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兴平二年（195），依附于袁术的孙策率领部曲、宾客等千余人渡过长江，击败刘繇、严白虎等诸方势力，占领丹杨、吴、会稽等郡，独霸江东。建安五年（200），年仅二十六岁的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继位。建安十三年（208），孙权联合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这场胜利，击碎了曹操迅速统一梦想，也使得着孙氏政权在江东的统治趋于稳固。
长江之水，并非平直。在下游地区，自今天的江西九江市起，至江苏南京市，呈西南—东北流向，北岸在西，南岸偏东。因此，所谓江东，亦即江南。出身吴郡富春县（今浙江杭州市富阳区）的孙氏一族，正是土生土长的江南人。然而，翻开孙吴开国群臣的履历，他们绝大多数却来自于长江以北：肱股谋士张昭、张纮籍贯分别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赤壁战前力主抗曹、先后任大都督的周瑜、鲁肃分别来自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临淮（今江苏泗洪县）；元勋老臣程普、韩当则分别为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县）、辽西（今辽宁义县）人士。早期孙吴政权，虽然立足江南，却显示出与江北地域的紧密联系。说起来，这一特征的源头要追溯到孙策、孙权的父亲——孙坚。
孙坚与淮泗
孙坚年少时，是富春县的小吏。东汉时代，大多数县吏们的理想，是修习儒学、背诵法律，而后通过察举步入仕途。不过，对于打打杀杀的事情，孙坚似乎更有天赋。十七岁那年，他与父亲驾船往钱塘县，遇见海贼们在岸边分赃，便独自持刀跳上岸，以手东西指挥，仿佛有官军前来包围。海贼大惊，舍弃财物逃跑。孙坚追击，斩得首级一枚而还。勇武少年以寡敌众，大胜而归，自然一时传为美谈。孙坚也由此被任命为代理县尉，负责一县的治安。
不过，在吴郡的乡里舆论中，孙坚被评价为“轻狡”，并不怎么受欢迎。这么说倒也不算错：勇武的另一面是轻率，而战斗中的种种谋略确实可视为一种狡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孙坚出身寒微。在社会阶层趋于固化的当时，对于这样一个好勇斗狠的英豪，控制乡里舆论的吴郡世家大族并不愿意接纳。而这也意味着孙坚很难在江南本地的官场上有所作为。
河北望都汉墓一号墓壁画中基层官员的形象
汉末风雨飘摇的局势为孙坚提供了机遇。代理县尉不久，江南地区便爆发民变，参与者达数万人。仓促之间，孙坚被擢升为郡司马，凭着千余兵勇参与叛乱。因力战有功，孙坚为刺史臧旻所举荐，前往淮水南岸的盐渎（今江苏盐城市北）担任县丞。此后的十余年，他又历任位于淮水以北、邻近泗水的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下邳（今江苏邳县）两县县丞。据说，一些江南故乡的“好事少年”也追随孙坚一同前往淮泗地区。不消说，这些少年应当也是出身一般，行侠无赖，不为乡里所容的人物。
淮水南北，作为河洛、齐鲁、江南等诸多地域文化的交汇之地，人员繁杂，民风彪悍，是孕育豪杰的优秀土壤。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推翻暴秦的刘邦、项羽，包括此后称雄北方的曹操，都来自这片区域。淮域的生涯，孙坚如鱼得水，结交甚广。随着汉末乱世的到来，他在当地迅速拉起一支队伍，号称“淮泗精兵”。为人所熟知的程普、韩当、黄盖等人，正是在此前后投入到孙坚的麾下。凭借这支队伍，孙坚在汉末乱世中走南闯北，平定叛乱，讨伐董卓，立下赫赫战功。
在此期间，孙坚的长子孙策也逐渐长大成人。孙策出生于熹平四年（175），此时孙坚应在盐渎丞的任上。尽管仍然以吴郡富春县为籍贯，但生于淮泗、长于淮泗的孙策，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江北人。战乱之际，孙策等家眷并未随军。他们先被孙坚安置于九江郡寿春县（今安徽淮南市寿县）。此后，孙策又携带母亲吴氏、弟弟孙权等继续移居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六安市舒县）。与父亲类似，年少的孙策英武过人，极具胆识。自身的人格魅力，加上孙坚在淮域名望，孙策的身边也聚集起一批出身淮泗地区的豪杰：例如来自九江郡的蒋钦、周泰，来自庐江郡的周瑜、陈武，邻近地域的临淮鲁肃，汝南吕蒙、吕范等等。这些豪杰，清一色都是以武力见长，胆识过人的善战之将。
孙吴早期主要政治人物籍贯分布示意图（黄色字体者为重要军事统帅或谋主，丁奉、徐盛为后期重要政治人物。）
董卓死后，群雄并起。孙坚再次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淮河流域，依附占据淮南的袁术。但不久便在攻打刘表的过程中不幸遇伏身亡。不过，他所统领的“淮泗精兵”，很大一部分为孙策所继承。两股淮泗豪杰，至此合流一处，构成了创建孙吴政权的主要政治军事力量，也就是学界习称的“淮泗集团”。当然，随着孙吴政权在江南的扎根，本土化趋势无法避免，赤壁之战后，陆逊、顾雍这些江南世家大族的代表逐步走向孙吴政治的前台，就是一种表现。但“淮泗集团”也依然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鲁肃死后接任大都督的吕蒙，在孙吴后期独当一面的丁奉、徐盛，从籍贯来看，其实都属于“淮泗集团”。
宴猎之风
作为奠基者，孙坚给孙吴政权带来的，不仅仅是与淮泗地区的密切联系。从某种角度而言，他的豪杰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孙吴君主。这一点，从盛行于孙吴宫廷之中的狩猎与宴饮之风，就能够清晰感受到。
狩猎是古人惯常的娱乐活动。君王贵族往往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臣子、侍从们的簇拥之下，一边聊天，一边从容地引弓射箭。对他们而言，狩猎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活动所提供的威仪展示与社交场合。相较之下，孙吴君主的狩猎活动，就纯粹得多。《三国志·孙讨逆传》载：
（孙）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
爱好打猎的孙策，并不愿意与步骑一同从容前行。而是驰骋骏马，一往无前。也正因为这一习惯，某次打猎时，孙策单骑往江边，遇上了仇人许贡的门客，一时寡不敌众，被射伤脸颊，很快不治身亡。无独有偶，孙坚当时也是由于单骑追击敌军而遇伏身亡。
这份颇显轻率的勇猛，或许已经镌刻在了孙氏一族中的基因中。孙策之后继位的孙权依然爱好狩猎，尤其爱好亲手射杀猛虎。《三国志·张昭传》载：
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於原野，校勇於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於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
在张昭看来，堂堂一国之君应当驾驭天下英雄贤才，而不是与猛兽较劲，让自己身处危险之中。而孙权仿佛沉迷游戏的孩童一般，虽然表面上虚心接纳，但瘾头一来，便耐不住手痒，甚至还专门设计“射虎车”，方便他与猛兽近距离搏斗。可见他对于狩猎，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孙权死后，孙吴宫廷中依然保持着君王狩猎的传统。《世说新语·规箴》记载，吴景帝孙休爱好射雉（野鸡），“至其时则晨去夕反”，一大早便出宫打猎，太阳落山从返回。
狩猎之余，在宫廷中大摆酒席，与群臣一同酣饮，是孙吴君主的另一大爱好。《三国志·张昭传》载：
（孙）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
汉代鎏金错银铜樽，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在孙吴的宫廷宴会中，似乎看不到君君臣臣的礼仪束缚。众人一同饮酒，不醉不归。豪放快活的氛围可以想象。到了后主孙皓的时代，甚至不能喝酒的人，也都要被灌酒。《三国志·韦曜传》载：
（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
三国时期的七升，约相当于今天的1.4公升（L）。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人们主要用酿造法制酒，酒精度数较低。但即便如此，七升仍然是相当大的饮酒量了，更不用说这还是宫廷宴会中的起步数值。
皮胎犀皮漆鎏金铜扣耳杯（蒲柏林摄），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
日常性的狩猎与宴饮，使得孙吴的政治文化颇具豪放的江湖气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曾经比较魏蜀吴三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指出“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意气相投这四个字，正道出孙吴君臣交往的主要特征。一同策马奔腾、猎取野兽，觥筹交错间说着酒话，正是孙吴君臣“意气相投”的绝妙写照。
那么，这种政治传统是否仅仅是源于孙氏一族特有门风呢？其实，从更深层次的背景来看，孙吴君主的豪杰气质，也是一种实际政治的需要。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打出复兴汉室旗号的季汉不同，孙吴政权天生欠缺立国的合法依据。因此，孙吴君主只能通过高超的人格魅力以及世兵制、奉邑制等分权体制来凝聚人心。正如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所言，孙吴政权是“由大小私兵军团构成的高度军事化政权”，而孙吴君臣之间的关系则是“由任侠关系升华的人格主从关系”。对于孙吴君主而言，唯有展现武勇气质，方能够慑服大大小小私兵军团的将领。而在政权受制于军权，传统官僚政治、法律制度运转不畅的情况下，宴饮则是拉近君臣关系，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场合。明乎此，对于孙吴宫廷中的宴猎之风，也就有了别样的认识。
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江南的开发
今天的江南，是中国最为富庶、也最具经济活力的地理区域之一。不过，秦汉三国时期的江南却并非如此。《史记·货殖列传》载：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所谓楚越之地，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的“越”，指长江下游南岸区域，也就是今天狭义上的江南。在汉代史家司马迁的观念中，江南地区“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虽然谈不上贫困，但也绝对说不上富庶。
图源：吴中博物馆《考古探吴中》常设展视频
江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相比于北方地区普遍种植粟、麦，水稻的亩产量更高，但也更加依赖于地貌整治与水利建设，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地广人希”的状态下，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相对温暖的一个时期，平均气温比今天高1℃左右。降雨丰富的江南也因此形成了大量沼泽湿地，不仅较难开发，并且很容易滋生各类传染病。
图源：吴中博物馆《风雅颂吴中·吴风》常设展视频
东汉后期，地球气候迅速转寒，大规模的瘟疫开始在中原北方地区流行。此时的江南，由于气温适宜，反而变得宜居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孙吴政权的建立，大大小小的私兵军团迫切需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些高度组织化的军事团体，恰恰提供了垦殖拓荒所急需的人力资源。江南的开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屯田是孙吴政权扩大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当时吴都建业的周边，设置了毗陵、湖熟、于湖三个屯田区。这些区域的行政长官也不是太守、县令，而代之以为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农校尉等等，可见组织屯田是这些区域的主要行政活动。
吴都建业周边的屯田区
除了这些较为集中的屯田区，各地一般州郡也组织了为数众多的民屯。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走马楼吴简表明，在当时的长沙郡内的临湘侯国，就存在相当数量的民屯。屯田的人群身份广泛，除了一般民众，也包括各类州郡吏、士兵等等。
长沙出土走马楼三国吴简·君教简
广泛而大规模的屯田有力的开发了江南地区，也充实孙吴政权的国库。不过，由于屯田征收的田租数额远高于一般民田，再加上各类赋税、徭役等等，民众的负担非常之重。甚至在各种苛政下，出现了大量逃亡的情况。在走马楼吴简中，可以看到一份名为《诸乡谨列郡县吏兄弟叛走人名簿》的文书。从这份的文书的内容来看，逃亡者为数不少，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一般百姓，也有普通小吏。从这一事实不难看出，孙吴政权治下的民众，远远还谈不上安居乐业。而在西晋平吴后，晋武帝司马炎“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了解了这一背景，再来看西晋统一后出土于孙吴故地建业的“晋平吴天下太平”砖铭，也就能够更为切实感受到江南民众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南京江宁索墅西晋墓出土“晋平吴天下太平”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吴中博物馆”。）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