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再见！”／“你好！博物馆”

全新时代悄然而至，博物馆人眺望未来。2021年4月10日，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举办了一场线上线下结合，国内国外联动，着眼于博物馆的现在和未来的论坛活动——“走向开放博物馆”论坛。这次论坛活动不仅是对拨开新冠阴霾，回归正常秩序的博物馆活动的评估，更是对博物馆在更为开放和多元的社会中应该承担的角色的眺望。论坛引发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设计、文化创意、社区营构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密切关注和热议。

论坛活动发起人艺术家陈彧君和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上海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徐坚将2021年界定为中国博物馆的开放元年。他们眼中的“开放”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词语，当前的博物馆“开放”依然在途，依然充满提升前景，依然值得期许。他们提出：“无所不包、深入人心的开放将成为中国博物馆第二个黄金时代的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最显著的成就。新世纪以来，伴随着超大规模场馆的建设，博物馆重回社会舞台中心，但是，博物馆‘黄金时代’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建筑和空间上，而应该呈现在重新建构博物馆和社会的关系上。博物馆如何实现与当代艺术、文化和社会更紧密的结合？我们已经做出什么尝试？未来还会做出什么努力？”

2021年，在龙美术馆举办的陈彧君大型个展“生长”的展览现场。

2021年年初，陈彧君在龙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生长”，试图表达对艺术陈规和定式的突破，以及回归整体性和本质性文化情境的愿望，这种破冰、跨界和融合的愿望应该得到博物馆的积极回应。陈彧君和徐坚将进一步“生长”和进一步“开放”的问题带给了全世界博物馆行业的实践者和思考者。

“走向开放博物馆”论坛活动提出问题：“博物馆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博物馆在发生什么变化？未来博物馆是什么模样？”此次论坛邀请了博物馆行业具有领先地位的实践者和思考者，讨论当下博物馆在主题、运作和社会关系上的困局，各自纾解困局的个案，展望未来博物馆对社会和文化的贡献及实现方式。

“博物馆，再见！”

“走向开放博物馆”论坛分成两场进行。上半场以“博物馆，再见！”为标题，旨在通过具体的个案，说明博物馆传统范式的消融。

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徐坚教授（左二）

首先，徐坚教授介绍了论坛主题“开放的博物馆”。他指出，“开放”是贯穿过去和未来博物馆的唯一主题。博物馆的诞生就与“开放”观念密不可分。中国乃至全球的博物馆发展史表明，不同时代的“开放观”也在不断变化。博物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19世纪最后25年到20世纪第一个25年，在这个“镀金时代”，大量面向公众的博物馆涌现出来，解决了社会公众进入博物馆，博物馆在法理上归属于社会和人民的问题；第二个黄金时代则从1990年开始，博物馆开始占领城市CBD，构成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但是，只有成为文化意义上城市天际线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博物馆才可以欢呼真正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博物馆如何成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答案是更多、更好、更深刻的开放。在第二个黄金时代早期，不同的博物馆尝试向观众打开更多的空间，比如后台工作场所和开放性仓储，都成为这个时代的亮点，实现了博物馆面向更多的人开放，提供更多资源和服务。现在是时候提出更深层次的开放——智力意义和知识生产意义上的开放，也就是说，将博物馆的知识生产权交给观众和社会。

在徐坚看来，相距一个世纪的博物馆两个黄金时代实际上共享了一个主题，就是“开放”。过去的开放是什么？未来的开放又是什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徐坚介绍了他的“开放三步曲”理论，将博物馆和社会的关系表述成为从museum of people、museum for people过渡到museum by people。“museum of people”对应第一个黄金时代，博物馆实现了法理意义的开放，不断完善准入制度，推翻识字程度、职业、家庭、阶级等等方面的区分和歧视。第二个黄金时代早期，博物馆走向“museum for people”的观念，主动为公众揭开幕布，推倒围墙，打开后台，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文化服务。而当下，博物馆正在走向“开放”的第三个阶段，即“museum by people”，即实现知识生产意义上的开放，将博物馆归还给观众，让博物馆成为观众可以利用，乐于利用的空间和对象。这正是经历了门可罗雀，也见证了表面繁荣的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突围和蜕变的起点。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门主任柳杨教授（视频连线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沈辰教授（视频连线左）、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成兰（左）、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徐坚教授（中）、艺术家陈彧君（右）

徐坚邀请了几位在博物馆领域极具思想前瞻性、且成功实践的博物馆践行者，在革命性改造传统博物馆的展陈方式、设计理念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等等方面进行分享。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门主任柳杨教授通过视频连线，先简短介绍了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建于1883年，是北美最早涉猎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重镇之一，100多年来对中国古代艺术藏品的收藏不遗余力。柳杨指出，在2018年之前，北美的一些博物馆已经开展试验，尝试突破自身局限，走向更大的开放和融合空间。例如，将美国当代艺术家的数码菊花动画，与齐白石的水墨菊花并置，搭配上世纪60年代苏格兰作曲家的歌曲，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一物象产生对照；柳杨也曾把馆藏的英国当代艺术家托尼的木雕与微缩山形的中国湖石相并置，木雕虽无中国文化中对山的宇宙观念象征，但体现出了艺术家对材料的探索；2017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还有一场将越南当代艺术小组的电影作品与中国陶俑、东南亚土著、美国土著、欧洲古典艺术“混搭”，凸显不同文化的生死观异同。而2018年的展览中，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极具前瞻性地将先锋剧场导演、前卫艺术家罗伯特·威尔逊的设计理念与250余件馆藏清代文物的展出相融合，以崭新的方式呈现了博物馆收藏，通过色彩、灯光、音响、气味的设计，融视觉、听觉、嗅觉于一体，重新演绎清代绚丽多彩的文化及神秘的宫廷生活，让观众在戏剧化的情景中体验清代宫廷艺术。在策展过程中，柳杨首先确定了展览文本的大纲，明确展览主旨与每个展览单元的表现内容，与罗伯特针对展览的设计细节进行了反复探讨，不乏冲突与修正。最终，博物馆推出了由十个单元主题构成的特展。其中，十个展厅的主题包括：大清帝国的繁华威望、皇庭等级与秩序、黎民百姓的生活理念、帝王权力的鼎盛、服务政权的宗教艺术、后宫空间的场景、中国文化向往的山林、统治者的文人情怀等。在回顾这场展览时，柳扬仔细描述了其中的诸多设计细节，如用肉眼难以察觉的网格状细丝保护展品，让人有进入展览的整体体验；用当地稻草的粗糙对比龙袍的精致；展厅播放间歇性的尖叫暗示王权的残忍；利用不锈钢的墙壁、地面和展柜营造冷峻超脱的佛教氛围；通过当代艺术家融合山水与城市的作品，表现现代都市对中国文人墨客心中向往的山林生活的侵蚀；以及用古筝曲目《高山流水》衬托士大夫收藏等等。柳杨教授总结道：“这个展览的高科技程度并不高，大家都可以做到。但是，它运用了并置、对比、疏离，按照不同的思路重新呈现了晚期中华帝国。”

来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沈辰教授同样在通过展览表现中国文化上做出了重大改革。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成立于1912年，是世界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沈辰认为，“（此次论坛的）主要目的就是博物馆的转型，如何从传统博物馆走向未来博物馆。”这也是他从业20多年来在工作实践中一直探索的主题，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展览应满足四个维度的要求：第一，让观众感到自己受到了邀请，感受到与己有关或者“量身定制”；第二，激活观众对自身与展览的关联性感受；第三则是观众的“期待性”，猜测这个展览之后还有什么，自己是否愿意返回再看一次；第四点是观众的参与性。沈辰以他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亚洲部的小型展览“Designing Asian Design”为例，说明如何“探索”展览主题设计和实现方式，通过相关的亚洲古代或当代的设计元素，从中衍生出博物馆与当代社会和生活的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关系的渠道。在此案例中，展品不是几件展柜里的文物，更包括了背景板、装饰插件、摆件等等展陈手段，整体性地构成了展览。沈辰从策展思路及策展团队入手，突出策展过程中重点思考如何和观众进行对话交流，让观众感觉到体验性和参与性；同时，策展团队中无论是释展人、设计师还是负责安装搬运的人员，都非常重要。沈辰介绍了这场展览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期时，展览尚未完全成型，博物馆希望观众反映自己的感受，并会通过观众的意见，修改第二期展览的样貌，再请观众4月份回来观看第二期展览。出乎意料，第一期观众的反响非常热烈，有很多小孩子在这里涂鸦，也有许多线索可循。第二期时，博物馆指向性更明确地将问题贴在标签上，询问观众如何将展览做得更好，以及采用投票的方式收集观众意见反馈。经过第二期的观众反馈，一些视觉效果上的不完美呈现被博物馆方所重视并讨论。到了第三期的时候，观众开始提出自己的不满与意见，博物馆方也根据这些意见开始做出改变。其中，沈辰重点提到了一个展柜的设计，在策展人与摄影师的团队协作下，文物和日本现代艺术的折纸形式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展示效果。最后，沈辰讨论了中国文化与当代艺术的结合方式，这也是博物馆根据观众意见不断调整出的结果。

在“博物馆，再见！”场次中，最后一位受邀嘉宾是来自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王成兰研究员。与艺术博物馆不同，上海历史博物馆更侧重地方历史，在表达上更偏向叙事性。王成兰分别从策展理念、大众视角、展品组织三个视角回顾2019年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白色金子·东西瓷都——从景德镇到梅森瓷器大展”。首先，策展理念上，王成兰赞同“开放的博物馆”这一观念，她认为，“开放”不应局限在空间、库房和资源的开放共享，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开放。她引用了谢明良先生的论断，“中国瓷器本身是一个体系，你不去看别人可以，但是没有看到别人很难正确认清自己的位置”，这也是白色金子展览的灵感由来之一。王成兰与德国百年瓷器品牌梅森的CEO探讨了国内外瓷器生产历史，发现已有研究更关注“竞争”，而非“共生”。因此，白色金子展览希望呈现东西方在瓷器上的影响、模仿和相互欣赏过程。其次，展览必须关注大众视角。在展览中，王成兰考虑到专业术语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隔阂，思考如何将专业研究转化为专业外人士也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最终决定以“讲故事”的方式展览瓷器。展览由序言、三个故事及尾声构成。序言以最早运抵欧洲的瓷器——丰山瓶为引子，引出瓷器生产与流通的时代背景，将观众的目光拉回丝绸之路的可能起点：中国景德镇。在主题叙述中，第一个故事以克拉克瓷器为中心，对应中国瓷器的对外传播。第二个故事单元以奥古斯都大公用投掷兵换瓷器的故事为中心，更侧重于内容的设计。通过场景式设计，以复原的瓷器墙说明欧洲贵族社会对中国瓷器的狂热。第三个故事为伯特格尔和白色金子，讲述瓷器的制作和传播。最后，王成兰讲述了展览环节中必不可缺的方面：展品的选择及组织。展品从包括景德镇、广州、福建、日本等地的七个博物馆借来，而这些博物馆恰好勾勒出当年中国瓷器在日本和欧洲流转传播的缘由及路线。而与梅森品牌的合作放在了展览的尾声。策展方希望留给观众更多思考的空间：为什么梅森瓷器用30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中国瓷器大约1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全球范围的瓷器交流不仅仅是物的流动，还包括知识和技术的互鉴。

对于传统博物馆蜕变史这个主题，更多凸显的是“怎么讲博物馆的故事”，徐坚提及，“博物馆如何重新找到博物馆的生长点，如何重新找到博物馆和社会的联系点，如何讲一个让社会接受的故事，如何跟当下结合”，正是在这些方面，博物馆界积极寻求变革，在各自面临的陈规与藩篱中突围而出，和旧范式的博物馆说再见。

“你好！博物馆”

博物馆的陈规和旧范式的撬动，总是从一点点具体的思想火花和交锋、一场场具体的展览和活动开始的。立志告别传统范式的博物馆面临了这样的问题：化蛹成蝶的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的？陈彧君和徐坚邀请了博物馆界的五位学者或践行者畅所欲言，分享自己心目中的博物馆是什么样子。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教授从中国社会中博物馆的启蒙、起步、发展入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之后，中国的博物馆进行了井喷式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到了提出对文化精神层面需求的时代，社会各个方面聚焦遗产、聚焦博物馆，博物馆由此走到了时代的聚光灯下。国家对博物馆的功能提出了更多要求，考古、博物馆、文物越来越多地走进百姓的视野。他认为，“我们记忆中博物馆主要面向过去，收藏过去的、老的旧物件老物件，进入历史范畴的东西，但是博物馆也有面向未来的一面，我们收藏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我们的收藏、展示、传播这些活动，是为了营造一个更良好的记忆，为了在未来可以更好处理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要求博物馆不再局限于横向的发展，运营人员需要的思考不再仅仅是馆藏的增长、硬件的增量，更多是博物馆体系的完善、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加强优质文化的继承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这也体现了博物馆强调自我学习与教育的特性，而不是像学校教育或者义务教育一样单向知识输出。曹兵武认为，博物馆可以很好地研究和建构‘人和物’，对比理工科的实验室，博物馆内含大千世界，包括自然之物和人工之物，其凝聚的历史科学、社会文化等信息价值更广于实验室。同时，当今时代下，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进化，越来越远离大自然，与物的间隔越来越远。博物馆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机构。博物馆研究“物”有自身的范式，它最终要研究‘物和人’如何形成一个和谐的世界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研究的范畴。因此，在畅想博物馆的未来时，曹兵武想到的是，利用信息时代的手段，利用物和人的关联，考虑博物馆能否针对不同的社群做出自己的贡献，建立更加广泛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联。博物馆的信息和媒体具有完整性、代表性和创造性等特征。曹兵武指出，‘物和人’应该构成一种科学实践，探寻过去的物、人、事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博物馆的空间里创造出更多、更新的可能。信息化的助力将为社会提供能力和翅膀，博物馆的收藏可以通过信息化渠道让人们去体验，建构不同时代的人们围绕着文化遗产进行交流的空间。同时，曹兵武认为，即使科技再进步，科技也不能取代一切。科技和博物馆实物的双向利用关系将在博物馆业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龙美术馆馆长王薇

作为非国有制博物馆的龙美术馆的掌门人，王薇馆长分享了龙美术馆九年来在开放性和多元化道路上的尝试。上海文旅局的数据显示，近几年上海的美术馆事业进入到了跨越式发展阶段，成为承载城市精神的文化阵地。王薇回顾龙美术馆的建馆历史，目前龙美术馆已经形成上海、重庆两地三家的规模，成功举办国内外主题展览近200场，平均每年20多场。展览一方面依托龙美术馆自身的藏品优势，致力于研究与展示古今艺术、东西方文化，以更开放的姿态将藏品分享给大众；另一方面为国内外优秀艺术家打造开放的展示平台，展现中国艺术的成就，打通国内外艺术家的互通桥梁，推动艺术发展和文化传承。与此同时，龙美术馆浦东馆、重庆馆已经全部免费开放，西岸馆每月举办免费开放日，力图拉近大众与艺术的距离。另外，龙美已举办各类公益学术讲座、学术论坛100多场，儿童工作坊、亲子工作坊、音乐会、公益导览等公共教育活动数百场，让不同背景、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接触、欣赏艺术。近两年来，龙美术馆加大了“数字博物馆”、线上“云看展”方面的投入，改版龙美术馆官网，做360全景展厅，推出线上直播活动，将精选藏品公布在网络上，希望通过网络的力量，让艺术更广泛地走进千家万户。提及未来，王薇重点说到了“多元性”与“开放性”。

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

李飞馆长供职的贵州省博物馆不仅是贵阳新城核心区的中心建筑之一，更是贵阳乃至贵州的文化意义天际线的重要成分。去年刚刚升级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贵州省博物馆在从外到内——从博物馆建筑外观到展陈设计上——都呼应着“多彩贵州”。李飞认为，博物馆一定不会消亡，它会伴随着人类走到最后，并越来越被社会和人民需要；作为精神的动物，人需要寻求精神家园。“博物馆”就是以物为中心，寄托人类精神的重要场域。对于未来博物馆，李飞提出了七个论断：第一，博物馆的建筑本身作为物的第一层级，就是博物馆的第一件展品，博物馆空间不是简单填充了事，要善加利用。第二，藏品是博物馆基本功能的焦点，从收藏到保护、研究、展示、传播等都是围绕藏品进行的，展览仅是其中一个环节，物始终是深度体验的基础和源泉。第三，从展示的角度来说，未来的博物馆将会更加强调沉浸和共情，展览是博物馆提供给社会最核心的文化产品，它需要博物馆对展品的优秀的研究和阐释能力，需要引人入胜的视觉艺术素养。李飞举例贵州省博物馆的“专家馆长进展厅”，由专家带领观众参观博物馆，进行更加深度的解读，这受到许多观众的追捧。第四，未来的博物馆更加开放和多元。李飞以贵州极具代表性的生态博物馆，以及当今社会流行的失恋博物馆等为例，指出博物馆类型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贵州博物馆曾向老百姓募捐过去使用的物品，筹办改革开放成就展，同样获得了好评。现在，贵州省博物馆正在打造百年贵州展览，希望观众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体验不同的年代。第五，未来博物馆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多方数据表明，博物馆在带动经济方面的作用非常显著。第六，非国有博物馆将成为中国博物馆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如果在未来，博物馆真正能取得一些重要突破，一方面将来自非国有博物馆的驱动；另外一方面是跨界融合，不同的行业进行跨界，可推动博物馆的新发展。第七，在预想博物馆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更深入地知道它的过去和现在。李飞以徐坚的《名山》一书为引，肯定曹兵武所说的实验室，认为在博物馆场域内，思想结晶的碰撞将产生更多的前进方向。

吴中博物馆馆长陈曾路

在省级博物馆之外，有些地方性博物馆拥有独特的文化地位，可能影响全国博物馆的发展进程。位于苏州的吴中博物馆就是这样的典范。开馆不到两年的吴中博物馆被徐坚称为是当下博物馆发展的重要风向标。陈曾路馆长对于未来博物馆的表述言简意赅，就是“分享”二字。他认为，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分享的机构，回顾博物馆出现的初衷，其历史使命就是分享。以吴中博物馆为例，与公众分享的首先就是风景，位于苏州城南、毗邻大运河的吴中博物馆，以通透的大玻璃向观众展示了苏州城的风貌，在这里聚集公众开展了非常多的活动，咖啡馆、音乐社、剧社等团体顺势而生。其次，在积累了一定基础之后，博物馆应该建立自己的课程体系。做公众教育出身的陈曾路具备非常丰富而成功的经验，他从每一门课的教案，内容设计开始，逐步积累，将吴中博物馆打造成为真正的社会教育中心。陈曾路以即将开幕的“下江南”展为例，说明如何从教育和分享的角度，打破常规的线性叙事方式，在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中来回切换，实现更高和更深层次的共享。尽管不同博物馆的理念不同，但是每个理念的落地和实施就是与公众的分享。

浙江大学副教授傅翼

浙江大学傅翼副教授探讨了博物馆空间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她认为博物馆正在突破纯粹的物理边界，转变为一种基于数字传播的网络媒介，能够以多样化的方式进行交流与互动，是具有多感官体验的超级文本。在这种思路下的尝试包括藏品信息数据化，沉浸式展览等呈现手段，都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单纯以藏品为基础的呈现方式。如果博物馆作为一种满足自己爱好和社交需求的行为，博物馆的用户群体及其行为目的将显得更为鲜明，傅翼以已有的调查数据作为基础，说明当下博物馆用户增长非常迅速，人群类型也变得多样化。博物馆数据的下载群体不仅有学生，也有自由职业者和农村外出务工者。疫情也催生了许多学校与博物馆合作的线上教育项目。随着用户群体的增长，传统实体博物馆在全国的分布不均衡问题也得以显露，博物馆的分布密度往往与地级行政区的分布紧密相关，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也是博物馆不发达的区域。而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将令更多在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享受到博物馆的资源。傅翼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实践性解读，博物馆的数字化并不是有网络接入就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外来务工人员正在使用手机并不能等同于他的博物馆资源使用率也非常高，包括上网时间和场所、宽带连接方式的速度，都决定了公众接收信息的程度，与博物馆方得到反馈信息的程度。同时，根据傅翼的研究，数字化正在逐渐打破以往的地理边界塑造的文化资本，人们因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形成的网上社区，正在颠覆过去的社区概念。傅翼以微博使用为例，长期在社区中基于共同话题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物理接触的空间，将帮助形成博物馆的乔迁型资本。最后，傅翼同样将“分享”作为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她以云南博物馆的摩梭展为例，这个展览通过对摩梭人的自身和他者视角观察的对比研究，体现了对传统的反思问题。这种“共同策展”的方式实际上有助于让更多的人参与思考。傅翼十分欣赏“生长”的概念，一个概念沿着不同方式延展，可以生成更多的不同展览。“我认为博物馆已经或者正在突破纯粹的物理边界，成为基于数字传播网络媒介与观众以多样化的价值互动，可以提供多感官的超级文本。在这样的博物馆语境下面，传统的、常规的内容可能正在受着挑战，基于这样的一个地理边界和形成的文化资本圈和社会资本圈也正在受到挑战，更加平等开放协作的一个人际关系正在形成，但是数字鸿沟造成的一些新的社会隔阂也可能正在产生”，傅翼总结道。

艺术家陈彧君

主题发言后，陈彧君以艺术家身份回应了策展人和博物馆人理解和期待的未来博物馆。一般而言，艺术家并不像历史学家一样进行线性思考，思考方式不同，关注焦点也不同，但是，从今天的演讲中，他看到了开放，看到了贯通的可能，也看到了未来艺术家与博物馆更紧密地合作的可能。现场观众纷纷提问，演讲嘉宾们也坦诚地畅谈了自己的想法，现场气氛轻松而热烈。“走向开放博物馆论坛”圆满降下帷幕，论坛理清了当前中国博物馆的现状和危机，也讨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和范例，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的解决路径。相信不久之后，将有更多更有冲击力的特展呈现在我们面前，刷新我们对艺术、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以及对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和价值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