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与序——六朝山水游记的发端

书信

按鲍文(《登大雷岸与妹书》)第一，即标为宋文（刘宋：420-479）第一，亦无不可也。——钱钟书《管锥编》

作者对山水描述和旅行记叙的兴趣也体现在六朝时期其他类型的文学中，这就是“书”或“书信”。从汉代开始，“书信”就已经被确立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书信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著名的书信作品或许就是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6）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作者向好友表明，他决定忍受宫刑之辱，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大量文本以书信的样式留存下来，其中很多来自六朝。《文选》收录了一部分，各种史书、传记和类书也有收录。但最重要的书信资料来源是严可均（1762-1843）的大型作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跟许多其他文化中的情况一样，古代中国书信的内容和风格既可以正式，也可以随意，这主要取决于信件的性质和通信双方的关系。书信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官方文书（由政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写成），这种信件一般通过官方管理的驿站邮递体系传送；第二种是个人书信，一般由信差送达。这两类书信涵盖的作品样式差异很大：有的只是零碎的段落或简短的记录；有的则是对宗教、哲学和其他议题的长篇详细讨论。这些信函使用的语言和文学风格也不尽相同。从内容主题上说，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个人书信通常都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我们也看到当时讨论文学创作的书信，还有一些写给皇帝或赞助人的推荐信。

写给家人、朋友、熟人的信件往往高度个人化，有时充满强烈的情感。这类书信从东汉开始发展，在六朝和后来的时代长盛不衰。在这个情景下，“个人化的”（personal）不等于“私人的”（private）。我们知道很多信件最终都会出现在选集和文集里，一般的读者都能看到；有些信件因其历史重要性、文学价值或书法成就受到珍视，并被散布和收藏。还有一些信件经考古挖掘被重新发现。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信件流传过程的细节，但由于六朝时期的大部分著名书信作者也是当时的重要作家，基本上可以推测，在写信的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书函最终将被公之于众，所以即使在这样“个人化”的交流中，他们也格外注意自己表达想法的方式。

现存大部分六朝书信的内容显示，这些作品都是精心写成的。作者不仅表现了与家人朋友分别时的感受，还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对我们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信件结合了旅行叙述、山水欣赏和个人情感表达。这里的山水成分从另一个方面证实，六朝时期的文学出现了观赏胜景的审美取向。

在现代文集、选集中最常出现的一封书信是鲍照（约414-466）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鲍照是5世纪的重要作家，擅长乐府诗。在这封写给妹妹的信里，鲍照记录了一段从南京到江西的旅行。途中，他拜见了自己的赞助人并开始担任新的政府工作。《与妹书》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骈体写成〔31〕，以旅途为情境，详细描写山水景观的书信。在描述旅途所见景象之前，鲍照首先在信中表明自己不愿意出游，是宦途导致了他的悲伤和思乡之情。接下来的内容讲述了鲍照抵达雷池时的所思所想。雷池，位于长江北岸的军事重镇大雷戍（今安徽省）。鲍照登上雷池的堤岸，信中说道：

途登千里，

日踰十晨。

严霜惨节，

悲风断肌。

去亲为客，

如何如何！

接下来，鲍照开始描写山水。他认真地按照南、东、北、西四个方向，把信件内容安排成几节。当作者的视线转向南方，他的关注点就转移到那里的山峰；在描写层峦叠嶂的时候，鲍照使用了一种源自汉赋的骈体文修辞风格：

南则积山万状，

负气争高，

含霞饮景，

参差代雄，

凌跨长陇，

前后相属，

带天有匝，

横地无穷。

当鲍照转移方向，他对山水的关注也随之改变。例如，东边的部分描述田野和湿地，北边的部分则关注池塘和湖泊。在最后，也是最长的西方部分，作者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河流。这一部分的山水景象，在精心挑选的行动动词渲染下，颇具技巧地展示了作者乘船顺江而下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鲍照有效地将个人的深沉感伤融入水景，创造了一个与水有关的隐喻来代指他的泪水。

西则回江永指，

长波天合。

滔滔何穷，

漫漫安竭！

创古迄今，

舳舻相接。

思尽波涛，

悲满潭壑。

接下来，鲍照重新把关注点转回山峰。他看到了最著名的庐山：

西南望庐山，

又特惊异。

基压江潮，

峰与辰汉相接。

上常积云霞，

雕锦缛。

在介绍了一些其他的细节之后，鲍照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这封信：

恐欲知之，

聊书所睹。

临涂草蹙，

辞意不周。

无可非议，这篇著名的书信确实是骈体风格的文学杰作；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钱钟书会给它如此高的评价（见本节引语）。跟之前讨论的赋一样，在游记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篇书信的重要性在于它扩展了对山水的描写，并具备优异的文学品质。但与其他的赋一样，鲍照书信对景色的美学欣赏还是有限的。这种沉默的原因在于作者的重重心事：对政治前途的追求迫使他离开家庭，前往陌生之地。这使得作者格外悲伤，陷入深深的无助（“如何如何！”）。

另一篇常被游记集引用的书信是吴均（469-520）的《与朱元思书》。吴均出身寒微，曾在梁朝（502-557）当做过几个小官。他是著名作家和史学家，很多读者欣赏他的诗歌中简单、直白，甚至时而口语化的言辞。在这封给好友朱元思的信里，吴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绵延不断、秀美旖旎的富阳江（今浙江省）山水图。

风烟俱净，

天山共色。

从流飘荡，

任意东西。

自富阳至桐庐，

一百许里，

奇山异水，

天下独绝。

水皆漂碧，

千丈见底。

游鱼细石，

直视无碍。

急湍甚箭，

猛浪若奔。

夹峰高山，

皆生寒树。

负势竞上，

互相轩邈；

争高直指，

千百成峰。

泉水激石，

泠泠作响；

好鸟相鸣，

嘤嘤成韵。

蝉则千转不穷，

猿则百叫无绝。

鸢飞戾天者，

望峰息心；

经纶世务者，

窥谷忘反。

横柯上蔽，

在昼犹昏；

疏条交映，

有时见日。

毫无疑问，“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这样的观察使我们深信，吴均必定已彻底被富阳江一带的山水美景征服。

吴均的书信集中体现了六朝时期首次出现的几个游记写作的核心要素。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吴均书信的整体设计。在下面的分析中，我把这种设计称为“景观描写—作者评论”(“scenic description-author comment”)结构。这种句式设置与“主题—主题评论”(“topic commentary on the topic”)这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其他语言中常见的语法结构有关。此外，近现代中国文学评论也常使用这个结构，最著名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把“景观描写—作者评论”结构称为“景”和“情”。在众多中国文学体裁，尤其是诗词中，这样的两分构造是一个常见的叙述模式。可以说，中国所有的游记文学都使用了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已经在我们前面讨论的王粲、潘岳赋中出现。“景观描写”部分通常讲述作者在物理环境中的移动，比如，朝着一个目的地（如一座名山）在路上或江上前进。“作者评论”部分讲述的是他对“景”的回应，也就是“情”。作者的回应常表现为个人对景观视觉品质的反应。

在吴均的信里，描述完富阳江的美景之后，作者的“回应”很简单：“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王粲对漳江美景的回应却大有不同：“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游记“作者评论”部分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于他们对美景的回应，其本质、内容、感情强度均有不同。

吴均书信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使用与“山”和“水”有关的语汇构建景物描写。这种由山、水意象组成的双边结构是中国传统“山水”观念的核心。这种结构，最早由谢灵运提出，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即时的平衡感和对称性来描述一个地方。根据田菱（Wendy Swartz）的研究，谢灵运在诗歌中使用了这种技巧，“为的是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诗人对自然景观密集地分层描写”。大部分中国传统游记都包含类似的山水环境描写。

吴均的书信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与本章前面讨论的赋作家不同，吴均基本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也没提供任何行程的细节。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说明此次旅行的目的地。他唯一想要传达给朋友朱元思的是富阳江环境的优美。虽然吴均在文中提到“经纶世务”的官员，这也算是一种社会政治性的评论，但总体看来，他的评论只是在赞扬富阳和桐庐的美。

从汉代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后代，像书信这样非诗歌的文学体裁，经常以骈文或骈体文的形式写成。需要注意的是骈文也有不同的种类，并随时间推移发展、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这种形式的三个主要特征：关注对称的动词结构，连贯地设计每句话的字数，强调语调的形式（这是魏晋之后，5世纪晚期、6世纪早期出现的新发展）。举例来说，我们来比较以下的句子：

蝉则千转不穷

chan-ze-qian-zhuan-bu-qiong

cicadas | then | by the thousands | buzz | do not | end

[The drone of cicadas never ends]

紧跟的后一句是：

猿则百叫无绝

yuan-ze-bai-jiao-wu-jue

gibbons | then | by the hundreds | howl | never | stop

[The howl of gibbons never stops]

在这里，一句话中的名词匹配了另一句同一位置上的名词（蝉/猿），数词也一样（千/百），动词也一样（转/叫，穷/绝）。虽然后世很多批评家攻击这种文学样式，认为它矫揉造作，其形式和音韵特征使作者的创造力趋于僵化，但是在技巧高超的作家手中，以对称、平衡的骈文样式详细描写美景，一样有感染力，可以吸引读者。尽管如此，后来的游记作家认为，像赋一样，骈文的大量词汇需求限制了创作，于是他们转向一种松散的，或更加非正式的散文类型。

另一方面，吴均在书中毫不避讳地直言对浙江秀丽山水的热爱。这种对山水的美学欣赏构成了游记的重要关注点。《与朱元思书》和其他五六世纪类似作品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基本上都沿用了“景观描写—作者评论”的结构。后来的旅行作家，尤其是北宋（960-1127）时期流行的“游览叙述”的作家和晚明喜爱“小品”风格的作家，都沿用了同样的“主题—评论”结构。这种偏好的原因之一是，这种形式对数百字的短篇游记来说十分理想。人们想要“简短”的文章，因为它们通常要被镌刻在石碑或石壁上。

序

两晋南朝的诗序山水文不仅在游踪的记写上有贡献，而且在山水描写上也有自己的创获。——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

和赋、书信一样，“序”或“序言”，也在游记早期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古代中国，作者常为历史档案集、文学作品集和其他各类汇编或单个文本书写序言。序言也常在单一作者或多作者的诗集中出现。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序是王羲之的《兰亭诗序》，该序描写了353年春天，王羲之与朋友们的一次郊游。在这次聚会中，许多诗歌被创作出来，并被编纂成集。诗序的内容虽然千差万别，但以王羲之的诗序为代表，大部分都试图为读者提供关于诗歌作者的背景信息，例如，本集中谁写了哪首诗、写作的场合、写作的地点、聚会场所的物质特征等。

现有三篇六朝诗集序值得我们注意，它们描述了作者前往风景胜地的旅行。这三篇分别是石崇（249-300）的《金谷诗序》，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慧远（334-416）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与本章讨论的赋和书信不同，这些作品描述了前往胜地的旅行，体现了作者如何充满感情地——甚至有时充满宗教情怀地——回应这些景色，因此值得详细研究。

石崇是一名政府官员、著名作家和巨富大亨，拥有一处名为金谷园的巨大庄园。他曾为款待一位名为王诩（生卒年未知）的武官举办奢华的宴会，当时正值王诩从洛阳前往长安，途中恰好经过金谷园。石崇邀请了三十个朋友参加这场送别宴。人们在这个场合创作了很多诗歌。为纪念这次活动，石崇写了一篇序。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

石崇序没有采用骈体文，而是选择了一种更加非正式的，后来被称为“散文”的风格（石崇序中有几个四字句，但是这些句子的语法结构并不对称）。在3世纪晚期，这种实践尚且少见，但此后山水描写渐渐告别骈体。“景观描写—作者评论”结构也出现在文本中，不过石崇增加了更多细节，包括这次出游的参与者，为客人们安排的马车游览，人们参与的各种观光活动，甚至还有客人的名字、年龄和官职。最后，读者一定会注意到石崇的“评论”：在金谷美景和几斗美酒的感发下，他和客人们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和时光的流逝。这样的情绪在六朝文学中很常见，尤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

接下来我们要研读的是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斜川位于庐山北部汉阳峰南麓：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共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陶渊明斜川游记的形式和内容与石崇序在以下几个方面十分类似。首先，除了几个四言句，陶序使用了“散文”形式。“景观描写—作者评论”结构也在此出现。像石崇一样，陶渊明也提供了此次旅行的细节，包括旅行的年份、同伴的身份（包括他们的年纪和籍贯）、风景的细节、庐山一带的天气和对曾城山水的盛赞。最后，与石崇序类似，尽管斜川的景色十分优美，陶渊明和他的同伴最终还是写下了伤悼时间流逝、感慨人生短暂的诗篇。

第三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序也和庐山相关：《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这篇序言的作者一般被认为是佛教名僧慧远。4世纪晚期，慧远和另一名僧人慧永（332-414）在庐山创立了一个佛教中心。“石门”指的是两座对立高耸的石壁，一条悦目的溪水穿流其间。

华喦（1682？-1756）：《金谷园图轴》。178.7cm×94.4cm。上海博物馆藏

释法师（慧远自称）以隆安四年（400）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壑幽邃，而开涂竞进；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既至，则援木寻葛，历崄穷崖，猿臂相引，仅乃造极。于是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渌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其为神丽，亦已备矣。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

此序作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语言大师，他尤其擅长将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意象融为一炉。在这篇文章里，他有时更倾向于描写美景，有时又更关注哲学和宗教的话题，甚至在文中，还想象一位道家仙人“羽人”的到来。现在，虽然我们在此序中找到了骈文的影子（“文石发彩，焕若披面”为例证之一），但是这篇文章的主体是用散文写成的。另外，出于描述旅途细节的要求，文中的语言必须显示动作和动态，所以我们看到更多指示顺序的词，如“于是”“乃”；对时间的表达，如“既至，则……”；以及表示原因的词语，如“因此”。这篇序和石崇、陶渊明的序一样，显示了六朝时期部分作家在描写游览经历时，偏好一种更放松、自由的散文样式。

慧远序属于前面提到的“登临”传统，在此，作者与朋友共同登上高地，在特定地点，用特定角度俯瞰景色，并常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对此视角做出回应。然而在这里，慧远使用动作动词和行动动词描述攀爬经验（开辟道路，挣扎前进，奋力攀爬，翻越巨石等等），从而详细呈现登高过程。这一语体风格表现了去往石门路上经受的种种现实困难。序言的后半部分，尤其是序言后的诗歌，主要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接触遥远圣洁的山水达到宗教性的觉悟（“开阖之际，状有灵焉，而不可测也。……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

沈周（1427-1509）：《庐山高》（1467）。挂轴，纸本设色，193.8cm×98.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更重要的是，慧远序是在各方面符合我们的游记定义的最早作品，从而成为中国游记文学的第一原型。也就是说，慧远序包含了以下几点：具体的、对真实旅行的叙述，该旅行以山水娱乐为目的（“因咏山水”）；对可识别的山水特征进行持续、生动地描述，着眼点在于山水的自然之美（“触类之形，致可乐也”），随之而来的是，大篇幅叙述作者如何受美景启发并做出回应；对（可能的）作者及其旅行同伴（“交徒同趣”）的身份认定；写作时间（公元400年）；旅行发生的环境（“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

（本文摘自《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第一章《六朝的发端》“书信”与“序”部分）

《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著者：[美]何瞻，译者：冯乃希，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何瞻 James M. Hargett

纽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东亚学系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宋代古典散文、游记、历史地理与文化史。曾任《宋元研究》杂志主编。曾发表过多部学术专著及论文，代表作有《<桂海虞衡志>：十二世纪中国南方的自然世界与物质文化》（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乘河归家：范成大<吴船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

冯乃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2019年获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明清文学史、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