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界的大品牌每年都会召开春、秋季发布会，以此向全世界宣告对年度审美走向的理解。以此类比，每个行业中最重要的企业，都有义务定期分享自身对未来走势的最新看法，并与媒体有更深度的交流。”5月30日，在第二十七届书博会召开前夕的媒体见面会上，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如是说。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构建者，出版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行业中，过去却鲜有人发布类似的预测，坚持在每年一度的书博会上邀约众多媒体、共话产业未来的龚曙光，可能是圈子里唯一一位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人。
本次见面会恰巧赶上端阳佳节，然而到廊坊赴这场年度之约的媒体记者仍挤满了会议厅。在场的每个人都兴致颇高，因为他们知道，龚曙光不仅是中南传媒这样一家世界级文化传媒企业的掌舵者，也是业内公推的思想者与预言家，与他的交流绝不同于一般的见面会，反倒更像一场思想的盛筵，汇集了关于出版和文化产业最热门的话题、最新颖的观点和最具预见性的研判。如今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前所未有的转型升级道路正不断加剧着从业者的困惑，而作为行业的排头兵，龚曙光在解答同行疑惑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行业未来的隐忧：当今出版业最大的挑战，在于出版人缺乏对行业的信念与敬畏。
深耕出版靠定力
2016年，中南传媒的市值和利润在国内出版上市企业中均居首位，而在“全球出版50强”中位居第六，则彰显了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雄厚实力。不仅业绩喜人，集团在图书出版主业上同样捷报频传：由钟叔河先生主编，于上世纪80年代就曾震动中国的《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推出了续编的65种，全套丛书在历时37年出版百种终成合璧；再加上《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等多部图书工程的问世，让集团的参展书目显得格外厚重。
龚曙光将这份厚重功劳归于中南传媒人的深耕出版主业的“定力”：“湖南出版和中南传媒能够成长成今天的模样，不仅是因为根植的土壤肥沃，更离不了一代代出版人接力般的辛勤劳作。”那么这种定力究竟是如何造就的？在文化快餐大行于世的当下，它又给湖南出版带来了怎样的气质？
记者：第27届书博会即将开幕。作为书博会参展的主力军，中南传媒今年都为读者带来了哪些有特色的图书？
龚曙光：对于中南传媒而言，今年是一个丰收年。这点从我们带到本届书博会的书目上就可见一斑：今年的主题出版物比往年相对集中，分量和质量也相对较高；同时我们也带来了一大批含金量很高、具有畅销潜质的原创图书，包括《袁隆平的世界》《风口浪尖》《百年不孤》《阿莲》等；还有一类是少儿类图书，近几年由于国家政策和创作、出版界的努力，原创少儿类图书正步入新的纪元。在这一领域，中南传媒推出了一批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阅读的优秀原创作品，能够让孩子从最初的教育中理解中华文化与审美范式，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中国人。
要说在出版领域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恐怕要数包括《走向世界丛书（续编）》《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在内的多套大部头作品的集中问世了。这些文化集成类丛书，每一套都经历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打磨。比如100卷本的《走向世界丛书》在钟叔河先生带领下整整编辑了37年时间；《中国古代历史图谱》选题的提出甚至可以追溯到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多部耗时巨大的文化工程在过去一年里相继面市，这样的现象在书业中是不常见的；把这么多大部头作品一并带来展示，这在书博会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中南传媒能做到这一点，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其必然就源于我们坚守主业、深耕出版的这份定力。
记者：如您所说，湖南出版人能潜心几十年做一套书，这种定力源自何处？
龚曙光：作为一项把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沉淀，并博采其中精魄的事业，出版无疑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这也就决定了在这个行业内，任何人都不可能只靠一个机遇，就能像马吃夜草般一夜暴富；要想壮大自己，只能靠一代又一代人的积淀。出版的本质就是熬年头，就是要有板凳一坐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冷的定力，才能做出像《中国古代历史图谱》《走向世界丛书》这样的大书。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谈出版定力，不过只是在恪守行业的本分，既然做了这个行业，就要守住它的本真。
中南传媒近些年在出版主业做得相对突出，这可能跟我们不仅将坚守视作本分，更将其看做一种信仰有关。做书是不是一定就要熬？有没有不熬的呢？答案是有的——我曾看到一些机构可以一两个晚上就编一本书出来，也听说过某些作者可以十几天就写出一本书的故事。然而这样炮制出的图书，真的能实现作家的梦想和编辑所认同的出版价值吗？我不好断言，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南传媒不会这么做，因为在我们看来，出版这个行当是容不下粗制滥造的，也没有简单到有了某种“聪明”，抓住一些选题就可以无限度发挥。我们作为出版者所传播的每一个字，都应该在知识上尽可能准确，在思想上力求无限接近真理。也因为秉持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才能对某个知识点或某个事理进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追索。
我在很多场合都提过，三百六十行，既是行行出状元，也要行行有敬畏。一个没有敬畏的行当一定会走向衰落，最终从三百六十行里面出局，出版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出版的敬畏，也是一种对行业的坚守和护卫。我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20年，从一个彻头彻尾的外行变成了一个处处小心、心怀敬意的出版人，转变的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今天我也很遗憾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新进入者并没有这种小心与敬意。在他们眼中，出版就仿佛是一片处女地，可以肆意地奔跑乃至践踏。这是当下出版业的一种病症，更是我的一种隐忧——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出版人都不再敬重、热爱这个行业了，那么出版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离垮掉便只有一步之遥了。就这层意义上讲，如今出版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其他，正是出版人自身对行业的信念与敬畏。
记者：在这一批大部头作品的背后，中南传媒在激励机制和管理模式上的创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龚曙光：中南传媒近些年社会效益做得比较好，因此总有人问，是不是我们机制上有什么独特的创新？我想告诉大家，相较其他兄弟集团，其实中南传媒在机制方面的投入反而是最少的。来自外部的支持、鼓励机制只是辅助手段，在像《走向世界丛书》这样的大书面前无异于沙器——浪花一过就会消弭于无形。就拿这套书来说，主编钟叔河先生如今已经80多岁了，而丛书从选题提出到完成出版，用了近40年的时间，假如不是出于自身的钟爱，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让一个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半生奉献于一套书呢？来自国家的支持确实可以缓解一些经济负担，但选题完成的过程中出版者所要面对种种困难，显然不是单纯的物质激励就能解决的。所以，我认为业界最应关注的并不是所谓的激励机制，而是这个时代还有没有一批愿意为职业而献身的出版人。
必须要出几本对得起自己职业生涯的书——这不仅是我的想法，在中南传媒，每一位社长、编辑都有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能编大书、出好书的基础。我很庆幸我们有这样一批出版人，尽管经历了几代编辑的更迭，有的人已经退休甚至离开了，但接下来中生代、新生代的编辑们能够接过前辈板凳一坐十年冷的书稿，延续他们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振兴主业敢担当
新常态下的文化消费不断涌现新的热点，与之相伴的是，近年来国内大型出版传媒企业的发展模式越发多元，教育、游戏、电商等新兴领域成为许多集团发力的重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南传媒却提出“振兴传统出版”的口号，近期的业态拓展也紧密围绕主业，并在多种尝试后，闯出了一条中国文化走向海外的新路。
不鼓吹IP、不做成瘾性游戏、中南传媒的发展路径在国内显得别具一格，但正是这家企业，在过去九年间以每年20%的增速成长，成为一棵根基雄厚、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中南传媒这些年何以走得如此稳健？在龚曙光看来，这是“因为对时代的变迁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对时代所提供的机遇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对时代所可能出现的危机也给予了足够的警醒。”
记者：作为个体，出版人、出版社要把工作做好诚然离不开定力。那么，作为一家具有多元业态的大型文化集团，中南传媒如何保障对主营出版业态的定力呢？
龚曙光：翻一翻这些年中国出版的主要图书目录，再看一看各出版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大家就会发现，整个图书出版行业，无论是销售还是利润都呈现出增长乏力的势头。这样一个趋势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出版业，特别是代表着中国出版实力的各大出版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是应该坚守主业，还是多业并举？究竟是以出版为主体，形成跨界经营的格局，还是以其他产业为主体，让出版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附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是因人而异的，而中南传媒也有自己的答案。
在去年“全球出版50强”排名中，中南传媒超越了很多国际老牌出版集团名列世界第六，这让很多外媒不免困惑：一家不在北京、上海的地方企业，究竟靠什么做出了这么突出的成绩？对此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出版定力。这里的定力，指的正是中南传媒这些年来在主营业务上的坚守。
我并不觉中南传媒的这份坚守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整个出版行业其实都在坚守，如果存在差别，那可能就体现在谁坚守得时间更久、定力更大。如果仅从目前各家上市公司的财报来看，中南传媒的坚守无疑是最牢固的：我们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总营收的90%以上。假如中南在增长，一定是主营业务在增长；倘若有一天中南开始下降，那也一定是核心业务在下降，因为目前仅凭其他业务，是支撑不起这样一家大型企业的。
记者：今年中南传媒已经是连续九年上榜“全国文化企业30强”，这个榜单不只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同样关注企业的社会效益。请问中南传媒在保障社会效益的同时，要如何保持产业的规模和质量？
龚曙光：什么是社会效益？世界上的任何行当都是有禁区的，就像卖米的不能卖发霉的米，卖奶的一定不卖有毒的奶一样，卖书的也一定不能卖诲淫诲盗诲黑的书——所以我们讲社会效益，实质上是在说出版这个行当必须要奉行和遵守的原则。
对于社会效益，中南传媒从来没有它视作一种负担：我们坚决不做成瘾性游戏，赚再多的钱也不做，这不是做或不做的选择，而是你根本不能选择。作为一家传播文明的企业，我们不会像变脸一样，一会儿说“孩子你要多读书”，一会又说“这个游戏真过瘾，快来玩”；中南传媒永远只有一张脸，那就是倡导民族多读书，引导孩子读好书。做对中国、对社会、对孩子有益的书，永远是我们首要的选题目标，然后才会考量这些书能赚多少钱。
但追求社会效益，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然要舍弃经济效益。事实上，文化产业的性质就决定了社会效益从来不是一个和经济效益相竞争、相排斥的条件。出版这个行业的独特性在于，任何一个优秀出版物，其经济效益都不完全是当期实现的。比如我们20多年前出版的《曾国藩》（唐浩明著）和《第一推动丛书》，直到今天销售依然稳定。还有像《齐白石全集》《黄永玉》全集这样的书，出版成本很高，可能当时看起来是亏钱的，但对于中南传媒的品牌意义而言，它们的价值也远非金钱所能衡量。而且，今天这些书也在不断再版，逐渐为集团带来利润。为什么中南传媒全靠主业支撑发展到今天，还能保持利润高于行业平均接近一倍？就是因为我们把握了出版行业的核心规律：靠资源积累，挣长期的钱。
记者：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中国传媒未来的发展将由传统出版、互联网平台和金融投资“三架马车”构成，集团的这种产业布局对同行而言有哪些参考价值？
龚曙光：这里的“三架马车”是中南传媒到达一定规模，积累了一定资源，积淀了一定资本之后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它是一个企业根据自身资源、资本结构和可选路径所作的战略性选择，未必适合其他企业。但如果一定要说有哪些共性可供行业参考，我想那就在于做出这个战略布局的原因，也就是对一个文化企业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资源之后，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思考。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资本和资源完全可以在一个维度上推进。但如今互联网的存在正在让这个关系变得复杂：在互联网覆盖一切的当下，传统出版是不是还可以在既定的轨道上持续前行，它和互联网可否兼容？这是所有出版人都要追问自己的话题，也是所有出版产业的经营者都必须直面的选择，在这个选择面前，我的判断是：传统出版还会有一个延续期，在这段时间内，它可以继续产生较好的利润，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企业进入互联网时代做最后的资源积累。如何让现有的文化资源在传统出版和互联网上发挥双重价值，是今后2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出版人最重要的使命。
至于中南传媒为什么做金融？不仅是因为我们有钱，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有对金融的需求。现在传统出版业务也早已不像过去那样是“一斗米的生意”，一套大书前后的投资可能就是两三千万，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服务正在成为出版业的刚需。当今世界不缺少金融，但缺少对出版产业、文化产业有深刻理解，并在模式上能够满足其要求的全方位金融服务，所以我们设立了财务公司和基金公司，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出版和文化做得更好。我们并不指望今后我们的财务公司能像花旗一样，也不指望我们的基金公司能做成黑石那般。但我希望，他们能像早期的索尼或GE（通用电气公司）的金融机构一样，服务于自身行业的发展，对主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记者：作为全球第六大出版传媒上市公司，中南传媒在战略规划中将海外市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公司在开拓国际市场上积累了哪些经验？
龚曙光：对于中南传媒而言，开拓海外市场不仅是一项“政治使命”，更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和规模后的必然需求。中南传媒在中国出版界已经是一个大企业了，但假如我们想让自己在国际的排名更进一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集团，国际业务的拓展是我们不可以回避的，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这些年，在“走出去”的布局上，我们一直比较积极主动，并从下面几个方面做出了一定突破。
首先，中南传媒不断加强版权合作，努力把版权卖到发达国家，并在主流人群中实现销售。这几年，我们的版权输出地正由过去的东南亚逐渐转移到欧美，由过去卖给边缘的出版机构逐渐过渡到卖给比较主流、知名的出版商，输出的内容也由过去以中国元素为主，逐渐转向本土原创的小说和绘本。而这些，都使我们的版权输出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二，中南传媒努力寻求与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新型战略合作。比如，我们与培生集团在教材和数字教育领域的战略合作，我们与法兰克福书展集团在全球在线版权交易系统领域的合作（IPR项目）。这些合作更多地指向新型业务领域，我们希望通过这类合作，未来能构建起中南传媒在全球市场一定的话语权。
第三，我们依循国家的外交战略，在“丝绸之路”广阔的文化版图上积极推进一些项目，构建主流文化的输出管道。去年，我们在南苏丹的教育项目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不仅为南苏丹设计了教材体系，还为他们编辑、印刷教材，培训教师，在有力有效地促进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实现了集团的经济价值。
总体来说，中南传媒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了传统的版权贸易和互联网产品交易的结合，在关注“丝绸之路”国家的同时也走进高度发达国家、并积极向海外开展投资业务。中南传媒希望通过这几点的结合，来完成自身对国际市场从了解、熟悉到最终占有一席之地的历程。（文/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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