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商交游与江南的鉴藏时尚

丰乐河源出黄山南麓，此后蜿蜒流淌，至歙县城西与扬之水汇合后注入练江，成为新安江的上源之一。若从公元327年鲍南堨之兴筑算起，丰乐河流域的开发历史已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由于水利设施的发达，此处川原衍沃，促成了村落的发育与繁盛，这使得歙县西乡成了皖南低山丘陵地区开发较早且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素称为徽州之“中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之崛起，丰乐河流域的社会文化受到了极大关注，在地文人与过访墨客都留下了不少论著。迄至今日，反映该流域的族谱、村志和契约文书等尚有诸多遗存。尤其是在经济史和艺术史研究领域，此处的影响具有全国性的典型意义。有鉴于此，无论是从历史地理还是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丰乐河流域皆有聚焦特写之必要。

明清时代，在平畴沃野的歙县西乡，新安江上源——丰乐河汩汩流淌，流域内村落星罗棋布，著名的徽商家族望衡对宇。此处系江南各地诸多盐、典巨商之桑梓故里，明清两代，这里先后分别产生过高居中国财富排行榜之首的巨腹商贾，不仅是徽州最为富庶的地区，在中国经济史上举足轻重，而且流域内的各家族古玩鉴藏蔚然成风，诗赋丹青不绝于史，在明清艺术史、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江南文人中流行的“黄白游”，其主要活动也就集中在此一流域。其中，董其昌与西溪南吴氏等徽商之应酬交往，典型地反映了晚明时期“吴人滥觞”、徽州人推波助澜的鉴藏时尚之历史变迁。

（一）徽州旅途中的岩镇和西溪南

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有“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诗句，状摹的是晚明时期流行在士大夫圈子中的一种时尚，也就是“黄白游”（有时亦作“黄山游”）。简单说来，该诗说的是世人皆热衷于前往徽州境内的黄山、白岳（即齐云山）旅行，明的是旅行，实际上很多人是想前往皖南，去见识一下富得流油的徽州，让那里的官府和富商巨贾款待自己，以便获得各类的馈赠与资助。有鉴于此，志趣高洁的汤显祖认为，自己虽然也对徽州魂牵梦萦，但却绝不会随波逐流，跟着那批士大夫前往黄山白岳之间打秋风……

在当时，前往徽州打秋风的固然为数不少，但的确也有一些人对于黄山白岳之美景流连忘返。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3月10日，上海博物馆推出“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并先行出版了《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特集》，皇皇四大册，蔚为巨观。其中，就收录了明人冯梦祯的《行书致勉翁札》：

二月望后，作白岳、黄山二游。黄山游甚艰而奇，千峰如削，层叠如浪。其最胜处曰“海子”，山而海名，一奇；险绝，无琳宫梵宇，托宿草庵，风雨起时恐其飞去，二奇；从来士大夫无游者，仆独得游，三奇；上山下山，住止俱在雾雨中，独登陟时，随上随开，紫翠毕露，四奇……

[明]冯梦祯：《行书致勉翁札》，引自《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特集》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版，页172。

冯梦祯此行，由著名徽商潘之恒陪同，先后游览了白岳和黄山，这在他的《快雪堂日记》卷六十二中有着颇为详尽的描摹。而由此行书可见，对于黄山、白岳，冯梦祯的确有着真性情。

根据此前学者的研究，黄山原本在中国山岳体系中默默无闻，及至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之崛起，在“新安诗派”领袖汪道昆和著名徽商潘之恒等人的推动下，黄山被一步步地推上了“海内第一山”的地位。而这一过程，前后历时不过数十年的时间。

当年，前往黄山的旅途，系由歙县西乡之岩镇往北，经呈坎附近的杨干寺，然后进山。正因为如此，不少前来徽州的士大夫，一般都要先行落脚于岩镇一带，而财大气粗的好事者潘之恒，也就是歙县岩镇人，他曾接待过不少前来“黄山游”的文人士大夫。

岩寺

岩镇今为黄山市徽州区岩寺，明代则属于歙县西乡，此处屋宇鳞密，市声喧杂，时人称之为“万家之市”。清乾隆时代所编的《新安名胜》一书，曾列举歙县境内的名胜古迹，其中就有“岩镇松涛”一景：

横桥斜影漾溪流，野径虬枝响不休。

叠嶂遥临连碧落，层台高处出松楸。

春明柳浪遮红袖，风暖花飞映紫骝。

万壑千岩称胜地，村村点染若丹丘。

该景诗注曰：“郡之西镇，烟火十万家，古迹形胜，指不胜屈。路当孔道，水合诸源，溪桥深邃，亭榭幽闲，概[盖]新安第一镇也。”“新安”是徽州之旧称（但有时亦特指歙县），此处的“新安名胜”即专指歙县一域，其所述年代虽在盛清，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岩镇松涛”等名胜之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路当孔道”，是指此处位于徽州一府六县中最重要的两个县——歙县至休宁的交通要冲，往北则可以前往黄山。个中提及的“村村点染若丹丘”，尤其耐人寻味。“丹丘”一词典出《楚辞》，原意是指民间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在此处则是形容岩镇附近分布着不少富庶的聚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安名胜》中另有一景曰“丰南别业”：

争道延陵氏，名园十二楼。

水中峙台阁，窗外抚松楸。

选胜高踪过，分题野客留。

春秋时检点，一步一丹丘。

末句的“一步一丹丘”，与“岩镇松涛”所吟咏者恰可比照而观。“丰南”也就是西溪南，位于新安江上游的丰乐河沿岸，亦简称溪南，明人汪道昆称之为“诸吴千室之聚”。“延陵”亦即吴氏之中古郡望，这里指的便是西溪南名族吴氏。该诗注曰：“延陵望族秀杰诸乡，缥缈园林，绿溪卜筑，凿池引水，垒石成山，追金谷之遗风，效秦山于仿佛，楼高十二，竹影千行，洵称名园也！”诗中的“十二楼”俗称葫芦门，民间传说园中有狐仙，故名。十二楼为挟赀百万的巨富吴天行始建。据《丰南志》记载：“（吴天行）侍御姬百人，半为家乐，远致奇石无数，取‘春色先归十二楼’意，名其园曰‘十二楼’。”吴天行虽然身体羸弱，但其后房丽姝甚众，当年有“百妾主人”之艳称。其著名的小妾李宛君，系来自南京秦淮河之名妓。据说，该楼后来成为晚明著名盐商吴养春之别业，其间有仿倪云林叠狮子山式，由董其昌题字。

老屋阁：西溪南现存的明代老房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冯梦祯与西溪南吴氏

西溪南位于现在黄山高铁北站附近，在明代是极为著名的村落，当年曾接待过不少前来徽州做“黄山游”的文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冯梦祯走访黄山，就曾流连于此：

（三月十一）同登荫山亭，小坐，周遭大松甚佳，可北望黄山。岩镇万家，见三之二……

十二，……又八里，至溪南，主江村家,园中诸吴三四辈迎于门，……汪仲嘉晚至。江村设夜酌，家中相款。吴飞鸣夜至，小酌园中。燕姬李一侑酒。连日亢热，不能御单衣，得雨良快。雨彻夜，至明不止，寝甚甘。

十三，早尚雨，吴氏诸昆季来拜。日宣，字季常，府庠生；孝廉二，士诲、应鸿；    中翰二，养春、养都；廷羽，字左干，旧识。致丁南羽书。养都，余为司业时门生。江    村见其子芬。冒雨访汪仲嘉，下午冒雨归。溪流急而浊，夜雨彻明。

十四，雨，竟日不止。登楼望水，看赵松雪《千文》二卷，又唐人《火龙烹茶图》、僧惠崇《山水小景》润卿斋中。夜律诗二首。夜雨。

十六，早，雨止，尚寒。吴思古、吴元满、吴元凤来，江村设燕相款，觅戏子不得，以二伎代。汪仲嘉、象先、诸吴慎卿、蹇叔、民望、左干、季常、郑翰卿在坐……

十七同……赴汪仲嘉之席，遂往象先斋中，其居新创，位置甚佳，出旧帖数种相示……

冯梦祯为浙江秀水人，此行系由杭州经陆路进入徽州。在他眼中，徽州“溪清山秀，是宜文物兴焉，不但财赋之饶也”。当时，冯氏风尘仆仆，先到府城，继至岩镇。从上述的描述可见，岩镇正当其人前往黄山之要冲。

在上揭《快雪堂日记》中出场的许多人，在晚明历史上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譬如，汪仲嘉即汪道昆之从弟汪道会，而汪象先则是汪道昆之子。此外，文中提及的“诸吴三四辈”，皆为西溪南人。当年的文坛盟主王世贞曾指出：“歙俗贵姓，而吴最甲；吴谱以十数，溪南最甲。”他所说的“溪南”，亦即西溪南。在西溪南吴氏家族中，吴士奇著有《征信录》，书中曾仿《史记?货殖列传》，概述了明代歙县之富商大贾：

嘉、隆以来，淮海以南富于财者，贾则山西高氏、宋氏、韩氏，歙县吴氏、汪氏。

吴士奇出身商贾世家，后中万历壬辰（1592年）进士，遂步入宦途，官至太常寺卿。他以在乡官绅的身份，参与万历、天启歙县方志之编纂。《征信录》中提及十六世纪徽商西贾中的巨擘，其中的“吴氏”就是指西溪南吴氏。他们以贾代耕，起家肥盈，拥有的资产规模高达数百万两白银，位居明代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

在《征信录》中，吴士奇还指出：“近国有大役，宗人有持三十万缗佐工者，一日而五中书之爵下。”揆诸史籍，“五中书”一作“六中书”。当时，西溪南吴氏累世业盐于淮扬，囊丰箧盈。万历年间，明朝决定派兵援朝，共同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之侵略。当时，西溪南吴氏上疏，表示愿意捐输白银三十万两。为此，明廷诏赐其家，授予吴时俸、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养春和吴希元六人为中书舍人。前揭《快雪堂日记》中出现的吴养都和吴养春，便是其时的六中书之二。文中称为“中翰”，即内阁中书之别称。因冯梦祯曾为国子监祭酒（俗称司业），而吴养都是监生出身，故此处称为其门生。至于吴养春，后于万历末年因析产分得黄山山场二千四百亩和淮扬、天津、杭州等处盐务，是远近闻名的大朝奉。其胞弟吴养泽因不甘心山场为其独占，与之对簿公堂，但并未有结果。不久，吴养泽去世，其门下世仆吴荣侵吞家产，霸占小妾。吴养春将之告至县衙，要求将吴荣置之重典。天启六年（1626年），权阉魏忠贤当政，与养春有杀父之仇的族人吴孔嘉投靠魏忠贤，伺机报复。时值养泽家仆吴荣叛主，魏阉藉机兴讼，将吴养春等人刑拘追赃，最后竟致后者死于狱中。这场惊天之变为祸甚广，甚至延及淮扬、天津等地的徽商、缙绅，以致激起民变——此即晚明历史上著名的“黄山大狱”。吴养春曾捐资兴建崇文书院，培养桑梓士子。其人嗜书好学，喜藏书、刻书，家有著名的泊如斋刻坊，所刊刻者多著名版本，迄今所知如《泊如斋重修考古图》十卷，原图为李公麟绘，由丁云鹏、吴左干、汪耕等摹图，为徽派版画之代表作。

除了吴养都、吴养春兄弟之外，日记中出现的吴廷羽，显然与冯梦祯也早就相识。此人字左干，是晚明著名画家、制墨家，其制墨水平据说与墨商名家方于鲁并驾齐驱，曾参与明代三大墨谱——《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和《墨海》之编纂，是诸书的主要绘图人之一。吴廷羽从小师从丁云鹏学画佛像，“又自出天机，作山水花鸟，气韵生动”。吴士奇曾作《丰南溪山记》，即由吴廷羽为之绘图。

关于丁云鹏，亦即《快雪堂日记》中多次提及的“丁南羽”。此次上海博物馆特展中就有丁云鹏之《云山图轴》，画面上流水浮云岚光隐约，并有丁氏自题一段，叙述创作此图系源自自己激赏的董其昌之《拟小米云山图》。丁氏当时是有感而作，他希望此图能媲美董作，并在日后能得到董其昌的评价。而在该段文字左侧，就是董其昌于同年九月的题跋：“米氏父子画自董艺出，南羽殆穷其渊源者，烟云缥缈，片片欲飞，顾谬称何耶？因观仲榦所藏，题此以志余愧。”字里行间，既赞赏了丁氏的画作，又表达出谦逊之意。

[明]丁云鹏：《云山图轴》

此外，《快雪堂日记》中提到的“诸吴”，还有著名学者吴元满。此人生来就是独眼龙，但家世豪富，在西溪南村中筑一小楼，藏书数千卷，潜心著述，是晚明著名的文字学者。其人精通书法，擅长篆刻，尤喜研习“六书”，编有《集古印选》。同时，他还是“徽派竹雕”的代表人物。其人的一些著作，也多由丁云鹏绘图。

当时，无论是冯梦祯还是董其昌，都与歙县西溪南吴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中提到冯梦祯，说他家藏《江干雪意图卷》（即《江山雪霁图》）。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董其昌将其定为王维真迹并题写了五百余字长跋。冯梦祯死后，其长子伙同作伪者朱肖海临摹了一幅，在前面伪造了文征明隶书引首，并拆装了董其昌、冯梦祯、朱之蕃三跋于后，以八百两白银卖给徽州富商吴新宇。

吴新宇即吴希元（1551—1606），此人为吴养春之连襟，与吴养春等五人一起被万历敕封为中书舍人。曾在扬州经商，家世富饶。史载吴希元喜蓄图籍、古器，“鼎彝在栋，图书在屋”，收藏颇丰。吴养春收藏的唐朝阎立本《步辇图》，吴廷收藏的珍品王献之《鸭头丸帖》和颜真卿《祭侄稿》等，后来皆落入吴希元之手。

董其昌赠新宇（吴希元）山水图扇页

当然，在收藏过程中，吴希元等人也交过不少学费。例如，前述的《江山雪霁图》即是一例。对此，同时代的博物学家、嘉兴人李日华曾记述：“里中有朱肖海者，名殿，少从王羽士雅宾游，因得盘桓书画间。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于鉴古颇具眼，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辄令朱生为之。朱必闭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笔，真令人有优孟之眩。顷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据说朱肖海技艺高超，连号称“法眼”的董其昌，也时常被其所惑。文中的“浮慕”为仰慕之义，含有盲目崇拜的意思，这里提到的“歙贾之浮慕者”，指的应当就是吴希元等人。

（三）董其昌与西溪南吴氏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冯梦祯的徽州之行，在西溪南接待他的是“江村”，亦即著名的收藏家吴廷。关于吴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著名艺术史家汪世清曾有《董其昌的交游》和《董其昌和余清斋》二文已多所涉及。而今，随着“徽学”研究的进展，特别是更多民间文献之发掘，相关研究可望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吴廷又名吴国廷，字用卿，号江村，余清斋主，收藏历代法书名画甚多。此人与潘之恒一样，也是徽商中的好事者，曾接待过不少前来“黄山游”的文人士大夫。关于这一点，《丰南志》卷三有吴廷传：

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斋帖》，杨明时为双钩上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皆刻于万历中。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

歙县西干山“新安碑园”——《余清斋帖》《清鉴堂帖》之现藏地

余清斋石刻目录，见吴吉祜《古衣小记》抄本，私人收藏

《余清斋帖》自明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二年（1596—1614年），历经十八年镌刻而成。原石存于西溪南村，后辗转为岩寺鲍氏所藏。因长期不见原刻本，亦未见《歙事闲谭》《歙县金石目》等的记载，以至于人们误以为《余清斋帖》“皆为木刻，后毁于火”。直到1949年后鲍氏将原刻石献出，世人才恍然大悟。《余清斋帖》现在收藏于歙县西干山太白楼之“新安碑园”，尚存石刻三十六方，绝大部分仍较为完好。

《余清斋帖》为吴廷倾其所藏之晋、隋、唐、宋历代书法墨迹，汇刻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王珣、智永、虞世南、孙过庭、颜真卿、苏轼和米芾等诸多名家名迹，并延请董其昌、陈继儒评鉴，歙人杨明时以铁笔双钩勒石。此帖一经刻本，即受到时人的大力推崇。例如，沈德符就曾指出：“今日新安大贾江村名廷，刻《余清斋帖》，人极称之。用其友杨不弃手笔，稍得古人遗意。”（《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杨不弃即杨明时，此人为歙县邑城人，别号未孩子，其人“聪明妙悟，而于诗、于书、于画，事事摩古，不肯少落时调，不无矜局，然至其合处，则亦今人所无。上路杨氏故富家，而如仲宽诸君，并多好事收藏，不弃晚出，犹及寓目，则已当其散佚之余矣，濡染赏鉴，为吴景伯、用卿兄弟所知，拉入都门。吴兄弟亦负博雅名，不弃虽孤狷，独与交深，物物为其鉴定，一时名噪都下。寻殁于其寓中，吴氏归榇而恤其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杨明时所作的《滋兰树蕙图轴》，由该图题跋可知，当时杨明时客于吴廷余清斋中，而董其昌和陈继儒也多次前来，为吴廷鉴定《余清斋法帖》所收历代名人墨迹并作题跋。

[明]杨明时：《滋兰树蕙图轴》

在吴廷《余清斋帖》的六十五篇评跋中，董其昌就作有十一篇。例如，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王羲之《行穰帖卷》，其上有董氏的四个题跋。其中作于万历甲辰（1604年）的三题曰：“宣和时收右军真迹百四十有三，《行穰帖》其一也。”再过五年，他又有第四个题跋：“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之，但肉眼不见耳。己酉六月廿有六日再题，同观者陈继儒、吴廷，董其昌书。”“己酉”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另外，《霜寒帖》后也有董其昌之跋：“吴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为唐人临右军。既阅竟，中间于‘渊’字皆有缺笔，盖高祖讳‘渊’，故虞、禇诸公不敢触耳。小字难于宽展而有余，又以萧散古淡为贵，顾世人知者绝少，能于此卷细参，当知吾言不谬也。戊戌至日董其昌书。”“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王羲之《行穰帖卷》上的董其昌跋文

关于吴廷，现代著名诗人、历史学家许承尧有《题余清斋主人像》诗：“石渠宝笈斑斑在，名印纵横发古馨，神往昔年书画舫，曾经馋煞董华亭。”在《歙事闲谭》中，许氏还指出：“吾歙丰溪吴用卿太学廷，所藏书画，入清后半归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甚多。其中最著者，贮养心殿上等天字一号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素版本，行书计二十四字。”《快雪时晴帖》自唐以后流传有序，与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为乾隆皇帝所得，贮藏养心殿内，名其室为三希堂。

关于吴廷，迄今为止研究最为深入者为汪世清先生，他在《董其昌和余清斋》一文中指出，吴廷并非起家盐业，而是以经营书画业得以收藏书画名迹，他与董其昌的交往始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

《歙县金石目》中有关《余清斋帖》的记载（西溪南文书未刊稿本，私人收藏）

现存的《余清斋帖》

（四）果园和《清鉴堂帖》

明清时代，江南文人与徽州富商缙绅有着极为频繁的过从。对此，许承尧在《歙事闲谭》卷十二中提及：

祝枝山游歙，主西山汪氏弥月，为书《黄庭》。沈石田游歙，主临河程氏，为画一虎；又主潭渡黄氏，亦留画而去。董玄宰、陈眉公先后至歙，俱主溪南吴用卿余清斋。……又主莘墟吴周生清鉴堂。周生名桢。两家帖皆董、陈为选跋上石。今清鉴堂原石在溪南吴氏，余清斋帖原石为鲍蔚文所得。吾歙摹刻丛帖，以此两家为最著。

西山位于西溪南和莘墟以北，而临河和潭渡则分别位于西溪南东南和东北，此数个村落皆位于歙县西乡的丰乐河流域，当年都是徽商巨贾的桑梓故里。祝允明也曾到过西溪南，作有《溪南八景诗》，其中之一为《祖祠乔木》：“煌煌清庙奠崇冈，灵树擎天拔地强。天子报功惟社稷，云孙追远许烝尝。千寻古色武侯柏，十亩清阴召伯棠。今日孙枝正蕃秀，愿移材干献明堂。”该诗寻流溯源，状摹了西溪南吴氏之世族昭著子孙蕃昌。

《丰溪八景图·祖祠乔木》

迄今，在西溪南一带还留有董其昌等人的一些遗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现在尚未受到当地重视的“果园”一景。对此，清人黄钺在《与巴子（字慰祖）游丰乐溪吴氏园亭》中写道：

丰溪富亭榭，有园名曰果。主人入门右，延客导之左。不辨桃李蹊，一例翠鬟亸。是时雨涨池，周堂深可舸。湖桥三尺宽，野竹乱飞笴。假山故招人，谁使跛御跛。有明吴周生（桢），此间富长者。奔走董其昌（与陈继儒），小像为合写。董时年八十，陈少三年也。周生微有须，四十年上下。小幅闲自题，苏黄漫挦扯。……传闻董少时，教授此村舍。名园十二楼，尚有画一堵。已为俗手更，不蔽风雨洒。同时有二吴，（羽字左干，隆字仲道，皆家于此。）笔墨亦闲雅。合图回廊中，盖亦存者寡。剩有香光题，淋漓题屋瓦。即今墨尚鲜，想见笔初把。我来拂陈迹，水草几没踝【髁】。蹒跚到山亭，茶话可聊且。指点旧池台，兹游难遽舍。高阁面清漪，溪山好无数……

西溪南果园旧迹，王振忠摄

数百年前的暮宴朝欢引觞醉月，而今早已繁华歇而沧桑易，残存的迷人蹊径假山乔木，令人不胜慨叹欲语还休……

揆诸文献，果园相传是由唐伯虎、祝枝山所规划，园内有徽商吴天行之妾琐琐娘墓。上揭诗题中的“巴子字慰祖”，即歙县渔梁人巴慰祖，为清代著名的盐商、篆刻家。当年进入果园时，仍然可见不少香光（董其昌）之题词。诗中提到的吴周生（吴桢），是西溪南北面莘墟的著名收藏家。关于此人，《丰南志》卷三有其小传：

字周生，莘墟人。孝友乐善，昵古读书，收藏法书名画。与董其昌、陈继儒为友，刻《清鉴堂帖》，皆经二人鉴定评跋，其目较《余清（斋帖）》为多，……其昌作《墨禅轩说》寄桢，历叙所见古人名迹，跋者甚众。桢亦以书名，石今藏丰南吴氏祠中。

清鉴堂石刻目录，吴吉祜《古衣小记》抄本

《歙县金石目》中对《清鉴堂帖》的记载

《丰南志》还提及，董其昌寓居莘墟吴祯家最久，为作《墨禅轩说》，历叙所见古人名迹，后有陈继儒、吴士奇诸人跋。“半谓思翁隐以衣钵付周生，盖周生亦以书名也”。吴桢与吴廷同时而略迟，于崇祯年间刻有《清鉴堂帖》。与吴廷相似，他也与董其昌、陈继儒交好，过从甚密，所刻皆经二人的鉴定评跋。

（五）江南鉴赏时尚中的“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

[清]张琦、项圣谟：《尚友图轴》，上海图书馆藏。（三排左为董其昌，右为陈继儒，一排右为李日华）

从前揭的《丰南志》可以看出，歙县西乡的吴廷、吴祯等人曾接待过董其昌、陈继儒等江南文人，而后者皆是江南一带最负盛名的鉴藏家。对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亦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

吴廷便是沈德符笔下的“好事家”。对此，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在《渐江大师事迹佚闻》之五“画迹附目”中也说：

……玄宰与陈仲醇先后来黄山，于是相与交游之侣，如歙吴用卿廷、吴周生祯，皆出古法书、名画共相摩挲。宣、歙旧族，收藏宋元明画既精且富，而购置元四家之画，价增倍蓰。王弇州《觚不觚录》云：“三十年来元画价昂，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正谓此也。歙之丰溪吴氏搜罗倪画，当时最盛。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但西溪南所在的歙县西乡，则是平畴沃野的山间盆地。此处盐、典巨商辈出，是徽州最为富庶的地区。清代乾隆时期佚名所著的《歙西竹枝词》曾曰：“钱多无物足珍贵，不惜千金购鼎彝。汉玉哥瓷投所好，逢人夸说得便宜。”在歙县西乡的丰乐河流域，自明迄清，先后出现了《余清斋帖》《清鉴堂帖》、唐模镜亭刻石以及歙县棠樾盐商鲍氏之《安素轩帖》等，这些碑帖之出现，都与明清两代首屈一指的徽商巨子密切相关，反映了数百年间徽商在金石古玩鉴藏上的深厚积淀。

清代前期的吴其贞，在其鉴藏名著《书画记》中指出：

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至今日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

这段文字是说——明代中叶以来，富商大贾鉴藏之风盛行，其中的“汪司马兄弟”，也就是汪道昆、汪道贯兄弟。而“溪南吴氏”，亦即西溪南吴氏。关于后者，在万历《歙志》中亦有记载：“吴守淮字虎臣，溪南人，负绝异之资，父故饶，虽少孽，犹分钜万，即挟资豪游江淮吴越间，斥买重器，珍藏法书名画，橐垂罄矣。……又斥买经子史集千余卷以归，橐若洗矣。……寻知交于太函二仲以及丰干诸子，结有社矣。先所斥买者，业已散尽。……寻从广陵还里，……竟以穷死。常自言曰：摩娑彝鼎，亲见商周，咳唾珠玑，代宣纶綍，沉酣杯勺，梦入洪濛，虽有南面王，乐不以易此!”对此，汪世清先生也曾指出：“吾歙收藏书画之风始于汪道昆，而实际上以收藏名家的是吴虎臣守淮，但因未留书目，收藏情况已不得而知。继起者三家是吴新宇希元、吴康虞濬及其子士谔字蹇叔和吴江村廷（即余清斋主人），在西溪南多收藏家中是最富收藏的，可惜也都没有留下书目，现在所知只是零星点滴了。”（见姚邦藻等主编《汪世清谈徽州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页2004年版，页15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在徽州收集到西溪南最后一位族长吴吉祜（《丰南志》的编纂者）整理、收藏的一批文献，其中就见有《吴虎臣诗集》的抄本。

《吴虎臣诗集》抄本，私人收藏

从前引《书画记》后所注的“己卯四月十四日”来看，当时已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距离西溪南吴氏全盛时期已过了一段时间，“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其中，吴廷之收藏因其档次高，而有不少为大内所收。据目前所知，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三希”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和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米芾《蜀素帖》等，皆曾为吴廷之旧藏。

汪世清先生曾指出：“丰南吴氏丰富的书画收藏，特别是余清斋殷实的法书宝库，在董其昌成进士以后的艺术生涯中，长期而集中地向他提供珍贵的资料，使他不断地拓开艺术眼界，扩大临摹领域，丰富钻研内容，提高创作意境，从而必然会对他的艺术实践和思想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此一论述，画龙点睛地概述了徽商丰富的收藏对于江南文人艺术创作之影响。而在另一方面，董其昌等江南文人与徽商的交往，亦极大地提高了徽州人的鉴藏水准。这主要表现在——明代中叶以来，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集古玩、文物，曾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至迟到十六世纪，在东南的文化市场上，新安商人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谱”。当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世贞就曾说过，迄至明代中叶，在鉴藏时尚的嬗变中，“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而董其昌与吴廷等徽商的交往，正是吴人滥觞、徽州人推波助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一点，对于晚明的社会文化风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