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得见的年代：祖父之死

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1973—）是法国历史学家，巴黎第十三大学当代历史学教授。其著作《无缘得见的年代：我的祖父母与战争创伤》通过一对犹太人夫妇在“二战”中的悲剧人生来反思20世纪历史——这对夫妇就是作者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母。作者通过采访，查阅政府档案、警察局犯人记录及当代人的一些回忆文章等，勾勒了他们颠沛流离的短暂一生。他们都是普通人，除了两个孤儿、几封信和一本护照，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本书克服了历史学家的冷静客观和主观情感之间的矛盾，既有事实材料分析，又有文学性描绘。

我作为历史学家，去追寻祖父母的足迹。我没有见过他们。远在我的生命开始之前，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玛戴和伊德萨·雅布隆卡（Matès et Idesa Jablonka)既是我的亲人，也是我完全陌生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名气。他们消失在了20世纪的悲剧事件，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对犹太人的摧残之中。

——（法）伊凡·雅布隆卡

夜里，我思考了玛戴可能的命运，从1943年3月4日黄昏时分列车在站台上将门打开，一直到他的死亡；他的死是有人见证的，而且见证人在战后对玛丽雅或者对阿奈特说了。因为，他最终还是死了。而他死的机会很多：在他到达集中营的时候，斑疹伤寒正在肆虐；1943年3月9日，特别行动队的两个人试图逃跑，在维斯瓦河（Vistule）附近的森林中被抓住，随后被处决；1944年2月24日，特别行动队的200名成员被送到马伊达尼克（Majdanek）被处死（其中就包括大卫·拉阿那）；1944年9月底又有两批人被处决；在那次起义的时候，数百名犯人被打死。我认为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当玛丽雅和萨拉于1944年来到集中营时，玛戴已经死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她们一定会有他的消息。马龙派教徒街肉铺的尼伦贝格是“在集中营见过你父亲的人”，但他是否曾见证了玛戴的死亡呢？尼伦贝格在集中营的厨房干活；为了捉弄他，波兰人不让他吃饭。当他被送进12区的卫生站时，他变成了“穆斯林”，但是，他恢复了气力，最终活了下来。也许玛戴在12区即将咽气时，他在旁边。反过来，玛戴有可能在某一天被派到厨房去为特别行动队打汤，像德拉龚兄弟（frères Dragon）一样。

我们可以想象各种可能性：被处决，患了斑疹伤寒，因劳累而死，自杀，逃跑失败被处死，但是实际上，他的生命和我的故事都没有结尾；玛戴不在了，他的生命消失了，像藏尸所的尸体与泥土混合在一起一样，他离开了世界。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没有地点，没有事实，只有生和死之间的一片无人区，人突然就没有了，像气体一样蒸发了，等到平静下来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玛戴·雅布隆卡不在了。1909-1943还是1909-1944，我们不知道。无论如何，这并不重要：他生卒的年份并没有刻在大理石上，而我们拥有的唯一的文件，就是那份可笑的逝世证明，说他死于“德朗西（塞纳省）”。他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被杀害的吗？他认为法西斯是资本主义，难道法西斯因为他是共产党才要毁灭他吗？他认为希特勒是反犹太主义分子，难道希特勒因为他是犹太人才要消灭他吗？他认为人们杀害同类是发了疯吗？他是睁着眼睛进入死亡之地的吗？

玛戴陷入了绝望。心如铁石的人突然跨了。人们都知道他生性快乐——“他喜欢唱歌，而且不管他到了哪儿，人们都会跟他一起唱起歌来”——可他就这样悄悄地死了，像一支蜡烛在黎明熄灭一样。领头人（Kapo）恼怒地用棒子打他，可是没有击中他。格拉多夫斯基恳求他想象中的读者为他的亲人们流几滴眼泪：我母亲，我的两个妺妺，我妻子，我的妻弟，“我的全家人就这样，在1942年12月8日星期二早上九点半钟被烧了”。第四十九号列车流放来的图卢兹商人大卫·拉阿那不断地讲到家人，而且重复说：“天啊，天啊，为什么让我忍受这么多痛苦，可怜可怜我吧……”玛戴和他们一样，想到在做面包的母亲，想到在安息日的晚上背诵圣诗的父亲，想象中他穿着皮里天鹅绒面的长袍，庄严而光彩夺目，生活在大西洋彼岸的西姆吉和雷泽尔，在十七岁的年纪上便被关进监狱的赫尼亚，还有赫舍尔和吉特拉，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在空无一人的焚尸炉前厅里，面对着水泥墙，他大声地念出伊德萨的名字。他脑海中又浮现出她小心翼翼地走进卖煤油的店铺，端着一盘鲱鱼或者土豆饼。他替她解开长长的辫子，他把脸贴在她的肚子上，感觉婴儿在肚子里面动弹。早上醒来，他一下子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梦，一切都结束了。玛戴在德朗西发出时的明信片中写道：“我们要走，不带衣物和干粮，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难过，我们心里只想着孩子。”他们今天在哪里？谁在照顾他们？他们会不会在毒气室里被杀害了呢？像成千上万个黑头发、黄头发，充满活力的孩子们一样，被压碎的尸体从毒气室里拉出来，和他们的母亲的尸体堆在一起，被扔进火里。玛戴也许像格拉多夫斯基一样，躺在对面的架子床上，看着乳白色的月亮：月亮美得让人觉得残酷，白中透着橙红色，那些注定要消失的昆虫仍在挣扎，月光对它们无动于衷。玛戴觉得自己的精神裂开了一道道缝隙，像是要散开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自由的人。

玛戴机械地干着活，瞳孔散大，头发里都是灰。他用手抓住松软而沉重的尸体。他低下头，躲避着他们的眼睛。他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未来。虽然旁边就是炽热的火炉，但是他身上还是在发抖，他喝一口从死人身上偷来的烈性酒。在勒旺达尔塞在玻璃瓶里藏起来的记事本当中，他写道：“时间长了，不只一个人随波逐流，人们为他感到羞耻。”玛戴破碎的心灵在随波逐流。波兰革命，没有阶级的社会，压迫的终结，简直是开玩笑！他的幻想一个个地破灭了，就像长熟了的脓疮一样。他的生活从头至尾就是一场失败，是巨大的，可笑的失败，可笑得让人叫出声来。这是不想再成为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历史，是想拯救世界的皮件工人的历史，是无法在世界上为自己争得一个位置的倒霉蛋的历史。他是被法西斯摧毁的，但首先是被资产阶级国家，被毕苏斯基的刑法，被国家安全，被法国共和党人的政府法令像垃圾一样被扫地出门。他当过外籍军团的志愿兵，枪里没有弹药，蹲在树丛后面，躲着使整个维莱-科特莱森林颤抖的装甲车……站起来！他的位置在这里，在“收尸队”（Chevra Kedischa）里：他是把别的犹太人烧成灰的犹太人。

“我们仍然希望玛戴至少能够回来，因为他身体很好，精神健康。”阿奈特1946年在写给阿根廷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卡萨雷（Césarée）散步之后，太阳落山很久了，但是天空仍然闪着红色的光彩；塔玛拉回忆她母亲战后在克维尔感到的悲伤。赫尼亚不明白她哥哥为什么没有回来。她认为，哪怕肢体伤残地回来也好啊。像赫舍尔这样的傻瓜都活了过来！可是玛戴是个精明的人，是个遇事知道怎么处理的人，不会胆小怕事。当时人们关闭父亲的澡堂时，他为父亲出力辩护，他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挂宣传横幅。在监狱里唱歌，为伟大的苏联的光荣歌唱，他让那些只会躲在一旁乞求的犹太人闭嘴，他给波兰的最高当局写信，告诉他们说，他们给人喝的汤难喝极了，他们让人吃的面包里都是沙子。

可是他没有回来。

（本文选摘自《无缘得见的年代：我的祖父母与战争创伤》，（法）伊凡·雅布隆卡著，闫素伟译 ，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