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的事业是阅读》，（澳大利亚）拉莫娜·科瓦尔 著，李平 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7月
我初涉文学是在1965年，在墨尔本的坎伯维尔汽车流动图书馆（又称汽车图书馆）的地板上，那时我十岁。我们刚从圣科达海滩对面租用的公寓，搬到北博文区的一栋三室一厅的小实心砖房。那是一个体面的小区，有许多教堂，没有酒吧。刚搬过去那几年，我们并不与邻居来往。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条街上许多房子的外观设计与我们的房子一模一样。即便如此，父母仍十分自豪，因为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即使数年之后，房子抵押贷款一再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
我不知道现在北博文区是否还有这样的服务，但那时汽车图书馆常来，停在商店附近。
像我这样的移民家庭，父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不会说英语，汽车图书馆不像坎伯维尔市政厅旁的中心图书馆那样令人望而生畏。若你是外地面孔，说话带有口音，那样的地方是很难进去的。汽车图书馆的书虽少，但气氛更亲近。
所以，当母亲牵着我的手，帮我注册，有了借书证后，我无比自豪，如当初父母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一样。他们告诉我，哪些书是给孩子看的，哪些书是给大人看的。但我很快厌倦了儿童读物区。趴在地板上选书时，我闻到汽车图书馆地板上油毯和橡胶的味道，而且，我发现，我也能看见成人读物区图书的书脊。我看见了卡夫卡、卡赞扎基思（Kazantzakis）、凯鲁亚克（Kerouac）和库斯勒（Koestler）。在那儿，我学会了将东西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我决定先试试卡夫卡的《审判》，因为，若你记得，它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我把书递给图书管理员，他坐在车后门旁，那里有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
我如《雾都孤儿》中的主人公奥利弗那样胆怯地问道，“先生，请问我可以拿这个吗？”
他说：“可那是给大人看的，你才上六年级。”“拜托了，先生，我把所有有趣的童书都看完了。我很想看看这本，这本书很薄。”
后来，他终于让我借了这本书。
其实，我并没有看完所有的儿童书，比如刘易斯（C. S.Lewis）和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作品我就没有读过。肯尼思?格拉姆（Kenneth Grahame）的《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Willows），如同其书中所描述的英国乡村一样，让我感到陌生。
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是因为汽车图书馆里没有这些书，但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与会说话的动物交往过。然而，汽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给了我信心，而且汽车图书馆本身很小，小到能让我对其了如指掌，那里的人对我也很好。麦克考文在其1947年的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报告中写道：“在世界各地以英语为母语的地方，只有澳大利亚的汽车图书馆这项服务，能将图书带到千里之外缺乏图书的地区，并让图书发挥其重要意义。”
后来，我发现了一本萦绕在我心头多年的书，那是澳大利亚作家伊万?索撒尔（Ivan Southall）的《山边》（Hills End）。60年代中期，许多孩子在学校都看这本书，它被视作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的转折点。索撒尔在书中以孩子历劫归来的经历为题材，这标志着一系列小说的开端。
故事中，一场猛烈的狂风摧毁了一个名为“山边”的小镇，并将七个孩子和他们的老师困在山洞里。他们为了生存而奋斗，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必然的损失。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精神生存的斗争，更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斗争。
我不知道，如果我父母被害，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我知道我父母的家人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中丧生，而他们都是各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每人都有一段复杂的故事。我母亲通过伪造身份而幸免于难，那时她十四岁，自此以后她都是独自一人，而我父亲曾在地下室中藏身两年。我知道的仅此而已。每次我问起他们的经历，他们都会泪流满面，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问题令他们难过，他们不乐意回答，于是我不再问。对我来说，阅读和想象是更好的方法。《山边》内容与我不谋而合，让我想象他们从未告诉过我的细节。
有一次，在我大约八岁的时候，父亲去参加纪念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年度聚会，带回来一本奥斯威辛集中营图片的精美杂志。没有任何预兆，他递给我。封面上的金色希伯来文字吸引了我的眼球，但翻过来的页面上，浮现的是一张骇人的照片──全身赤裸的尸体堆积如山。我想避开这个画面，就翻到另一页，眼前看到的是另一番更加残忍的景象──骨瘦如柴的孩子坐在托盘上，准备送入烤炉。我记得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些，着实令我震惊。我不想刻意去找影片来验证我的记忆，一次也不想，即使是为你。
母亲意识到那本杂志的内容后，一把从我手中夺过去，并朝父亲大吼大叫，说这些东西不是我这个年纪的孩子看的。他们用波兰话大吵了一架，互相责骂对方。我也没有胃口吃饭了。那时，我们正在喝大麦汤。若干年后，大麦汤的味道仍让我感到恶心。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翻父母的衣柜和抽屉，在衣架高处发现了那本杂志。我一眼就认出了该杂志的封面，但没有翻开它。从此以后，我对那个衣柜产生了恐惧感，多年来一直对它避而远之。我甚至养成了一个怪习惯，在睡觉之前，我一定要确保所有房间的衣柜门都是关着的。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母亲禁止我看有关战争的书，因为十多岁以后，我到别人家里去玩，才知道这一类的书籍。比如波兰犹太作家叶耶尔?迪-努尔（Yehiel De-Nur）的《玩偶之屋》（TheHouse of Dolls），他的笔名是卡罗尔-塞廷斯基135633（Ka-Tsetnik135633），这数字源于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代码。这本书写的是关于犹太妇女在集中营被迫对纳粹士兵卖身的故事，但我并没有细读它，只草草翻了一下，看了个大概。
刚上高中时，我读过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依稀记得，与荷兰如何抵抗纳粹的统治相比，我对安妮和彼得之间的恋情更感兴趣，他们二人一起在阁楼上度过数月，小声地交谈，最后安妮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幸存者的故事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但这样的恋爱故事却是很难得的。
汽车图书馆带我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我相信，那就是母亲带我去那儿的原因。多年来，我访谈过世界上一些顶尖的作家，得知他们写作的冲动往往源于他们读过的书。他们提到自己如何与阅读结下不解之缘时，常常会提及当地的某个图书馆、某个图书管理员或者某个和蔼的老师。
英国小说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养父母是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徒，他们一生只读六本书，且都与《圣经》有关。因此，从图书馆借书是她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路径。然而，她从图书馆带回的每本书，都要经她母亲检查，年轻的珍妮特开始将书藏在床底下。一次，母亲发现她私藏了一本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母亲知道，劳伦斯是撒旦信徒，还是一位色情文学作家。
一怒之下，她母亲把她所有的书从卧室窗户扔到后院，在室外厕所边将它们付之一炬。
珍妮特告诉我：“我常常想，专制统治者痛恨书籍，时常焚书、禁书，其原因与其说是书的内容……不如说，阅读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在你与书之间插不进任何东西，监视器或者中情局的袖珍窃听器都无法进入你的思想与书页之间的空间，所以书很可怕。书确实意味着思想与精神的独立，没有人知道你当时在想什么。”
我母亲与珍妮特的母亲截然不同，她饱读了许多知名的纪实文学作品，比如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 ）、万斯?帕克德（Vance Packard）的《隐藏的说客》（The Hidden Persuaders ）和《废物制造商》（The WasteMakers ）。她还阅读了许多政治类以及女权主义者的作品。她尤其对禁书情有独钟，比如，她读过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这本书直到1953年在澳大利亚才得以解禁。这本书对以英语为母语的我来说，读起来尚且费力，而母亲的母语并非英语，所以，我无法想象她为了读懂它花费了多少精力。母亲还读过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这本书直到1965年才被解禁；她还读过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 ），此书在澳大利亚经历了一系列的诉讼和非法版权风波，1970年才得以解禁。正是这些书让母亲时常在沙发上阅读时陷入冥思。
作品简介
《我的事业是阅读》，（澳大利亚）拉莫娜·科瓦尔 著，李平 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7月
《我的事业是阅读》是一辈子从事阅读事业的拉莫娜·科瓦尔的心灵独白。她是作家，也是阅读推广人。本书谈有关读书与人生的话题，讲诉了作者一生读过的、影响其人生的图书故事，同时推荐读者阅读这些故事。
本书作者拉莫娜自幼纵览书海，从她有记忆开始，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她成长的每一个印记中，都有书的陪伴、启发和引导。《我的事业是阅读》是她的回忆录，记录她在书本中的生命旅途。她以丰富情感写下篇篇书信，抒发以书为伴的阅读和写作生活，以及书本对于领悟人生的重大影响。众人所喜爱的“阅读”，究竟为何物？为何“书”能如此丰富生活，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多彩多姿？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找到答案。
现在的图书泛滥成灾，许多通俗刊物偷偷夺去了世人宝贵的光阴，使人们无暇顾及真正有益于修养的作品。因此，热爱阅读的科瓦尔毅然站出来为读者写下这本阅读的著作，让人们在她的人生中领略“开卷有益”。
本书的引进，对大力提倡全民阅读，对教育界提倡孩子要多读点经典的当下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读书能够引导人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培养文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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