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的游历
从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8月开始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伊藤博文游历了中国、韩国两个国家。当时，伊藤博文受到戊戌变法运动领导者康有为等人的热烈欢迎。不仅如此，当时西太后一派为了排挤康有为等变法派发动了武装政变，而伊藤博文也被卷入其中。可以说，亲身经历戊戌变法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对于伊藤博文而言也是非比寻常的。
伊藤博文
那么，在中国的这次经历对伊藤博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他的政治构想、外交观念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以为这次中国之行对伊藤博文政友会的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本章中我首先就要对这一点进行论证。
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是发生在组建第三次内阁失败，将政权移交给以大隈重信为首的宪政党内阁之后的事。由于伊藤博文一心推行的政党结成未能实现，伤心之余，他在8月19日从长崎出发，开始了他的中韩游历之旅。在伊藤博文的生涯中，他曾若干次到海外吸收扩展新的见识，深化政治理念，抱着对国家建设的进一步展望回国，从而克服其政治危机。从秘密赴英开始，到岩仓使团和宪法考察，皆是如此，此次中国之行也不例外。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来看看伊藤博文的足迹。
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以后，于22日到达仁川，首先踏上了韩国的土地。25日，伊藤博文又到达汉城，拜谒了在一年前刚刚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就任初代皇帝的高宗。伊藤博文向夫人梅子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朝鲜之国王及其政府之待遇，迄至今日非谁人可受也。”（末松谦澄：《孝子伊藤公》，第347页）此时，韩国在告别了作为清朝附属国的命运之后，重新以“帝国”命名，开始迈向独立国家的道路；而伊藤博文则是让明治日本在顺应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关系中成为独立自主帝国的设计者。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作为古老韩国的新君主亲自向伊藤博文寻求关于施政方针建议的样子。但是，此时的高宗做梦也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人会在几年后作为统治韩国的统监再次来到韩国。
伊藤博文一直在韩国待到9月8日，期间宴请应接不暇。在给夫人梅子的书信中，可以看到“每日每夜之宴，蒙诸位邀请，虽汗如雨下，不辞疲弱，不觉光阴似箭”的内容；亦可以管窥伊藤博文因在韩国受到热情招待而满心欢喜的样子。如同在其他书信中所言，伊藤博文将他在韩国停留期间的心情描述为“如梦之心境”。
宴请与拜谒光绪帝
伊藤博文这种像做梦一样的愉悦心情一直持续到访问中国的旅途中。他在11日抵达天津，在写给夫人的书信中提到“清国之上下，欢迎我之事，非文笔可尽书”。这种让伊藤博文自己都感到震惊的宴请程度，不是仅仅用中韩两国风俗热情好客就说得通的。实际上，中韩两国的政要们对伊藤博文怀有很高的期待和希望，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节通过伊藤博文的书信进一步明确。
日夜宴会甚为忙碌，多数之中国人来请为中国尽力之托付，为络绎不绝之势也。迄今日所闻，皇帝乃甚为贤明之君主样子也，年龄未及二十七岁，若行至北京，有各种之下问，有此传闻。（1898年9月13日伊藤博文给夫人梅子的书信，《伊藤传》下，第396—397页）
由此可见，在中国伊藤博文也被当作是近代化的指南针。从上面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对于中国政要络绎不绝的请求之声，伊藤博文自己也是不置可否。要是能去北京的话，皇帝会亲自垂询吧。怀着这一揣测的心情，伊藤博文在14日到达北京了。
此时恰逢康有为等人在首都北京进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伊藤博文有幸目睹整个过程。维新变法由光绪帝正式颁布政策，是中国进行全面立宪制改革的高潮。在这一情势下，迅速让过去被蔑称为东夷的日本施行宪法政治，推动文明开化，超越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的伊藤博文，无疑被此时的中国推向了改革的神坛。根据当时早期开明人士严复所刊发的日报《国闻报》所记，为了让伊藤博文留在中国，北京方面计划让他担任变法的顾问。（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①，第258页）
在到达北京之后的第二天，伊藤博文与乾隆帝的曾孙、之后又成为清政府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展开了会谈。而且，在五天后的20日，他还谒见了光绪帝。关于这次会见，伊藤博文谈道：“二十日亦有谒见，其接待乃迄今未有之先例般郑重。其后有相当总理大臣之皇族庆亲王之宴请，此亦迄今未有之事也。”（1898年9月26日伊藤博文给夫人梅子的书信，《伊藤传》下，第399页）其实，伊藤博文所谓的破格礼遇是指光绪帝让他坐在了自己的身旁。（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03页）
伊藤博文(左）与长谷川好道（右）一同坐马车准备前往统监府
戊戌政变及其遭遇
戊戌政变发生在伊藤博文谒见光绪帝的第二天。以西太后为主的守旧派感受到了皇帝激进的改革所带来的危机感，于是决定发起一场清除变法派的武装政变。光绪帝被幽禁，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谭嗣同等被处以极刑，光绪皇帝的心腹、力促伊藤博文与皇帝见面的张荫桓则被流放新疆。
26日政变事件尚未平息，伊藤博文在给夫人的书信中，记录了整个事件发展的原委：
然二十一日俄然有变动，皇太后代行政事，此乃今皇帝急于改革之处，万事学日本，衣服等亦改以西洋流，如此之策划尽入皇太后之耳，皆不为采纳。又一说云企图排除皇太后。何为真相耶？实难知晓中国之事。（1898年9月26日伊藤博文给夫人梅子的书信，《伊藤传》下，第399页）
一句“实难知晓中国之事”显露出伊藤博文看到曾把自己推上改革神坛的改革浪潮只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的全过程后所发出的真实感慨。在同一封书信中，还记录了他替张荫桓向李鸿章求情的经过。关于这一点，下文会作详细探讨。
25日，林权助的驻清临时代理公使官邸召开了欢迎伊藤博文的宴会。李鸿章受邀出席了这次宴会，但是在宴会期间英国公使的随从带来了次日处决张荫桓的消息。我想一定是这位随从向伊藤博文表达了“希望伊藤侯爵为防止该处刑尽力”的请求，他才向李鸿章为张荫桓求情的。［《外文》（1），第697页］伊藤博文在先前的书信中也写到，虽然李鸿章与张荫桓之间似乎存有嫌隙，但是自己“以二人同为知交，故云处决一事实为过矣，昨夜务必请李鸿章尽力襄助张荫桓”。从英国公使的请求，足见伊藤博文在国际上颇有声望。
虽然伊藤博文意外卷入了北京的政变之中，但是旅途行程并没有太大改变，他继续自己的中国之行。29日伊藤博文离开北京以后向天津进发，10月2日他又从天津赶往上海，并于5日到达。伊藤博文在到达上海后给夫人的书信中又写道：“不消言到处皆为中国之官吏，迄至学者商人频频寻来，悦我之来游，闻我之话语，宴请之间甚是忙碌。”（末松谦澄：《孝子伊藤公》，第352页）一如既往伊藤博文所到之处无不都是觥筹交错的样子。
13日，伊藤博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沿长江逆流而上去往武汉，与张之洞在汉口会面。伊藤博文刚刚抵达上海，张之洞就派人邀请他到武汉游历，很快伊藤博文也答应了张之洞的邀请。这一次伊藤博文与张之洞的会谈，与戊戌政变一样，堪称伊藤博文游历中国行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关于会谈的意义，我在稍后会谈到。
17日，伊藤博文又从汉口出发，于19日到达南京。在南京伊藤博文见到了另外一位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称政治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不过22日，他就又返回了上海。原本伊藤博文打算再进一步对中国的南方地区进行考察，但是由于日本方面传来自己一手造就的隈板内阁倒台的消息，伊藤博文在接到回国敕令后立刻马不停蹄踏上了回国的旅途，11月7日他回到了长崎。
不过等待伊藤博文的却是天皇降旨让山县有朋组阁的通知。山县内阁全面否定了伊藤博文亲手制定的政党内阁路线，萨摩、长州二藩的政阀们所主张的“超然主义”内阁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增田知子认为“这一举动说明一直以受到天皇信任自负的一代元老伊藤博文也威风扫地了”。（增田知子：《立宪政友会之路》，第238—239页）从此，为了与以山县有朋为主的官僚政阀进行斗争，伊藤博文不得不踏上政党政治家的道路。
不过，如前文所述，我们不能把伊藤博文迈向立宪政友会的道路看作是为当时政局左右的打算和纵横捭阖的产物。正如在第二年宪法宣传中政友会所主张的一样，宪法制定以来，或者说从此前开始，伊藤博文就已经将文明政治的理念植入了宪法政治当中，并且展现出无限的生机活力。对于伊藤博文而言，政党政治并不是政局，而是政治理念和国家构想的问题。我认为正是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才让他的理念得到升华，构想更富有战略性。接下来，我想就这一观点作进一步论述。
伊藤博文对变法派的态度
伊藤博文在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的中国游历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经济分离的中国观。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在政治方面中国将会延续现在的混乱状态，经济上却会产生很大的潜力，对于日本而言，加深中日之间经济上的联系是亟需解决的课题。关于伊藤博文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观察结果，我们逐次来探讨。
首先，关于中国的政治观。如前所述，伊藤博文目睹了那些宴请自己的变法派在一夜之间全部都被肃清，不由地让他发出“实难知晓”的感慨。经过这次政变，不用说伊藤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不过，实际上在此之前伊藤博文就觉得中国的改革很难行得通。表面上来看，伊藤博文在到达北京之际，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派与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之间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之时，而且斗争情势对于变法派而言十分严峻。9月7日变法派罢免了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随后西太后召集军队着手准备进行军事镇压。在这一背景下，维新派妄图通过策反新建陆军统帅袁世凯，进行军事政变囚禁西太后。
伊藤博文就是在戊戌政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奔赴北京的。他的到来，“让逆境中的维新派抱有了莫大的期待”。（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第107页）关于伊藤博文与戊戌变法，参照彭泽周《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第五章。但是，当伊藤博文觉察到变法派的立场，又发现总理衙门的很多大臣并不是完全赞成变法后，他开始刻意与变法派保持距离。其中，特别是维新派罢免了多年以来伊藤博文在外交上的老搭档、老辣且深谙中庸之道的政治家李鸿章，这更加让他对变法运动提高了警戒心。
9月18日是关系西太后一派是否能够翻身的关键一天，康有为到日本公使官邸恳请伊藤博文说服西太后支持变法。但是伊藤博文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康有为难掩失望地说：“侯爵非常之蔑我国也。”后来张之洞为了让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被遣返回国游说日本政府的时候就说过：“传言伊藤侯于到京之日有对康有为不满之言，康遂向皇上密奏，谓勿见伊藤侯，又疏言不可尊信日本。”［张之洞“康有为之事实”，《外文》（1），第738页］张之洞的话自然不能全信，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康有为等人无疑把与伊藤博文的面谈当成是救命稻草，但伊藤博文作壁上观，康有为的满心期待也就让他格外愤懑吧。
上文对政变时候伊藤博文的态度做了简单概述，接下来我们在一手史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伊藤博文对戊戌政变的看法。在《伊藤文书》当中，收录了题为“伊藤博文清国关系资料”（375）的史料，记录的是他与庆亲王、光绪帝的会谈内容。为这次会谈做记录的是伊藤博文出行一定会带在身边的私人秘书槐南森泰二郎（森泰二郎为著名汉诗诗人，负责为爱好汉诗的伊藤博文修改诗文），他用“日本国驻清公使馆”的格子纸做了记录。其中确实留下了伊藤博文“事关国家之利害得失，尤宜慎重周详，断不可有轻躁之行为。故上有老成练达之人，确立改革方针，下佐之以盛壮气锐之士，让其各当事务以成绪，其或应寻绎。万一未细考虑此点，从猝然激进之法，适以只使之乱阶也”的看法。伊藤博文所强调的切勿激进改革、整合“老成练达之人”与“盛壮气锐之士”等要素，对于变法派而言，恐怕除了失望之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过，如前文我们看到的一样，伊藤博文的这种渐进主义本身就是他的政治哲学，从他的口中经常能够听到类似的观点。与庆亲王、光绪帝的会谈，不过是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后对自己观点的重复罢了。
对庆亲王的建议
在伊藤博文与庆亲王的会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于人才培养的观点。伊藤博文回顾了之前担任首相时中国驻日公使向他咨询中国兵制改革意见的经历，并做了如下论述：
当时，余答之凡兵制之要在士官之良否如何，士官之良选，无一不待学校之养成，故当贵国大皇帝直辖之下以兴一之士官学校为最先之务。此不独兵制，诸般改革皆然，较量事之缓急疾徐，不误其顺序为要，若以渐次实行之谓目的，则虽属难事，必见成功。
在伊藤博文看来，军队制度的好坏依赖军官的质量，要想培养优秀的军官就必须把兴建学校当作要务；并且，绝对不能急躁冒进，依照顺序渐次进行才是成功的关键。从后半部分的论述来看，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渐进主义，而前半部的观点也是伊藤博文的政治信条之一。在这里，伊藤博文阐明制度的真谛在于人。换句话说，制度最终全凭人的智慧和学识来运作。对于军队制度，伊藤博文认为：“学校之设立既成，士官之教养，具体如兵卒训练之法，不患其之不精。”也就是说，确立一种制度，无论它怎么不切实际，都应该从人才培养的方式开始做出改变。
伊藤博文的方法论是将制度论回归到教育论，如前所述，在他的思想中，人才是运作制度的关键。可以说，在与庆亲王的会面中，伊藤博文希望阐述的就是要以人为本建立国家。例如，庆亲王曾问：“富国之道如何，其将以海关税为基本耶？”伊藤坚决地回答说：“否，富国之本岂在关税焉。一国之富源在民之殖产。”从二人的对话中，伊藤博文以人为本的理念可见一斑。
伊藤博文认为与其花心思在制度的变革上，不如把国民的活力作为国家所依赖的本源。因此，他强调必须要改革学校制度，让人心焕然一新。在第二年举行的宪法宣传中，伊藤博文反复强调国民在物质上、精神上的活力支撑了整个国家的运行。在会谈中，谈及国家建设，伊藤博文也将自己一直以来的理念倾囊相授给了庆亲王。
对混淆宗教与国家概念的担忧
实际上，中国在维新运动之前也开始意识到学校是殖产兴业的基础，实学应以西方先进技术为基础，因此当时已经设立了多所学校。虽然在变法运动中学校仍然是改革的重点之一，但是关于学校的设立方式，变法派和伊藤博文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
与此前洋务派对学校的改革不同，康有为从普及国民教育的角度出发，主张改革并重新设立小学和中学。（伊东昭雄：《变法维新运动及其思想》，第26—27页）但是，伊藤博文在游历中国之前就不赞同这一方针。他在离开韩国奔赴天津的船上就对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改革怀有疑问，并感慨说：“中国之改革，有日暮途远之感。”同时，伊藤博文还指出：“若余为中国谋，则欲暂措如小中之学堂，而先设立专门学术之学校，兴盛之，养成国家要急之人才，即刻使用于国家有用之事业。”在伊藤博文看来，教育分为“作为人之教育”和“作为国家之教育”，当下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后者，应该将“得国家急用之人才，当国家要急之事业”作为专业教育的重点。（“伊藤侯之清国教育谈”，《国民新闻》，1898年9月2日；彭泽周：《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第292页）伊藤博文关于教育主张的真实意图在于：首先在当下的节点上，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意识上的改革，培养出能够支撑近代国家的国家精英，之后才是渐进地在一般民众中推广教育。
此外，伊藤博文与康有为之间的教育观存在根本上的区别。一般来说，我们会把维新变法运动看作是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论（近代化观点的一种，即把西洋文明当作“用”导入作为“体”的中华传统文明当中）的思想运动。但是，实际上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康有为的思想中也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观点。村田雄二郎指出康有为思想的特征在于将什么加入了“中学”之中。（村田雄二郎：《康有为与“东学”——围绕〈日本书目志〉》）也就是说，康有为主张的是孔子改制的观点，他从中国古典经书中抽出了孔子的思想，并借助使这一宗教思想国教化的方式，达到推动国家改革的目的，这才是康有为思想的独创之处。
然而，对于伊藤博文而言，像康有为那样将宗教与教育乃至宗教与国家混为一谈，正是他极力要避免的。伊藤博文在第二年的宪法宣传中说：“今日已不问宗教之异同，就其行各种所容许之权能，更不咎之，佛教、神道、耶稣教，皆无差异。”（《演说集》①，第181—182页）伊藤博文还谈到官员的任用问题，他理想中认为受到教育的人应该按照他们的能力分配到国家的不同机关。因此，他认为教育、国家应当向“世俗”社会转化，而宗教上需要保持中立。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推断伊藤博文对康有为等维新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始终保持距离的原因就在于对将孔子的教育理念宗教化的倾向抱有疑虑。之后，伊藤博文回国后在拜谒明治天皇上奏报告游韩经历的时候说：“今后皇室对宗教、宗派总体平等，且不应失之偏颇。”（《明治天皇纪》⑨，第560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伊藤博文在中国的改革运动中切身体会到的是，在国家改革过程中万万不可将宗教牵扯其内。因此，从被引入改革中的思想内容来看，伊藤博文和康有为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本文摘自泷井一博著《伊藤博文》，张晓明、魏敏、周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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