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话语反思——以齐泽克为中心

理解和回应当前科技革命对社会文化和主体存在的影响，是进入21世纪后诸种哲学流派、文化理论的共同努力。齐泽克对后人类两个流派、两种倾向的阐述与质疑，始终置于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无论是文化左翼的后人思潮，还是超人主义的奇点理论，其共同倾向在于“普罗米修斯的耻辱”和人机混杂的新迷思。齐泽克数十年的著述，始终关注前沿科技发展，在对后现代多元主体、后人类主客混杂状态和数字大他者的批判基础上，齐泽克以对“非人”和“后主体性”概念的标举，显示了后“索卡尔”时代，人文理论介入科技话语的努力。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

齐泽克

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生物基因工程所代表的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正在挑战人类、人文主义等传统概念。理解和回应新科技浪潮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进入21世纪后诸种人文理论的共同努力。无论是唐纳·哈拉维等文化左翼的赛博宣言（A Cyborg Manifesto），还是曾经鼓吹“历史终结”的福山忧心忡忡地终结“人之为人”，诸种立场都在努力回应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挑战乃至挤压。自上世纪90年代量子物理学家诈骗后现代主义的“索卡尔大战”【1】后，人文知识分子在“后人类”的狭路上与自然科学再度相逢。

2016年以来国内涌现了一个翻译引进西方“后人类”著作的高潮，王峰、刘方喜、蓝江、但汉松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亦在AI时代发出了中国声音。但是国内对西方后人类思潮的引介，也存在着齐泽克所批判的去政治化和科技浪漫主义倾向，如大量以“突破”、“跨越”等为题的后人类阐发[...]在这股看似经历“理论旅行”刚驶抵中国口岸的后人思潮中，中国已然身在其中。其间科技话语的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的逆转以及数字大他者的扩张，均构成了齐泽克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框架。

一、科技突变与理论突变：后人、超人与反人

后人类思潮，既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挑战。以齐泽克为例，他拥护当前理论界应对前沿科技的“突变（mutation）”意识，并戏仿马克思写道：

一种高科技的突变，正在全球徘徊。为了对这个突变进行神圣的阐释，既有理论的一切势力，从现象学到后现代乃至解构，都联合起来了。这一突变宣告人类正在进入一种“后人”的存在模式，它有时被描述为对人类本质的威胁，有时却又被追捧为通向一种新奇点（Singularity）的道路，其中奇点指向集体智慧、新的赛博格实体或尼采超人的最新版本。

这一“突变”远非学术市场上最新的绩优股，或“后学”（post-）家族的最热理论发明，这一“突变论”既是理论的更是现实的，它试图回应的现实包括了机器与人类身体成功杂交（hybrid）的生物学突破，也包括了人工智能将会取代人类劳动的社会话题，还有“技术突变的节奏比精神突变的节奏快得多，网络空间的扩展比人脑扩展和适应赛博时间（cyber time）的能力快得多”，从而引发抑郁症蔓延和自杀率居高不下的资本主义神经剥削的最新形式。

自“索卡尔”丑闻以来，人文学者们如何紧跟科技跃进而不沦为笑柄，几乎成了各路理论流派的梦魇。在这一背景下，齐泽克的一系列著述之所以值得关注，就在于它们显示了政治和哲学上的双重突破。首先是在现实政治层面，齐泽克坚持科技创新与技术发明是政治事件，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超人主义思潮及其鼓吹的“奇点”理论的批判中。另一方面则是在电子货币时代建构新的所谓“没有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即新辩证唯物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从量子力学跨入人工智能时代。换句话说，以齐泽克为中心反思当前后人类话语，既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

目前西方学界有关“后人”的讨论，在超越人类的共同趋势中暗含“两种相反的倾向”，这一“后人类（posthuman）”和“超人类（transhuman）”正“含混地对应着文化和科学的双重性”。以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为代表的后人类主义者是一群文化理论家，他们/她们使用的是“杂交”、“赛博格（cyborg）”和“动物性（animality）”等一套主要来自解构主义的概念，即今天社会和技术进步已经严重破坏了人类的排他性，传统人文主义以人为核心的观念被弃之若履：

我们只是地球上的物种之一，动物性是人类最内在的自然本性的一部分，并没有明确的本体论差异将人类与动物分开。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暴露了我们最内在的身份不得不依赖于一套技术装置和拐杖，这都意味着，人类是需要技术中介的生物。因此对于后人类主义者来说，“人类”现在是一种怪异的动物机器人。

与之相对，“超人类主义者”如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等人，则是一群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拥泵，寄望于一种新型的、奇点的超人类智慧的出现。在库兹韦尔这类曾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现在转行为未来学家的最新布道里，人机智能正在将所有物质转化为超级计算机，人类永生指日可待。齐泽克对此表示了毫不留情的嘲讽：

这群超人主义者的取向，是反人类主义发展的第四阶段，既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反人类主义，也不是20世纪60年代由阿尔都塞、福柯、拉康等法国结构主义革命引爆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亦不是“深生态”反人类主义，视傲慢自大的人类物种为破坏地球生命平衡的罪魁祸首。

肇因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超人主义正在书写反人类主义的最新版本。齐泽克命之为“反人类主义的第四阶段”，然而“即使这第四个阶段，它也并非没有历史。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头十年，所谓的生物宇宙主义（bio-cosmism）大行其道”。在据称跨越冷战对立的后意识形态时代，这一“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教诲”，竟然吊诡地出现在21世纪最受欢迎的流行读物榜上。齐泽克的这一时间划分和理论断代，并非严格的科学阐释，他在21世纪超人类主义者的奇点理论，与20世纪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科技狂热之间制造的强行对应关系，也缺乏更充分的说理论证。但这一论断却显示着独特的视差之见（parallax），既没有纯粹的科技话语，也没有无关政治的技术发明，齐泽克的科技哲学论述始终是他意识形态批判实践的一部分。面对超人类主义者对技术扩张的狂热吹捧，齐泽克显示了历史化和政治化的分析思路。

貌似前沿的超人主义思潮在20世纪历史上并不新鲜，恰是当下政治博弈与全球竞争的一部分。自2008年美国次级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震荡后，针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此起彼伏，地区冲突升级，各类骚乱频现，右翼民粹主义回潮；而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领衔的“数字资本主义”正在调配新的社会粘合剂。西方社会政治（逆全球化）、思想（右翼民粹主义）的新态势与科技（人工智能）和文化（虚拟化和数码化）的新扩张携手并进，渴望搭乘数字创新的浪漫主义列车爬出低谷。超人主义者们寄望的玄之又玄的“奇点”究竟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永续发展，就是通过科技创新开拓新处女地。齐泽克对超人主义的批判明确指向了政治，奇点不是一群未来学家们大胆设想、准确预测和津津乐道的想象，资本主义自身才是真正的奇点：

资本主义是诸种生产方式中的一种奇点，而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例外，即阶级社会的对抗性显现出的最纯粹的症候。 

在2018年以“后人类”为题的新著中，齐泽克反复宣称理论家们理解的那种资本主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解体，代之以新的后人类资本主义。[...]从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谷歌、脸书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相互渗透，到伦敦交通局将互联网API和数据流用于监控所有伦敦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地铁、地面列车、渡轮）……数字监管、智慧城市连同大脑的数字化在图绘一个未来赛博图景的时候，齐泽克问道：“资本主义与后人类的前景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过是一种将后人类与资本主义结合的道路的尝试。这就是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样的新亿万富翁们所做的努力：他们关于“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即将终结的预言，指的是“人类”资本主义，而他们谈论的（新）道路，则是从人类走向后人类资本主义的过程。

就此“后人”思潮成为数字时代的新意识形态，当资本主义陷入衰竭乃至消解危机的时候，“后人”理论正在帮助传统的、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老迈的“人类”安度数字潮汐，抵达新的后人类资本主义港口。

二、“后人”的两种倾向：普罗米修斯的羞耻与机器迷思

正是在当前科技突变催生的理论突变中，后人的两种倾向令人不安。

首先，是“普罗米修斯的耻辱”所表述的一种生而为人的羞耻感。齐泽克借用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 “普罗米修斯的耻辱（Promethean shame）”，阐发了一种有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逆转，一种生而为人的羞耻感：“对我们的生理限制、我们的死亡率，我们自我再生的荒谬方式”的羞耻感。比起机器人，这一切都是一种耻辱，一种终极却又简单的耻辱：“我们是生出来而不是造出来的”。这一羞耻感既包括了社会热点新闻里，阿尔法狗（AlphaGo）大胜人脑，智能机器取代人类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作业，更显示着文化表述的翻转。在2016年以来的大热剧《西部世界》中，在一个人机共存的虚拟现实里，人文主义精神的最终恪守者现在已经换上了机器人，它们要比制造它们的人类更像一个人，更富有道德感和同情心。现在人类不再是聛睨万物的主人，不再是以“我思”（cogito）的智力优越成为“我在”的控制者，更不是人文主义话语中闪烁着最高智力结晶的大写“人”。

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在此处的挪用。“普罗米修斯的耻辱”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是在冷战对立和核阴影下催生的人类危机叙事。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文理论对于身体退化和人类退化（human obsolescence）论述的迷恋，始终与艾滋病、核威胁、环境浩劫的现实危机息息相关。当齐泽克借此形容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人类在科技扩张下的某种自我扬弃（self-sublation）与自我贬抑，他所要求的是重置问题坐标。相较于社会学家担心人工智能即将引发的全球失业潮，伦理学者纠结赛博格是人类还是杂交新物种，齐泽克不以为然地评论道，“作为哲学家，当我们听到现代科学技术对我们人类身份构成威胁时，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提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哪一种‘人类’概念，哪一种具体的人类维度引导着我们的讨论；当我们框定这一威胁时，预先假设的概念隐含着考察人类的一种方式”。正是这种隐含的考察人类的方式，使得他将批判的触角朝向文化理论的后人类。

其次，去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意外后果，是对于机器，准确说是对算法和透明性的新迷思，“当代科学的自然主义似乎恢复了费希特和黑格尔最激进的观念论计划，即理性可以使自然完全透明的观念”。这不仅是新兴学科的研究范式问题，如齐泽克列举的“传统笛卡尔人类中心主义傲慢的奇异逆转，这一逆转在当今机器人学、遗传学、纳米技术、人工生命和人工智能研究方面清晰可见”。更体现在诸如生物遗传学复制人类的崇高目标中,“不就是通过生物遗传程序将人类转化为一个自我制造的实体，从而实现了费希特的一个自我设置的我（a self-positing I）的推理概念？”在所有针对机械、数据和杂交的科技乌托邦狂想中，机器的透明性、客观性成为战胜权力操控和虚假意识形态的核心解码。

这构成了齐泽克对西方文化左翼的赛博格理论的批判起点，即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绝不能导向简单的机器中心主义，解构主义利器在破解了传统人的概念的虚假性的同时，必须警惕自身对于混杂性的新拜物。如果说过去人类的定义对立于自然，那么现在人类成为机器和一切人工制成品的对立面；如果说哈拉维扭转了传统左翼的科技沮丧，那么“今天‘后人类’科学的口号，不再是统治（自然），而是惊喜（偶然的、非计划）的涌现”。后人尤其是超人思潮正在调整乃至重组现代性主导的科技话语，科技进步不再是技术统治大自然的征服之旅，而是充满了惊奇冒险、意外收获的人类智慧的星途大海，后人类思潮正在将人升华为一种纯粹高等智力的精神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被重新组装为后人。尽管齐泽克对哈拉维等人（尤其后期）著作概括粗疏，也忽略了德勒兹、德里达的不同影响，缺乏对于文化后人类更为精准的引用，但是文化的后人理论在反人类中心主义之外的平等链条演绎（如扩展到动物伦理等），令齐泽克感到不安。

综上，齐泽克对当下后人和超人思潮的批判，既有共性又各有侧重。在上述两种思潮中，齐泽克都嗅到了一种机械拜物与去人类中心主义，并担忧倒转的笛卡尔思潮，在贬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同时，皈依新的数字大他者。但是文化左翼（后人类）与超人主义（超人类）的问题又不尽相同，哈拉维们的困境是太相信非同一性与不确定性，难以形成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下数字资本主义的有效批判。超人主义则是不可救药的技术中心论者，他们所鼓吹的“奇点临近”，是建立在维系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前提下，齐泽克对后者表示了不屑一顾的轻蔑。

在当今计算机通讯技术、生物遗传工程、人工智能（这是齐泽克集中对话的主要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时候，一方面是科技怪兽逐渐“洗白”其在核阴影和生态危机下的坏名声，开始以惊喜、突破的假面打造新形象，另一方面则是两次世界大战所凝聚的人类退化叙事，在普罗米修斯的羞耻之下，重新集结。一个日渐膨胀的科技怪兽和一个满心谦卑的人类主体，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坚持做一个唯物主义者？

三、数字化批判：齐泽克的三个拒绝

齐泽克数十年的理论著述，始终热衷于前沿科技探索，信手拈来即是对脑科学最新实验结果的哲学阐释，也汇聚为他与解构主义范式主导的后人类不同的理论取向。在当前批判理论从“物化”转向“数字化”新异化批判的趋势中，我将齐泽克的数字化批判概括为三个日趋严厉的拒绝，即拒绝后现代多元主体理论、拒绝后人类的主客混杂状态，以及近年来对数字化大他者的批判。

首先，齐泽克拒绝后现代多元主义身份政治所津津乐道的如下主体状态，一个完全外在化/客体化的身体，随时更新换代、技术升级的身体，匹配着一个变换无穷的电子身份符号，主体的身份认同终于摆脱了沉重的肉身束缚，自由逡巡在闪烁的荧幕上，我可以在互联网上扮演一只狗，一只狗也可能成为我的社交伙伴，“赛博空间使我从生物制约中挣脱出来并提升了我的能力，以自由地进行自我构建，供我在众多漂移的身份里随意采撷”。这里不再笼罩着来自俄狄浦斯父亲的阉割焦虑，亦不再有超我无所不在的权威禁令，这是比尔·盖茨鼓吹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是后现代身份政治给予厚望的“作为俄狄浦斯终结的赛博空间”与“俄狄浦斯在线（Oedipus-online）”的新主体状态。

颇有些刻薄的，齐泽克指认这一主体状态的典型代表就是作为“我们时代的偶像之一”的霍金：一个天才的头脑（至少我们被这样告知），却位于一个几乎被彻底“中介”的身体中，由人造器官所支撑，通过一个人工的、计算机综合的声音说话。霍金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被严格限制在他只能够用右手手指做出的虚弱按压中，然而“他的公众魅力不可能与使他衰弱的病症分开，不能够与这个事实分离开，他被削弱为一堆瘫痪的肉身，通过机械器官保持功能，通过点击鼠标与世界交往，这告诉了我们今天主体性的一般状况”。这一以霍金为代表的人机混杂主体，处在“身体的渐进凝固与身体的过度活跃的重叠”的吊诡中：一方面，主体越来越少地依赖自己的身体，在赛博空间中，甚至简化为触屏的一根手指，同时日益成熟的人造器官技术意味着身体的病灶可以随时被更换切除；另一方面“通过塑身运动和慢跑，药剂学手段以及直接的移植，我的身体又得到了增强……因此矛盾地，极其活跃的超人与只能通过由计算机芯片加以控制的瘸子，重合了”。这正是“后人”的吊诡之处，也正是哈拉维命名的“混杂”状态，现在区分内部机体与外部界面、主体与自己的身体，有机体与机械人造物已经变得日益困难（甚至没有必要）。正在退化的人类身体（普罗米修斯的耻辱）联合人类智慧结晶在荧幕上生成的新精神（绝对理念）的这一电子主体，正在开辟“后人”的崭新未来。但与解构主义理论家们的乐观宣言不同，齐泽克指出，这非但不意味着更少压抑的后俄狄浦斯-在线主体的诞生，反而昭示着一种新的更为深刻的内在技术统治与感官殖民。

在过去十年间，激进的数字化联合扫描我们的大脑（或通过植入追踪我们的身体进程）开辟了所谓的后人类前景，这实际上对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扭曲关系构成了一个威胁：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对我们无所不知的外部机器，从生理到心理，比我们自己还要更懂我们；（这个机器）记录了我们吃过、买过、读过、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东西；懂得我们的情绪、恐惧和快乐，这个外部机器将绘制出一个比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更准确的画像。

近年来齐泽克日益转向对激进数字化的批判，即他概括为“数字机器是大他者最新肉身”的论断。早在上世纪90年代齐泽克就对互联网作为“地球村”的主流论述保持质疑，坚持“赛博空间有待决断”、“对赛博空间采取保守态度”；在承认电子通讯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主体状态、享乐模式和欲望投射的基础上，谋求建构新的电子主体。在当时的齐泽克看来，当现实通过赛博窗口向主体展开，并为了主体而展开的时候，内在的身体节奏有可能日益屈从于一套由外部机械施加的刺激。进入21世纪，齐泽克对虚拟化和电子化领衔的电子货币、虚拟现实技术等新数字文化，表示了较90年代更为激进的批评，从早期担忧“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主体对于他想要的是什么的知识”，到大胆预言“民主选举等自由主义习惯将会过时，因为谷歌能够代表甚至比我自己的政治观点还要好”。维基解密、大选丑闻等数字操控令齐泽克对互联网文化的评价日趋负面，他尤其关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技术的兴起。他命之为“技术模仿意识形态”的最新趋势，正在把整个世界生成为一个“多点触控表面”，而只有在“整个互联网持续流动以提供足够多的数据让我定位自己”的时候，大他者/符号资本主义的统治才彻底抵达了每一个细胞。

这正是齐泽克对文化理论的后人类的不满，他反对的并非是心灵/身体、主体/客体和内部/外部等诸多二元对立被颠覆的新混杂状态，而是对一个外部人造物（机器）的不加警惕的倚重。当理论反击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不应该转而皈依大数据或人工智能，当理论家勇敢解剖传统人文主义概念虚假性的时候，也不能放过操纵机器的看不见的手。齐泽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内，对科技意识形态的警惕，最新的科技发明成果有可能加剧资本主义对劳动者（既包括传统工人，也包括新的数字劳工）的剥削，所以他赞同贝拉迪（Berardi）对于数字资本主义正在进行新神经剥削的论断。但相较更为严厉的法兰克福学派，齐泽克也坚持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关系的重组，正在促成资本主义自身的变化乃至溶解，这正召唤理论介入其中。

四、非人与后主体性：后人类的理论可能

面对以普罗米修斯的耻辱为代表的人类退化叙述，面对前沿科技以新奇和惊喜为特征的自我包装，齐泽克在2016年的著作中问道：

我们如何成为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屈服于本体的观点？本书所采取的回答是，抵制自我客体化的维度不是人的自我体验，而是德国观念论中被称为否定性的“非人”核心，是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动”，甚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论差异”。

齐泽克坚持以“非人（inhuman）”为基础建构新的后人概念，即承认人类存在的核心是被一个内在限制的结构所标记，“如果我们把这个极限或障碍踢开，想像一个‘充分’的人，一个被移除了一切反常的人，我们就会失去人性自身”。正是这一内在的限制，这一成为超人的失败，才构成了人类。没有毫无瑕疵的人类，完美的人类相当于过分的人类，将变成“非人”。恰是成为完美人类的失败，触发了人类超越机器和发明人工智能生物体的文化创造力，推动了人类持续的自我超越。因此齐泽克号召的“后主体性”，不是斩断与人文主义的链接，而是迫近人类的内在限制；不是从沉重的肉身中挣脱，而是承认这一挣脱的失败，将黑格尔的否定性（negativity）构成性地锲进主体之中。针对各种超人主义学说，齐泽克始终坚持否定性和有限性的内涵，坚持正是对比机械的瑕疵和不完美，人类才最终成为人。而针对文化左翼的后人思潮，齐泽克要求今日西方文化左翼在肯认差异和尊重少数的基础上，保持一个普遍性批判视野。

后人类思潮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脉络里，确实取得了新的理论进展。“在后人类思潮中主要涉及对两个术语的拒绝”，即将“人文主义”和“主体”均视为一种虚假的普遍性，这些概念所支撑的普遍人类主体的形式，事实上都依赖于一套隐藏的规范（处于特权地位的西方/白人/男性），从而排除了不符合这一模式的其他人（女性/有色人种/跨性别等）。当文化左翼用有机赛博人、机器赛博人等想象的虚构物建构一种存在的混成模式时，他们/她们乃至它们，试图跨越人文主义中一直存在的诸多二元对立，赛博人既是动物也是机器，既是自然的也是人工制成品，既是生物有机体也是机械装置，既是男人也是女人甚至无性（别）人。相较于对超人主义思潮的彻底否定，齐泽克认可解构主义在批判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上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但是他同时发出了区分后人类主义和后主体性两个概念的要求，“传统形而上学的人文主义本就错失了人的存在的本质，这就是人文主义者抗议科技统治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原因”，他完全赞同想象一种基于对笛卡尔主体性拒绝的新的人文主义，这是“沿着真正的人类现实生活的进程，而不是我思主体的死亡抽象和一种反人类主义的主体性。”

根据齐泽克的理论矫正手术，拉康“被阉割主体（$）”，不是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大写的人，而是一种先验的普遍性空白，被所谓“人”的具体东西所填充。就此拉康的“去中心化主体”（画斜杠的主体）与后现代多元主体理论拉开了距离：它不是个体在多角色网络游戏中寻找更多的自我乃至复数自我，拉康-齐泽克版本的“去中心化”是对主体（S）的内容（自我、想象和/或者符号身份的集合）的去中心化，分裂和划斜杠意味的是主体和作为我的内容的想象角色之间的分裂，“主体甚至在它只拥有一个统一的自我的情况下就已经被分裂，因为这个分裂正是主体和自我之间的分裂……主体的分裂不是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之间、两个内容之间的分裂，而是某物和无物之间的分裂，是身份和空洞特征之间的分裂”。正是自我在多重身份之间的滑动，预示了一种空洞的联合，使得从一个身份向另一个身份的跳跃成为可能，这个空洞的联合才是主体本身。

总结齐泽克对当前后人话语的反思，一方面是警惕对科技突破的过度浪漫化，这是他嘲弄超人主义的情感动力；另一方面则试图突破“后（post-）”学范式对差异性和非同一性的过分倚重，对混杂、杂交等反本质主义概念的再本质化。这些思考总体来说没有溢出齐泽克一直以来的理论框架，即一方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差异范式的改装，他对多元认同、游牧主体等去中心化主体的质疑，与他一直以来试图重建政治主体的思考路线，亦是一脉相承。甚至从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异化批判传统来看，也并未超越西马“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反思。就齐泽克的个人思想来说，他的后人论述主要属于理论生产在后人领域的扩展和延续。当沉重的肉体输给轻盈的超人智能，甚至本已高度符号化的现金都已经被电子支付收缴其物质存在的时候，齐泽克正在奋力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奇点，在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唯物主义批评。

基于此，齐泽克提供了后人类的另一种理论可能，即在“索卡尔”丑闻之后，他再度表达了人文知识分子介入“硬科学”的勇气，就像他当年写作《量子物理学与拉康》的勇气一样。在当前全球性建构“新文科”的调整阶段，齐泽克仍然保持了一个老旧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即不是人文知识俯就和阐释科技发展，而是以人文话语遏制激进的数字化浪潮，并对当下盛行的工具主义的技术中立论，超人主义的技术惊喜突破论，进行人文主义的回击。

【1】1996年美国著名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发表了一篇有关量子力学的文章，该文章援引后现代理论阐释量子力学。发表后作者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宣称，这是一篇捏造的论文，借此考察文化研究学者和编辑们的学术能力，揭露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新装。此事引发知识界轰动，称为“索卡尔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