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和加布里埃尔·内尔博士（Dr. Gabriele Neher）参观了上海的某间博物馆。内尔博士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艺术专家。我们在东南沿海的浙江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中国校区，与英美中三国顶尖艺术机构合作，开了一门针对博物馆职员的职业发展课程。
加布（加布里埃尔的昵称）和我观看博物馆的方式和普通人观看飞机差不多。多数时候，我们甚至无法好好欣赏正在陈列的展品，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关注故事讲述、展览陈设、观者体验和标识一类的问题。这就像当你太关注包装时，便容易忽视内容。一踏进馆门，我们就直奔语音导览亭，或细逛礼品商店，寻找有创意的商业点子。
这间博物馆是上海博物馆界的圣地。昏暗的展厅透着股傲慢，馆藏大量珍品陈列在密闭的展柜里。展品旁皆附有标示告知眼前的展品内容——例如：“花瓶，南宋，12世纪”。
这些物件确实都很美。但离开博物馆时，加布和我却不满意。我们怀抱着了解中国陶瓷的期待踏进博物馆，但我们的大脑接下来却被极其专业和碎片化的信息轮番轰炸：“鸟纹陶罐，石岭下型，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800年左右”。没有解释鸟纹的意义，没有介绍石岭下陶器的特点，甚至也没有指出马家窑的位置。“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应该关心罐子？！”加布叹气，有些恼怒：“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些东西？”
她的话有些道理。展览从头到尾都没向我们解释这些藏品的重要性。我们离开博物馆时，没能更加了解陶瓷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我们见到的陶罐或许曾被横冲直撞的军阀窃走；又或许，旧时它曾用作国内战争各派之间重缔和平的物件。倘若事实果真如此，博物馆却保持缄默不语，我们便永远没有机会听到它们的故事。加布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专家，中国历史的狂热爱好者，如果像她这样资历的人都“半途而废”了，那么那些一般的博物馆爱好者们（casual museumgoers）还会抱有希望吗？
在西方，传统的“博物馆”概念源自“Wunderkammer”，其意为珍奇屋。文艺复兴时期的藏品由私人“策展”（curated），策展者同时也是珍稀植物或原始艺术品（indigenous artifacts）的藏家。这些藏品被捐给博物馆后，就逐渐向公众开放。比如汉斯·斯隆爵士和伊莉莎·阿什莫林就曾将各自的收藏捐给了现在的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规模相当小的私人宝库演化成了巨大的公共空间，频繁造访此处也成了个人和机构的习惯——想想看学校组织的实地考察，以及每年公众假日的定期参观等等。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被塑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教堂。确实，深广的建筑，供人沉思的宁静空间，离开现实生活的短暂停留，被某些艺术作品激起的超验感受（the sense of transcendence）——这一切都加深了我们对博物馆的神圣印象。
托马斯·科伦斯（Thomas Krens）是古根海姆基金的前任主席，他讲到自己初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时，提及了建筑给他带来的迷醉感。弗兰克·盖里所设计的银色建筑形体高耸入云，他希望能借此再造13世纪法国农民面对雄伟的沙特尔大教堂时所感到的敬畏。这些人一辈子也没见过几次超过两层楼的旅馆，站在教堂前时，他们目瞪口呆——科伦斯将沙特尔大教堂描述为“拔地而起的巧夺天工”，是“为激起人们宗教情感而精心设计”的建筑。
某年圣诞节，我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美术馆经历了属于我的美之迷醉。当时，我正欣赏着珍妮特·卡迪夫（ Janet Cardiff）的作品“40声部赞主歌” 。作品由一组扬声器构成，放置在重建的里多街教堂内。这漂亮的19世纪教堂曾是某间修道院的一部分，1972年被拆除，80年代末又作为永久展品重建于国家美术馆内。
绕着扬声器走，晶莹剔透的声音从中响起，醉人的唱诗班音乐充满了整个空间，人声接连回响在大厅之中，我听着，感动落泪，旁若无人。对于和我一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构成了在寺庙或教堂中经验的“神圣邂逅”（divine encounter）的当代版，是我们在博物馆中寻找的“奇迹”。
当然，不是每座博物馆都有能力唤醒类似的宗教体验，但好的博物馆仍能讲述唤起公众好奇心的故事，吸引并鼓励他们深入探索。我喜欢把这些博物馆比作我最喜爱的高中老师。他会想方设法，通过幽默和个人魅力，让数学看上去很有意思。但在中国，我们遇见的更多是“脾气粗暴的老教师”，他敲打着我们的关节，仿佛在说：“这是我高贵的收藏，特许你看一看。”抱着这一态度，许多博物馆就脱离了群众，浪费了宝贵的教育机会，也没能和一代代人建立深厚的联系，让他们未来一直会走进博物馆的大门。
我最近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的体验也说明了这点。当我慵懒地走过展厅时，注意到了一个低调的银制器皿。大酒器的标识表明，这只老旧的有柄大杯曾用来喝啤酒。标识继而讲述了荷兰酒文化中的趣事。我脑中的眼睛看见的是“权力的游戏”一般欢腾的场景，而不是历史事实。重要的是，它让我沉浸在了中世纪的荷兰，这种浸没感是我在上海观看瓷花瓶时所没有的。
像荷兰国立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的团队会花心思把专业知识解释给普通人听。被称作内容解释者（content interpreters）的工作人员拿到策展人给出的晦涩史实后，会将相关行话“翻译”成能吸引普通人的内容。而在中国，博物馆的策展团队坚持让对话发生在少数专家之间，同时也就忽视了其他的参观者。遗憾的是，某些罪魁祸首就来自我所在的领域：当代艺术。
展览教育中的部分问题出在博物馆自身的结构和等级秩序上。绝大多数的中国博物馆遵循“策展人至上”的管理模式。因此，所有其他部门都为策展人主导的对话服务。而策展人的工作是让自己在其他策展人眼里博学又聪明——他们并不怎么关心你我能否理解。
博物馆的目的如果是培养忠实的观众，就需要平等对待策展部门和其他部门，必须尊重其他成员特有的知识并且在策展过程中给他们一定的话语权。这需要彻底转变思维模式：从原先过于关注藏品，有点唯我独尊的机构，转化为客户导向，公众优先的组织。
我把希望寄托在私人博物馆上。微不足道的政府资助意味着他们要依靠来往的消费者生存。但是，公立博物馆仍有丝丝希望（whispers of hope）。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陈列由国际闻名的博物馆设计事务所Gallagher&Associates操刀，在吸引观众方面的有极大提升，包括运用360°电影和日常演示样本柜等。上述一切所在的建筑也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当然，博物馆内还少了一点“超凡感受”（“transcendental”）。不过，博物馆内上上下下数不胜数的脚步声至少说明了一点什么，它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
2016年10月25日，上海自然博物馆，观众在从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引进的“灭绝：并非世界末日”巡展上参观一只阿拉伯大羚羊标本。本文图片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 赖鑫琳 图
（作者系独立策展人，研究兴趣包括社会实践和后人类主义。本文由马知怡翻译自Sixth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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