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第二个注重效率的时代。记者和企业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使用效率这个词，我们稍后将看到一些同义词。但是，我们始终意识到，无论是通过增加产量或利润，还是减少时间，都要从现有投入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的价值。
我认为短期内过于专注效率可能会损害长远的效率，一些人会认为这是异端邪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希望表明，人们在对此进行反思时，将它看作一个显而易见的命题。正如我在后文会指出的，将有效的算法与整体的模拟相结合，可以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式产生更好的结果。但这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将效率视为在过去约两百年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并将其看作一套更古老的实践会很有帮助。正如我们看到的，效率这一概念出现在蒸汽时代，其最佳表达方式不是用18世纪对工厂里的劳动分工来体现（本质上仍然如此），而是用机器连续生产代替手工作坊来作为例证。最伟大的企业投入了巨大的资金，雇用了10万名甚至更多的工人以保持工厂运转。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与之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等学说都反映了这种模式。就连共产党政府也羡慕西方的大规模生产，这一点也不奇怪。
20世纪中叶，瑞士建筑师兼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和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首先强调了不间断（“连续过程”）技术对批量生产的重要性。轧辊、皮带和其他设备不仅改变了生产，也改变了消费的性质。与20世纪50年代在电视上播出的《产业阅兵》系列节目相比，现在诸如《如何制造》之类的有线电视节目揭示了如今工业流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但是，进一步降低装配线上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效率。一种新型的企业占领了弗拉基米尔·列宁所说的经济制高点，主导了经济议程，此前即使是最大胆的未来主义者也没预见到这种类型的企业。硅谷唤起了人们曾经由东北部和中西部肮脏的工业大都市所激发的钦佩、恐惧和蔑视，尽管乘坐汽车或火车前往芝加哥、底特律或匹兹堡仍然是一种视觉上的震撼体验，但旧金山以南的半岛更能令人惊叹财富之巨。尽管那里的公司服务器群可能并不起眼地分散在全球各地，然而，硅谷巨头们对社会组织的想法与列宁同样激进，他们与古典共产主义一样都对效率抱有强烈的信念。
同连续过程的效率（那是让画家、摄影师和电影制片人为之着迷和敬畏的效率）相比，平台效率更有利可图，但具有隐蔽性，而且需要极大的想象力才能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比如，网络平台应用的在线匹配不仅利用了集成电路效率的稳步提高，而且利用了巧妙的计算技术，即算法来使电路的运算速度成倍提高。
这种效率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平台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自我满意度的影响不明显？为什么世界各地有的公民对他们的政府如此不满，以至于愿意寻求极端的解决办法？原因之一可能是平台革命一直在将人才和资金从其他可能更具变革性的技术项目中抢走。我无法确定哪些项目具有潜力，也不排除它们已经很先进并可能很快就将硕果累累。毕竟，美国在“二战”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像广播电视和干式复印这样的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是在大萧条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展起来的，艾伦·图灵的理论研究也使平台经济成为可能。
问题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对投资者（尤其是早期的投资者）如此有利可图的平台公司一直表现不佳？拥趸会坚持认为，重大创新通常会带来一时的失望，最好的结果尚未到来。这尤其是脸书及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观点，他在2017年年初发表了一份宣言，承认了错误，并发誓要在脸书用户的帮助下建立更好的社区和更美好的星球。对许多竞争对手来说，这样的承诺长期以来都是“未来的炒作”“硅谷的万用灵药”——借用失望的技术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版的书的书名。尤其是对左翼批评者来说，新老板与旧老板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配备了先进的监视和操纵设备，取代了昔日的老派做法。一些谨慎的记者在扎克伯格等人的宣言中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面临的生存威胁。我不确定有哪个组织真的有这样的权力。平台效率最严重的意外后果可能是它的机会成本，从长远来看，它对资源的要求将更有助于提高真正的效率。
效率运动的一个悖论在于，尽管数据令人泄气，但促进效率和理性的创新还是在直觉和情感的驱动下出现了。这并不意味着直觉比基于数据的分析更可靠，而是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工具永远无法取代想象力来预见人类未来的行为模式。大多数这样的直觉都失败了，一些例外充斥在励志书籍和商业书籍中。风险投资的失败率很高。然而，在效率低下的大旋涡中出现了一些世界上最高效的技术。
效率的历史应当从自然本身开始。正如生物物理学家所发现的，DNA比最先进的技术系统储存的能量更密集，对基因表达的控制使复杂而强壮的生物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发育，果蝇基因组的微小变化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进化在优化信息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利用有限的资源是我们的生物遗产。
正如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所揭示的，对效率的追求似乎也被纳入了人类生物学。人类在工具制造方面已经经历了数万年的创新，这些创新有时会进入死胡同，但偶尔也会产生具有功能性的杰作，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回旋镖或中亚草原游牧民的复合弓就是其中的代表。有没有比传统方式锻造的日本刀更锋利的刀具，或者比哥伦布到达以前的美洲原住民熟练使用的黑曜石刀更锐利的切削工具呢？
在西方也是如此，许多古罗马的医疗设备都很好地发挥了用途，以至于它们的质量直到现代才被类似的仪器超越。罗马军队以令敌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集结、修建桥梁和防御工事而闻名。当时甚至有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并加盖早期商标印章的油灯在市场上销售。
与50年前的历史学家所承认的相比，最近的考古学揭示了古代世界更多的动力和技术创新。例如，奴隶经济并不排斥使用像水车一样省力的工具，就像19世纪初期奴隶制下的甘蔗种植园使用蒸汽机一样，这些改进在实践中提高了效率。但我们所知道的效率概念在古代生活中并没有明确的提法。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以及包括埃及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和近东社会）的行政和档案保存系统已有数千年历史，但他们并没有系统地提高产出的理论。古典历史学家彼得·托内曼（Peter Thonemann）强调，罗马社会是建立在庇护、忠诚和义务的原则上的。没有关于工资、利息或生产率的理论。威望往往比功能更重要。书籍被写成卷轴，放在箱子里存放起来。书写是延续的，字与字之间没有空格。加上空格会增加莎草纸和羊皮纸的使用量，但会使阅读和教育变得容易得多。解决阅读的困难——拿着卷轴，确定从哪儿断句——是受过教育的人技巧展示的一部分。这种低效是一种特点，而不是一种缺陷。
在欧洲，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是一个提高实际效率的时代。今天看来如此古怪和老套的黑色手写字体，对那些习惯了它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相对快速和清晰的写法。罗马人有光学知识、玻璃吹制和冶金技术，能制造出眼镜，但没有市场。上了年纪的文化人曾经让受过教育的奴隶读书给他们听，罗马人制造了很好的轧布机，可以使用青铜铸造的字母，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印刷。
《国富论》
到了18世纪，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百科全书》和他的苏格兰模仿品《不列颠百科全书》总结了几十种行业的知识和进步。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证明了将制造针的整个工作流程分成不同的工序，可以使每个工人每天制造针的数量成倍增加。在中世纪的波斯，针的制造有更精细的分工。
19世纪和20世纪的效率意识并不十分明显。作为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是一位杰出的先驱。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对衡量一个制针车间比传统车间的生产率高多少感兴趣。许多产品仍然是根据手工传统和风格制造的，而不是经过系统研究客户需要后推出的。法国技术理论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曾指出，中世纪晚期为雇佣兵制造刀剑的装甲工匠都遵循一种工艺传统和装饰风格，而不研究战斗的人体工程学。每个士兵都必须使自己的战斗风格适应其装备，而不是令装备来适应自己的战斗风格。
没有哪位18世纪的人物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有名，因为他能将实际智慧与对科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尽管或由于他接受正规教育的局限性。富兰克林和他的同时代人——他从未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并鼓励他人进一步改造——设计的壁炉衬里极大地提高了传统壁炉的效率。但18世纪末的发明家仍然没有用科学的方法量化每单位木材节省的热量。直到19世纪中叶，像酿酒师和科学家詹姆斯·焦耳这样的思想家才推出了测量热量的统一单位：英制热量单位和公制热量单位——焦耳。
引入现代效率的两项发明是19世纪初其他天才的杰作，现在主要为专家所熟知：装配工人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和造纸商亨利·富德里尼耶（Henry Fourdrinier）。如果我们看看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会发现当时许多作坊与达·芬奇或伽利略时代的作坊并没有太大不同。尽管斯密的分工原则开始传播开来，但作坊主还是在工人和学徒的协助下制作每种产品。货物仍然是被单独地或小批量地制造出来的。
奥利弗·埃文斯是连续过程效率的创始人。他的知名度不及富兰克林、埃利·惠特尼、塞缪尔·摩尔斯或托马斯·爱迪生，但在两个世纪里，他的影响力至少不亚于这些人。正如西格弗里德·吉迪恩在其经典著作《机械化的决定作用》中所写，在美国出现真正的工业之前，“一个孤独而有先见之明的头脑设计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从一个操作到另一个操作的机械运输可能会将人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就像通过一连串的铲斗将原料运送到磨机的顶部，并在重力作用下通过皮带、螺杆和其他连续输送装置输送到铣削的每个阶段。分开来看，这些环节并不完全是新事物，有些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建立一个能加工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综合系统的想法在提高效率方面仍然是惊人的进步。埃文斯的系统似乎缺乏富兰克林的说服力，但他具有“远见卓识”，吉迪恩正确地总结道：“奥利弗·埃文斯的发明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经典现代效率的第二个里程碑是富德里尼耶造纸厂。从被引入中国直到今天，它在日本仍被应用于和纸制造。和纸是用纤维制成的单张纸。技术高超的造纸工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会垄断技术，使书籍和报纸的价格不菲。一位名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Nicolas-Louis Robert）的法国印刷匠是第一位认识到连续纸张生产潜力的人。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库兰斯基（Mark Kurlansky）指出的，罗伯特发明的金属丝框架早在传送带发明之前就使用了同样的原理。（在1804年，皇家海军在制造压缩饼干时首次使用了这项技术。）在他的机器中，移动的筛网吸收了湿纤维，就像纸张工匠所做的那样，横向搅拌纸浆以使其均匀分布。除去水分后，半成品纸被卷到一起，最后被加热以使其干燥。造纸商亨利和戴维·富德里尼耶对“罗伯特流程”进行了技术改进，但不足以使其实用化，他们被迫宣布破产。工程师布赖恩·东金（Bryan Donkin）根据罗伯特的想法最终制造出了可用的连续造纸机。这种复杂的关系揭示了连续过程效率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是失败、协作和竞争的结果，甚至比其他创新更重要。
纸张、面粉和饼干的生产效率体现了两个世纪以来消费品生产的效率。圆周运动无处不在：在战争中，它创造了左轮手枪和马克沁机枪。和平时期，在英国与拿破仑的战争中，苏格兰引入的不起眼的棉线轴，使艾萨克·辛格（Issac Singer）的缝纫机和服装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整个18世纪，线一般都是由亚麻制成的，仅以绞线的形式出售）。作为19世纪最著名的发明，托马斯·爱迪生的电灯泡最初的市场很有限。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一支由两个熟练的玻璃吹制工组成的团队要花整整一分钟，才能生产出两个玻璃壳，这一生产方法近两千年来未曾改变过。由于康宁玻璃工厂几十年来的技术改进，到1926年，新一代自动灯泡机能在24小时里生产出40万个空灯泡。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数字先是增加到100万，然后进一步达到300万。事实证明，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和富德里尼耶对大众阅读和教育非常重要，现在默默无闻的发明家威廉·伍兹（William Woods）也做出了类似贡献，他利用连续过程效率实现了爱迪生发明的灯泡的潜力。其他机械发明者实现了玻璃瓶和金属罐的完全自动化生产和灌装，以及在今天的机械化轮胎工厂中仍然使用的混合橡胶巨型旋转搅拌机。在农场里，连续作业的收割机取代了镰刀，在20世纪，通过装有连续传送带的烘干机，新收获的谷物得到了烘干。欧洲和美国的高级奶制品公司甚至在缓慢旋转的牛棚里给奶牛挤奶。正如吉迪恩所说，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肉类分解流水线激发了以亨利·福特为首的工业家的生产流程。到20世纪30年代初，汽车制造商使用的钢板是在一个连续轧制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这一过程是由钢铁厂负责人约翰·B.蒂图斯（John B. Tytus）首创的，他的灵感来自其祖父的富德里尼耶造纸机的设计。
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利用了反复旋转运动带来的效率。从布鲁克林大桥到金门大桥，这些悬索桥的巨大钢缆是约翰·勒布林（John Roebling）父子发明的机械和工人旋转而成的。就连新闻和文学也是用连续的旋转方法传播的。巨大的长网造纸机制造出一卷卷的新闻纸，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等报业大亨的高速印刷机提供支持。
购物和娱乐业发生了转变。百货公司的顾客通过旋转门进进出出，走过一块块地板和环形楼梯带。西方主要的铁路不断运送大量货物和数以百万计的乘客，这是成熟的工业时代的终极体现和对管理的挑战。北大西洋的远洋班轮按照可靠、固定的航程航行，精英乘客开始期待在几百年来闻所未闻的准时准点到达。如果泰坦尼克号船长因为避开海冰而放慢速度，就像后来的许多作家和电影导演认为的那样，那么这艘船将会迟到一天，海洋历史学家会因为他的胆怯而不是谨慎记住他（如果有的话）。
虽然许多新工艺的发明者是从车间里走出来的，有时能积累巨大的财富，但实业家和中产阶级都开始意识到经验技能是不够的。随着过程效率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一套新的价值和一组新的词汇，这被称为第一次效率运动。它不仅激励了投资者、银行家和有抱负的经理人，而且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投身其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没有单一的工业效率学说，但有一套坚实的假设。
富兰克林（中）在印厂工作
首先是量化理论。虽然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说，衡量他的壁炉的输出效率与传统壁炉的输出效率可能并不重要，但19世纪的精英们对测量的热情与日俱增。新的统计技术使人们能够呈现和评价数据，以便做出更准确的决策。会计专业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至关重要。物理学家和发明家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在1883年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言论，他在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说：“当你能测量你所说的东西并用数字表达时，说明你了解这些东西。但是，当你无法测量它，无法用数字来表达时，你的知识就是微不足道的和难以令人满意的。”
经典的效率也取决于规模。虽然进步运动的左派担心垄断，独立的生产者和商人则声称垄断不公平，但左派和右派往往一致认为大公司对消费者和工人都有利。从1875年安德鲁·卡内基旗下的埃德加·汤姆森工厂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德多克投产后，正是规模使钢铁厂得以安装最高效、最昂贵的新机械，从而压低了价格，给竞争者带来了压力。正是规模让约翰·D.洛克菲勒垄断了石油的分销、精炼和销售，即使在标准石油公司因反托拉斯法被分拆之后，也有很大一部分依旧在发挥作用。同样是规模使最早的工业机器人成为可能：早在1921年，受福特装配线的启发，密尔沃基的A.O.史密斯公司就开始出售一种能够每天铆接一万辆汽车机身的机器人。
伴随着规模增长而来的是科层制和职业化。就连电报运营商托马斯·爱迪生这样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的企业家也意识到，他们需要高学历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不得不开设新的技术学校和课程的美国大学。一个又一个以往凭借经验的职业被重塑为需要学校、学位和学术期刊参与的职业，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和古根海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商业王国。需要规范、考试和证书的不仅包括医学、法律和工程，还包括图书馆学、公共会计学、新闻和商业管理学等新的学术领域。甚至在车间里，也设立了新岗位，如工具室文员，以使拥有高技能的工人尽可能多地使用机器。
伴随着规模的扩张，规划也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高效的公司不仅规模庞大，足以主导市场，而且能够从内部孵化未来的技术。通用电气、杜邦、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巨头都为自己的研究实验室感到骄傲。虽然贝尔实验室现在主要因为引入晶体管而闻名遐迩，但就它的研究而言，每一项成果都是重要的。根据《财富》杂志1936年刊登的两篇令人钦佩的文章所述，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的铁路实验室也在对从灯泡到餐车等各种设备的供应进行测试，称“这个国家比土耳其或乌拉圭更大。它的整个行为就像一个国家，种种举动关系到数以十万计公民的生活”。
正如经济学家戴维·韦尔（David Weil）在其著作《有裂痕的工作场所》中所描述的，20世纪规模庞大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优势。大型国有企业不仅能够支付比大多数私营企业更高的工资并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且在医疗计划、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熟练雇员的低离职率进一步提升了效率。
传统的企业效率也取决于与政府官僚机构的关系。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公司高管反对政府的监管，并推荐自己的管理方式。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公司非常依赖政府合同，这种依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进一步加深。技术史学家已经证明，当可互换部件的理想在技术上仍然有挑战性和高昂成本时，国家军械库是如何促进大规模生产的。IBM被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是因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对雇主提出了记账要求。IBM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销售大师托马斯·沃森只是凭直觉认为，世界很快就会需要他所储备的昂贵设备以及他的研究实验室在大萧条早期开发出来的创意。他更理性的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败下阵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仙童半导体生产的集成电路的早期市场几乎完全与军事和太空计划有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关于国防合同的严格规范也在20世纪中叶提升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和其他相关公司的产品可靠性水平，否则这些公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这一标准。
企业高管认为，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规划未来的技术。有些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博览会上布设展台，试图用它们在设计图上创造出的奇迹来鼓舞公众，包括需要政治批准的基础设施改建。“二战”结束后，管理学者和专家鼓励企业领导人将自己视为国家未来的私人规划者，为所有利益攸关方谋福利。有人质疑，贝尔系统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伊士曼柯达公司和IBM等是否能为了公共利益无限制地进行管理创新。既然这些公司资金雄厚的实验室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为什么它们不这样做呢？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像宝丽来、微软和苹果电脑这样的新公司一般都是为之前的大公司提供补充，而不是对其造成威胁。就连施乐公司——或许是战后时代最初的颠覆性公司——都没有在摄影方面与柯达公司竞争，也没有与IBM在计算机硬件方面竞争，尽管其同样拥有出色的研究人员。
最后，20世纪的效率是精英主义的。正如塞缪尔·哈伯（Samuel Haber）、托马斯·C.伦纳德（Thomas C. Leonard）和其他人所证明的，引导不那么具有洞察力的大众的想法，一直在眼光敏锐的少数派的头脑中萦绕，无论是在产业、政府还是在教育领域，都是如此。就连最敌视企业精英的人之一、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也设想过建立一个由技术人员组成的新联盟，他们可以把国家的产出提高3倍到12倍。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在内的主流政界人士都支持白人种族的优越性和优胜劣汰理论，并对最聪明的男性和女性的生育率下降和自杀感到担忧。
大公司的效率信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引入的对时间和动作的研究以及对工会的厌恶，在产业工程师弗兰克和莉莲·吉尔巴思（Lillian Gilbreth）的带领下变得更加友好与温和，后者因为按照效率理念管理家庭和养育子女而享誉全国。莉莲·吉尔巴思还赞助了一些关于座位对工人的健康和生产率影响的初步研究。家长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公司，比如布法罗的拉金肥皂公司（直接向朋友和邻居出售商品的先驱，这一直销网络后来被雅芳和安利等公司进一步完善），以及代顿的国家出纳机公司，它们使健康和文化成为雇员生活的一部分。（位于布法罗的拉金肥皂公司行政大楼在20世纪50年代该公司倒闭后不幸被拆除，大楼里面有一个中庭、一个早期的空调系统。）对于少数几家领先的公司来说，效率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企业效率理念的最大变化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时期，当时的能源冲击、通胀和劳资纠纷对人们固有的商业理念构成了挑战。1966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不连续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必须保留一些综合效率。全球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我们需要政府作为组织社会的核心机构。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表达共同愿景并使每个组织能够做出自己最大贡献的机构”。
《不连续的时代》
作为温和的左派，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警告说，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不足，但他也承认大公司（和工会）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必要因素。就连苏联也以自己的方式同意关于效率的许多理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公开接受了亨利·福特的现代主义设想，从农业机械化到庞大的工厂，都是这一理念的反映。苏联的五年计划基于公认的福特生产方法的效率，斯大林本人也称赞美国的效率是“一种既不知道也不承认障碍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歌颂集体农场的苏联电影制片人并不羞于让贴在拖拉机散热器上的福特标志清晰可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矛盾注定会导致周期性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苏联的计划将实现技术效率的承诺并超越西方。苏联科技史学家斯拉瓦·格罗维奇（Slava Gerovitch）发现了1957年苏联科学院的一份机密报告，报告宣称：“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和规划，就其效率而言，必须具有绝对特殊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计算机将使决策速度提高数百倍，并避免目前参与这些活动的笨拙的官僚机构所造成的错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规划者和计算机理论家认为，一个中央计划的国家网络——格罗维奇称之为“内部网络”——最终能够实现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目标，即整个经济理性和谐地发展。
1991年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像马格尼奥戈尔斯克这样的大型建筑群受到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启发，类似美国钢铁公司的企业曾经是苏联体系的骄傲，现在却被认为在浪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而且效率低下。（1988年入住苏联科学院莫斯科饭店时，我遇到了一位芬兰林业顾问，他前来帮助苏联进行产业改革；他提到苏联每公顷土地的产量只有他自己国家的1/4。）
但西方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在IBM个人电脑开始改变办公室工作的10年后，随着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公司面临危机和新商业帝国的出现，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效率正在形成。并不是说连续过程的效率被放弃了，它仍然存在，而且还让很多人发家致富，但在一直期待会出现“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它已经失去了激情。相比之下，海外承包商可以从农村调集年轻人加入工业大军。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20来年是过渡时期，他们引入了高效组织的新模式，并采用了一些新的自我识别和贬义的名称：“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目前最受左派欢迎的）“新自由主义”。1945—1975年是一个黄金时代。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危机和日本的崛起所制造的恐惧取代了广泛的乐观情绪。
一个重大变化是行政级别的减少。如今很少有人对等级制组织有好感。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公务员的谨慎作风让一心想遏制任人唯亲和腐败的美国改革者羡慕不已。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如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等一些商业史学家和理论家将多部门公司誉为技术理性的化身时，学术界和大众评论家却在嘲笑它的单一性、装配线的单调乏味以及中层管理者官僚化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华尔街的企业家开始通过恶意收购和杠杆收购挑战管理层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股价和股东价值的即时回报超过了旧式的企业政治家风范。德鲁克的《不连续的时代》中有几个章节涉及“管理”“工会”“政府”“知识型工人”等主题，但没有提到股东或资本市场。
与行政扁平化密切相关的是股东价值理论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私营和公共部门养老基金的增长，基金经理正受到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机构投资者希望为他们的客户带来最大的回报。质疑管理的孤立和自满，起初这似乎是一个进步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新政自由主义者首先提出了这一想法。小阿道夫·A.伯勒（Adolf A. Berle， Jr.）和加迪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警告说，控制公司决策但不拥有公司股份的专业管理阶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是时候让投资者和所有者坚持自己的权利了。事实上，彼得·德鲁克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明了“养老基金社会主义”这个短语，并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受到广泛好评的书《看不见的革命》。
在“顺风顺水”的公司中，更多的高管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报告，股票期权等激励措施在高管薪酬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结果令批评该公司的进步人士失望——薪酬变得更加不平等，然而，这类新公司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率。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陷入困境，催生了一场旧的效率理念的危机。受到苏联技术官僚推崇的福特胭脂河工厂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占地2 000英亩，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时雇用了10万名工人。历史学家戴维·L.刘易斯（David L. Lewis）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区”，“在纯粹的机械效率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虽然福特汽车总是从数千家小供应商那里购买零部件，但胭脂河工厂的理想是以直接购买铁矿石、煤炭、橡胶和其他原材料为起点，进而逐步整合这些原材料，这是受到当时的摄影师和艺术家赞美的一体化流程。尽管通用汽车公司旗下拥有“为每个钱包和每个目的”设计的多个品牌，而且对定制持友好态度，这似乎与福特的理念相反，但它仍遵循多级官僚机构的模式，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专制的家族式的福特更甚。通用汽车公司甚至收购了滚珠轴承制造商之类的供应商，而不是与它们保持一定距离。到20世纪70年代，外包取代了这种内包。正如管理学领域的历史学家詹姆斯·胡普斯（James Hoopes）观察到的，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能够（在他的顾问彼得·德鲁克的鼓励下）出售许多设备，因为更高效的计算机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新模式不是来自通用电气，而是来自苹果电脑公司。与竞争对手IBM和迅速扩张的施乐不同，苹果保持着由设计人员、营销人员和策划人员组成的较小的核心，并将其许多其他职能外包。苹果的研究人员创造性地，甚至彻底地融合并修改了其他人的想法，但它几乎没有基础研究可与IBM的托马斯·J.沃森研究中心或施乐传奇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的研究相提并论。苹果的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施乐的个人电脑陷入停滞，苹果以消费者能接受的价格将其技术应用到麦金塔电脑上。
与此同时，高效的制造业本身陷入僵局。从未经历过大萧条的新一代年轻工人正在反抗管理层对生产速度前所未有的追求。“异化”从学术界渗透到流行文化中。现在看来，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被压力和疲劳所玷污。汽车行业后来出现医疗和养老金危机的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的许多工人在合同中优先考虑的是提前退休的福利。
伴随着新的高管薪酬模式，一种高效组织的新模式出现了，即韦尔所说的“工作场所裂痕”。组织的基本核心都是应急工作人员，临时业务往往外包，很少有工会，人员流动率很高。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新公司环境中，管理层心目中理想员工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在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和亨利·福特的主导下，员工会遵循由专业人士确定的固定程序，直到被提升为总监或退休。在新的灵活的企业里，员工需要对不断变化的政策做出迅速而富有创造性的反应。曾担任拉金公司高管的作家兼出版商阿尔伯特·哈伯德在其1899年出版的《致加西亚的信》中塑造了一个绝对服从公司的形象，这本书重印了4000万册，被分发到从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到美国陆军等机构的员工手里。这本小册子无处不在，反映了1900年左右各组织的效率学说。几乎在整整一个世纪后的1998年，一位名叫斯宾塞·约翰逊的医生出版了一本同样受到赞誉和厌恶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和之前要求一心一意遵照命令相比，这次新的看重灵活性的公司准备奖励那些适应能力强的人，他们不仅能应对变化而且能预见变化。维基百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谁动了我的奶酪？》在出版的头10年里共售出2600万册。批评者指责这些书都美化了服从，但两者是不同的。灵活的下属现在被描述为服从的不是某个人——将奖励忠实和热情服务的上司，而是服从于不可避免的技术和社会变革趋势，因为上司也会被迫追随这种趋势。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代，灵活的“学习型组织”——有时明显受到机体免疫系统的启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管理理论上的旧的稳定的准军事结构。
《谁动了我的奶酪？》
正如灵活性取代了静态的等级制度，私有制侵蚀了贵族阶级在与竞争者和政府关系中的义务。冷战时期的企业——不仅是航空航天企业，还有像AT&T和IBM这样的科技巨头——与联邦政府关系密切。在某些方面，AT&T和IBM是垄断企业，但它们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姿态来对自己的地位做出补偿。正如乔恩·格特纳（Jon Gertner）在《思想工厂》一书中指出的，贝尔实验室以2.5万美元的相对低廉的费用向所有制造商发放了晶体管的特许经营权，而不是要求获得高额特许经营费。拉里·埃利森的甲骨文公司2017年的市值为1770亿美元，其技术基于管理大型数据库的创新理念，这一理念是由IBM的计算机科学家埃德加·F.科德（Edgar F.Codd）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从未获得过专利。这要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甲骨文公司的崛起对IBM的高管来说肯定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原本以为科德的突破是对他们现有产品的威胁，但他们选择了对此视而不见。
1984年AT&T和贝尔系统公司的解散表明，没有哪家公司会因为规模太大或太受尊重，而避免受到新来者的挑战。新效率的支柱之一已经确立，“镀金时代”的发财方式是把以前独立的石油生产商、钢铁厂和铁路公司合并成巨型组织，理由是通过规模来降低成本；现在，效率可能意味着在它们功能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将它们分拆。科研投资不高和官僚作风较弱的、较精简的新竞争对手可能会提供压低以前优质服务和硬件的价格。以前默默无闻的中西部地区微波无线电企业家比尔·麦高恩（Bill McGowan）曾设法让美国政府支持他在1974年对AT&T提起反垄断诉讼，那次诉讼涉及贝尔系统公司大量的法律资源，这表明没有一个组织是安全的。
新公司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全球化。“镀金时代”的信托基金可能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但它们几乎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和永久移民经营的。如今，一家典型的美国大公司可能有80%的收入来自海外；如何对这一收入征税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如商业记者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s）指出的那样，以“二战”前的标准来看，美国跨国公司的总部也是国际化的，“忘了影响政策吧，如今许多美国一流的首席执行官甚至不能在这里投票”。一些左翼批评者认为，新世界是一个超越阶级的世界，对彼此的忠诚超过了对同胞的忠诚。对这些国际化精英的怨恨对于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胭脂河工厂”模式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关键行业对国际供应链的相互依赖可能会挫败经济民族主义。
到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学家开始修正长期以来对公司性质的假设。1989年，哈佛商学院经济学家迈克尔·C.詹森（Michael C.Jensen）预言了“上市公司的消亡”。在此前的10年中，他和其他学者培训了一代精英顾问和高管，让他们将回报股东视为企业的唯一目的，打破了平衡投资者利益与雇员、客户和公众利益的旧观念。詹森及其同事倡导的“代理人”理论已经赋予了企业常春藤盟校的血统，这些人可以把自己描绘成资产的高效再分配者和交易成本的敌人。如果高管对股东收入有真正的贡献，那么高管可以获得补偿，但这一承诺却从未实现其潜力。对于高管来说，有太多的方法可以用创造性的会计方式来操纵业绩，甚至在糟糕的年份，他们的薪酬也可以获得提高。正如坎贝尔定律所预言的那样，衡量利润的标准可能会被操纵，这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该衡量股东的长期利益。到2014年，有数百家公司使用非标准的会计方法来证明高管奖金的合理性。从长远来看，旨在减少高管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代理理论可能会增加这种冲突。
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1995年，《哈佛商业评论》里一篇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与哈佛大学约瑟夫·鲍尔（Joseph L.Bower）合著的论文中首创了“颠覆性创新”一词，由此开启了思考技术变革的新阶段。克里斯坦森的创新之处在于质疑传统的商业智慧，即倾听消费者的意见并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新的革命性技术最初往往不如既定的技术高效。一开始，它吸引的不是现有用户，而是背景和需求各异的买家。克里斯坦森和鲍尔援引了计算机磁盘驱动器行业的例子。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一步完善，计算机硬盘才能与传统产品竞争并最终主导行业，在这一行业中，老牌公司嘲笑最初降低存储容量的新型紧凑型硬盘，而正是这种硬盘最终使微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行业成为可能。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例子，该行业最初的制造商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但到21世纪初，希捷（鲍尔和克里斯坦森专门提到希捷）已经成为全球硬盘驱动器行业最主要、管理最完善的公司之一。然而，颠覆可能是实实在在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伊士曼柯达公司未能通过推广自己实验室开发的数字技术与其主要的胶片产品竞争。
几乎在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出版的同一时间，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出现。平台模式开始挑战更早的“颠覆性”企业。在连续过程效率下，重点是物料的生产、零售分销和快速的货运。平台创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它不是始于个人电脑，而是始于互联网和图形浏览器的普及。平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服务，为其他服务或交易提供框架。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尽管存在种种开支和官僚作风，但公司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机构。但是，如果技术能够匹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呢？这一想法似乎可以追溯到199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隐形引擎：软件平台如何推动创新和产业转型》。平台公司可以结合委托销售、广告、信息经纪等功能。事实上它可能以职业介绍所或出租车公司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的吸引力在于，它将信息和服务集中起来，否则这些信息和服务都需要多方搜索。它可以将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形成消息和建议的信息流，并将用户的在线行为转化为可以出售给第三方的信息。对投资者来说最有用的是，它甚至可以诱使用户完成几乎所有的工作。平台公司可以自行制造、分销产品。微软、IBM，尤其是苹果仍在销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硬件。但最大的增长空间出现在其他地方：从其他企业和个人那里获得收益，以提高交易效率。
推动软件革命的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处理器速度和存储量的指数式增长。少数巧妙的想法减少了对硬件的需求，如纠错码（如果没有这一点，在线商务和通信就会崩溃）、数据压缩（使存储容量成倍增加）和公钥密码（使安全的互联网对话成为可能）之类的技术。这些想法使硬件的效率成倍增加，出色的算法可能相当于巨大的硬件及其强大的力量。它们基于以最快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概念，这些想法可以用代码表达。以产品代码编号系统为例，它是电子商务的基础，也是20世纪90年代亚马逊网站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一。它是荷兰数学家雅各布斯·韦霍夫（Jacob Verhoeff）设计的，是一个在数字上添加额外数字的公式。这个数字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你可能会在这个数字之前看到一些代码，它被称为校验数字，只允许计算机程序通过处理一个复杂的公式来验证真实数字，从而得到个位数的答案。如果该数字与选中的数字不匹配（例如，由于客户错误地转换了两位数），就会出现错误通知。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何生成和检查输入的数字。那是算法之美，遗憾之处在于，它让我们把数学产生的经济力量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都听说过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但只有技术专家和历史学家听说过雅各布斯·韦霍夫。然而，当贝佐斯计划实施在线零售时，图书销售是一个自然的开端，因为就韦霍夫的算法而言，与其他商品类别相比，图书拥有标准化的产品条码。同样，直到最近，很少有人知道卡尔海因兹·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或其他德国和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同行的名字。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开发的MP3和其他音乐压缩算法，使像史蒂夫·乔布斯的iPod之类的设备能够高效地进行数字存储。数字存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破坏了音乐唱片产业，此前唱片产业以最低每张16.98美元的价格出售唱片，而其制造成本不到1美元。
如果将互联网上远程计算机中的海量存储与高效的算法相结合，就可以使一种被称为大数据的新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在幻灯片和打孔卡的时代，人们也曾感觉到被数据淹没，早期的商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分析数据的技术。但是，存储和分析前所未有的记录的能力不仅仅只是连续过程时代统计思想的升级版本，它还使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员工的生产率和利润以及客户的价值。迈克尔·刘易斯在畅销书《魔球》中暗示，任何经理都可以效仿奥克兰的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像他那样用更精密的衡量方法确定员工的潜在贡献。大数据的问题在于，竞争对手通常能够获得类似的数据集和算法，因此，竞争优势类似于会计师所说的递耗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具、机器和其他东西会逐渐失去价值，而技术需要不断改进。平台公司积累了如此庞大的数据，以至于与运动员不同的是，它们很难失去领先位置。正如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所说，它们也有能力在没有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关注并操纵公众情绪。19世纪的数据统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公共机构完成的，21世纪后的大数据统计正在成为一种专有工具。目前由于法官会优先考虑保密算法的结论，法院破坏了对刑事和民事司法所必需的有争议证据的竞争性辩护。
《魔球》
反过来，大数据的基础是用户生成的信息。收集和录入数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比如，在民意测验和焦点小组中就是如此。平台效率的部分基础是鼓励客户在不付费的情况下创建数据，亚马逊的顾客评级系统是这一理念最有名的早期版本。更深刻的革命是谷歌的网页排名算法，与早期的搜索软件不同，它依赖于无数网站所有者选择的链接之间的关系。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等信息科学家率先利用科学论文中的引文指出那些最有影响力，因而被认为质量和关注度最高的作品。谷歌的创始人、计算机科学研究生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将这一理念扩展到了科学以外的整个互联网。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这方面的更多情况。尽管存在公认的问题，而且需要不断修正算法以防受到操纵，但其搜索结果的相关性和质量依然很快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
这样做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用户分类。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系统化仍在试图建立一个单一的知识层次结构。21世纪的读者，甚至一些专业图书馆员现在更关注标签，这些关键词可能是由外行读者提出的，而不是由分类专家制定的。例如，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图书馆仍然使用杜威十进制系统，但在从不同范围抽取的主题“单元”中放置非小说类书籍（如技术研究书籍）。
尽管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越来越重要，而且人们担心脸书和推特成为默认的信息来源，但在控制数据激增方面，搜索作为一种信息习惯，似乎并没有让使用量下降。虽然谷歌没有公布每年的搜索量，但一个搜索行业网站将其声明解读为，仅2012—2016年，谷歌的搜索量就增长了50%以上，每年超过两万亿次，其中15%的关键词是之前从未搜索过的。社交媒体可能取代一些网站，但它们似乎也产生了更多的搜索。自2012年与人合写了一篇题为《追踪信息流向家庭》的论文后，通信学者W.拉塞尔·诺伊曼（W. Russell Neuman）和他的同事就一直在给这个领域的一项旧的特性赋予新的生命力。按照诺伊曼的说法，信息推送是指，在信息相对匮乏的时代，由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信息传播；信息的吸引力在于用户按照偏好获得媒体产品（无论是通过搜索还是流媒体服务）。谷歌和其他现代搜索引擎使人们能够更主动地利用信息，明确地提出要求，而不是从数量有限的媒体上获取信息。
信息拉取反过来又有助于实现平台效率的另一个决定性特征：个性化。工业时代的大众传媒按年龄、性别、地域和估计收入等特征将广泛的人口细分为不同类别的消费者。也有一些有特殊兴趣的群体被添加进邮寄名单，如关于仙人掌和多肉植物的书籍的狂热购买者等，尽管这些书价格昂贵，而且并不总是最新的。网络零售商和搜索引擎公司的大数据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准确地识别消费者品味和预测其行为。像谷歌和脸书这样的平台已经成为史上最赚钱的广告公司了。谷歌的用户会注意到，他们获得广告服务（不仅来自他们最初寻找的公司，也来自竞争对手）的频率之高，是任何印刷媒体或广播媒体都不可能与之媲美的。得益于这种力量，从2005年首次公开募股到2016年，谷歌的广告收入增长了10倍以上，从63.7亿美元增至793.8亿美元。
对一些公司来说，平台提供了另一个战略机遇：非物质化。最初建立在实体产品分销基础上的技术公司，尤其是IBM和苹果，已经转向基于网络的服务。亚马逊现在从网络服务中获得的利润比从零售业务中获得的收益要高。
在1995年之后的10年里，在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开始之后，移动计算的惊人崛起使个性化服务和基于云技术的服务变得更受欢迎。在iPhone推出后，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是信息技术史上最快的一次。从1976年推出Apple I电脑到2003年，家庭购买个人电脑的比例增长到约60%，这用了大约25年。而从2007年iPhone问世到2015年，智能手机仅用了8年时间就达到了这一普及率，且这段时间大部分处于历史性衰退中。（事实上，经济困难或许有助于推广这项技术，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软件已经成为近20%的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上网的主要途径。）因此，无论好坏，许多网络资源都针对个人的、移动的小型屏幕进行了优化，而不是主要面向办公室或家庭电脑显示器。社会科学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一趋势的潜力。甚至在iPhone推出之前，心理学家谢里·特克尔（Sherry Turkle）就称这种新的移动信息潮流为“永远的，永远在你身上”。对平台公司和广告商来说，尽管消费者可以选择禁止泄露位置坐标，但基于实时定位来联系消费者的能力一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平台是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商业企业类型之一，因为与其他类型的机构相比，它们需要的雇员要少得多，借助人工智能平台，甚至可以让公司结构变得更加扁平和精简。2015年脸书的收入为280亿美元，员工只有17048人。该公司同年的净收入为100亿美元，平均每名员工创造的收入超过58.6万美元。传统的20世纪科技公司IBM仍然以119亿美元的净收入略高于脸书，但2017年IBM有约41.4万名员工，每名员工创造的收入约为2.87万美元。尽管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拥有强大的实力，但相较于向企业出售先进服务，利用算法从用户生成的数据中收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以向消费者精准投放广告的利润要高得多。
无处不在的计算技术利用了智能手机内置的全球定位系统，创造了新的基于位置的效率类别。作为平台公司，优步、Lyft（来福车）和其他公司并不拥有出租车、豪华轿车，也不雇用司机。它们以超高效的中介身份出售其服务，通过跟踪位置并根据需求调整价格的算法来对客户和司机进行匹配。实际上，优步可以向大城市的客户保证：无论天气、交通条件如何，或是否有特殊情况，他们都可以在5分钟内以一定的价格乘车。因此，优步可能是消费者平台效率公司中最快取得成功的一家。研究过其运作方式的经济学家称，尽管人们对优步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尤其是在欧洲，但它确实是高效的。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即使乘车费用激增，也比买车、保养和支付保险更便宜。
本文选自《效率悖论：如何突破系统困局》,（[美]爱德华·特纳/著，肖茜/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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