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9日下午，南京大学文学院221会议室，由童岭老师主持，苏芃老师主讲的“日藏《玉篇》残卷研究四题”讲座举行，金程宇、刘雅萌两位老师担任与谈人，程少轩、张福通老师及文学院的三十多位硕博士同学到场聆听。讲座伊始，童老师介绍了苏老师的学术经历与学术成果，苏老师本硕博均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后留校任教，近年出版了《〈春秋〉三传研究初集》，整理了向宗鲁先生的《史记讲谊》，曾参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成果颇丰。
本次讲座内容共分四个部分：一、《玉篇》残卷的断代研究——从避梁讳讲起，二、《玉篇》的流传与版本演变，三、日藏《玉篇》残卷的学术价值举隅，四、日藏《玉篇》残卷相关文献研究。
《玉篇》残卷卷十八（图片来源：苏芃老师提供）
第一部分《玉篇》残卷断代研究——从避梁讳讲起。
苏老师介绍说，已知的古写本《玉篇》残卷涉及七个卷次，分别是卷八、卷九、卷十八、卷十九、卷廿二、卷廿四、卷廿七。通过查核卷九、卷十八、卷廿二、卷廿七的引书文字发现，屡屡出现“纲”改作“维”“紘”“绳”、“刚”改作“坚”、“统”改作“正”、“顺”改作“从”的改字现象，联系残卷糸部不收“统”“纲”字，可以推断《玉篇》残卷严格避梁代萧顺之（萧衍之父）、萧统、萧纲的名讳，其所承袭的底本可上溯至梁代。
又，根据卷廿四“鱼部”残卷的误缀现象，结合卷背草书佛典注疏《俱舍论记》亦可进行断代研究，卷背末有“权僧正亮淳”的跋语，言草书《俱舍论记》为淡海公真翰，淡海公即日本称得天皇及光仁天皇宝龟年间（770-780）出任大学头的文章博士淡海三船，在“权僧正亮淳”跋语属实的前提之下，可以论定《玉篇》“鱼部”残卷的抄写年代应该不会晚于八世纪中叶，这仅是最为保守的推算，该卷此前历经残损、断裂、缀合，所以实际抄写年代可能比这个时段还要早出很多。
综合来看，《玉篇》残卷虽然非一时一地所抄，但其底本年代都不会晚于唐代，甚至可以上溯六朝，因此其文献价值毋庸置疑，称之“原本”亦无不可。
第二部分《玉篇》的流传与版本演变。
首先，苏老师归纳了原本《玉篇》在后世流传的三个大系：一是日本僧人空海等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二是在中国唐宋时期递传的版本，三是被玄应、慧琳《一切经音义》等书征引贮存的大量片段。
其中，空海等编纂《篆隶万象名义》的取材之一是原本《玉篇》，但是否见过全本的原本《玉篇》值得存疑。就中国的流传情况而言，《玉篇》在成书不久就遭到删改，唐代又经孙强增字减注，可惜唐写本几乎没有传世，考察唐代《玉篇》面貌殊为不易。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陈彭年、吴锐、丘雍等奉诏重修《玉篇》后，形成了与写本系统迥异《玉篇》文本。
随后，苏老师梳理了宋元明清时期《玉篇》的流传与版本情况，指出清刊《玉篇》影响最大的是康熙年间张士俊泽存堂覆宋刻本，该书卷前有朱彝尊的《重刊玉篇序》，称其底本是汲古阁所藏的“宋椠上元本”。民国至今，最为通行的宋本《玉篇》就是泽存堂本，“宋本《玉篇》”与“宋版《玉篇》”其实是两个概念，要注意区分。据传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曾经挖剪一部宋版《玉篇》铸造铜字模，不少学者都表示质疑，其实可能就是把宋本《玉篇》误当了宋版《玉篇》。
日本内阁文库藏“排字分段本”宋版《玉篇》（图片来源：苏芃老师提供）
最后，苏老师详细介绍了原本《玉篇》的几种影印本和整理本，强调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228册影印的《玉篇》是目前最易获见，也最为保真的版本，该本底本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日本昭和八年（1933）东方文化学院东方文化丛书本，2020年宝玥斋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藏汉籍古抄本丛刊》影印本的图版也较为清晰。而黎庶昌、杨守敬《古逸丛书》本失真改动最多，不可作为研究依据。再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守敬旧藏《玉篇》天保六年（1835）转写本（有田泽仲舒跋）“车部”存古，可与金程宇老师家藏影写本互为印证。
杨守敬旧藏《玉篇》天保六年转写本（图片来源：苏芃老师提供）
第三部分日藏《玉篇》残卷的学术价值举隅。
苏老师认为，原本《玉篇》作为一部汇辑众多先秦汉魏经典及其旧注的文献，几乎就是一部梁代的“故训汇纂”，非常值得重视。
作为字书，其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汉语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如引《说文》存古，引用大量字书如《苍颉篇》《广雅》等，保留了大量六朝隋唐朝时期的异体字形与词汇古义。
又如在经学文献与经学史研究方面，《玉篇》残卷所征引的大量传世典籍及其旧注，不仅可以校证经典文献中的讹误，反映经典唐前文本的面貌，还有助于经学史的考证，引发我们对可断代纪年的古写本文献在经学史研究中如何利用的思考。
再如在正史研究方面，《玉篇》残卷引《史记》的73条材料中，有27条材料涉及《史记》相关的先唐古注，经过比勘判断这些古注皆是裴骃的《史记集解》的片段。引《汉书》多达130多条，可以窥见《史》《汉》当时地位之不同，以及唐代以后的升降。引《三国志》作《魏志》《吴志》，未见《蜀志》，亦有可资校证传世本讹误的重要异文。
第四部分日藏《玉篇》残卷相关文献研究。
苏老师讨论了《玉篇》残卷与《篆隶万象名义》、玄应《众经音义》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从避讳出发，揭示了玄应《音义》暗引《玉篇》的现象。
最后苏老师概括说，辞书编纂与经典诠释之间有种“述作相因”的互动关系，经典诠释中的旧注是辞书编纂的基础，辞书释义又是诠释经典的依据，二者交相影响，循环转化。从南朝梁代顾野王编纂的原本《玉篇》来看，作为诠释先秦经典的汉魏古注已经进入了辞书系统，这是汉魏古注经典化的重要标志。这种“述作相因”的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是“知识”与“工具”的互动。
到了讨论评议环节，金程宇老师先作发言，他认为本场讲座虽然只是围绕一部专书展开，但给大家提供了研究域外古写本的一种范式，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多元，不少议题都超越了传统的文献学范畴，比如关联了书籍史的研究。如果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得受益。苏老师有关《玉篇》的文献考证，积多年之功，精耕细作，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取得了突破。
刘雅萌老师对本场讲座作了概括，认为在文献学和学术史研究中，《玉篇》都可以提供极为宝贵的材料和线索，《玉篇》的编纂与南朝的类书、义疏编纂或许存有关联。她向苏老师提问：唐人对《玉篇》的引用情况如何？为何唐代《玉篇》会出现文本形态的变化？苏老师回应说：唐代文献引用《玉篇》相对不多，就有限的征引条目看，文本面貌较为简洁，已与原本存在差异，原本《玉篇》的形态可能与南朝人对知识的重视有关，从《梁书》和《玉篇》序言等来看，顾野王受命编纂字书，书成后便遭到删改，实际上他是编成了一部“故训汇纂”。
程少轩、张福通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程老师指出原本《玉篇》的研究其实关涉的学科领域是多方面的，值得大家借鉴。
最后童岭老师作了总结，并且补充说：《玉篇》所避梁讳可能不是太子讳，萧顺之被梁武帝追认为太祖，萧统被后梁追认为昭明皇帝，加之萧纲，或许三个都是帝讳。顾野王同时还编纂了《符瑞图》《舆地志》，博涉群书，遍观经史，属于全才式的人物。南朝人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通”字。
讲座结束以后，金程宇老师展示了他收藏的两个《玉篇》旧钞本，与苏老师带来的《临南寺学术研究资料集成》影印本进行了比对，师生们纷纷观摩、拍照，现场气氛热烈。
童岭 摄
梁爽 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