”，在秋风之夜，是回忆放逐前夕的情景，故用“思”字发端。诗人在“思昔”时唱道：“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此处所讲之“横奔”，与《惜诵》“欲横奔而失路兮，盖志坚而不忍”中之“横奔”，性质完全一样（“不以礼出也”），连前后表达的内容也相似，可见《抽思》所“思”的秋风之夜，当是诗人写作《惜诵》之时。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诗人写作《惜诵》之时，已经受谗被疏，但尚未离开郢都，只是“欲”“愿”而已，他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一度有意不遵礼数拂袖而去（“横奔”），即与君王彻底决裂，但最终理智占了上风——“盖志坚而不忍”“览民尤以自镇”。这正是诗人写作《离骚》前夕的情景，所以可证《离骚》作于秋天。
从古代刑法角度看，古人看重“春生秋杀”，以为“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吾将远逝以自疏”），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文/周秉高 系内蒙古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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