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刻镂之丝到刻镂之绘：缂织的东传与发展

缂丝是指以“通经回纬”的梭织方法在经向纱线上缠绕各色纬线，织成花纹的传统织造工艺。缂丝初创源自西方，缂织技术传入中国，大体源于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缂毛工艺。隋唐时期，传统的缂毛工艺经过中原巧匠本土化的改良，逐渐形成了富有本地特色的缂丝花样。两宋时期，缂丝技艺发展到已日臻成熟，在实用性缂丝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以缂丝工艺织造卷轴绘画的新风尚，此类制品较实用性缂丝更具艺术性，故名作“镂绘”。如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缂丝富贵长春》轴即保存较完整的装饰性缂丝花卉作品。

一幅好的书画手卷，总会在开卷之前看到其外包裹的缂丝包首；一件珍贵的唐代着衣人物陶俑，也会在其腰间出现细腻的缂丝腰带……缂丝这种特殊的织物之于中国可谓涉及艺术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唐人郑维曾以“何物离披最可人，纸间经纬别有因……阿谁巧作维摩手，就里挥毫称绝伦”赞叹大唐织绣之美，所指的大概就是当时的刺绣与缂丝织造技艺了。缂丝是指以“通经回纬”的梭织方法在经向纱线上缠绕各色纬线，织成花纹的传统织造工艺。由于彩纬织造于细密经纱之上，故其织物结构有“细经粗纬”“白经彩纬”“喧经曲纬”等特点。若对光观看，可见光线穿过一道道如刀刻的缝隙，犹如镂刻而成，故又称“刻丝”。

今天还能够看到的古代缂丝文物已非常稀少，一是因为缂丝属于织物，具有畏光照、畏虫蛀等特质，且丝蛋白老化后纤维非常脆弱，极难保存；二是因其工艺制造成本特别昂贵，故本身产量稀少，尤难一见。

伊朗、伊拉克科普特风格缂织物残片 8世纪 〔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一、缂织的起源与传入

缂丝虽在中国发扬光大，但其初创并非源自东方。追述缂丝这一织造工艺，“通经回纬”的梭织方法被称为“缂织法”。西方的缂织物最早出现于距今3000年前，不同于中国以蚕丝缂织的技术，此时的缂织物全是采用当地盛产的亚麻纤维作为原料。现存公元前一世纪出土的埃及缂织肖像中织物的经纬皆用麻线。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约公元前1392—约公元前1382年)墓出土的麻布也使用缂织技法织造出莲花和纸纱草中的阿蒙霍特普二世(公元前1427—公元前1392年)肖像，且织物经线与纬线都采用麻纤维。

新疆楼兰男子执杖缂毛织物残片 公元200—公元400年 〔印〕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

公元前1000年左右，埃及的缂麻织物开始向西亚各地和爱琴海一带出口。两河流域自古以来盛产羊毛，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经有了羊毛纺织并出口埃及。至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公元前30—公元639年)缂织物中开始出现麻毛混纺的情况，当时两河流域毛纤维的染色工艺非常先进，经线用麻、纬线用毛的缂织物在此时也成为极受追捧的珍贵面料。相较于全用麻纤维的缂织物，毛的纤维更加绵长，色彩稳定且浓郁，所缂织而成的纬线纹饰带艳丽平整。其艺术风格则受到希腊美术风格的影响，产生了犹如马赛克壁画般的古典写实主义风格。

两河流域的劳动人民也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完善的缂织技术，开始用羊毛缂织服装和地毯，到公元二至三世纪，这种纺织技术在东地中海一带流行。罗马统治时期的缂织物受叙利亚美术影响，用色彩晕染手法织出阴影，极具绘画效果。

阿巴斯王朝团窠狮噬牛缂织残片 公元750—公元799年 〔美〕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现存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团窠狮噬牛缂织残片是阿巴斯王朝时期典型的缂织文物。这块残片呈圆形的团窠花样式，一周圆圈形的花叶纹中以缂织的方式织造一头雄狮跃起咬住公牛后腿的瞬间。无论是狮子的鬃毛与四肢，还是牛的胸前脖颈处，皆以多色染毛纬线缂织出细腻的毛发局部，这种精细缂织的细腻手法是染色羊毛运用于缂织技法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麻纬线缂织物纹样粗疏的弊端。这块八世纪下半叶的埃及混纺风格缂织物中所表达的狩猎场景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织物纹饰题材之一，它表达了统治者对于大自然控制的能力，借此来宣传统治者的王权神授，除埃及之外也流行于当时的近东和伊朗地区。

四世纪，基督教开始传入埃及，此时的缂织物也逐渐摆脱希腊、罗马文化风格的影响形成具有早期基督教艺术风格的缂织样式，美术史中将这一时期受到基督教风格影响时期制作的织物称为“科普特织物”。此时由埃及和西亚地区产生的缂麻、毛织物开始向东传播，并传入古代波斯等地区。埃及和中亚、西亚的文化直接被波斯文明吸收融合，到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公元651年)时期，该地区的缂织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大量缂毛织物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轨迹向东方传播。

缂织技术传入中国，大体源于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缂毛工艺，考其历史已延续两千余年。早期在中国新疆地区出土的缂毛织物中，就有许多保存着早期西域风格的纹样。如1984年新疆和田洛普山普拉1号墓出土的马人武士缂毛织物残片就是其中代表，这块东汉时期的人马武士纹缂毛织物原本推测应为一件完整的装饰挂毯，而后被剪成四片改为一件作装殓使用的葬具裤装。裤装左腿的上缂织着一位高鼻蓝眼、手持长矛的武士；而右侧裤腿上则以蓝地缂织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半人马神肯陶尔(Centaur)，他人首马身，正手持长管乐器在花丛中吹着浪漫的乐曲。同类风格的缂织挂毯还见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馆藏男子执杖缂毛织物残片原为一块挂毯的碎片。现存残片中手执权杖的男性，长着蓝色的眼睛与棕色卷发，其白皙的肤色表明这位男子并非来自中亚、印度或中国。他与山普拉1号墓出土的马人武士一样，都被认为与中国新疆米兰佛寺遗址壁画中的人物有很强的相似性。

二、早期实用性缂丝的产生及发展

早期缂毛工艺随着丝绸之路被传到中原，历经技术变革后改用中原盛产的蚕丝作为材料，开始出现简单的几何纹样缂丝。隋唐时期的文化极具包容和创造性，传统的缂毛工艺经过中原巧匠本土化的改良，逐渐形成了富有本地特色的缂丝花样。

唐代缂丝因工艺仍有局限性，只能织造小型几何花纹的条带实用品。此时的缂丝多符合唐人艳丽尚色装饰的喜好，以明快的宝蓝、胭脂、明黄、汁绿等色彩织造宝相花、海石榴、忍冬花等吉祥花卉纹样。大英博物馆现存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带走的唐代遗物中就有缂丝制品，这件唐代缂丝八宝带残件现存18.5厘米，宽仅有1.5厘米，其以退晕的色彩组合方式在蓝色底子上缂织黄绿色宝相花图案。从当时出土的报告来看，这件缂丝八宝带原为藏经洞经卷外的捆扎带。而唐代出土的着衣陶俑中，则阐明了缂丝的另一类用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彩绘木胎舞蹈女俑是我国唐代着衣女俑的代表作。这件女俑穿着唐代襦裙外罩团窠鸟纹锦半臂，半臂下的腰部则系有一条长8.5厘米、宽1厘米的缂丝腰带，这条腰带与前文所述的缂丝八宝带风格相同，也是以黄色底缂织蓝绿两色的宝相花纹。唐代缂丝制品尺寸都不大，最大的残片是现藏日本正仓院的紫地菱文缀锦。缀锦是日本人对缂丝制品的称谓，这件紫地缂丝带以片金与多色彩线缂织艳丽的几何花纹，并在其中织出四瓣花等花样，分外耀眼。

(唐) 敦煌藏经洞出土 缂丝八宝带残件 〔英〕大英博物馆藏

缂丝技艺发展到两宋时期已日臻成熟，传统的织造技法不再被门幅所限，在实用性缂丝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以缂丝工艺织造卷轴绘画的新风尚，此类制品较实用性缂丝更具艺术性，故名作“镂绘”。缂丝是单层平纹织物，具有双面显花、色彩相同、方向相反、可两面观赏的特点。宋缂丝相较于隋唐时期的缂丝幅宽大小已不再受限，可根据需要定制不同幅宽的缂丝织机，既能生产5厘米以下的绦带，也可织造1米以上的横幅大件。因费工费时，故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

(唐) 缂丝孙过庭书千字文卷首包 经线双股强捻线15-20根/厘米 纬线单股80-120根/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现存宋代实用性缂丝以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宋缂丝紫鸾鹊谱》轴为个中翘楚，通幅以繁复的花叶走兽纹样装饰，工艺上多采用绕缂、搭缂一类的早期技法。画面由上而下对称分布凫鸭、绶带鸟、鹦鹉、、孔雀、练鹊、小鸟等珍禽，其间以各色花卉填充画面留白处，使得整幅缂丝作品布局圆满，画面喜庆丰盈。辽宁省博物馆藏《宋缂丝紫鸾鹊谱》高达132厘米，幅宽达55.6厘米，是现今所存宋缂丝中尺幅最大、画幅题材最为完整的一件神品，图案循环达到两个完整的组合单位。明弘治时人张习志认为，从唐代起缂丝已经广泛运用于书画装裱之中。“包首”指的是书画最外层的装裱织物，起到保护书画卷轴的作用。宋代宫廷把前朝的书画作品收集重装，而将其中最为珍贵的采用宋缂丝装裱，其次用锦绫等材料。而装饰用缂丝纹样也分为花卉、鸟兽、山水楼阁等不同图案题材，这些缂丝在纹样形式上或对称或交错排列，保留了前代织造艺术遗韵。当时以花鸟题材的装裱用缂丝最为盛行，鸾鹊谱缂丝也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如《宋缂丝紫鸾鹊谱》一样的通幅缂丝被先织后裁，按照书画卷轴的体量分裁使用，成为当时通行的用法。相较于大型宋缂的形式，大多流传至今的鸾鹊谱宋缂丝已经被裁切成书画装裱所用的古代绘画包首。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北宋郭熙《树色平远图》卷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赵佶《诗帖》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唐孙过庭书《千字文》卷皆以宋代鸾鹊谱缂丝为包首。这些缂丝虽与辽宁省博物馆藏《宋缂丝紫鸾鹊谱》风格一致，但保存的尺幅与纹饰却仅为《宋缂丝紫鸾鹊谱》的六分之一。

(宋) 缂丝郭熙《树色平远图》卷包首 〔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除“鸾鹊谱”题材，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宋缂丝紫鸾天鹿谱》。这件缂丝原也是书画包首，因质地脆弱遂被拆下独立装裱成轴。其装饰手法与鸾鹊谱相同，皆以满地装点花叶纹样，满地花草之间除装饰有鹦鹉等珍禽外，还有梅花鹿、黄羊、蓝色天禄等瑞兽图案。此类“鸾鹊谱”与“瑞兽谱”缂丝皆善于运用搭梭技法避免缂口处产生裂缝，并且在花鸟纹样的边缘处采用亮色丝线勾边，产生装饰性极强的轮廓效果。

(唐) 錾金背花鸟菱花镜 〔美〕弗利尔美术馆藏

这些“鸾鹊谱”与“瑞兽谱”装饰风格的缂丝，在表现手法上还具有早期缂丝几何化花纹的遗韵，而花草鸟兽也是隋唐时期织锦、金银器等文物的主要装饰纹样之一。唐代风行的团窠对称图案到北宋时期变成横向对称或连续排列的形式，保留着唐代的装饰意味。现存大英博物馆的白绫地缠枝花鸟纹刺绣是藏经洞出土唐代刺绣遗物，白绫地上以五色彩线刺绣缠枝西番莲花样并在“S”形扭曲的枝叶间以蹙金绣盘出金色鸳鸯纹，颇为精美。这件花叶珍禽的刺绣与宋缂丝“鸾鹊谱”在装饰风格上可谓异曲同工，颇具浪漫艺术情怀。同类的金银器装饰除唐代法门寺、何家村等遗存外，另有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唐錾金背花鸟菱花镜。此镜以青铜合金铸造，于镜背处装饰金片，上饰满面珍珠地錾刻花鸟纹。镜背主花围绕镜纽以苕叶藤蔓构成八瓣宝相花纹，其间点缀莲花台，上立鹦鹉与、凫鸭等禽鸟纹样，风格华丽异常，极具唐人曼妙审美，或为宋缂丝装饰风格之滥觞。

(宋) 缂丝紫鸾天鹿谱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三、装饰性缂丝与“镂绘”的产生

一幅好的艺术作品，应在具有装饰性的同时具有个人艺术表现力。两宋之际产生的装饰性缂丝逐渐显露绘画艺术性。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缂丝富贵长春》轴即保存较完整的装饰性缂丝花卉作品。这件独立的花卉缂丝大轴摒弃了实用性宋缂丝无限复制循环的花样，以通幅完整独立植株的形象表现写生花卉。其在绘画风格上吸收宋代院体花鸟画的精髓，以梭代笔，以织代画，注重花鸟画的写生技法，以缂织戗法着重织造花卉细节。在织造稿本的选用上更是参照五代、北宋花鸟画名家徐熙、赵昌等人的艺术杰作，使绘画与织造相融合，成为名副其实的“织绣画”。

此轴全幅以盛开的牡丹为主体，周围环绕着丛丛蔷薇、菊花、芙蓉，其间花蕊繁复，枝叶交错，色彩鲜丽，画面充实，极富装饰效果。蔷薇与牡丹组合，取寓意吉祥的“富贵长春”之意。单瓣牡丹以红色勾出边线，颜色深浅渐次变化，花瓣叠压处层次丰富，尽显牡丹姿态，十分写实；复瓣牡丹则以“结”的戗色法按退晕的颜色由深及浅逐层提亮。全画以深蓝地缂织五彩，凸显立体。

“写生”是宋代院体花鸟画的特色，在此观念下要求重在画出物象之形，因此“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但又不只以画得近似为要求，而是“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因此要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而欲达此境界，就必须对对象的形态、结构、色彩、习性和生存环境有着相当的理解，于是作画之前深入的观察、细心的体会，自不可免。然后形之于画面时，在构图方面便常以大自然的真实景致为主，充分表现远近、前后的层次感；在技法方面笔墨应物而生，随自然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未有固定的程式；于情境方面则呈现出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特有本质，即所谓得其神韵者。

(南唐)徐熙玉堂富贵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熙是约活动于十世纪初南唐的著名花鸟画家，钟陵人，画史记载他长于以墨写枝叶蕊萼，然后上色，称“落墨花”，独具一格。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五代南唐徐熙《玉堂富贵图》轴，是学术界较为肯定的具有五代、北宋花鸟画“装堂花”与“铺殿花”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北宋郭熙《图画见闻志》记：“江南徐熙辈，有于双缣幅素上画丛艳叠石，旁出药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乃是供李主宫中挂设之具，谓之铺殿花。次曰装堂花，意在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态，故观者往往不甚采鉴。”宋《缂丝富贵长春图》与五代南唐徐熙《玉堂富贵图》皆是以巨大牡丹植株为中心的“百花图”样式，这种从绘画中汲取素材作为花本织成的百花图缂丝，也常被裁切用作贵重书画的包首，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唐韩《神骏图》卷宋缂丝牡丹纹包首、大英博物馆藏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宋缂丝百花包首、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宋缂丝群芳小帧》轴包首等。此三件宋缂丝包首皆作百花图样式，在牡丹花心的颜色渐变处理上，已经开始运用不同颜色合花线来缂织由浅至深的颜色渐变，牡丹花叶则采用灵活戗色表现。这种以巨大戗色牡丹为中心的“百花图”花样，在早期装饰性缂丝的实际功用之外，又多了绘画的独立艺术美感。

(宋) 缂丝富贵长春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缂丝以花纹为单位可以一人独立织造，虽需稿本，但在织造过程中可以自由变换色彩，随时修改和补充花纹，尽情发挥作者个人才情，故具有一定的艺术属性，是独立的个人艺术作品。两宋时期，随着人物画的式微，山水、花鸟等独立画科皆已走向成熟的艺术巅峰，好的画本不仅需要精湛的绘事技艺，也需要通过其他手法来表现不同材质的美感。这一时期的织绣已经突破织物装饰风格的局限，向着艺术画作的方向演进，并且产生了至今仍流芳于世的缂织名家。

(唐)韩干《神骏图》卷宋缂丝牡丹纹包首 纵28.1厘米 横21.2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沈子蕃，原名沈孳，生于定州孟庄，北宋灭亡后定州深陷抗金斗争，沈氏经定州太守河北兵马大元帅、抗金英雄陈遘护救，最终落户苏州北部，将缂丝带入江南地区。沈氏缂丝代表作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缂丝花鸟》轴与故宫博物院藏《缂丝梅花寒鹊图》轴。《缂丝梅花寒鹊图》轴以十六色丝线缂织老梅一枝，寒雀相依，构图古朴，画面典雅，图下方缂有“子蕃制”“沈氏”印，是南宋时期缂丝工艺杰出的代表作。

(南宋) 沈子蕃 缂丝秋山诗意 纵86.8厘米 横38.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将定州缂丝带入江南富庶地区的沈子蕃外，还有高宗时期小景花鸟缂丝的代表名家朱克柔。辽宁省博物馆藏有宋朱克柔缂织的《山茶蛱蝶图》册与《牡丹图》册，此两开花卉缂丝全用宋人花鸟小景为之，为朱氏缂丝之代表作。朱克柔为宋高宗时期的缂丝名家，字强，一说字刚，华亭人。以摹缂名家绘画盛名，所作人物、树石、花鸟极其精巧，其运丝如运笔，作品“古澹清雅，为一时之绝技”。《山茶蛱蝶图》册以高超的缂织技术、纯熟的绘画技巧完美地表现了宋画写生之精微，茶花用合花线表现自然的和色效果，花萼用长短戗缂出色彩层次；枝干用褐色、米色合花线表现老干之美，树叶则用绿、黄等色合花线来表现鲜活质感，叶片虫蚀部分更是用米、褐两色线织出自然枯痕。全作虽只一树花蝶，却生动传神。作者印章“朱克柔印”部分用搭梭织法，很少产生锯齿纹，纬线之间无缝衔接。花瓣处虽有部分补笔，却巧妙地营造出浓淡深浅相宜的效果。

缂织本为外来工艺，却因丝绸之路的文化贸易在中国形成气候，其发展与我国得天独厚的纺织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纵观缂丝的传入与发展，其演进的轨迹与社会进程、文化发展密不可分，中国人创造的养蚕缫丝与诗书画艺皆成就了缂丝在中国的一枝独秀，也为研究其所蕴含的优秀物质文明史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力证。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标题为《由刻镂之丝到刻镂之绘：缂织的东传与发展》，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