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最大贡献，竟是北京话写得太生动了？

《红楼梦》可以说是京味儿文学语言的扛鼎之作，正是这部作品，让北京话，或者说让京味儿文学语言，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不是我一个人。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说：“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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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先生虽然是浙江生人，但长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他的曾祖是江南大才子俞樾，父亲俞陛云是光绪年间的探花。作为世家子弟，俞先生没给祖宗丢脸，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他便跟文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在燕大、北大、清华任教，这之后几乎就没离开过北京。他家的老宅子在东城的北竹竿胡同38号。他在此住了55年，1979年，才搬到西城三里河的南沙沟。

俞先生是1900年生人，1990年10月去世，整90岁，也算高寿。我有幸在他晚年，跟他见过几面。俞先生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而且是教书的，但听他说话，依然带有南方口音，普通话并不很标准。不过，他的口语里，时不时也会带出一两句北京土语。我印象极深的是他聊天时，随口说了两个词儿：“这肯节儿”和“惹娄子”。这可是典型的北京土话呀！

俞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我不失时机地跟他聊了两次《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运用北京话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把人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同时也把事儿写得具体生动，状物传神。

“您觉得《红楼梦》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问俞先生。

“语言。”俞先生不假思索地说：“《红楼梦》里的北京话写得太生动了！”

真是大家呀！多少年之后，我品味着俞先生当年说的话，不能不为他独到的眼光所折服。

我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跟他落魄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正因为他家道中落，怀才不遇，又中年丧子，郁郁寡欢，生活在底层社会，与贫穷的旗人朋友和汉族朋友朝夕相处，掌握了大量的民间语言，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