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东，想象中的文明冲突

【编者按】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文明以更为紧迫的姿态将相互间的理解提上议事日程，文明将因对话而更加精彩。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中西关系与文明对话”系列，邀请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顾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彼此沟通、相互体认的可能途径。以下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张楚楚的文章，原题为《欧洲与中东：想象中的“文明冲突”？》。

如果说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貌似没有哪两种文明的芥蒂与隔阂会超过欧洲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了。

近年来，“子宫占领欧洲”、“穆斯林好斗论”、“难民威胁论”等带有“穆斯林恐慌症”色彩的言论在欧洲甚嚣尘上，一些媒体与自媒体甚至将避谈多元文化、宣扬文明对立作为某种新的“政治正确”。

反观中东，当前的反西方情绪也可谓与日俱增。中东地区的治理失能、腐败横行、民生困境、冲突不断等一系列问题似乎都可以归结为殖民主义后遗症、欧美的石油野心、及大国代理人博弈等外部因素。

伴随两种论调而来的，是持续不断的仇恨言论与暴力事件。而这类现象反之又为“文明冲突论”贡献了新的素材与依据，由此形成往复不断的恶性循环。

值得深思的是，相较于二者与其他文明的关系，欧洲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差距是否真如想象般显著？所谓的文明冲突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人为建构的幻象？

一、文明的交往：从同源性到异质化

倘若以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撒哈拉沙漠等难以通行的天然屏障为界，历史上的亚欧非大陆可以被划分为东亚世界、南亚次大陆世界、地中海世界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世界等四个地缘板块与相对独立的文明中心。欧洲与中东同属地理环境四通八达的地中海地区，由于缺乏天险，该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往颇为频繁。

在人口构成上，希腊人、法兰西人、伊比利亚人、意大利人等欧洲主要民族与柏柏尔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中东主要民族血缘相近、同属地中海人种。在文明交流上，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克里特文明、赫梯文明、迦南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古代文明之间传承互鉴与交相辉映。

在宗教信仰上，相较于其它地缘板块，地中海地区的一神信仰源远流长。该地区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发源于中东地区，其中公元元年前后诞生的基督教被奉为罗马帝国国教后长期成为地中海北岸的主要信仰，而7世纪诞生的伊斯兰教则在地中海东岸与南岸广为流传。三大宗教的教义和教礼虽有差异，但三教均承认《圣经》中的《旧约全书》，而且都将耶路撒冷奉为圣城。

从上古到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争霸战争未曾停歇，但交战双方并不局限于欧洲与中东，西欧与东欧之间、西欧邦国之间、中东各地之间的武力对抗同样激烈。早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诞生之前，从希波战争与亚历山大东征，到古罗马的军事扩张，欧洲与中东的冲突规模并不亚于两种宗教诞生之后。中世纪时期，尽管历时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被冠以宗教之名，然而第四次东征中，十字军调转枪头对准“友军”营地——君士坦丁堡，暴露了战争的本质为利益争夺和资源倾轧，而无关乎宗教差异与文明罅隙。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尽管欧洲与中东之间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异心态，但二者之间并未形成“自我”与“他者”之间非此即彼、“我优彼劣”的二元对立思维。欧洲与中东的异质化进程与系统性的文明冲突话语，可以追溯至近代东西地中海此消彼长的历史背景。

从16世纪起，历史上与中东平分秋色且对中东的财富与文化心向往之的欧洲迅速崛起，且遥遥领先于中东。当欧洲已经进入蒸汽时代与启蒙时期，而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中东封建王朝仍然沉浸在传统社会的迷梦中，致使原本文化同源的两个地区出现日益明显的历史分野。

二、欧洲的东方情节：从东方主义到新东方主义

随着近代以来欧洲与中东的实力对比日益加剧，欧洲对中东各地启动了旷日持久的殖民计划。期间，欧洲与中东的角色身份由“竞争对手”演变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

为了将“被征服者”与处于优势地位的“自我”相互区分，同时为了给自身的殖民活动提供合理的借口，地中海北岸兴起了将欧洲与中东世界截然对立、且以刻板方式定义和书写两种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潮流。

从近代以来欧洲画家笔下的奥斯曼后宫闺房图，到《后宫诱逃》、《阿依达》等异域色彩浓郁的歌剧，中东所代表的东方文明被人为构筑成神秘的、诱惑的、非理性的、落后的、孱弱的、等待被征服的“他者”形象，而欧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则被刻意诠释为理性的、先进的、强悍的、热衷冒险与挑战的“自我”形象。经过相似话语的反复勾勒与描摹，两种文明的差异被空前放大，西优东劣的形象设定被不断强化。

在数个世纪中，欧洲与中东的二元对立论在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影响甚广，且由此衍生的“中东特殊论”、“中东现代化失灵论”、“中东民主化失败论”等偏颇论调一度成为西方区域研究的主流理论。

值得深思的是，进入当代，欧洲的中东假想不曾远去，而是以新的形式持续涌现。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随着恐穆情绪迅速弥漫，有关中东世界的新叙事框架应运而生。在新东方主义话语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信仰对立显得格外突出，而且作为“他者”的中东世界被赋予了危险、野蛮、暴力等新的标签。于是，以《逃离德黑兰》、《拆弹部队》为代表的好莱坞影片及《阿拉伯布鲁斯》等欧洲电影中，镜头下的中东总是让人联想起暴政、战争、动荡、无序、恐怖主义等令人不安的画面。

三、中东的自我构建：二元话语的突围困境

理解中东的自我构建，不应忘记，当代中东国家的领土格局可谓殖民时代西方列强博弈的产物，各国的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发生于东方主义与新东方主义已然兴盛的时代背景。因此，当地各国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深受西方话语裹挟的无奈，就连“中东”一词本身都是欧洲塑造的文化概念，而非纯粹的地理空间。

面对西方世界的东方情节与东方想象，中东的回应方式无外乎接受迎合或反驳对抗。前者由于全盘或部分承认“西尊东卑”、“西优东劣”，倡导西化与自我改造，甚至主动剔除自身的文化烙印，而极易落入“自我殖民化”的陷阱。至于后者，为突破西方的偏见性话语体系，一种常见的作法是否认所谓的西方现代价值观，主张坚守传统价值与传统思想，通过复兴与建构本土文化符号确立自我认同与民族自豪。伴随而来的常常是针对西方形象的反向建构，例如赋予欧美国家贪婪无度、纵欲堕落、拜金主义、背信弃义、冷漠强权等报复性想象。

随着“虔诚时尚”产业日益兴起，在西亚北非的大学校园和人行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蓄胡须、穿罩袍、戴面纱作为身份标识与本族群的外在象征，试图通过唤醒自身的文化记忆，反叛西方歧视与文化规训。从伊朗街头随处可见的反美涂鸦，到西亚多地什叶派歌曲的风靡，无不呈现出文化对抗的决心与话语突围的意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顺应抑或反击，中东的回应似乎都让作为一种想象体系的“东方镜像”变得更加深入人心。在不断建构差异从而构筑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旨在颠覆东方主义叙事倾向与凸显自身主体地位的种种努力，常常不自觉地陷入敌我对立意识与二元思维范式，反而在客观上固化了被欧罗巴与好莱坞定性的“中东风情”。

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