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作者之死》所带来的声名，罗兰·巴尔特在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已被塑造，这甚至正是他本人所揭示的神话学的运作：一个“杀死作者”、去主体性的后结构主义者的形象根深蒂固。另一个伴随巴尔特的形象，则是“变色龙”——从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然后迅速放弃“科学化文学”的理想走向后结构主义，巴尔特在20世纪下半叶的理论大潮中始终走在前沿，却也始终没有归属。
罗兰·巴尔特
以上两种印象几乎是巴尔特研究的某种确论，指向巴尔特学术理论的“浅薄”和根基不稳，甚至导向对其本人治学态度和是否抱有固定信念的质疑。实际上，这是对巴尔特研究不足、以及对20世纪下半叶理论环境不熟悉所致——巴尔特一生中存在坚定不移的对象吗？苏珊·桑塔格敏锐地指出就是“写作”，菲利普·罗歇指出，巴尔特对写作有“肝肠欲断的爱情”，以埃里克·马蒂为代表的当代法国研究者基本认为巴尔特毕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经典作家”，他要“赋予写作以特权”。
实际上，巴尔特一生伴随着对写作的欲望，有一条值得追随的概念路径：主体性。以对主体性的探寻、质疑、颠覆和重建为线索，可以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巴尔特的学术历程叙事。一个早年经历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孤寂，构建了独特而专注的自我认知的巴尔特，从《写作的零度》与萨特对话，开始寻找“白色”“零度”的写作主体，到结构主义运动时期消灭“作者”主体，再到试图探索“共同生活”，从文本间性走向主体间性，到最后笃定写作的欲望，以“中性”确认自我主体与写作主体的合一，构成一条巴尔特主体性探索的思想路径。
巴尔特对主体性的态度变化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过程？一个被认为是“去主体化”先锋的学者，其实一直在极力恢复主体性吗？文学究竟该如何通过写作“介入”到生活呢？对照深刻影响巴尔特的萨特、福柯与拉康，这条自我主体与写作主体的互相寻找和认知之路，可能正是巴尔特“变色龙”外表之下的一以贯之。
与萨特对话：“写作主体”的生成
认为《写作的零度》是对萨特《什么是文学》的批驳，认为巴尔特是在反对萨特，是巴尔特研究中的重大误解与神话。开宗明义需要澄清的是，巴尔特在疗养院休养期间阅读了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坚定认为自己是一名萨特主义者。尽管《写作的零度》提出了与萨特不同的实践性观点，但这是建立在巴尔特与萨特处于共同战线内部的基础上的，两本著作在立论基础和批判观点上几乎是一致的。另一种需要揭露的神话是，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并非一个学术泰斗的宣讲圣经，相反是在惨遭法国文坛围攻情境下骄傲的自白书；巴尔特反对《什么是文学》中的部分观点，也仅仅是在与萨特“对话”，而绝非神话式描绘出来的“反抗权威”之举：《写作的零度》与萨特对话最大的意义，是巴尔特开始审视自我主体的存在形式，并开始质疑“写作主体”与“作者”之间的通约关系。
萨特写作《什么是文学》的动机，是因为他带给法国思想界的存在主义理论，触动了刚刚结束德占时期，主观性遗忘“责任”概念，拒绝承担责任的法国文坛的神经。德占时期的法国文坛是较为混乱模糊的，纳粹德国对待法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宽松政策，造成法西斯主义流毒严重，大量文坛人士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在法国解放后只得对此讳莫如深，主观动机上漠视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与战斗性，试图借助“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观点来开脱：因此，萨特所带来的“介入”观点无疑是投向试图营造岁月静好局面的法国文坛的一枚重磅炸弹。
萨特所面临的处境是：他的论战对手挥舞着纯文学和艺术独立性的大旗。萨特采取的方式是实践哲学的某种直觉使然，他直接将“文学”问题转化为“写作”这个实践问题，他并不是形而上地讨论“文学”是什么，而是问“写作”是什么、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从萨特开始，后续的所有理论家几乎都延续了他的方法，将“文学”问题转化为写作问题，并进一步延伸为言语行为问题。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从头至尾都讨论“写作”而非“文学”，区别仅在于他将萨特“写作”的动词用法écrire改成名词用法écriture。
不仅如此，《写作的零度》其实在大多数文学问题上几乎都与萨特持相同意见。萨特首先指出他的“介入”观点是有范围的，不是所有艺术门类都需要介入，文学的介入必须要和意义有关，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散文是符号的王国，而诗歌却是站在绘画、雕塑、音乐这一边的。所以，萨特的文学介入是针对散文作家的，诗歌不在文学介入的范畴内，诗歌对语言的态度是与散文写作不同的。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也有专章《有没有诗的写作呢？》，同样将诗歌写作排除出了他的研究范围。巴尔特从现代诗歌对“古典语言”的颠覆出发，指出现代诗歌“把诗的言语变成了一种可怕的非人性的话语……既无意图的预期，也无意图的永恒，因此就与一种语言的社会功能相对立了。”
《写作的零度》讨论资产阶级写作的第二部分，基本也是与萨特的互文。萨特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对作家的阶级属性问题进行研究。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前，大众没有阅读能力，作家和批评家都依附于贵族，也只为贵族和同行写作；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作家们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即在获取的资产阶级供养，自身也跻身资产阶级的同时，拥有大量的无产阶级读者。萨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的作家容易产生一种自己在为所有阶级写作纯文学的幻觉，实际上他们无法超出自己的阶级属性，也不可能提供无产阶级大众真正需要的文学。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表达的观点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巴尔特没有完全使用阶级分析法，而是关注资产阶级作家从写作风格上产生萨特所说的超阶级幻觉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语言“是完全封闭性的，由于文学神话的全部内涵而同社会分离，它是一种神圣性的写作”，“作为资产阶级吉日良辰见证的同一种18世纪写作，成为优秀法文的永恒典范”，资产阶级拥抱了传统的工具性“古典语言”，从而构建了所谓的“法国文学”。巴尔特进一步指出，这种“古典语言”的超阶级神话，导致作家无论“接受或摒弃他的资产阶级条件”，哪怕是“共产主义作家”，依然遵行小资产阶级的写法方法，“继续毫无保留地承担着对于小资产阶级写作艺术的形式性关切。”可以看到，巴尔特与萨特的诉求一致：都反对资产阶级写作，也反对资产阶级写作风格对无产阶级大众的霸凌，也对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毫不客气，认为其无非是资产阶级写作试图神话自己的虚伪假面。
由此，萨特提出了他的“介入”口号，也就是在这里，巴尔特与萨特在实践方式上产生了分歧。萨特认为介入对于写作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冒出来”， “一旦他介入语言的天地，他就再也不能伪装他不会说话：如果你进入意义的天地，你再也无法从中脱身了”。所以，“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那么，“正因为作家们选择了写作，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他们介入”，所以在萨特看来，为了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为了“保卫自由”，“介入”作家毋需担心自己是否客观中立：“‘介入’作家知道揭露就是变革，知道人们只有在计划引起变革时才能有所揭露。他放弃了不偏不倚地描绘社会和人的状况这一不可能的梦想。”
面对“介入”文学极强的政治目的性是否会影响文学的艺术造诣问题，萨特认为这一担心是不必要的：“只要人们把题材看成永远开放的问题，看成一些请求和期待，人们就会理解，艺术不会在介入时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就像物理学向数学家提出新的问题，迫使他们创造新的符号体系一样，社会和形而上学日新月异的要求促使艺术家寻找新的语言和新的技巧。”
巴尔特并不反对“介入”，他认同写作本身即是对社会的介入。“（写作）就是作家对其形式的社会性惯用法和对他所承担的选择的思考”，但他对这种“以艺术的全部严肃性把作家和社会联系了起来”、“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写作”的现状是不满的。与萨特一样，巴尔特同样呼唤一种新的写作，但他从萨特主办的《现代》杂志里看到的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写作，而是一种“彻底浸透了斯大林时期的独断式写作”。他指出“法国的革命式写作”“来自一种像技术性词汇一样专门的和功能性的词汇，在这里甚至隐喻都是严格编码的”，它的写作是单义性的，“强加于自身一种说明的稳定性和一种方法的永恒性”。巴尔特指出，一旦按照萨特的方式进行介入，即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出现了一种完全摆脱了风格的战斗性写作”，“语言不占据主导地位，却倾向于成为道义承担的充分记号……写作变得像是一份集体声明书下角的签字”。也就是说，巴尔特看到的相应萨特介入号召的写作，依然是“从作为一种完整而过时之工具的文学中传承下来的”，并没有如萨特所希望的产生新的语言和新的体系，而仅仅是资产阶级写作的延续，二者只有“阶级选择性”上的区别。巴尔特反对萨特是在于如何“介入”，应该写作什么样的“文学”来介入，而并非对萨特理念上的反对。
《局外人》
但其实，巴尔特借助加缪的《局外人》提出的“新闻直陈式”的“零度写作”，理想中不存在风格的“白色”写作，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种超越阶级的乌托邦写作理想，这一点巴尔特本人也心知肚明。但是，当巴尔特批判了一切可见的文学作品，也批判了他目所能及的所有作家，提出了一种不仅超越阶级，也超越人类行为可能性和意识形态可能性的“零度”时，一种全新的“写作主体”就诞生了：这个主体意味着对“作家”存在的不信任，从而期待一种能够自行言语并表义的未被异化的“至善”理想主体的生成。《写作的零度》在与萨特对话、批判写作现状的同时，也激发了巴尔特对于自我主体和“作家”作为主体之建构的强烈怀疑：这是巴尔特主体性探索的第一步，即将自我的主体性转向“写作主体”，移除自身存在与“作家”之间的通约性。也就是说，主体没有被移除，而是转换了，巴尔特所期待的“写作主体”超越的是人类行为与具体存在的“人”。而这也是他接下来提出“作者之死”的前提，也是他晚年寻回或者说保存了“主体性”的伏笔。
“作者之死”：真的如福柯、拉康所说，主体性死去了吗？
巴尔特接触结构主义后开始的“科学化文学”之路，同样是对“写作主体”超越阶级、超越人类行为的一种抽象性实体的探寻。语言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的运用无一不是建立“科学主体”而非自我主体的行为，科学主义成为当时的巴尔特对“写作主体”运转方式的最高期待。而显然随着结构主义来到巅峰，巴尔特对结构主义的失望也越发明显。如果科学也不能成为“写作主体”的存在方式，那么另一种极端的可能就出现了：“写作”范畴内也许是没有主体性存在的？
“作者死亡，写作开始”、“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这些传颂至今的经典名句其实并非代表读者的诞生，巴尔特并非是要构建一个读者的主体。巴尔特对读者的理解，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文刻在其上而未失去任何引文的空间；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终点。然而这种终点再也不能是个人的，读者没有历史、传记、心理，只不过是一个单一领域中书写的文本赖以构成的所有痕迹执在一起的那个人”，因此巴尔特认为“以维护读者权利的斗士的人道主义名义”是可笑的，巴尔特所说的读者并不是具体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被单列出来研究的概念主体，巴尔特的读者是他所构建的文本场域中各条文本路径的起点与终点，或者可以说是文本游戏的参与者——但在巴尔特的互文性多维空间里，参与者存在的前提是文本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如果没有文本自我生成的多义，也就不存在能够体验这类多义的读者。
那么，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文本场里，作者和读者“人”的意味都被取消掉了，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都被移除了：而“文本”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他者和客体。这意味着，巴尔特的“写作主体”不仅不再是具体的人的范畴，甚至也不再是一个概念范畴——作为文本游戏的一个普通起始点（参与者），连写作的欲望本身都失去了主体地位，成为可以随时随地进入文本的游览者。赵毅衡评论道，巴尔特的这一论断受到布莱希特“间离”思想的影响，“真正的革命文学应迫使读者思考，而不是让读者与作品认同。”
与此同时，巴尔特显然还受到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拉康并不关心文学问题，也不讨论作者，他直接针对的即是“主体”概念本身。主体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拉康以“镜像阶段”理论开始探索主体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自我早于主体存在，主体是在自我的认同过程中生成出来的，而这种认同建立在无意识中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婴儿面对镜子才能产生对自我主体的认同），必须以语言为中介。但是这个过程必然会造成“误认”，主体看到的永远是自己作为他者的形象，这就导致自我作为主体与镜像所产生的的主体之间永远无法统一。与此同时，语言作为先于主体存在的存在，彻底导致了主体的死亡：主体对语言的运用是无意识下的结果，因此实际上主体的言语也就是他者的话语，那么主体的意识和主体的话语从根本上来说其实不存在，一切主体的话语都是无意识中他者的话语。
引申到文学领域，作品实际上只是语言在能指链上无边无际的漂流，主体不仅不能主宰它，甚至不能创造它，所有的文本都在无意识的能指链上自由运动——实际上，这正和巴尔特的文本空间模型是对应的，拉康所构建的能指链上的意识游戏，也就是巴尔特所创造的文本游戏。拉康的主体死亡，就是巴尔特所谓作者的死亡。作者的死亡同时也是巴尔特对“写作主体”的死亡尝试：他试图寻找一种无主体性的存在可能。但问题来了，巴尔特的自我主体毫无疑问是存在的，那么如果“写作主体”都随之消失，巴尔特究竟该如何自处？
关于自我主体如何自处的问题，相较于拉康完全取消自我走向虚无和谵妄，福柯并非彻底取消了自我主体。福柯在巴尔特之后发表的《什么是作者？》是对巴尔特的支持，但也是对其理论的某种修正。在福柯的理论构建里，他可以轻易将实际存在的主体和社会话语建构中的主体相分开，相比于巴尔特将“作者”与实际存在的作家联系起来，福柯明确地认为作者更多的是“名字”和分类的手段，区分文本的作者实际上是“把若干文本归集在一起，从而把这些文本和其他文本区别开。”那么，作者就变成了一种“功能”，“与法律和公共惯例制度密切相关；它在各种各样的讲述、各个时期、各种文化中起作用的方式不是整齐划一的；它不是把文本自然地归属于其创作者就可以决定的。”这样就彻底取消了“作者”这一主体在文本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作者不再是文本的生产者，“对主体的绝对性和创造作用也开始被人怀疑”。
福柯所解释的“作者之死”其实比巴尔特保守很多，他认为“主体不应该被完全抛弃，而应该重新考虑，不是恢复原始主体这题目，而是要抓住其功能”，实际上并非是要去主体，而是去掉一部分“主体性”，“必须剥夺主体（及类似主体）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讲述的复杂而可变的功能体进行分析”。面对主体如何自处的问题，福柯巧妙的回答是：主体依旧存在，只是失去了特权——实际上从后来巴尔特的理论发展来看，他选择了从激进立场退回，接受并发展了福柯的这一论断。
如何共同生活？主体间性与中性的抗争
随着巴尔特的声名日隆，写作的欲望愈发强烈，其自我主体和写作主体的存在问题越发紧迫：作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自我个体，巴尔特不可能再接受写作主体的死亡或不存在，无论是碎片化的片断写作、能指游戏还是“文本的愉悦”，自我宛若“房间里的大象”无法再以文本场内部的起始点为名进行忽视，他必须为自我主体重新寻找存在方式，必须再次面对自我，同时也是他创造的“写作主体”。
二战期间的疗养院生活使得巴尔特对于封闭环境内部的集体生活非常关切。1976年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开设“如何共同生活：某些日常空间的故事性模拟”课程，则是专门以修道院生活为主题进行的研究。关注修道院历史、组织模式和僧侣们的生活方式并非是为了历史学研究，而是“将涉及一种伦理学”的研究，即主体如何共同存在？各自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主体是否能够和谐共存？这同时也是一个现象学上主体间性问题，而如果这个问题能够以文本间性的方法切入并解释，也许能够为主体的重生提供依据。
不过巴尔特的课程探索并不顺利。吸引巴尔特研究“共同生活”的是一种“幻觉”：“‘很好地’共同生活，‘很好地’共同存在。在其他人那里更为诱人的东西、人们可以最为嫉妒的东西：偶居、群体甚至家庭，都是成功的。”但首先，这种“幻觉”指向一种“可怕意象：身为孤儿，重新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庸俗的父亲，组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家庭：《无家可归》。”因此，巴尔特指出“共同生活”的幻觉要实现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个人节奏性”。表现在修道院生活里，就是共同生活的僧侣各自保留生活作息习惯，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人节奏，尽量避免集体性的、强制性的时间安排，比如定时集体聚餐。
然而这其中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任何修道院的诞生都是源于独居隐士“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也即是对社会强制性和组织性的拒绝和一种主体性的发扬，但是修道院的运营状况，决定了一个修道院要想独立自主地存在下去，必须要求参与的僧侣们让渡出部分主体性，甚至在精神的感召下献出全部的主体性——破除个人节奏性的修道院往往比保留个人节奏性的修道院更加具有生命力。巴尔特发现，固然存在一种应对集体性生活的范式：更少数人的配对，但是随后他就悲观地论证出任何意义上的“强配对”的结局都是一方对一方的依赖关系并且指向共同的死亡，一种“共同生活”的乌托邦。
理想性的共同生活条件必须具备“共同的宗旨、对群体界限的意识、整合与失去的能力（灵活性）、内部不存在界限严格的小团体、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并起重要作用”，至少超过两人又不能多于10人甚至8人，各自保持具有价值的临界距离。如何达到这种条件？必须是每个主体“不支配别人，不操纵，主动地放弃（对其他人）的想象，避免一切可能滋生对关系产生想象的东西。”这样的严苛不仅意味着“至善”式的乌托邦，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可能性。安迪·斯塔福德直言不讳地评价道：“《如何共同生活》对此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放弃了探讨共同生活的乌托邦的想法。”
这种对主体间性的失败探索，促使巴尔特再一次确认了“写作”是坚持主体性的唯一方式：“至善——它的形象表现——却动员其主体在其个体化过程即在其全部个人历史之中的整个扩展和探究能力。根据这一点，只有写作——或者更愿意说，只有传奇般的行为（或小说）才能进行阐述。只有写作可以汇集最大的主观性，因为在写作中，有着表达的间接性与主体的真实性之间的协调。”“写作主体”成为巴尔特重返主体性的最后期望，而下一年度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中性”则是巴尔特坚定维护这一主体性方法论宣言，也仿佛回到了《写作的零度》的最初起点。
当然，晚年巴尔特提到的“中性”， 不能被当作折衷、中立或者“第三条道路”去理解，在1977-1978年的课程中巴尔特对“中性”的概念是极为广泛的：“对聚合关系的破除”，“一切曲折变化，只要避开或打破意义的聚合性和对立性结构，以便搁置话语的冲突性现象，我们都认为属于中性。”也就是说，“中性”不是一种中立的状态，而是一切排除聚合关系的对象，被看作写作主体对过往所有试图消灭自己的举措的抗争。
在巴尔特看来，这种抗争是主动、决绝而不妥协的，因为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没有聚合关系，“权势的领域里容不下丝毫中性”。他的写作则是主体得以存在和坚持的唯一途径，“写作正是一定能够消除话语的傲慢性的话语”，“反制傲慢的唯一的辩证的行动”就是“从话语到写作的过渡”和“写作的诞生”。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对作家主体的破除，对科学主义的尝试，对写作主体的质疑和复生，以及对主体间性和共同生活的不信任之后，巴尔特历经数十年的主体性探索，最终以将自我主体与写作主体以“中性”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作为最终答案。
在《中性》课程中巴尔特说，“在某种意义上，这门课是《写作的零度》的翻版”，也许可以说，在历经一生的理论历险后，巴尔特终于意识到自己曾经寄托在各位作家身上不可能达到的“零度”乌托邦，实际上只有在自我主体等同写作主体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被“刻板印象”认为造成了“作者之死”，给文学世界带来主体性消亡的先锋派，实际上在用毕生学力高唱主体性的颂歌；他寻找的主体性兜兜转转，最终重返并闪耀在“R.B.”这一主体之中——从怀疑，到死亡，再到坚定不移的重建和抗争，这正是主体性的永恒存在形式，一种往复不断的“永恒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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