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是一种充满矛盾性的动物，它既能负重隐忍，富有为中华民族所欣赏的吃苦耐劳特质，成为勤劳品德的象征；又是雄健烈性的，在某些时刻会展现出毛发贲张、气势冲天的美感。一提到牛，我们不难想到它的美德，却容易忽略它的神气。不过在汉代艺术中，牛的形与神、俯首与高昂、辛勤温良与雄姿英发不曾偏颇其一，都得到了生动真实的再现。更特别的是，汉代人还为它添上想象的羽翼，升华它的健美不凡，令其变成一种神兽，护佑着人间。
生活日常中的牛
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更新世晚期就有原始牛出现，乃发源于印度的中东亚种之后裔——欧亚亚种，自印度迁入，分布在我国北方与西南少数地方。但这种牛的驯化并不成功，最早驯养牛并用以祭祀、耕种是在商代，这时中原地区牛的主要品种为圣水牛和黄牛。西周以后，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黄牛逐渐成为中原牛的代表。牛的品种、用途在汉代得到了继承，反映它在社会生活中场景的图像主要有这几类：农耕、田猎、庖厨以及牛车。而这些场景在今天的乡村依旧可见，由此可知汉代习俗绵延之久。
（一）农耕图中的牛
牛耕在西汉时已被大规模推广，至东汉时期，逐渐从中原地区被推广到长江、珠江流域。牛耕图是画像石、画像砖乃至壁画上常见的题材，目前在陕西、山东、江苏、甘肃与内蒙古等地区皆有发现。画面多呈现一或两牛挽犂，农人执犂并赶牛，奋力耕作的情形，其中二牛抬杠式耕种法较为多见。
如国家博物馆藏一块徐州雎宁双沟地区的画像石，就反映了东汉江南地区使用二牛抬杠式犁耕的情景。此石的左、右、下三边各饰一条菱形纹边带，主体画面分作上、中、下三层。最上层是仙人出行图，中间一层是人物会见图，最下层则为牛耕图。牛耕图的最右端停一辆已卸牛的柴车；中央为耕作图，并排左行的两头牛身装有向上斜伸的长而直的单辕，辕端装衡，一左一右驾着二牛，后面一农夫左手执鞭、右手扶犁，农夫身后随一儿童在撒播种子；不远处，还有一人执鞭驱赶一牛，后随一担夫（图1）。整幅画面展示了农家春耕忙的场景，牛是其中的主角，其身负重物、扬蹄卖力向前驱动的身形，仿佛跃然石上的哞哞叫声，形象诠释着它们对于人类的莫大帮助。
图1 国家博物馆藏牛耕画像石拓本
另外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也出土一套彩绘木牛套长辕犂的明器模型（图2）。
图2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彩绘木牛拉犁明器
（二）田猎图中的牛
田猎是汉代的一项重要活动，既能捕获猎物、满足基本生存，也带有政治军事色彩、能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汉画上的田猎图绘制出了当时社会勇猛尚力的精神风向。
牛是这类图像中常见的动物。比如一块陕西米脂党家沟墓门楣画像石，画面由内外两层构成，外层为云气纹，内层图像则由仙境和狩猎共同组成。在内层画面的正中央，有一座双层楼阁，底层并排端坐两位带翼仙人，楼阁外围绕着蟾蜍、九尾狐、神鸟、捣药玉兔等；在画面的左右两侧则为田猎图，右侧有一人骑角兽射鹿，左侧有一骑马者返身回首、拉弓射向后面一头奔牛，情势危急，扣人心弦（图3）。
图3 米脂党家沟墓门楣画像石拓本
又如安徽淮北北山乡出土一块画像石，画面左方刻一柏树，树顶立一鸟，树下栓一犬，周围还有飞鸟环绕。右方则刻一株合欢，树枝上栖有鸟雀，上空有一彩凤展翼；树下有一人持弓向上射雀，寓意“射爵”；还有一牛拴在树干上，正惊恐望向猎手，扬蹄后退，增加了气氛的紧张（图4）。
图4 安徽淮北出土画像石拓本
无论这些田猎图中的牛是否作为猎物，都体现出了它与人类关系的密切；并且画面动感飞扬，是那个时代精神侧面的写照。
（三）提供衣食的牛
牛也为汉代人提供衣食。牛奶、牛肉、牛骨、牛皮等，都具有实用价值，今人同样延续了对牛这些部分的食用习惯。食牛肉、牛奶的饮食习俗常见于汉代庖厨图。
杨爱国先生将画像石上的庖厨图分作屠宰、汲水、炊煮和切菜四类，椎牛图为屠宰中的一种。椎牛的场面在山东诸城前凉台、沂南北寨山汉墓出土画像石上皆有反映。另外，河南方城城关镇墓的西门下门楣石，上刻牛抵虎图。画面左方为一虎，后肢立地，上半身悬空向前扑，尾巴上翘，正昂首怒目、张口吐舌地恫吼；右方刻一牛，三蹄立地、左后蹄高扬，俯首用犄角狠命抵向猛虎，气势丝毫不弱；而就在牛扬起后蹄的一刹那，一戴尖顶帽的人趁机用环首小刀阉割牛的生殖器（图5）。阉牛是为使之便于耕作，也改善牛的肉质，这一习俗流传至今。另外，陕西榆林横山孙家园子墓门楣石上刻有挤牛奶图。
图5 河南方城城关镇墓西门下门楣石拓本
古人也有用兽皮御寒的习惯，一则经济，二则可能标榜某种特定的身份。比如鹿衣，在先秦已逐渐引申为粗衣，为贫者之衣；东汉时期的隐者处士，也有着鹿衣、戴鹿皮冠的，以此表明淡泊无为之志。又如汉代有著名的“牛衣对泣”之典，此牛衣则指用乱麻编就、为牛御寒的草衣，后世又称作“龙具”。
西汉元帝、成帝时期的王章，官至京兆尹，性情耿直、刚正不阿，素为大臣贵戚所敬惮。可他早年做太学生时，也曾经历过一段穷困潦倒的日子，比如一次生了病，却连被子也没有，只能借牛衣取暖。贫病交加让王章情绪低落，他自以为熬不过这一关了，躺在牛衣中竟感伤得落泪，忍不住向妻子诀别。王妻是古史上少有的留名女子，当然自有一派风范，她并不为丈夫的脆弱所惊慌，相反镇定自若，唤着丈夫的字“仲卿”训斥道：“你瞧瞧如今在京师朝廷里的尊贵者，能力有谁能比得上你呢？可你在生病困厄之时，非但不自我激励、奋发图强，反倒哭哭啼啼的，哪有大丈夫的样？”王妻的见识坚强犹如一柄剑，破开了笼罩的迷雾与乌云，令王章醍醐灌顶，也倍感温馨。后来王章几经波折终于得到外戚王凤举荐、为成帝所用，但他并不买王凤的账，秉公行事，于是得罪了王凤，连同妻儿皆下狱。狱中，王章年方十二的小女儿继承了其母的聪慧，准确预料到其父终会因刚直的性格遭难。随着王章被杀害，其妻儿被流放合浦，直到王凤去世后才得以还乡。这家有慧能的人家后来从事采珠业，勤劳致富，加上时人皆为王章之冤所不平，他们最终在劫后余生中得到了岁月的温柔庇佑。
（四）交通运输中的牛
牛还是汉代陆路运输的重要动力。牛车以车箱上是否装卷篷，分作篷车与敞车两种。王子今先生指出牛对饲料的要求低、力强耐久，虽然行速慢，但在秦汉时期逐渐成为最普遍的运输动力，牛车的普及是东汉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不过牛车规格较低，从西汉初年大约至东汉中期，多用于载物，人乘牛车会被尊贵者所不齿，《晋书·舆服志》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这一风气的转变与为生活便利密切相关。孙机先生认为东汉晚期社会上层出行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其原因之一是牛步徐缓，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并且可自由坐卧，不用像乘马车一样需要坐或立、并保持姿势的端正。
如一件米脂官庄墓门左立柱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几格，在最下一格刻一带卷篷的牛车图像，应为篷车（图6）。又如甘肃张掖高台县骆驼城南出土一辆东汉彩绘木牛辎车明器。辎车制作得机巧，由双辕、车舆、帷盖及车轮组成，车舆前后各有两爿可开合的车门，门框涂褐底黑点，车轴、轮辋及帷盖涂黑色，颇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之势；而拉车的牛则被刻出身体轮廓，由黑线勾勒五官、毛皮，俯首而立，长尾支棱（图7）。
图6 米脂官庄墓门左立柱画像石拓本
图7 张掖高台出彩绘木牛辎车明器
牛之壮美呈现
汉代人发掘了牛的雄壮之美。
（一）斗牛与牛灯
最具动感的牛是处于战斗状态时，画像石上常见斗牛场景。比如山东邹城面粉厂出土一块浅浮雕画像石，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宴乐和农作图，下层从左往右的图像依次为：两人击一人；二牛相斗；骆驼、大象依次向前行；射猎场景。其中的斗牛图氛围激烈，二牛一面扬蹄刨地、一面低头拼命用犄角抵向对方，观者似乎能感受到它们的牛气哄哄，中间有一人似在作裁判，另一人骑在一牛身上也在专注观战（图8）。
图8 山东邹城面粉厂出画像石拓本
汉代人也善于将生活用具塑作动物形状。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一件错银铜牛灯，铜灯由灯座、灯盏和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这三组组件均可拆卸，便于清洗。其中灯座塑作黄牛形状，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盘上笼两片可转动的灯罩，其中一片镂空雕刻，便于散热、挡风和调光；灯罩上扣穹顶形罩盖，烟管一头连接盖顶、一头与低垂的牛首相接（图9、10）。当灯盏中点燃时，所产生的烟尘即上升、经由烟管导入盛有清水的灯座腹腔，得以溶解，环保卫生。巧妙运用导烟管保护环境的原理，在汉代多件灯盏上都有所体现，如长信宫灯以小宫女高举拎灯的那只臂袖作为导烟管；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彩绘雁鱼青铜釭灯，以大雁修长的脖子作为导烟管（图11）。
图9、10 江苏扬州邗江县出土错银铜牛灯
图11 国家博物馆藏彩绘雁鱼青铜釭灯
另外这件铜牛灯的造型美观，铜牛曲颈低首，瞠目张口，双角角根相连、角尖上刺、连贯成一弯月牙，线条流畅；四肢立地，尾卷上翘，体型雄浑。灯座、导烟管和灯盏都施以错银技法，通体光滑、纹饰精美。错银类似于错金，据史树青先生考证，错金技法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在铜器上用金丝、金片镶嵌成纹饰、文字，然后用错石（厝石）在器表磨错平整，形成隐嵌图案的视觉效果，生动活泼。比如这件铜牛灯上即以云气纹为地，夹有奇禽异兽，图形飘逸。
（二）滇国艺术中的牛
汉牛被塑造得最为光彩四射的，当属滇国器物上的造型。滇国畜牧业发达，家养的畜禽中牛的数量最多。滇牛品种也为黄牛，有两种类型，大约一种的角上翘，另一种的角则下垂。
比如国家博物馆藏两件实物，一件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的西汉青铜枕。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该古墓群中共发掘出土6件，这一件作马鞍形，枕面中间平整，两端上翘，如此两头连上中部的轮廓形成一个开口宽阔的弓形，又若一弯新月；两头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枕头的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则以双旋纹、虎纹为地，并排浮雕三立牛，牛的上半身连带牛首凸出平面。在枕背面的三牛侧立，头向右偏垂下，犄角上顶，颈项上的肉峰突起，牛的倔强栩栩如生。而在两端的牛则端立高处，目光前视，双角上翘，重心朝后、身躯微向后倾，长尾下垂，意态庄严（图12）。
图12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青铜枕
另一件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此贮贝器由器盖和器身组成，器盖呈上宽下窄的矮筒状，顶上铸七牛；器身作上窄下宽的长筒形，中束腰，腰部有一对虎形耳，底部有三足。两只猛虎凝神上望，开口露牙，身躯压低，缓步上前，正紧盯前方器盖上的猎物牛群，准备狩猎。而七牛身形健壮，颈项上皆有突出的肉峰，其中六头环绕于器盖边缘，相连前行，或犄角上扬或双角内卷朝下，或侧视或下望；独有一牛伫立中央圆台上、高出其余六牛的脊背，耸然鹤立，昂首仰天而鸣，双角硕大朝上卷翘，俨然为众牛之王，威武无双。在这里，每只动物都造型鲜活、形神兼备，更难得的是虎的狡诈诡谲与牛的威严庄重形成戏剧性效果，具有类似古希腊雕塑人物的艺术魅力，于静默的虚空中蕴含着一触即发的情感与力量（图13）。
图13 晋宁石寨山出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神话中的牛
牛在汉代也被神化，在图像表现上主要有两类。
（一）牛首人身神
第一种是以牛首人身神的形象出现，常与鸡首人身神相组合，多见于山东、江苏徐州和陕北的画像石上。关于牛首神图像的定名，学界有多种观点，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认为他代表西王母，或者炎帝；相应的鸡首神则代表东王公，或者宝鸡神。而据陈根远、李凇先生的相关研究，汉代牛首、鸡首神图像的来源是鲁南、苏北，陕北包括晋西北皆受山东图像的影响。在山东的此类图像中，这两类神多是作为西王母、东王公的侍者存在，因此我们认为画像石上的牛首、鸡首神，可能是主神的侍从。
比如陕西神木大保当出土一块门楣石，画面以夹带飞鸟的云气纹为地，从左右两端到中间的图像相对称，分别为带蟾蜍的月轮、带金乌的日轮，带翼牛首神、带翼鸡首神，直到正中央为一张牙舞爪的野熊（图14）。更具代表性的是山西离石马茂庄西二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侧画像石，两侧画像的两边皆为勾连卷云纹，中间一栏均分作上下两格，上格分别为西王母、东王公，下格分别为执符节的牛首神、鸡首神（图15）。在这对图像组合上，牛首神作为西王母侍从的身份很明显。
图14 陕西神木大保当出门楣石拓本
图15 山西离石墓前室东壁左、右侧画像石拓本
（二）执法神獬豸
第二种神牛形象是獬豸。獬豸是传说中公正执法的神兽，从汉晋时期起，它就被视作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常出现在执法公堂或执法者的衣帽上。关于獬豸的原型，文献中有三种记载，分别是：羊、鹿和牛，其共同点是皆有一角，如《异物志》曰：“东边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而图像资料中的獬豸大多是以牛作为原型，并且它主要是凭借有特色、稳定的姿势保持辨识度，因此与其拘泥于用某种动物形象，不如用其姿态特征来作为判断獬豸形象的依据。图像上的它一般以低头俯身、头顶独角往前抵刺、背部高耸、四蹄触地偶有一两蹄翻跃、长尾扬起的姿态为其特征。陕北、南阳地区的画像石上常见獬豸图像，在组合形式上又各有特点：陕北的獬豸图像被程式化、多成对出现，而南阳的则没有固定组合对象。
陕北画像石墓墓门有一程式，即石面从上往下依次刻朱雀、铺首和神兽图像，其中最下方的神兽多为青龙、白虎，也可能是獬豸。墓门为一对，于是左右图像相对称，形成组合，气势十足，米脂、榆林、神木、绥德等地多见这类画像石。如绥德杨孟元墓的左右门扉，画面正中各有一只铺首衔环图像，瞋目开口，头顶双耳竖立、中央竖一肉柱；铺首上方各有一朱雀，一足轻立于铺首头顶的肉柱上，一足抬起，昂首挺胸，展翅扬尾，富丽雍容；铺首下方则各有一獬豸，俯首前抵，长尾高扬，两蹄立地两蹄刨动，凶猛暴烈的气场与上方朱雀形成对照（图16）。
图16 绥德杨孟元墓左右门扉拓本
而南阳画像石上的獬豸虽也与猛兽相组合，但对象不固定。如南阳宛城军帐营出土一件墓门左门楣石，画面横向，从左往右依次为：獬豸与虎相斗，羽人戏二龙，方士，背景饰以缭绕的云气纹。其中虎后肢立地，上半身腾空，昂首怒吼，威吓面前的挑衅者；但对面的獬豸丝毫不为其所动，俯首耸背，身躯前倾，以其独角挑战王者，气吞如虎（图17）。
图17 南阳宛城出墓门左门楣石拓本
汉代獬豸还有三维立体雕塑形式，也塑作低头、独角前刺的战时状态，相关资料多出土于甘肃地区。如张掖高台骆驼城墓群、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等都出土过木獬豸。又如一件出土于嘉峪关新城乡的青铜独角兽，关于其制作年代，有东汉和魏晋两说。此兽头首低垂，开口露齿，双耳竖立，头顶独角笔直向前冲刺、几乎与地面平行；颈背部一长条鬃毛飞扬，身躯饰有弯曲阳刻细线、代表毛发，背部凹下，前肢挺立、后肢略曲，尾巴宽而扁、高高扬起，整体造型极具动感（图18）。
图18 嘉峪关出青铜独角兽
汉代牛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牛与人类社会的运作息息相关，汉代人不仅需要它以满足生活和生产之用，还将它纳入礼制文化的范畴，赋予它精神信仰上的含义，对其产生敬畏之情。
比如“太牢”，这是源自先秦的祭祀、待客的最高规格礼仪，备全牛羊猪三牲。《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相争时期，陈平为刘邦设计去除项羽的臂膀范增，故意安排在接待西楚使者时，装模作样地“为太牢具，举欲进之”，得知来者并非亚父而是项王派来的后，故意撤换了盛宴，代以低劣的食物，以此使骄傲简单的项羽生疑。古人极重礼，以礼规范等级与秩序，而牛作为大礼中的三牲之首，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又比如汉家天子有赐“牛酒”的传统。顾名思义，牛酒即牛与酒，每当皇帝赦天下、登基或者行冠礼等仪式性时刻，皇帝会面向大臣乃至社会基层人民，赏赐食物，其中的牛可能以整头计，也可能只是牛肉若干。这时牛不仅是单纯的食物，而代表政治殊荣，体现了帝制时期对于天下承平的愿望。
至于汉代人神化牛，可能源于对它超高实用性的认同，还有对其力量的崇拜。我们不难发现，以汉画中的牛首神、獬豸为代表，神牛相较于其他神兽，朴实无华得如同随处可见的黄土，并无传奇与浪漫可言。它之所以能够在汉代庞大的神灵队伍中焕发出独特的光芒，一是因为它的体态展示出为中华民族所欣赏的健壮阳刚之美。汉画上的神牛，战斗时最具爆发力的那一瞬间被捕捉、描摹得活灵活现，仿佛天地之混沌元气就要破茧而出，那是华夏民族遥远而悠长的血脉在激荡。
二则是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它是含辛茹苦、脚踏实地的精神象征，又是阳刚勇猛、驱魔辟邪的正气代表，还是公正严明、威武决断的正义守护者。它的这些特质，体现出汉代人对于公平正直的心理诉求，而这一心理日渐凝结成民族性的一部分，成为优秀的文化传统，滋养着代代国人。
牛凭借它的力量与忠厚，成为人类最密不可分的伙伴，也成为我们民族悠远不断的精神图腾之一。
谁不向往生命中的轻盈与飞扬呢？然而山河岁月，人世百年，总有那么一些难以承受的渡口与关卡，是徘徊退缩，还是哪怕挤在逼仄的流口也要艰难吐丝？都是选择。而牛俯下首来默默承受、耐心耕耘，定要搏得春回大地的韧性，富于启示；危难关头，它又能贲张昂扬、迎难而上，充满感染力。
回首青山依如旧，几度夕阳红。在汉代牛那一俯首、一昂头的中间，不经意两千余年的时光悠悠而过，牛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怦然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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