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9日，洛阳市文物局召开“纪念著名考古学家、洛阳文物事业的奠基者蒋若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不禁回忆起二三十年前与蒋先生交往的情景，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些聆听先生教诲的场景片段，触动我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激发我写下这些文字，重回往昔，重新回顾蒋先生的学术风采与人格魅力。
蒋若是先生在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开启考古之门
第一次见到蒋若是先生，是在1985年9月。经过残酷高考的奋力拼杀，我终于考上了洛阳大学文物考古专业。因为这个专业是首次招生，学校领导极其重视。开学第一课，校方特意邀请蒋先生来给同学们上课。我记得，上课地点先是在当时洛阳大学新盖的实验大楼顶层。因楼下噪音太大，不得不中断讲课，搬到了一楼的一间教室内继续进行。
蒋先生讲了许多以前我闻所未闻、有关考古方面的新鲜内容，并鼓励同学们认真学习，将来成为文博考古界的栋梁之材。让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蒋先生谈到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勤奋读书的故事。无论每天工作有多忙，夏先生都要挤出时间来，坚持阅读三十页书，终成大家。对于我这样一个高中刚毕业、不了解考古为何物的学生来说，蒋先生的讲述真是太重要了。他让我在第一次考古课堂上就知道了夏鼐先生是谁，他是如何学习、工作的，我们应该向夏先生学习，充分利用在校期间的大好时光，勤奋读书。蒋先生的一席话提升了我对考古学家的认知，进一步加深了对考古学科的理解，为今后走上考古之路做了较好的铺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讲课结束后不久，为了解决学校有关考古学方面图书匮乏的问题，蒋先生还给我们班捐赠了几十册考古发掘报告与学术著作，专门集中放置于教室讲台旁边的一个书柜中，供同学们课余时间阅读。
二是由蒋先生主编的《洛阳烧沟汉墓》发掘报告书稿，出版之前交由夏鼐先生过目，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件事这被蒋先生在1957年7月记录于《洛阳烧沟汉墓》“编后记”之中：“这本报告经过夏作铭先生在病中审阅一遍，并进行了多处的修改。”（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43页）夏先生病中改稿，令蒋先生十分感动。
三十七岁时的蒋若是先生（1958年与洛阳博物馆同事合影，一排左起第一为蒋先生；采自《洛阳博物馆50年》）
在以后给我们上课的过程中，蒋先生很少主动谈及他的成名作《洛阳烧沟汉墓》。不仅如此，甚至还对该报告有关钱币部分进行了反思。他曾提到该报告中收录钱币的局限性：“1954年余主编《洛阳烧沟汉墓》时，特于考古报告中，专列此‘钱币’一章，意欲借此系统发掘之墓葬，与同出之五铢钱相校订。复得吴荣曾先生之助，排比先后，析其类型，以与同出之墓葬年代相印证，则古钱之类型可征而年代可据也。然此仅限于武帝实行三官专铸至东汉晚期之墓葬，故其上限不及郡国与赤仄五铢。”（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自序》，中华书局，1997年，第7页）
1988年，中国钱币学会在陕西临潼举办“西汉上林铸钱遗址学术讨论会”。蒋先生在会上发言时，谈到在洛阳烧沟发掘西汉墓群时，曾因当时所见资料不多，以致于将西汉五铢钱次序排列欠妥，造成以后研究西汉五铢钱者的困难，殊感遗憾。（姚世铎：《哭钱币学大师蒋若是先生》，《陕西金融》1994年第7期）
三是蒋先生特意说到考古工作者自己不能收藏文物，这是考古学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希望同学们将来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时也能遵守。蒋先生说到的这一行规，让我们这些后来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同学受用终生。令人欣慰的是，十六年后，国家文物局于2001年12月10日修订、颁布的《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六条规定：“遵守文物法规和职业纪律。不以个人或家属、子女名义收藏文物，不参与买卖文物。”明确提出了文博工作者自己及家人不能收藏文物。
蒋先生给我们上课，讲述内容信手拈来，生动有趣，且不乏幽默。他所讲授的考古第一课，让我对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心驰神往，也在年轻的心中烙下了对考古学的深深印记，立志在未来成为像蒋若是先生那样的考古学家。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为特聘教师，蒋先生先后给我们讲授了《博物馆学概论》《秦汉考古》两门课程。他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时常给同学们讲他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或者正在做的一些研究课题。诸如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春秋“崤之战”战地考实》（《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垓下”方位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古钱学方面如《关于四川青川战国墓的年代》（《中国钱币》1990年第1期）、《秦钱论》（《洛阳钱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他依据大量出土实物资料，得出先秦半两钱的发现大多集中于秦对外战争战略要地的重要结论；以考古发掘出土品作为标尺，来判断秦国半两与秦朝半两的差别。在课上，尤其被蒋先生称道的是“青川七钱”的出土，由于在50号墓中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木牍同出，从而将秦半两的铸行时间上推到秦昭王元年。不仅可以确定秦铸半两钱远在秦统一之前，而且可以使我们对秦半两的铸行时间从秦统一之后这个老观点的框框中解脱出来。蒋先生的上述观点极具创新性，由小见大，将小钱与秦统一的历史大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实物资料作为史料灵活运用，从史料升华到史学，若干年后我才真正领悟到蒋先生研泉高妙之所在，应将这一方法上升到钱币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
青川七钱拓本（采自《秦汉钱币研究》）
经过蒋先生等诸位老师的辛勤培养，大学毕业之时，我感到收获颇丰，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道”，意即规律、法则，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法”，就是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办法；“术”，即知识技术。信心满满，踏上征途。毕业后，我有幸被分配到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股，从事田野发掘与研究工作。蒋先生的考古第一课，确是一个鲜活有趣的起点。他为我打开了一扇神奇的考古之门，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引导我一步步探寻古代中国物质文化的遥远与悠长。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愈发感到，蒋先生仿佛是一部经典厚书，常读常新。品味着他著作中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智慧，总给今人以新的启发。
恪守职业准则
蒋若是先生在洛大考古第一课上强调考古工作者不能收藏文物的行规。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
1993年，我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图书资料室书库内，发现了清代书法家王铎手稿册页。其中有《隐君连太华墓志铭》草稿，未见著录，随即对其来源及基本信息进行调查。根据同事提供的相关线索，了解到这一珍贵藏品与蒋先生有关。有一天晚上，我登门拜访了住在洛阳博物馆家属楼的蒋先生。虽然他的身体较为虚弱，躺在床上，但是仍然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述了征集王铎手稿册页的前后经过。
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蒋先生，在洛阳老城西大街购买到六册《王铎诗文稿》书法墨迹册页。卖家是一位年纪约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称其为家传，还说祖上与王铎有亲戚关系。蒋先生未对《诗文稿》进行考证，就将其存入洛阳市文管会资料室。
王铎手稿册页共计六册，包括五册诗稿，一册为王铎为他人撰写的墓志铭手稿。册页装裱考究，每册封面为木质板材，左上角为纵幅空白题签。内页手稿用纸为草纸，呈深褐色。纵长方形，高28.1、宽20.3厘米；其外用白绫子装璜，高35.8、宽24.1厘米。1979年，《王铎诗稿》参加了河南省古代书画展，部分内容收入《王铎书法选》。后来，其中一册收藏于洛阳博物馆，其余五册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图书资料室收藏。1985年，资料室刘世英老师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王铎诗稿》。（霍宏伟、张灵威：《〈王铎诗稿〉考辨》，《中国书画》2011年第2期）
这份当时未见著录的墓志铭手稿册页，为纸本行书，6页，每页字2至10行不等，共计约1200余字。手稿涂抹、增删之处较多，还有朱笔圈点痕迹。1998年，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调拨至河南博物院，并重新对其进行了装裱。
清代王铎手稿册页
这份手稿是王铎为山西临汾县知县连讷珍之父连峰撰写的墓志铭草稿。主要记述了连氏家世、渊源与籍贯等内容，还写到连讷珍幼承家教、长大之后考中进士等事迹。（霍宏伟：《王铎手稿〈隐君连太华墓志铭〉简介》，《文物》1995年第4期）通篇文稿写得张驰有度，随意有法，或断或连，自然天成，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蒋先生慧眼识珠及时将六册王铎诗文手稿购回、入藏洛阳文博部门的话，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以及 “破四旧”运动中，这些流落民间的王铎书法墨迹命运难以预料。以上仅举一件笔者实地调查的事例，由此可见，蒋先生不仅是保护文物的功臣，而且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前贤。他在考古第一课上所讲考古工作者不收藏文物的行规，在实际工作中，他自己以身作则，表里如一，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启迪学术人生
在考古第一课上，蒋若是先生谈到夏鼐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行，带病为其修改书稿，蒋先生也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考古学家、钱币学家，其学术理念与研究思路、做学问全身心投入的忘我精神，均对我的奋斗之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第一，蒋先生学术研究方法论对我的启发。1993年9月，他自己坦言编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编写《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遇到两个较大的困难，一是前人没有秦汉钱币的专著，无从借鉴。二是各家《钱谱》错误颇多，没有可靠的类型和断代标准。……这次编写《秦汉编》本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以地下发掘材料为基础，以纪年墓葬与钱范为依据，经过‘交换、比较、反复’，得出有关结论。……本编所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建国以后各地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有些是从未发表的材料。”（《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后记》，中华书局，1998年，第757页）可见他对于秦汉钱币的研究，是考古学视野下的古钱探讨，采用实证的方法，而非传统金石学的研究路数。蒋先生认为，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是他“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取得一点成就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蒋若是：《七十自述》，《西工文史资料》第六辑，1993年）
钱币学家戴志强对蒋先生的钱币研究成果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蒋先生运用考古学手段，依据科学发掘资料，在墓葬断代的前提下，借助纪年钱范和其它具有确凿断代依据的钱范或资料，对半两钱、五铢钱的断代作了新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蒋先生发挥了他作为考古学家的特长，为钱币研究创造了一个治学的范例。
考古学家陈公柔对蒋先生钱币研究方法也进行了细致评述：“更为重要的，是其研究方法有新的突破。从研究方法上讲，是以墓葬、遗址的年代，包括墓葬结构、其出遗物及出土情况为标准，来考察并确定随葬古钱的年代，而不是将传统的古钱断代，按习惯笼统地来断定墓葬、遗址的年代。重点在于以墓断钱，而不是简单地‘以钱断墓’。”（《秦汉钱币研究·序》第1、4页）两位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均对蒋先生的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2-2016年，我在撰写《古钱极品》《鉴若长河》两本小书的过程中，认真研读蒋先生的钱币学著作，努力学习其精妙的研究方法，并将其精髓运用于写作之中。根据所用实物资料来源的不同，将其分为考古发掘品、出土品及传世品三类，并首选发掘品资料，以确保使用材料的科学性，以小见大，微显阐幽，取到了较好效果。
第二，蒋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执著精神，令人动容。蒋先生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因为几个五铢钱学术问题，闷心其久，如鲠在喉，不得已就在天热气闷中，挥汗力书，文成后虽如释重负，人却因而病倒。（姚世铎：《哭钱币学大师蒋若是先生》，《陕西金融》1994年第7期）为了解决古钱币方面的学术问题，蒋先生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保证《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以下简称《秦汉编》）的出版质量，他作为主编，北上南下，东来西往，实地调查、广泛收集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秦汉墓发掘出土或者窖藏发现钱币资料，仅于《秦汉编·后记》附表中列举出来、表示感谢的就有52家文博考古单位及钱币学会，共计85人。后记落款为1993年9月9日，八个月之后的1994年5月2日，先生驾鹤西归。
《秦汉钱币研究》收录了蒋先生的16篇钱币论文。其中所写大多数论文，目的是为编纂《秦汉编》打下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他在《秦汉钱币研究·自序》中不胜感慨：“此已集全国五十余家珍贵发掘之藏品，与四十年各地同行辛勤工作之劳，自非余一人之力所能济也……而全国各地旧友同好援手相助者，又多多矣。此所以深感于衷也。”（《秦汉钱币研究》第8页）为了在秦汉钱币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发前人之所未发，努力揭示历史本真，蒋先生事无巨细，亲历亲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第三，蒋先生的学术贡献与深远影响，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从中国钱币学术史的角度切入，把蒋先生的钱币研究成果放在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的大背景下来重新进行审视，他的某些研究结论可以被后人修正，但他关于古钱探索的方法值得借鉴。古钱学研究由金石学视角转向运用考古学方法，并纳入到考古学体系当中，蒋先生具有开创之功，以其《洛阳烧沟汉墓》为标志，堪称钱币学研究的里程碑。作为中国考古学一个分支的古钱学，蒋先生不愧为其分支学科的奠基人与践行者。
为什么蒋先生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因为他有着得天独厚的考古优势，得益于他扎实的田野发掘功底，全面、系统整理考古材料的能力。在与他同辈的钱币学者群体中，蒋先生是将考古学与钱币学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最为突出的一位学者。在古钱学这个古老学科中，蒋先生于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均有所突破，开创了一条新的研究之路。我们应该继承其优良的学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
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一排左起第六为蒋先生，第九为邹衡先生，第十为张政烺先生，第十一为宿白先生；末排右起第三为本文作者；采自《洛阳考古四十年》）
蒋先生的一生如同一面镜子，他走过的路给我们以启迪。纪念先贤，反思自己。蒋先生讲授的考古第一课，激发了我心中对于考古学的美好憧憬。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成为一名考古队员，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十余年，经历各种环境磨炼，却仍未泯灭年轻时的理想，胸藏锦绣，含而不露，宽缓阔达，执著前行。2004-2009年，当我义无反顾地从家乡走出来，南下天府，攻读硕博；北上京华，全家团圆。站在国博的平台，回望中原故土，蓦然发现古都洛阳，这一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才是我赖以生存的学术沃土与精神家园，根在河洛，用之不竭。在这个家园中，蒋若是先生无疑是一棵参天大树，一尊崇高的学术雕像，我心中永远的老师。
我期盼着，在未来时机成熟之际，洛阳文博考古界同仁能够齐心协力，编纂、出版一套多卷本的《蒋若是学术全集》，也许这才是纪念先生百年诞辰、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最佳方式。
2021年4月6日于北京紫竹院京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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