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始盛于浙西”，以海宁学者周春（1729-1815）的《阅红楼梦随笔》为标志——第一部研《红》的专著，不问世于曹雪芹居住、著书的北京，而问世于浙西，出自考据学家周春之手；周春的探索，虽被后世目为“索隐”，但确实具备“学”的应有水准，且其观点辐射及于杭越友人圈中，对后世“红学”发展有相当的影响。在清代海宁的“读《红》文化”中，周春及其“张侯家事说”均举足轻重。作为红学史家认定的首部红学专著，也是首部奠定了索隐范式的著作，《阅红楼梦随笔》析判了红学研究的一些实际问题，提供了不少具体的切入点。学界对围绕本书相关的书籍流动、人际网络已有不少探索，在爬梳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再对关键文本加以细读，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进一步思考红学研究的“索隐传统”是如何逐步形成的。这对于“新红学”百年之际涌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也有相应的启发。
“张侯家事”说的生成
《阅红楼梦随笔》完成于乾隆五十九年至乾隆六十年间（1794-1795），今存全书内容包括《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三篇文章，及《题红楼梦》《再题红楼梦》七律八首，其中提出《红楼梦》乃“序张侯家事”的论断，最为红学界关注。
周春提及“张侯家事”，首先是对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明珠家事说”进行驳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周春所谓“细观”，大概是指，通过《八旗通志》对纳兰家世的考辨。其时间约在乾隆五十九年，这一信息见于周春好友、海盐考据学家吴骞（1733-1813）该年七月一日的日记中，其时，周春研《红》兴趣正浓。
图据《吴兔床日记》绘
七月十五日，周春以新的索隐观点取代了旧的索隐观点，并在新写成的《红楼梦记》（又名《红楼梦书后》）一文中言之凿凿——
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
从纸面内容看，周春这段论证内容相当丰富。由“江宁织造”及“金陵十二钗”，联想到《红楼梦》故事可能发生于江宁，是相当自然之事。父老所谈张侯故事，早于《红楼梦》成书时间，二者又约略相符，遂令周春生出索隐之思。周春参考了《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等书后，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于《红楼梦记》中正式提出了“张侯家事说”。唯一的问题在于，今所见各条材料只涉张侯家族的基本信息，并无直接关合《红楼梦》情节的内容；而可能直接启发周春的《张侯行述》与父老谈往，今均不可得见。
“证以诸书”，袁枚（1716-1798）《随园诗话》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参考文献。在初版本《随园诗话》卷二（乾隆五十五年刊本，1790年）中，有一条相当著名的材料：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一书，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文（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雪芹赠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加粗字体的内容，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有对应体现，但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壬子本第二版”中则有重要异文，袁枚删去了“大观园即随园”的说法，并将“雪芹赠云”改成了正确的“我斋题云”。这一版本问题曾为红学史上公案，今天重看，对理解周春的信息来源当有所裨益。（说详包云志：《<随园诗话>中有关<红楼梦>一段话的前后变化——兼谈<随园诗话>的版本》；图表据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第八章，中华书局，2015年，第374页。）
由此，周春得知曹雪芹的家世。他继续通过吴骞，设法考察勾稽曹雪芹生平资料。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周春致信吴骞，言：
拙著《题红楼梦》诗及《书后》，绿饮托钱老广抄去，但曹楝亭墓铭行状及曹雪芹之名字履历皆无可考，祈查示知。
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165页。
如果不谈文本性质存在争议的脂砚斋批语，以“曹学”结合“索隐”，当以周春为嗃矢。唯一的遗憾或许是，此类论证，所存“实证”不多，且多为碎片。如《红楼梦约评》中提及，“钱竹汀宫詹云：金陵张侯故宅，近年已为章攀桂所买。章曾任江苏道员”，既关涉本事，又可能指向更大的读《红》群体，但语焉不详，难以论定细节。吴骞、周春两人交往密切，通信往来垂千通（“松霭大令偶检箧笥，得予平日投赠书尺凡七百三十余通，诗二百五十余首，合计殆不下千纸”，吴骞《拜经楼诗集再续编》，《吴骞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所存亦不过吉光片羽，直接讨论《红楼梦》重要问题者，仅此一通而已。
而上述文本，同时揭示出相关话题的另一面向——“张侯家事说”来源于杭越父老、文人的著述及口传，又通过周春的朋友圈继续向外扩张，有持久的影响力。
传播与唱和
就现有资料看，周春研《红》成果甫一问世，即在友朋中得到传抄。在前述那封给吴骞的信中，周春提到“拙著《题红楼梦》诗及《书后》，绿饮托钱老广抄去。”绿饮为定居桐乡的著名藏书家鲍廷博（1728-1814），钱老广则很可能是指周春之弟子，海宁学者钱馥（广伯，1754-1796）。所谓《书后》，应即重点论述“张侯家事说”的《红楼梦记》之别名。有此托付抄写之举，鲍、钱两人可能对《红楼梦》及本事也有浓厚兴趣。
此《记》写成之后，周春还即刻将文章转示给同乡好友、考据学者俞思谦，其反馈是“亦以为确寓张侯家事”。在稍后所作的《红楼梦传奇序》中，俞思谦亦对此说有所回应：
《红楼梦》者，曹雪芹所撰。记一金陵故家之事，隐其真姓，托之胶东，处自白门，迁于日下。
（《红楼梦传奇序并题词》，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转引自郑志良：《<红楼梦传奇序并题词>考述》，《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三辑。）
这一《红楼梦传奇序》，是为“传奇”《红楼梦》所作之序（张问陶也有“传奇《红楼梦》八十回后，俱兰墅所补”的表述），其文为稀见材料，似仅见于郑振铎（1898-1958）旧藏之清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金陵故家”，指的是周春所提“张侯家事”；“隐其姓名”，实指小说中托言甄、贾二姓敷演出的故事情节；“托之胶东”，则是对《红楼梦约评》中“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的回应；“白门”“日下”，当是指曹雪芹的居处所在。其言虽未明确提及“张侯家事”，但与周春观点的扣合是相当明显的，且二人写作时间相去不远——俞氏作《序》在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下浣，只比周春之文晚两个月。
海宁俞氏与《红楼梦》渊源颇深，标志着杭越论《红》开始出现家庭承继谱系。就现有资料看，俞氏家族中，除俞思谦与周春有论《红》往来外，俞思谦之子俞宝华（1760-1816）曾为《红楼梦》续书，著有《红楼圆梦》。俞宝华同辈俞超，曾与舒元炜同年中进士，二人或有往来。至俞兴瑞（俞思谦孙辈）与祝崧三（祝氏为俞宝华表侄），亦与友朋就《红楼梦》一书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其中不乏灼见。
当然，最有名的则是俞思谦本人所撰的《红楼梦集古题词》——道光年间在广州成书、刊印的陈钟麟（1763-1840）《红楼梦传奇》，除在书前收录俞思谦此诗外，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长沙重刻本更直接托名，署成“海宁俞思谦评点”。
道光乙未（1835）汗青斋刻本《红楼梦传奇》卷首，天津图书馆藏。书影据“中华古籍资源库”。不论是成诗时间、内容主题还是年齿辈分，“俞思谦拜撰”都肯定与陈氏此书无关。
道光乙未（1835）汗青斋刻本《红楼梦传奇》卷首，天津图书馆藏。书影据“中华古籍资源库”。不论是成诗时间、内容主题还是年齿辈分，“俞思谦拜撰”都肯定与陈氏此书无关。
俞思谦所谓“集古”，实际是化用古人（多为唐人）成句。全诗概括《红楼梦》全书主要情节，深得《红楼梦》真味。尤其是其中“两心相照两相疑，两处缄愁两不知”等句，描摹宝黛爱情，颇能动人。约在同时，周春另一弟子，海宁诗人钟大源（1763-1817）亦有唱和，其中“茫茫犹剩红楼影，贾假甄真心自领。多少红楼梦里人，翻书不觉秋宵冷”诸句，也切合《红楼梦》的色空观念与幻灭情调。
两首长诗均与周春的八首《题红楼梦》七律呼应，但文学技巧、思想观念都远胜周春原作，分别被周春评价为“翦绡蕃锦”和“缠绵悱恻”。对《红楼梦》之本事，两诗显然都承继周春观点，认同“张侯家事”说，如：
金陵自昔擅繁华，况是通侯阀阅家。画戟东南开甲第，朱轮朝暮过香车。（俞思谦）
通侯珂里本金陵，轶事流传事艳称。（钟大源）
诗中“金陵”“通侯”“画戟”，诸多意象均指向张侯——周春《题红楼梦》诗有“通侯甲第楼三戟”一句，反复以“侯”暗示故事原型。“三戟”则指《旧唐书·张俭传》中“三戟张家”之典，又明确射“张”。周春诗中还有“富平家牒剧分明”之言，以“富平侯”张安世再射“张侯”，“家牒剧分明”甚至带有一丝“贾张互证”的气味。三人的吟咏、唱和，究竟依据了哪些“今典”，目前还难以判断，但很可能在当时当地流传着与《红楼梦》贾府盛衰类似的“张侯家事”，故众人深信“轶事流传事艳称”。
上述诗、文，构成了海宁地区“张侯家事说”的信息网络，并且在当地持续流传。故周春此书虽未刊印，但其影响“潜流”依然不可小觑。
当地学者的接受
海宁学者管庭芬（1797-1880）的日记对海宁当地的生活交往、学术交流、诗酒酬唱等活动记载甚详，其对《红楼梦》的理解，深受周春观点影响。
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初七日，二十岁的管庭芬从书估处购得了二十册的《红楼梦》，并在日记中写道：
是书传者不一，而袁简斋以为即随园者，更属可笑，吾邑周松霭先辈春曾撰《红楼梦记》一篇，援有确据，因录于此……
此时周春已经辞世一年。管庭芬认为周春所言“援有确据”，特别将《记》与《诗》抄录入日记，认为能“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
管庭芬是从何处读到周春的文章与诗，目前没有发现更明确的证据，但至少有两种可能的渠道。
其一，通过同乡先贤，抄得相关内容。管庭芬师从于周勋懋，周勋懋是海宁考据学家周广业之子，而周广业则是周春之侄。此外，管庭芬与吴骞之侄吴昂驹、俞思谦之子俞宝华，及参与咏《红》的钟大源等均有交集，这些人均有可能提示、传播周春的研《红》观点。且从周春甫一完成《书后》，就传示友人，并得到俞思谦、钟大源等人唱和这一点来看，相关观点在海宁当地应有一定流传度，获观并非难事。
其二，在当时、当地，还流传一种署名周春评本的二十四册本《红楼梦》，藏者或录副周氏批语。以常理推测，很可能管庭芬从书估处，可以购得周春的评《红》诗、文抄本。
管庭芬对“张侯家事”的理解也非孤例。道光四年（1824）八月初一日，其表侄兼书友胡尔荥（蕉窗）将个人收藏的“松霭前辈评本”二十四册《红楼梦》寄给管庭芬，并在手札中写道：
其云叙金陵靖逆侯张谦家事，则确有所据，阛阓中不知体认全书，辄云《红楼梦》不叙何物，真痴人说梦耳！鄙见如是，谅高明必谓然也……
在《红楼梦》影“张侯家事说”这一方面，两人应有共识。随后，管庭芬将相关批语摘录一册，原书奉还给胡尔荥。到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初五日，已登进士第的杭州人许乃钊（恂甫，1799-1878？）还专门借阅管庭芬摘录的《红楼梦评语》，事亦见管氏日记。
二十四册本《红楼梦》的周春评点，是印本或抄本，其内容究竟如何，是否能对应《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等文，由于原书不存，还有待更多材料佐证，但在海宁后辈读者看来，其“张侯家事说”属于“确有所据”，而袁枚“大观园即随园”之类说法，是遭到否定的。
从周春，到管庭芬，大致构建起海宁地区持“张侯家事”说的阅《红》朋友圈，其中折射的社交网络、书籍流动，实际上足以窥得当时以兴趣、姻戚、师弟关系组成的知识共同体——这一以社交、书籍流动构建起来的知识共同体，在《管庭芬日记》等清人日记中有非常清晰的体现，是嘉、道、咸时期文人往来、交游情况的侧面观照（参徐雁平：《<管庭芬日记>与道咸两朝江南书籍社会》、《用书籍编织世界——<黄金台日记>研究》；李晨《<红楼圆梦>作者考述：兼及乾嘉道时期浙江海宁地区的“读红”文化》等）。此前研究者已提及海宁的“读《红》文化”，更具体地说，这一“读《红》文化”与周春及其“张侯家事说”的关联相当紧密。这些，都可看作是民国年间《阅红楼梦随笔》被重新发现的潜流。值得顺带一提的是，1952年十月廿六日，海宁学者胡伦清（1896-1966）从管庭芬日记中抄出《红楼梦记》及八首七律，将其送给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夏承焘（1900-1986），并被后者录入《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这些“海宁”细节都是相当有趣的。
失传与重新发现
《阅红楼梦随笔》在传播过程中的另一潜流，与其今存文本形态或许密切相关。
此前称引周春研红观点者，多特指其《记》（《书后》）、其诗、其“评”，且往往单独抄录、评述，并未特别提到有一部名为“随笔”的专著。而且，“阅《xx》随笔”这一命名方式，在乾嘉时代并不常见，也多少令人感到有些奇特。此书与徐凤仪《红楼梦偶得》合抄，而徐凤仪迄今未发现任何生平信息，甚至难以判定其生活之时代，何以如此也需再加研究。
《阅红楼梦随笔》正文不过万余言，从民国学者的征引来看，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称之为“《红楼梦随笔》第一章《红楼梦记》……”，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阅红楼梦笔记》一巨册……”，如严格来看，这些评价都与今天能看到的《阅红楼梦随笔》抄本未能完全合榫，所述版本信息也难以质证。但周春涉《红》史料相互呼应，且有时人、后人可靠引述，虽不排除其已略失原书本来面目，但重要史料从大端难以寻出罅隙，至少在总体上应属可靠。
在1921年的胡适、蔡元培之争后，从学术角度，胡适自认胜利，但索隐红学反倒更加兴盛，除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依旧重印外，二三十年代就有多种大部头索隐著作纷纷印行，且销量颇畅，观点也趋于严密，像谭正璧（1901-1991）这样的小说史研究者也信从其观点。1927年，蔡元培的绍兴同乡、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之子寿鹏飞（1873-1961）的《红楼梦本事辨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研究深受蔡元培影响，但观点与蔡元培“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书内也确实引及多种“多歧”之索隐观点，其中提及周春的“张侯家事说”，可能是正式出版物中首次提及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一书，并指明此书藏于“吴迂氏”。
1935年，黄濬（1891-1937）《花随人圣庵摭忆》专文介绍周春观点，引述远较寿鹏飞为详细，精准把握住全书索隐理念。如其中说——
侯府之为安园、鸥园，其沿革固已了然。至若云安园有关于《红楼梦》，世人乍闻之，必将瞠目而哗。顾斯说繇来，实凿然可据。浙人吴君伯迂，淹雅富收藏，所居署为“万华盦”。其家传有《阅红楼梦笔记》一巨册，为其乡前辈周松霭先生手书原本。
盖自来释《红楼》者，多病于拘泥文义，不知数百万言之小说，所影射者，决不止一人一事也。周先生能知此书半真半假，则其见解既高，言《红楼》属于张侯家事，度其耳目闻见，必有相当范围可信，惜未为条举耳。予意，张、曹两家，当为戚串，两家故事，康、乾间江南士夫咸能道之，故周于童时即饫闻各说。
（《中央时事周报》，第四卷第十三期，1935年4月13日）
评价实相当精到。
黄濬文中言吴伯迂、万华庵、手书原本，较寿鹏飞所述更进一步，应另有信息来源。吴伯迂究系何人，此前红学家只据上述资料称为浙人，并未深入论证。
今浙江博物馆藏有《拜经楼遗墨》，系将吴骞手书《戒子却寿》诗及八叶山水合装之册，由罗振玉题签，又经不少名流赏鉴，文物价值颇高。
金兆蕃、朱彭寿跋。见浙江省博物馆编：《钱江流韵：钱镜塘捐献元明清钱塘名家书画作品展特集》，第80、81页。
此册后有吴伯迂好友金兆蕃（1869-1951）、表兄朱彭寿（1869-1951）跋，均作于癸亥年（1923），明确指出吴伯迂为吴骞之四世从孙，尽心收罗吴骞手泽遗物。此卷上钤“愉庵”、“愉庵所得”朱色方印，则知其为吴燧羲（吴骞从孙、吴衡照侄）旧藏，可见拜经楼收藏往往散入朱彭寿跋中所说之“故家旧族”。
此册装成之时间，与《阅红楼梦随笔》之被披露，相去不远，虽限于文献，难以论证其中关系，但可见吴伯迂以吴骞后人身份，尽心搜罗拜经楼旧物，又精于鉴藏，其论断应属可靠。而《阅红楼梦随笔》一书，也确实通过吴骞家族向外流传，并保存至今。
黄濬曾跟胡适多次通信提及《红楼梦》相关史料，见面时还特别谈到周春此书，“惜周稿非予物，不获出以相证，因告适之以藏主姓名，此物度尚存北平。”胡适北还以后，黄濬特意将上文寄给胡适，盖有互通有无之意。但遗憾的是，胡适多少狃于对索隐派的成见，并未深考此书内容，且对书中所论“百二十回抄本”的问题判断有误，这可能影响了他对本书价值的判断。随着黄濬书信的遗失，这一递藏线索也暂时中断。《阅红楼梦随笔》为何呈现当下的面貌、晚清民国的抄本流传脉络如何，都只好暂时存疑，以待更进一步的资料。相关信息的中断，令我们难以细致判明周春研《红》成果及海宁“读《红》文化”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脉络。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书之流传、影响，与海宁本地始终关系密切，这可能是索隐派的某种“浙江传统”。著名的红学家吴世昌（1908-1986）亦为海宁人，他对1958年影印本《阅红楼梦随笔》有独特批注，其稿今藏海宁高中，又被当地学者虞坤林整理印行，也许是其当代之“回响”。
而从红学史的角度来说，或许另一问题更加值得重视——周春之研《红》，对索隐之学理依据及其限度、对索隐之具体方法，均有相当丰富的尝试，故篇幅不算太长，却建立了“索隐范式”，“此后的索隐红学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些方法”（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但，其书、其说的相对冷清，及原书部分论证的含混其词，也令我们难以清晰重建索隐红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张侯家事说”当然并非一个成立概率很高的假说，但周春作为一位有成就的考据学者，又与曹雪芹大致同时，其说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从现代红学史的发展来看，周春的观点未得到学界充分的关注和认识，而轻易被打入另册，在索隐研究中也无地位，实有被“轻视”之嫌。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仍有发覆的空间，且可能引向更多红学史上重要争议命题。笔者最近正在系统研究周春此书及早期红学史的一些核心话题，照我们看来，走出考据与索隐的迷宫，还需像濠梁辩论那样——“请循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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