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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真仪轨:朝鲜国王的肖像画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我们经常从纸币上看到李滉、李珥、世宗大王等伟大历史人物的画像,但实际上,他们的画像大都不是由当时的画工根据真人模样绘制的,而是后代根据历史资料绘制的“想象画”。

我们经常从纸币上看到李滉、李珥、世宗大王等伟大历史人物的画像,但实际上,他们的画像大都不是由当时的画工根据真人模样绘制的,而是后代根据历史资料绘制的“想象画”。实际上,现在虽然有国王或官吏的真人肖像画流传于世,但数量并不多。

在高丽时期和朝鲜时期,普通百姓能否见到国王的相貌呢?一般来说,百姓面见国王的机会非常少。但为使历代国王的形象传于后世,通常会定期制作国王的肖像画,即御真。那么,传统时代掌握最高权力的国王,他们的御真是怎样制作的呢?

国王的肖像画——御真

肖像画是人物画的一种,是以人的面部为中心绘制的半身像或全身像。从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各种人物画像我们可以知道,人物画与绘画的起源密切相关。从三国时代图画的整体构图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人物是主要构成要素。严格意义上来讲,真正的肖像画作品是在统一新罗时期出现的。从各种文献记录来看,统一新罗时期主要制作的是国王的御真以及僧侣的肖像画,高丽时期在此基础上又绘制了不少功臣像和女性像。

朝鲜时期,随着性理学的普及,各地区的书院和祠堂不断增加,供奉在书院和祠堂的人物像也随之增多。朝鲜后期,这种风气不断传播开来,有名望的士大夫们都对肖像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请画工为自己画像。

现在我们见到的肖像画大部分是朝鲜后期绘制的,这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肖像画的需求。特别是留下了汇总要臣们肖像画的画集《先贤影帧帖》和《缙绅画像帖》等。大量制作社会名人肖像画的需求不仅对提高画工的技术,而且对增加其收入、提升其社会身份等都有所帮助。

《先贤影帧帖》中的许穆与李天辅画像

《先贤影帧帖》中的许穆与李天辅画像

朝鲜时期肖像画的人物除了国王、王妃、功臣、僧侣外,还有普通士大夫、夫妻等。在肖像画中,国王的画像叫“御真”或“御容”,其余则有诸如“肖像”“画像”“影帧”“图像”“真像”“真影”“遗像”等多种称呼。在众多的称呼中,含“真”字的词汇很多,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根毛发、一个痘印都要完美呈现的朝鲜时期肖像画的精致主义原则和求真精神。肖像画最重要的是“写实”,不仅要如实呈现人物的外貌,还要正确把握人物的特征以及内在性格,即要做到“传神”。“传神”是“传神写照”的简称,意思是“通过外形来传递精神”,即人物的人格、气质、品性等内在精神也要呈现于画面。反映人物精神的地方,如面部肌肉、颧骨、嘴唇、两颊等都不可忽视。如果所画之人为国王,那么单观其面相就应让人产生敬畏之心,其性格和内在精神更应该如实呈现于画面。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推测,御真的制作需要倾注相当多的精力,其制作过程也充满着紧张感。

我们可以从有关御真的仪轨中了解到御真制作的全过程。前人将绘制国王画像的全过程以“仪轨”这一国家级别的记录形式流传于世,为后世制作国王御真的工作提供了典范。有关御真制作的各种文书、画工的选拔过程、所需物品的数量等条目都详细记录于仪轨中,后世制作肖像画时,参照这些记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此过程中常犯的错误,亦可以按照礼法有序地制作肖像画。

绘制御真的画工们

据仪轨所记,御真是由当代最著名的,尤其是擅长人物画的画师绘制而成。但是对画师来说,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心脏,紧紧地盯着国家最高掌权者——国王的面部并绘制画像,都是一件让人高度紧张的事情。

朝鲜时期的代表画家是隶属国家机关——图画署的正式画家,即画工。画工与士大夫出身的画家是引导朝鲜时期绘画发展的中坚力量。士大夫出身的画家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而进行绘画创作,而画工则是专门从事绘画的人员,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画家。当时,供职于图画署的人员以及曾经供职于图画署的人员都被称为“画工”。

图画署规章

图画署规章

制作御真的画工大体可以分为主管画师、同参画师和随从画员三种。主管画师负责绘制国王画像中最重要的部分——面部以及整体轮廓,同参画师和随从画员则需辅助主管画师完成绘制工作。一旦定下御真制作的主管画师,图写(以在世国王为模板进行绘画创作)或模写(以去世国王的画像或资料为基础进行绘画创作)等相关工作就正式开始了。主管画师进行绘画创作时会配给一两名同参画师和三四名随从画员进行辅助性工作。同参画师负责绘制衣服之类的部分以及上色,随从画员则负责准备画像制作过程中所需的各种材料。对随从画员来说,这也是一个学习如何制作画像的机会。

御真制作完成后,画工们一般会得到职务上的升迁或以马匹为奖品的物质奖励。特别是主管画师,一般会得到诸如“当代最具实力的画家”之类的评价,被称为“御容画师”。同时,名声大噪的主管画师也会得到士大夫群体的青睐,为他们制作各种肖像画,如此一来,主管画师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声望,经济状况也会随之改善。

太祖御真

太祖御真

但是,制作御真的画家除了图画署画工外,还会从全国各地的善画者中选拔擅长人物画的画员。《朝鲜王朝实录》和《承政院日记》等编年史史料和各种相关仪轨中都曾出现选拔画员的记载,特别是肃宗十四年(1688)的《影帧模写都监仪轨》,其中详细记录了选拔画员的过程。

肃宗时期,决意制作太祖御真。由于经历多年战乱,可以参考的资料几近消失,选拔画员的过程也因此变得异常严苛。

除了当时图画署的画工韩时觉、许义顺、尹商翊外,遂安郡郡守申笵华也因“自小通画法,擅描绘”而得到当时御真制作负责人金寿兴的推荐,与擅长人物画的曹世杰、宋昌枼一起在首尔参加了选拔。选拔赛以绘制功臣画像为题目,要求参与者展现自己的实力。这是在国王御真制作之前进行的一次实际技能考核。

经过考核,画工尹商翊和平壤出身的前任官员曹世杰展开了最后的较量,曹世杰的考核成绩虽然靠前,但尹商翊得到了“年少目明,擅于模写”的评价,因此决定在两人中选择一位作为主管画师,然而两人胜负难分。于是,命他们同时制作御真正本,从中择优。最终,尹商翊的正本被采用,与此同时,曹世杰的正本与两人在此期间所绘制的草图被付之一炬。御真的底本大都用柳木炭条或水墨绘制,经过上色,正本御真才算制作完成。

英祖十一年(1735)世祖影帧模写时,画工朴东普、张得万、李治,湖南画师金翊胄、梁希孟,以及对人物画有独到见解的士大夫尹德熙、赵荣祏等人均被举荐,但在后来的考核比赛中,只有画工得以参加。李治与金翊胄经过最终角逐,前者胜出,其作品被选为御真正本。

正祖时期曾对完成的御真草图进行投票表决,正祖、诸大臣以及参与御真制作的画工李命基、金弘道等各占一票,讨论选出最为优秀的作品。这说明,在御真制作过程中曾经绘制过很多草图,最终会从中选出完成度最高的草图,作为底本制作御真正本。

史料记载的御真制作过程

朝鲜时期,绘制御真是一项国家级别的工程,所以国家特设都监主持工作,完成后再制作仪轨。“御容图写都监仪轨”和“影帧模写都监仪轨”就是记录御真制作过程的仪轨。“图写”指的是直接描绘,即以在世国王为模板直接绘制御真;而“模写”指的是以某一画作为模板进行间接描绘,常用于复原破损的御真或制作新供奉的御真,往往需要以原御真为模板进行绘制。后代绘制去世国王的御真时,需要翻阅很多历史资料以做到最大限度地接近去世者生前的模样,这种情况也叫“模写”。

《御容图写都监仪轨》(左)、《御真图写都监仪轨》(右)

《御容图写都监仪轨》(左)、《御真图写都监仪轨》(右)

影帧的绘制从朝鲜初期开始就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绘制工作主要由图画署的画工担任。但经过壬辰倭乱和丙子之役后,王宫殿宇多有毁损,保存于各殿的大部分历代国王影帧也遭到损坏,很多影帧都需要修补或模写。肃宗朝以前,对历代国王的影帧只是进行部分简单的修补;肃宗朝时开始重建国家秩序,影帧的制作工作也随之步入轨道。

如今,共有9部直接记录御真制作过程的仪轨流传于世。这些仪轨中年代最久的当属肃宗十四年(1688)记录太祖御真制作过程的《太祖大王影帧描写都监仪轨》。这一仪轨记录了由于庆基殿的太祖影帧受到破坏而将其移至首尔制作新御真的过程。

肃宗三十九年(1713)的《御容图写都监仪轨》记录着制作肃宗御真的全过程;英祖朝时制作了《世祖大王影帧描写都监仪轨》和《肃宗大王影帧描写都监仪轨》;宪宗在位时的1837年制作了模写太祖御真的《影帧模写都监仪轨》;高宗朝时制作的记录太祖御真模写过程的仪轨更是多达三部(分别在1872年、1901年、1902年)。

1902年制作了记录高宗御真与皇太子睿真绘制过程的《御真图写都监仪轨》。以上9部仪轨中有7部是记录以既存画像为模板制作御真的“描写都监仪轨”,有2部是记录以在世国王为对象制作御真的“图写都监仪轨”。

从现存的仪轨记录来看,朝鲜时期制作了不少历代国王的御真,但如今流传于世的只有3幅,即高宗九年(1872)模写的太祖全身像(藏于全州庆基殿),1900年绘制的英祖半身像(藏于韩国国立故宫博物馆)以及未被完全烧毁的哲宗御真(藏于韩国国立故宫博物馆)。

从1934年编纂的《璇原殿修改誊录》中看,当时的昌德宫内供奉着太祖、世祖、元宗(仁祖之父)、肃宗、英祖、正祖、纯祖、翼宗(纯祖之子)、宪宗、哲宗、高宗、纯宗等国王的御真,但是,由于当时的朝鲜半岛处于战乱之中,烽火连天,保存御真的仓库遭遇火灾,画像也一同被毁。到了现代,由朝鲜时期画家们绘制的御真大都失传,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也一同流失了。

现存的图写都监仪轨

在御真相关仪轨中,《图写都监仪轨》记录着以在世国王本人为模板绘制御真的全过程,从这一点上看,《图写都监仪轨》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现存的两部《图写都监仪轨》中有一部是1713年制作的,即《肃宗大王御容图写都监仪轨》。此仪轨记录着以肃宗本人为模板绘制御真的全过程,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无有关御真的图说或班次图。

《肃宗大王御容图写都监仪轨》记录了从设置都监的四月十日起到对参与人员进行褒奖的五月二十二日间共43天的行事安排。此间共制作出2幅肃宗御容画像,分别保存于永禧殿和江华岛的长宁殿中。参与御真制作的主管画师为秦再奚,同参画师为金振汝、张泰兴、张得万,随从画员为秦再起、许俶。

《江华府宫殿图》中的长宁殿

《江华府宫殿图》中的长宁殿

1902年的《御真图写都监仪轨》记录了制作高宗御真和皇太子睿真的全过程,这一仪轨代表了所有御真图写都监仪轨的最高水准。比起肃宗朝的仪轨,该仪轨的内容更加详细,图片也更为丰富,不仅绘制了皇帝安坐的龙床、皇太子的龙交椅以及五峰屏、插屏等各种王室用具,还将它们的规模、尺寸等用文字一一记载下来,甚至连御真完成后举行奉安仪式的班次图都收录其中,使我们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御真制作的相关事宜。

仪轨中首先收录了国王下达的御真制作诏敕,这意味着御真制作工程正式拉开序幕;紧接着记载了都监官员齐聚一堂商议御真制作事宜的过程;随后附有皇帝批复的各种文书,工程所需的物品种类及费用明细,参与人员名单,以及论功行赏的相关内容。当时都监的总负责人是议政大臣尹容善,绘制御真的主管画师为赵锡晋和安中植,同参画师为朴镛薰、洪义焕,随从画员为全修默、白禧培、赵在兴、徐元熙。

插屏(左上)、龙床(右上)、龙交椅(左下)、五峰屏(右下)

插屏(左上)、龙床(右上)、龙交椅(左下)、五峰屏(右下)

五峰屏与插屏是肖像画制作中常用的屏风,屏风上绘制的是日月五峰山图。红色的太阳象征国王,白色的月亮象征王妃,五个山峰代表昆仑山脉,象征王室的尊严。龙交椅为国王临时使用的折叠椅子。收录于《御真图写都监仪轨》。

赵锡晋是朝鲜时期图画署的最后一批画工之一,1881年与安中植一起作为领选使,以制图士的身份被派往中国。安中植是张承业(号吾园)的门下弟子,与赵锡晋是一生的挚交,两人被称为当时朝鲜画坛的两大泰斗。

高宗的御真被制成很多版本,有冕服本、翼善冠本、军服大本、军服小本等。每幅肖像画都是先用油纸临摹上色,然后将其移制于丝绸上,经过上色后裱褙装帧。

仪轨的编纂是在护卫营的新营中进行的,共制有5部,据史料记载,分别被保管于奎章阁、侍讲院、掌礼院、江陵五台山史库、江华岛。

从班次图中看御真奉安时的轿辇队列

与御真制作相关的另一件大事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御真制作完成后举行奉安式时的队列。这一场景被绘制成班次图,由此可以看出,奉安式是当时相当受重视的仪式。《高宗御真图写都监仪轨》的末尾附有高宗御真和皇太子睿真奉安队列的班次图,共26页。由于高宗升格为大韩帝国的皇帝,平壤也随之升级为国都,因此高宗和皇太子的肖像画均要安放于此。

通过班次图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队列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负责皇帝御真的队列,后半部是负责皇太子睿真的队列。

负责皇帝御真的队列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道路差使员,接着是骑马前行的地方官和观察使。在此三人之后是负责前方护卫的前射队士兵,前射队末尾是负责指挥前射队士兵的尉官。尉官的身后跟随着侍从和主事,然后是身着黄衣、拥抬香亭和龙亭的队列。随后是执金钺斧、黄阳伞、水晶杖等物品的仪仗队,佩带云剑的武官以及近仗军士等。近仗军士的后面是直接接受典乐指挥的前方鼓吹乐手,其后便是放置皇帝御真的轿辇部分。御真轿辇的前方中央站立着司禁和别监,左右两边由开城队士兵护卫。御真轿辇由18名身着黄衣的轿夫共抬,轿辇后跟着后方鼓吹乐手。

载有皇帝御真的轿辇(左)与载有皇太子睿真的轿辇(右)

载有皇帝御真的轿辇(左)与载有皇太子睿真的轿辇(右)

皇太子睿真的奉安队列大致与皇帝御真奉安队列相同,不同的是,与皇帝相关的物品使用的是黄色,与皇太子相关的物品使用的则是红色。收录于《御真图写都监仪轨》。

接下来是皇太子睿真的奉安队列,其构成与皇帝御真队列大体相同;不同的是,皇太子睿真奉安队列中,香亭、龙亭以及放置睿真的轿辇都是红色的,而高宗睿真奉安队列中以上物品皆为黄色。这是因为,在古代人的意识中,颜色也反映了尊卑差异。黄色为皇帝的专用颜色,皇太子则往往用红色。仪轨的班次图中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从御真和睿真奉安队列班次图中我们可以知道,御真奉安仪式在当时是一项重大国事,同时,班次图中所提供的仪仗、服饰、护卫队规模等信息无疑也成为研究传统社会的重要史料。

遗憾的是,仪轨最核心的部分,即御真并没有收录其中。但是,从这些仪轨中,我们不仅知道了朝鲜时期一直在持续制作国王肖像画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还了解到御真制作的过程、保管御真的场所、画工的参与过程及完成后的论功行赏等方面的信息,对了解当时的著名画师在各个时期的社会活动也有一定的帮助。而有关御真制作过程中的各种图说以及御真奉安队列的班次图更是将当时仪式的场面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本文摘自金文植、申炳周著《仪轨:朝鲜王室记录文化之花》,林丽、黄义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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