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对夏济安、夏志清兄弟绝不陌生。他们一个在中国台北，为台湾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一个在美国，开创了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
今年是夏志清诞辰一百周年，简体中文版《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也全部出齐。5月7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协办的“夏氏书信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苏州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季进是此次工作坊的召集人。他说，此次与会学者们分别来自上海、苏州、台湾等地，学术背景遍布哥伦比亚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是夏志清开拓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圣地，台湾大学是夏济安当年任教的地方，北京大学是夏氏兄弟都工作过的地方，上海是夏氏兄弟成长和求学的地方，苏州则是他们的故土，这样的因缘际会也让此次工作坊有了特别的意义。”
5月7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协办的“夏氏书信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十八年天各一方，留下663封信
如今保留下来的夏氏书信总共663封，时间跨度是从1947年底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初夏济安因脑溢血病逝。这十八年中，夏志清与夏济安之间鱼雁往返，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生活点滴，欲望心事，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为后人留下了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极为珍贵的史料。
季进从2014年开始投身《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的整理与注释。他发现，虽然夏氏兄弟生活于时代大变之际，但书信中对时局的动荡，却罕见地着墨极少。相比之下，他们会随时随地、乐此不疲地谈论着关于京剧、文学、电影、女友、穿衣吃饭等话题。书信大量涉及欧美电影，影视明星，几乎还原了当年西方电影拍摄、上演、传播的基本面貌，成为研究影视文化的重要例证。而关于Miss Rheingold啤酒小姐、Mardi Gras节日等内容的记载，还有各种刊物、图书的信息，也打开了了解美国文化的窗口，甚至书信中的穿衣吃饭，服装品牌，生活用品，都真实记载了那一代人的生活常态，完全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加以梳理。
“现在重读这些书信，会发现这些无意中保留下来的日常生活的写真，其实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生活的质地，是真正的生活本质，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季进表示，大历史背后总是有着无数的个人史，构成了大历史的丰富肌理，“在夏氏兄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大历史之外，作为一介文人，他们如何凭借个体的努力，书写了个人的小历史，不断对话现实，增延历史。”
在美国哈佛大学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看来，夏氏兄弟二人在信中并非只是简单地诉说自己的情感流动，更有一种知识论结构在其中，投射出他们看待与拥抱世界的方式。“陈思和在前些年提到，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曾有知识分子以比较隐秘的方式写下当时的心路历程，即 ‘抽屉里的文学’。今天我们看待夏氏兄弟的书信来往，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 ‘信箱里的文学’或者 ‘行李箱里的文学’？”
今年是夏志清诞辰一百周年，简体中文版《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也全部出齐。
个人的历史，生命的文学
“黑暗的闸门”是夏济安评述鲁迅时提出的著名创见。王德威还试图从不同的面向理解“黑暗的闸门”——通过夏氏兄弟书信集，思考他们在生命中经历的“黑暗的闸门”。
“如果用 ‘黑暗的闸门’作为夏氏兄弟所谓传统跟现代之间的分界线，或者夏济安所提到鲁迅内心的黑暗面和他对外呈现的对启蒙和革命理想的追求，我们感受到夏氏兄弟何尝不是在叩问自己，他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在这些选择里，除了传统跟现代的选择，可能也包括了对中国和海外的选择，以及他们在个人情感教育上什么是可为的，可欲望的，可承担的各种选择。”王德威说，在夏氏兄弟对生命、文学以及世界各种现象展开思考的时候，那一道道“黑暗的闸门”是否要迈过去，或者如何迈过去，也成为他们生命中绝对的考验。
比如，在阅读书信集第三卷时，人们可以看到在台湾大学任教多年的夏济安在那些年里不断陈述着他的生命是孤单的，无聊的，没有动力的，他必须离开，必须到美国去。而美国是他跃过“黑暗的闸门”最后的目的地吗？王德威感慨道，到美国之后，夏济安过得并不顺遂，尤其他在情感方面的经历也让后人觉得“情何以堪”。另一边，夏志清在1954至1959年也经历了求职上的各种挫折，还有婚姻的难言之隐、长子夭亡、不得不从英美文学转行到中国文学等等苦闷。这些来自书信的沉重的复杂的绵密的表白，让王德威相信它们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文学。
“我们会觉得兄弟二人深陷历史的旋涡，但对他们来讲，真正的历史是由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累积出来的历史。”王德威说，重新阅读这些书信，让他觉得这可能才是千千万万人在历史洪流中真正的过去，它们有轻有重，如今一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1955年的夏济安（右）、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书信集
不可回避地，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当天被讨论的焦点。
“《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80年代的作用，是今天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表示，这本书给大陆的文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它写到了鲁迅、张天翼、吴组缃这类左翼文学，沈从文这类乡土民间文学，张爱玲这类都市文学，还有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讽刺文学，这四大方面组成的文学史格局打破了我们当时唯一能接受到的，还是残缺不全的格局。同时，《中国现代小说史》教给了我们一种方法，即在艺术上肯定文学作品，让艺术从政治脱离出来，还原一个纯粹的审美追求。”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则从文献细节出发，提问：“夏济安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有多大程度的参与？”他以书信为佐证，判断夏志清对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的评价明显得到了兄长夏济安的帮助。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编第3章《文学研究会及其他》写到了叶圣陶，并对《倪焕之》有着很不错的评价。在评价之前，夏志清还引用了一段《倪焕之》原文，并有注：“见《叶圣陶文集》（北京：1958）卷3，页404。一直到《文集》出版为止，有好几年来在中国大陆能见到的《倪焕之》唯一的版本是个节本。这个195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节本，删掉了最后三分之一，以除去这部小说的悲观意味。细节见唐文炳写的《<倪焕之>，谁换之？》（《今日世界》第44期，香港，1954年1月1日）”。
“夏志清这个注是在夏济安的帮助下写出来的，因为夏志清始终没有看到《叶圣陶文集》。”陈子善说，在书信集第四卷中，兄弟二人具体讨论了《倪焕之》的删节与版本问题。夏济安的多处抄录也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引用。
陈子善就此再去查叶圣陶年谱长篇，其中一篇叶圣陶日记给出了答案，原来《倪焕之》的删节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方白（注：《林海雪原》《保卫延安》责编）的主张。“当然远在美国的夏氏兄弟看不到叶圣陶的日记，也不知道删节过程，我们后人唯一好的地方就是还能够了解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提醒我们什么？夏氏兄弟所关注的，也可能是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关注的。”
“看了书信集，我们说如果《中国现代小说史》有第二作者，他就是夏济安无疑。他是一个肯定者、鼓励者、触动者、倾听者，还提供了大量资料、视野和讨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同样被书信集里的大量细节吸引，他形容《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夏氏兄弟书信集之间是一种“前店后厂”的关系。“《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我们看到的店铺，大家可以进去买东西，拿东西。后头工厂就是这个书信集里讨论的内容。两个文本之间有着很重要的关联。”
夏氏书信集全系列（活字文化）
围绕夏氏兄弟书信集，与会学者们从各方各面深入交流。比如，台湾大学教授梅家玲通过夏氏兄弟在书信集、《文学杂志》中的讨论，强调夏氏兄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值得重视；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华与美国罗格斯大学副教授王晓珏特别关注书信集中的电影世界；美国韦斯理学院副教授宋明炜认为书信集不仅是文学史料，也是文学本身。尤其夏济安会在不知不觉中展开叙事，有的内容留待下一封信“方见分晓”；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国球关注夏志清书信与英美新批评的关联；复旦大学教授戴燕说，尽管夏氏兄弟书信集不是她个人偏爱的风格，但还是很感谢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文学史途径。“我们太需要这样的途径。越是口味单一，越是需要这样的东西。”
最后，与会学者还特别提到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要感谢一个人——夏志清遗孀王洞，如果没有她的无私授权，这些珍贵的书信很可能就化为尘土，而且王洞自己的文章也写得非常漂亮。美籍华裔作家周励是夏志清与王洞的朋友，她现场回忆了自己与二人的交往故事，特别呼吁学界应给予王洞更多的尊重。
复旦大学教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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