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完成工业化与社会转型的国家，留下了哪些历史经验？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实现社会转型从而迈进现代社会的国家。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结构，原有的社会体系容不下新的社会变化，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劳工问题、妇女问题、犯罪问题、贫穷问题、教育问题、儿童问题、人口结构问题等等。研究英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挑战与现代转型的实现路径，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以英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现代社会转型问题的解决路径与历史方案。丛书共九册，分别为《工业革命与工人阶级》（钱乘旦）、《近代英国劳资冲突与化解》（刘金源、初庆东等）、《英国城镇社会转型与发展》（陆伟芳）、《近代人口婚姻、婚姻与家庭》（傅新球）、《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建设》（姜德福）、《工业革命与英国儿童教育》（施义慧）、《英国邮政改革与社会变迁》（金燕）、《英国治安防控与警察发展》（吴铁稳）、《近代英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郭家宏）。

2021年5月8日，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高端学术论坛暨《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天津、南京、长沙、郑州、大连等地的三十余位学者专家与会，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院士，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教授以及丛书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院钱乘旦教授共同为新书发布揭幕。

新书揭幕

在会上，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历史学院教授钱乘旦作为丛书主编介绍了《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我在丛书总序中提到，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建立现代国家，二是发展现代经济，三是建设现代社会。在我看来，前两项任务已然艰巨无比，但建设现代社会这项任务更难、花费的时间更长、需要投入的精力更大。”钱乘旦教授表示，英国是第一个进入现代转型过程的国家，因此它不慌不忙（事实上是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这三项任务；而且，三项任务几乎是一项接一项出现，因此相比于其他国家，英国的发展过程相对悠闲（而且缓慢）——这一过程在英国差不多持续了500年时间。然而，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国家，则必须“追赶”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在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三项任务经常重叠，也就是一项任务套一项任务，也许同时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经历就相当重要。”钱乘旦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大体上处在“第一项任务基本完成、第二项任务成绩斐然、第三项任务刚开始被人们意识到并开始打算去完成的阶段”上。为此，该丛书的九个分册分别就英国社会转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工人阶级、道德建设、劳资冲突、城镇转型、贫富差距、人口家庭、儿童教育、治安防控、邮政改革等九个方面，从率先完成现代转型的英国实践中，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思考中国的问题开辟路径。

《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该丛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随后，各分册作者介绍了九个分卷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作为分册《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的作者，钱乘旦教授介绍了该书的主要观点。他指出，整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一直在争取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英国工业革命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造成劳动者生存状态极度恶化。但是，为什么宪章运动之后，工人似乎就不再反抗、没有斗争了？这是英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工人”内部是分群的，在工业革命时代，“工人”内部最大的分群是手工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区分。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政治运动基本上是手工工人的斗争方式，而不是工厂工人的行为模式，从18世纪90年代的伦敦通讯会到19世纪的宪章运动，都呈现出这一特点。而历史的悲剧是，手工工人是一个被工业革命消灭的群体，当这个群体一点点退出历史舞台时，他们的斗争与他们的存在一同消失了。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遭遇劳资冲突困扰的国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金源撰写的《近代英国劳资冲突与化解》这一分册对英国政府化解劳资冲突的手段进行了探讨。刘金源教授指出，英国劳资冲突的化解，是劳、资、政三方互动博弈的过程，三方在长期互动博弈中建立了一种常态化的冲突化解机制，即集体谈判制，由此推动了一种稳定、良性劳资关系的形成。此外，劳资冲突的化解，除了争议之后的应对，还可以劳工的工作时间、工厂的公共卫生状况、教育、医疗等方面做工作，以避免劳资冲突的产生。这些经验或许能为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提供借鉴。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伟芳在《英国城镇社会转型与发展》这一分册中梳理了英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并讨论了Urbanization（城镇化）一词的界定问题。她指出，这一词汇在英文中的意义明确，是指人口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地区，是城镇和城市形成的进程，指越来越多人在中心区域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但该词在翻译成中文时出现了几种译法：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等，在中文的使用中又逐渐具有了不同的含义。这一词汇最初的含义应该是“城镇化”，但在中国明确被译作“城市化”，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对当时西方城市社会的认知。她还指出，从堡、自治市、城镇、城市，到城市地区、城镇建成区和都市区、集合城市、巨型城市区域……一系列城市概念与范围既反映了英国城镇本身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城镇的概念是与时俱进的。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傅新球介绍了由她撰写的《近代英国人口、婚姻与家庭》。她表示，国际学术界关于英国家庭史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仍存在不少分歧与争议：近代以来英国的家庭结构与规模、家庭关系、家庭情感史，是以变化为主，还是延续为主？小家庭，主要是核心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情感关系，独立于广阔的亲属网络等等，是现代化变革发展中的产物，还是一种长期的结构、英国从近代以来固有的类型？这些问题，学界仍在探讨，未有定论。傅新球教授表示，通过这样一项专题研究，可以思考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这一分册也在试着回应和解答上述关于变迁还是延续的问题。

尽管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就有中学和大学，但社会下层的贫困儿童迈向校门却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施义慧在《工业革命和英国儿童教育》中大量运用18-19世纪英国的一手档案资料，探讨19世纪英国初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并以这一时期英国的贫困儿童为视角，考察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国家、教会与贫困儿童教育的关系。她表示，过去的研究往往从教育史的角度就事论事，但英国形成面向普通儿童的公立初等教育体制，应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解析。英国初等教育如何在政府缺席的状态下发展？教会对贫困儿童的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又为何竭尽所能阻挠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19世纪极尽富庶的英国为何久久难以取缔童工，让贫困儿童进入校门？这些问题都需要从转型时期英国社会、教会与政府关系等多维度的因素中去寻找答案。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确立现代邮政制度的国家。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燕在分册 《英国邮政改革与社会变迁》中从邮政改革这一国内学界较少涉及的研究角度入手，分析邮政在英国现代社会的形成与维持中起到的作用。她探讨了政治变化、经济贸易、技术发展等因素对邮政改革的推动，19世纪现代邮政的确立对英国社会转型的推动，以及英国对中国近代邮政的影响。

英国警察被认为是现代职业警察的开端。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吴铁稳所著《英国治安防控与警察发展》以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为主线，对1750-1856年英国社会治安制度的演变进行研究，探讨这一时期英国国家、社会力量与社会治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治安制度中国家与社会两者责任关系的变革。18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原有的社区自保治安制度逐渐遭遇困境，而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政府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主体。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英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日趋严重，由此带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家宏在《近代英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分册中重点讨论了英国政府在扶贫与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民间慈善工作和工人阶级的自助与互助等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近代转型时期，英国社会还出现了诸多社会道德问题，经济生活中的造假、投机、欺骗、酗酒，卖淫问题的恶化，犯罪问题的增多等等，都与道德失范有极大的关系。维多利亚时代，各类道德建设的组织纷纷涌现，形成一场道德整肃与道德建设的热潮，大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姜德福撰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建设》即围绕这一话题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广林、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侯建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丁见民、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阎照祥等学者对《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进行了评议。与会专家表示，世界史研究领域此前缺乏对某个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的系统研究，《英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在研究上开了先河。该丛书从劳资关系、贫富差距、婚姻家庭等极具现实意义的角度入手，且涵盖邮政改革、儿童教育等学术上拓荒性的主题，既对当下社会变革和转型有诸多启示性的内容，也拓宽了英国史本身的研究。与会学者还为英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下一步计划提出了宝贵建议，如将主题扩展至社会思想观念变革、社会医疗史等领域，将研究延伸至现当代情况的追踪，对英国社会转型的总体特点做更多揭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