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熙皇帝去世前储位的竞争格局。在这一时间段内，康熙帝诸子中还具有储位竞争力的主要有三个人：皇三子允祉、皇十四子允禵和皇四子胤禛。其中允祉爵位最高、年纪最长，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依次当立”，不过他虽然有争立之心，却有口钝之疾，且在朝中没有争取到什么特别重要的支持力量，除了陈梦雷找了些异能术士在家求神问卜之外，其他的政治准备似乎不足。也就是说，在康熙病危之际，就算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没有得力支持者的允祉，也难以抓住机会“捡漏”成功。
康熙
十四阿哥允禵的功劳最大，呼声最高，他是八王党的后起之秀，是康熙帝晚年宠爱重用的年轻儿子，只是排行、爵位还处于劣势。他继承了允禩集团大部分的人脉资源，用朝鲜人的夸张说法叫作“军民皆属心于十四王”。如果康熙帝再多活几年，特别是活到允禵兵锋所指，直下乌鲁木齐的日子，那他即位的可能性无疑是最大的。但仅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突发事件而言，远处边地的允禵不可能对京城发生的事做出迅速反应，虽然有允禩、允禟等兄长作为代理人，但与本人在场毕竟有本质差别。一旦陷入破釜沉舟才能取胜的局面，允禩等人肯定不会为了帮他登上皇位而孤注一掷，承担作为国家叛逆的风险。
四阿哥胤禛爵位尊崇，排行虽较允祉稍欠，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畴。一废太子后，他从未在政治上犯过错误，在康熙帝心目中的地位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他本是八王一党的近邻，或干脆可说是其边缘人物，即便渐生自立之心，也仍然依违其间，若即若离。如果说允禵获得了允禩集团的大部分政治资源，那么胤禛则获得了允禩集团的最重要政治资源——亲贵两兼、手握兵权的国舅隆科多。此外，胤禛又和前太子党的代表人物允祥兵合一处，默默积蓄力量，更在康熙帝病危离世的关键时刻抓住机会，打了允祉、允禩等人一个措手不及。
在三选一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先则捡漏成功、和平过渡，后则备受质疑、疲于自洽。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他身上，而是出在康熙皇帝身上。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岁，文治武功，可圈可点。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在对待政权交接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似乎放弃了自己作为君主、父亲的责任，选择了最消极的处理方式——拖延。
康熙帝是个孤儿，八九岁就父母双亡，所以特别重视亲情，对自己的兄弟子侄、宗亲外戚，无不宽容厚待。虽然他熟悉中国历史，也知道至高无上的皇位激起过无数手足相残、萧墙祸起，但他自己的亲兄弟都是缺乏能力和野心之人，让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与经历。从这个角度讲，他对于皇子们的夺位之争预估不足、处理失策，还是情有可原的。
在储位问题上，康熙帝二十二岁立太子，五十五岁一废太子，五十六岁再立太子，五十九岁再废太子，反复折腾、备受折磨，以致心力交瘁、多病倦勤。毕竟，这不是与外敌的军事斗争，不是与反对势力的政治较量，而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康熙帝在“帐殿夜警”事件被揭穿时，痛哭昏倒，当着群臣的面狠抽自己的双颊，可以想见，对一个至高无上、所向披靡的皇帝来说，这是一种何等程度的心理崩溃。一废太子前，他面对的是太子党的暴躁不安、蠢蠢欲动；而一废太子后，更糟糕的情形摆在他面前，众皇子间的群雄逐鹿、喊打喊杀，宗亲贵戚、满朝文武的结党串联、各怀鬼胎，都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他甚至几次公开表示自己有无法善终之虞，所谓“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
康熙二废太子后，储位再次虚悬，朝中人心浮动，多有立储之议。比如康熙五十二年初，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以固国本；同年七月，福建巡抚满保上折请立；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大学士王掞请立；同年十一月，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公疏请立；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奏请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同月，大学士、九卿等就王掞之议覆奏，请立太子；康熙六十年三月，王掞以康熙帝即位六十年庆典为词，再提建储之事，并请放出废太子，随后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联衔入奏，要求早定储位；此外，康熙帝还提到过，李光地等亲近大臣也向他私下建议，早立太子为是。请立者大多为汉人，满保、朱天保虽为满人，却是进士、翰林出身，是满人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批。他们深受汉族王朝“储君不可一日或缺”观念的影响，对立储的要求是很迫切的。
这些人中，朱天保因为明确建议恢复废太子允礽的储位，而引起康熙帝的激烈反应，下旨将其处死；王掞在第二次建议立储时，提出要将废太子释放，也惹得康熙帝大发雷霆，将其子王奕清发配军前。杀人固然过于残暴，但康熙帝的抵触情绪倒也可以理解，凡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性格要强些的普通人，尚且有不能触碰的自尊心，何况当了五六十年皇帝的人。
那么不立允礽，立其他皇子行不行呢？在康熙帝看来好像也不大行得通。康熙末年，诸皇子的矛盾已经彻底公开化了，一废太子后的“民主推荐”活动，也撕裂了皇帝本人和朝中各利益集团的关系，要不是康熙帝在位时间长，本身的威信和独裁程度确实很高，这种表面的和谐都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如果这时候别开局面，立一新太子，太子是允禩一党，则老皇帝被架空夺权；不是允禩一党，则新太子仍然要面对兄弟群臣虎视眈眈的局面，弄不好就会重蹈允礽的覆辙。有鉴于此，晚年的康熙帝，对再次公开立太子之事是比较抵触的，他算是看透了，汉族王朝那套立嫡立长、备位青宫的规矩，在满洲人的世界里，不大行得通。
康熙五十六年冬，针对王掞等人的建储提议，康熙帝再次就立储问题向诸皇子、满汉重臣征询意见，甚至把李光地从大老远的福建叫到北京。按照常理，既然再一次郑重提到立太子一事，康熙帝本人心里至少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但他似乎仍然按照一废太子后公开推举新太子的办法，要其他人先发表意见。雍正年间，允禟所获二十八款大罪中的第二款提到此事，说“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塞思黑陈奏之语背谬，圣祖仁皇帝面加切责。是夜三鼓时，圣祖仁皇帝念及塞思黑之言，益增愤怒，中夜起坐，次日塞思黑即畏惧称病”。允禟有何背谬之处，罪名中并未提及，但无外乎与康熙帝所见不同罢了。或许是像允禟这样的异见者太多，难以达成共识，康熙帝最终没有向群臣透露自己预想的储君人选，或是立储方案。
不过，没有结论，不代表没有态度。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满汉重臣，进行了一次“面谕”，即所谓的“豫立遗诏”。面谕的话说得很重，以至于康熙帝下令将全文颁诏天下时，大学士马齐、李光地等人不敢从命，先“乞请留中”，又“乞皇上裁去数语，以安臣民之心”。面谕的文字版最终没有公开颁布，但其中的一些内容，成为康熙帝“大行皇帝遗诏”的组成部分，在康熙帝驾崩后由雍正帝颁行天下。此外，康熙《实录》也收入了这次“面谕”的部分文字，虽然一定经过了删改、雕琢，但毕竟还能呈现出康熙帝本人的一些想法。
按照《实录》所载，康熙帝从满洲开国讲到自己兢兢业业的五十七年帝王生涯，坦言自己从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起，体力、精力就渐不及往日，近来更是身体虚惫，步履难行，而且怔忡健忘，心神恍惚，很怕哪一天会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大清王朝的败坏乃至覆灭。他提到梁武帝、隋文帝、宋太祖这几位一世英明，但因为“辨之不早”，而不能善终的君主；又感慨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是“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的败笔。他说：现在大臣们建议朕确立储君，让储君为朕分理政务，是怕朕哪天有“猝然之变”，这是不需要讳言的。然而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所谓“分理”万不可行。但是神器至重，如果能够所托得人，朕也愿意优游安适，就是像宋高宗那样退位做个太上皇，也未可知。总之，只要是“终于无事”，就很满足了。你们这些做臣子的，念在朕是五十多年太平天子，又反复叮咛的份上，一定要让朕享“考终命”之福啊！这是朕准备了十年的肺腑之言，如果以后有所谓的遗诏，那这就是了。
这篇“面谕”说得极为恳切、伤感，说到最后，甚至颇有哀求之意。虽然经过《实录》纂修者的润色、删改，康熙帝当时的悲愤之情，仍旧跃然纸上。对于自己的衰老多病，康熙帝是焦虑痛苦的，但更让他恐惧的是自己英雄一世不能善终，甚至由此导致祖宗创立的大清王朝“万事隳坏”。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最坏的结局呢？当然是选择一位合适的继承人，而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尤其要吸取历史教训，慎重从容，及早分辨，不能受到个别权臣的胁迫，也不能出于“仓卒之际”。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谋父辩”中描述的临死前一言而定大计，以及由隆科多一个异姓大臣聆听、传达遗命，就显然违背了康熙帝的本来意志和既定方针。雍正帝后来颁布的，以“面谕”为蓝本的“大行皇帝遗诏”，特地将“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一句删去，自然也意识到个中的矛盾之处。
说到这里，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此时的康熙帝心里，君、储已经不能并存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并存即是“分理”，就一定会造成此前自己与太子允礽那样互相猜忌的局面。所以，一旦找到合适的继承人选，他就要把权力完全交给储君，学宋高宗去做太上皇了。可是，对于一个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掌握了五十年最高权力的雄主而言，难道会因为体弱多病，而心安理得地舍弃皇位和皇权去“优游安适”吗？漫说是皇帝，有几个名利场中的豪杰，能做到不嗜权恋栈，主动退隐的呢？他所举的宋高宗，就是个退而不休的典型。所以，这篇整体呈现惨淡基调的面谕，背后却透露出一个强势的信息：皇帝在位一天，就不立太子。至于“立了太子，皇帝退位”一说，听听而已，万万当不得真。
那么既要做到皇帝掌权时不立太子，避免君、储分庭抗礼，又要达到从容择储，不决大事于仓促之际的目标，什么办法最好呢？难道要向后退一步，恢复入关前的帝位（汗位）推举制吗？康熙五十二年，针对左都御史赵申乔请立太子一事，康熙帝曾提道：“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既然公开提到太祖、太宗旧制，想来康熙皇帝的心里，未必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但退回老路的前提，是皇帝在生前放弃择储的主动权，恢复满洲的部落军事民主旧制，但在皇权已经高度集中的康熙年间，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八旗上层的权力格局，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早就不是草创肇基、强敌环伺时的样子了，一旦出现最高权力真空，当朝皇子、五旗诸王，以及外戚勋贵，谁有资格参与推举，每个人的权力如何界定，都是难解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出大乱子，使大清王朝“万事隳坏”。
《步步惊心》剧照，演绎九子夺嫡
说来说去，雍正帝即位后给出的“秘密立储”方案，或许是兼顾康熙皇帝几重考量的最佳选择。可康熙帝本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好？还是没有来得及？没有明确的证据，是很难讲的。
不过，有个反例似乎可以做出一些解释。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将立储诏书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当时的雍正帝只有四十五岁，身体也很健康。他在世的四个儿子中，长子弘时将近二十岁，已经成人娶妻，但一向不被父亲喜欢，此时恐怕也不在备选之列。其余诸子中，弘历十二岁、弘昼十一岁、福惠两岁，均可称为年幼，先不说才识资质、发展前途如何，在那个青少年早夭率很高的年代，是否都能顺利活到娶妻生子，尚且存疑。所以，雍正帝这一次的“秘密立储”宣誓，并不在于确立储君本身，而在于另外两点。第一，当然是确立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就像康熙皇帝面对三藩之乱，马上立两岁的允礽为皇太子一样；第二，是“以备不虞”，也就是吸取康熙皇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教训，早早把秘密立储的事让“诸王大臣咸宜知之”，公开的才是安全的，省得下一代野心家也浑水摸鱼，趁乱捡漏。在立储形式已经“正大光明”之后，具体储君人选变化与否，不过就是他再写一张纸条的事了。从雍正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将秘密立储方案公之于众的做法看，康熙帝品择诸子，迟疑未决，而突发重病、神志不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当然还有一种较小的可能，是康熙帝在病重的那短短几天，也写过一份立储手谕，还没来得及广而告之，就一命呜呼了，手谕中所立之人，并非雍亲王胤禛，所以被雍亲王一党如隆科多辈寻机销毁，而改传口谕。但是从允禩、允禟等人在康熙帝驾崩当天的表现看，他们对胤禛的即位只限于震惊、不满，并没有拿住把柄，指斥其矫旨篡位。而从各府亲信家奴前后传播的小道消息内容来看，他们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是不明白的，所以说法花样百出，充满戏剧色彩。允禩、允禟在康熙帝身边的眼线很多，类似总管太监魏珠这样的人，都与八王党过从甚密，如果康熙帝真在立储问题上有何重要作为，就算未及公开，允禩等也会有所风闻，稍做准备，不至于表现得这样惊诧失措。雍正即位后，允禟在给允?的信中，有“事机已失，悔之无及”字样，表现出在竞争中没有把握住转瞬机会的懊丧。
事实上，对于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的现实，康熙帝是有心理准备的，也陆续留下一些类似遗嘱的文字。比如雍正帝即位后，很快发现乃父生前留下的一份文字材料，说自己死后，后宫妃嫔如果年老有子，可以各随其子居住王府，阖家团圆；年轻的仍要居宫中，由新君奉养。连嫔妃们的寡居生活都照顾到的康熙皇帝，居然没有对谁是继承人留个纸面说法，看来是纠结异常，难于决断了。
康熙帝酷爱运动，尤其喜欢打猎。从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史料记载看，他凡是在北京的皇宫、畅春园生活，就免不了头疼脑热、手脚不灵，但一到塞外围场，立刻精神振奋，生龙活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帝从北京启程前往热河，这次他留下能力偏弱，但身兼管旗差事的七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三位较年长皇子看家，却破天荒带上了二废太子以后从未随驾出京的十三阿哥允祥。八月初三，康熙帝带着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十三阿哥，以及几位年轻皇子赴围场行猎，九月初回到热河行宫。这段时间，是胤禛、允祥二人难得的交流机会，二人在雍正帝即位之初的默契配合，或许与此有关。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回到北京畅春园，此时距离世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了。大约正因为此，康熙帝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产生了误判，认为自己虽然日渐衰老、百病缠身，但精力体力毕竟还能支持，没有马上到卧床不起的地步。还没想好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还有时间再想一想。
十月二十一日，自觉身体状况不错的康熙帝又到京郊南苑行围。此前十月，康熙帝曾派雍亲王胤禛、皇孙弘昇，以及辅国公延信、尚书隆科多、孙渣齐等王公大臣到通州查看粮仓，十一月初六日查仓完毕，胤禛等人到南苑面见康熙帝，汇报仓务，康熙帝虽然有些虚弱，但仍能正常议事，思路清楚。初七日，在南苑“偶感风寒，本日即透汗”的康熙帝感到身体不适，于当天回到畅春园休养。初九日，雍亲王胤禛受命代行冬至祭天大典。初十日，延信等八旗大臣前去请安，得到的旨意是“尔等不要再来”。延信是肃亲王豪格之孙，康熙帝的堂侄，更是此前入藏之战的头号功臣，宗室中数一数二的将才。如果康熙帝处在病体沉重但又较为清醒的状态，似应接见延信，交代一下西北的军事部署，毕竟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军国大政，还牵涉到储位候选人之一——十四阿哥允禵。但康熙帝并没有这样做，或许此时的他已经过于委顿，乃至意识恍惚，而并非像康熙《实录》描述的那样，还能连日安慰远在天坛的胤禛，说“朕体稍愈”。其时正值隆冬，是老年人的高危季节，康熙帝很可能因为呼吸道问题感染肺炎，触发旧有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很快陷入较危险的状态，无法清楚处置后事。
此际允禵远在甘肃，鞭长莫及；允祉未及准备，失去机会；而胤禛在隆科多的帮助下，利用老皇帝已经非常含糊的表达能力，以及各皇子先后赶来的时间差，锁定大位。先帝没有留下白纸黑字的明确说法，新君虽然没有大将军王十四阿哥那么炙手可热，但毕竟也算可以纳入考察范围的候选人之一，再有手握重兵的国舅现场坐镇，那些事不关己的中立皇子、侍从，当然没有，也不敢有什么异议可言。而允禩、允禟这样自有打算之人，事出仓促，缺乏准备，本人也早已被剔除候选行列，现场除了表达一下情绪上的不满，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传教士马国贤记载了他所看到的康熙帝驾崩之日，畅春园外发生的情况。他写道：“1722年12月20日，在我们居住的国舅别墅（即佟园，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在畅春园东邻）中吃过晚餐，我正与安吉洛神父聊天。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音，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原因，我登上所住的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在往四面八方狂奔，互相之间并不说话。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被告知，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作为继承人。雍正立即实施统治，人们无不服从。这位新帝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是给他死去的父亲穿衣。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戚属们跟随着，在无数佩带出鞘利剑的士兵护卫下，将其父亲的尸体运回紫禁城。”可见当时的武力威慑，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身在甘肃的允禵，虽然名义上是三军主帅，执掌重兵，但由他统领的军队成分非常复杂，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八旗、绿营军队，以及蒙古、西藏、云南各地的部落兵。不同来源的军队各有本部将领直接统辖，且战线拉得很广，如八旗军有西安将军，绿营兵有川陕的总督、提督，各部落兵有本部落的王公、土司。这些将领与允禵只有临时的上下级关系，对外作战时可以听他统一调遣，然而一旦允禵因为皇位之事，需要调转炮口，进军北京，将领们又有几个人能自取“造反”之名，同他一起行事呢？至于跟随允禵从北京来到西北的八旗官兵，可以算他直接指挥的嫡系，但数量不过几千人，家属都留在北京，信息渠道也很复杂，北京大局一定，这些人的想法也未必不发生变化。特别是允禵军队的军需供给，主要由川陕总督年羹尧负责筹措，这更是卡住了他的命门。康熙帝驾崩第二天，雍正帝即下旨：
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着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着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令其酌量奏闻。
年羹尧作为川陕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久在西边，显然要比带着几千八旗兵“从天而降”的允禵更具影响力。胤禛赋予他“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的便宜行事之权，制衡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允禵，确保抚远大将军印顺利交接，允禵只身回京。
（本文摘自郑小悠、橘玄雅、夏天著《九王夺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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