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领域为“住房”和“买房”发声的研究者往往是经济学家或城市规划人员，人类学的观察和记录比较少见，从性别视角切入观察买房融资过程的更少。
关于这一问题，人类学学者王梦琪试图以女性视角切入，对性别因素如何作用于购房融资过程做进一步的分析。她注意到公共空间中围绕“买房”有两种约定俗成的偏见：一个是中国的房价是“丈母娘”推动的，再一个是“女的要有房子的才嫁”。但这些说法与她的调查结论并不吻合。
王梦琪是昆山杜克大学社会科学助理教授，布兰迪斯大学人类学硕士和博士，研究方向是经济人类学，房产和住房，城市发展。她曾在南京周边做了为期20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观念如何贯穿新婚夫妻买房的全过程，那么王梦琪的研究是如何拆解掉这两种偏见的呢？
以下是王梦琪的讲述——
王梦琪
“刚需”与财富的代际转移
我的田野调查在南京市东郊，那个楼盘是整个南京最便宜的，是一个“刚需”小区，在那里买房的大多是首次购房者，比如小夫妻或者单身的男性，我能观察到大家的那种挣扎，那个不惜一切代价要去买上房子的过程。
“刚需”这个概念热了好几年了。一方面，流行话语里的“刚需”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在中国，房子和市民权是相互捆绑的。比如很多人的孩子要上学，就必须要去买一个房子——只有成为房主，才能拥有完整的市民资格。
但容易被忽视的是，在另一方面，当一个人谈论“刚需”的时候，特别是自称为“刚需人群”的时候，往往也在表达一种道德诉求，即他对房产的需求是正当的，拥有房产是成为一个自立的社会人的必要条件。
我的论文对同为经济话语和道德话语的“刚需”概念进行了解构。我注意到，这个话语里的“道德主体”往往是以一个男性的面貌出现的，他的诉求是“我需要结婚，我需要娶老婆，我要买房子”，他认为自己需要成为一个户主，成为一套房产的所有者。
做出道德诉求的儿子们往往是理直气壮的，他可以说我要买一个房子，因为没有房子就没有女性愿意嫁给我（尽管从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他可以说因为我要成家，要做一个有担当的负责任的丈夫，或者未来要做一个好父亲，等等。这套话语里往往不会直白地提到房产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这套话语默认房产是归属于男性的。
上海某楼盘售楼处实景
这当然与我们的男权传统有关，婚房其实最早和洞房的意思相近，指的是给新婚夫妇提供的一个单独的房间，这个房间一般就在男方的家宅里，是由男方父母来布置准备的。
一本早期的记录台湾农村生活的民族志Margery Wolf 的“The House of Lim”提到，在中国传统的家族制社会中，拥有绝对权力的是一个家族的家长——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爹”。农业时代，家族里的儿子女儿都是人口资源。作为壮劳力的儿子，一般只有在结婚后，才算是社会意义上的成人，可以从和兄弟同住的房间里搬出来，有一个自己和妻子一起住的房间。再接下来甚至可以分家，拥有自己的资产。故而，“结婚”是每一个儿子都渴望的走向独立的必经之路。
在今天，这样的家族财产继承模式依然隐约可见，只是今天的婚房，从“一间屋子”变成了一套商品房。
中国房产私有化以来，在“买房才能结婚”已经被塑造成一种普遍观念的大环境下，随着房价的高涨，购房款往往成了小夫妻组建家庭过程中最大的一笔投资，也是父母为子女提供的资金中金额最为庞大的一部分。
实践中，由双方父母共同出资购买的婚房实际上承担了某种以婚姻为媒介的财富代际转移。这笔财富的定位很明确，就是直接交给年青一代的小家庭的启动资金。
婚房的融资过程
买房就会涉及到资金的流动，一部分钱变成首付，一部分变成抵押贷款，最后这些资金都变为不动产。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买房的时候，性别因素是如何影响融资过程的？
在我调查的对象中，一小部分是由男方付首付，而绝大多数是双方一起支付的，社会上流传的“男方必须要自己买房”才能结婚的情况其并不普遍。
我观察到，人们往往认为支付婚房首付代表着男性的担当。例如，有一对情侣，女孩的工作条件优于男孩，他们买房是靠女方的公积金贷款。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双方家庭一致默认了男方要出首付，而这个男孩没有钱，但他表示即使到处借钱，也要把这个首付凑上，他认为这个代表他在婚姻中作为男性的一个荣耀感。
确实也有一些男性还没有恋爱就在准备买房了，他们一般会表示买房是为了将来结婚做准备，拥有房产会使得他们在婚姻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男性的未来伴侣不参与还贷，那么房子就是这个男性的独有产权。
2014年8月31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家长浏览雨伞上的征婚信息。 澎湃新闻资料图 贾亚男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在田野里遇到的，那些为了准备结婚，一起走入房产中介的小情侣，都认为买房是两个人的事。有的首付是一起凑的，有的房贷也一起还。而且有不少情况，当女方的工作更加稳定的时候，房贷用的都是女方的公积金，那用这种方式买的房一般都是夫妻共有产权。
所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女的只嫁给有房子的”，或者“丈母娘推高房价”的说法，其实是对女性的一个污名。房价很高，大家都很痛苦，特别是想买房子的中下阶层男青年很痛苦，因为当今的社会文化期待他拥有一套房产。他所期待的一些东西，比如社会的认可，异性的青睐，等等，似乎都建立在“成为一个户主/房主”这个基础上，但这是塑造“刚需”的消费环境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而不是与他们共同承担了购房压力的女性群体的过错，她们不该成为发泄不满的对象。
对这些男青年来说，其实不用觉得买不起房子你就不会遇到心仪的伴侣了，更没必要因此指责女性或者指责丈母娘拜金，真实社会调查中我遇到的绝大多数谈婚论嫁的小情侣，都是一起购买婚房，一起为生活打拼的。不应该忽视了造成高房价的整体的结构性原因，而单纯把道德谴责投射到女性群体上。
同时对于青年女性和她们的父母来说，其实应该放弃“只有儿子才是家族继承人”的观念，也把女性当做家族继承人去看待，尽可能地帮助她们完成购房意愿。
女性的“道德失语”
如果把婚房的购买看成是家庭内部财富的代际转移，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男女性别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前段时间《奇葩说》有个很热的辩题是关于什么才是独立女性。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为什么大家不讨论男性的独立，而讨论女性的独立呢？
因为我们的社会默认男性是需要独立的，也应当独立，可是现实里，我们看到大多数男性的独立都不是没条件的，他们有倾尽全力为他们买房的父母，甚至姐妹。
而相对的，女孩在追求独立的事业，或者独立的财产权的时候，往往得不到父母的支持。有的报告人对我说“幸好生了个女儿，要不然还得给他买个房子”，这难道不是隐形的性别偏见吗？
中国家庭在给儿女买房问题上的区别对待造成的结果就是，有儿子的家庭早买了房就早收获了房产红利，而有女儿的家庭则认为不需要给女儿买房，也就错过了房产增值的热潮。与此相印证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在中国房产市场高歌猛进的30年间里，中国女性财富比例相对来说是降低的。这个现实也说明，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谈女性的独立。
女性在“结婚买房”这个敏感的话语体系中是处于从属位置的，她们很难从主流的道德话语里得到支持。如果她说“我要买房”，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小姑娘买什么房”，甚至这个声音常常是以关爱女性的方式出现的——“你是女孩你不用买房，不用那么辛苦”。而在婚恋中，女性也是被鼓励无私奉献，爱情至上的，谈钱是不体面的，在亲密关系中往往也是尴尬的。
在田野里，我没有遇到一个会开口要房子的女孩，至少不会为自己要。有的情况下，女方的家长会出面跟男方提出，他们担心女儿会受苦，所以必须要买一套房子才能结婚。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女孩选择与男方站在一起，坚持爱情至上，还是选择与父母站在一起，以父母的要求为理由提出购房需求，她自己都不是要求房产的主体。在婚房购买中，如果女孩们稍微流露出一点对房子产权的兴趣，表示出了一点在意，都会因此而遭到打压。
我遇到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有一对夫妇过来给还在读大学的儿子买房，正巧当时新婚姻法刚刚颁布，我就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刚开始访谈的气氛很好，这对父母表示肯定要给儿子准备一套房产，这是为儿子也是为他将来的女朋友负责，他们希望将来小姑娘嫁到自己家里来不要受到亏待。
但是当我最后提到，由于法律对房产所有权划分的规定刚刚作出了调整，考虑到女方将来可能会因为生育而有健康和事业上的损失，要不要在房产证上加上女方的名字时，那对夫妇“唰”一下就变了脸。他们说：“如果想要写名字，那就是想觊觎我们家的财产，这种女的我们是不会让她进门的。”所有关于儿子成家这一话题的温情脉脉在提及财产所属权的时候都瞬间荡然无存。
女性什么时候才能成为道德主体？当她作为“未来的母亲”或者“懂事的女儿”的时候。接受我调研的那些女孩，她们会私下跟我说自己确实也希望婚后有一个房子，但是都会强调自己要这个房子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我爸妈安心”，或者“为了将来的孩子考虑”—— 在这种话语中，表达道德的主体可以是她的父母，也可以是她的孩子，但绝不是她自己。她必须要以这种方式来委婉要求男方购置婚房，而不能表示你必须要买这个房子你才能娶我，我没有遇到一个女孩这样说。这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告诉这些女性，你追求利益，甚至是以为家庭付出为前提追求补偿性的利益，是一件应该感到羞耻的事情。
上海某楼盘效果图
人类学家项飙曾在《十三邀》中提到，由于对成为剩女高度恐惧，大家不得不赶快结婚，赶快买房，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也承受着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会变得非常的脆弱。
前段时间读到过网上的一个说法很有意思。调查表明，男性在买房之后，他们的想法是“我可以结婚了，可以理直气壮去谈恋爱了”，而女性则恰恰相反，在独立买房之后，她们欢呼：“我可以不用急着结婚了。”
尽管很多教育和影视作品都把婚姻描述成令人向往的事，但这个现象说明开始有女性怀疑这件事情了，她们渐渐意识到，在现代社会，对女性而言，只要能自食其力，往往独立生活也不至于过得太差，但是一旦进入婚姻她们所面对的情况则会非常复杂。
有女孩想方设法在婚前去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认为这挺好，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利用现有体系为自己赋权的行为。像澎湃新闻中提到，现在有两成的女性都是要独立购房的，我觉得这种倾向是一件好事，或许会构成对传统父权制的一种挑战。
当然，我们人类学家会发出很多声音去批判购买房产这种“占有”的逻辑，呼吁去想象一种“非占有”的逻辑，但我个人认为喊话的对象应该是一种社会结构，至少是在结构中占有更多资源和特权的人。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放在相对弱势的群体身上，所以有女性自己努力攒钱去买房，这也是一种赋权和个体解放的方式，也有人会提出我们就完全不要这个体系了，去开拓另一种替代性的体系，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仍然在现有体系中挣扎的普通个体，尤其是普通的女性们。
（实习生 冯嘉鑫 吴晗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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