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全国统考即将来临，一考定终生虽然有点夸张，但高考对个人前途的意义实在非常重要，有人甚至将高考与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类比。事实上，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即所谓国考。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取官制度。此举实是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拐点。
1、废除科举，儒教退场，开启中国意识形态重建之途
事实上，在1905年科举考试彻底废止前，清廷迫于局势，已经在改革了。时人概括取士制度说：“明太祖既一海内，与其佐刘基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
国家开科取士，除了选贤任能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功用。自从元代将四书五经列入科举考试的题库后，科举客观上起到了教化国民的作用。而明初太祖设立八股取士制度，此后士子为了飞跃龙门，将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从上至下，官学到私学，教学内容都是与科举相关的内容。做了官便走上一条相对轻松的人生之路，这件事是全体臣民的常识，实用主义也好，机会主义也罢，儒家的社会规范通过强化教育训练，推行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如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显然老祖宗的学问里找不到出路，而清政府所倚重的人才，科考源源不断地输送新员，却没有适应新时代之栋才。
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封疆大吏阮元认识是取士之法出了问题。他说：“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虽然两个时代国际大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但从人才的品类、数量、质量方面，唐朝确实完爆明朝。
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派对八股取士进行激烈的批评。康有为指出，八股无用，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梁启超等人则要求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维新变法时期（1898年）曾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凡乡会试和童生考试一律改试策论。1901年清廷第二次诏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国家需要人才，办新学，练新兵，选派留学生，国家的教育经费、选官标准，已经转向有西学，清廷中的实权务实派在停办科举上已有共识，袁世凯等人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1905年，朝廷下诏：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制不仅仅是选官的考试制度那么简单，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是“政必须教、由教及政”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科举制度是连接教育和政治的桥梁，也是连接中央政权与基层组织的纽带。
儒教在中华大地绵延几千年，是通过思想文字语言礼俗等日用不知渗透于国人生活的。周作人曾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
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从乡试、会试到殿试，一层层向上集中的，全国的举子汇聚于京城，具有仪式感，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也都设于京师。京师汇聚了国内最精英的学者和机构，从乡间到京城，科举将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不同民族的读书人联系在一起。
废除科举后，四书五经不再是必读书，没有政治做保障，儒教作为意识形态，一步步走向崩塌。中国自宋以后，是士大夫的政治。强调道德教化的儒教政治，有其合理性。然而，现代化是全新的一套生活实践。吃穿住行，有了新的样式，有配套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即使是最传统的老学究，亦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人了。
举个例子。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山西的刘大鹏失去了举业改变人生的机会，但他一生以“士”自居，自认保持着士的心态。但现实比人强，为了谋生，他不得不迎合新时代，学习新生活，他做过塾师、小学教员、校长、县议会议长，晚年经营小煤窑！
科举考试象征着朝廷自动放弃传统，而新的意识形态还未建立，大清就亡了。
2、废除科举制，埋葬了四民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
士农工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工与等级。耕读之家，是传统中最受人尊重的家庭，其次是工匠，商人虽然有钱，却无法与前两者相提并论。
中国是农业国，有世界上最严重的重农抑商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务农是无法发家致富的，当官可以。“学而优则仕”，由科举入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到了退休年龄，在老家买房置地，封妻荫子，日子过得美滋滋。
当仕途不止科考一条时，事情就发生了变化，道光以后，捐官越来越多，洪秀全就有一个拿钱买来的功名。不用读书就能当官，谁还去头悬梁锥刺股。经商获得财富最快。到1905年的时候，社会已经变了。经商的人越来越大，放弃举业的也越来越大。
甲午战后，留学的越来越大，去日本近且便宜，西学比中学更容易得到功名，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现代工商业从沿海慢慢延伸到内地。人们有了更多职业选择，读书做官不再是唯一正途。作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生存状况日趋恶化，百无一用是书生，当不了官就无法发家致富，那些脑袋灵光的家庭便把聪明孩子送去学商。
与之相对应，晚清政府在西潮的冲击下，调整了“重农抑商”政策，晚清政府在因西潮冲击而产生的“商战”意识推动下，大力发展商务。中央成立了商部（后改农工商部），各省及地方也成立商会。一般商人也都认识到“国家郑重商务”。因此，商人社会地位日增，传统的四民社会架构已很难维持。
罗志田先生总结道：“旧有的士人谋生既难，新的士因科举制的废除已不能再生成，士的就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其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
当士人失去当官的光环，当读书人从偶像成为凡人后，其普通人的劣质一面便会被放大，过去，士人是四民之首，是社会的道德楷模。当士人变得又穷又没有前途的时候，人在困境里，是无法体面起来的，如此又怎么能做大家的榜样呢？
晚期经世之学大热，经世之学主要是西学，读中国古书的传统士人，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立足。传统读书人是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的。如果是生在大都市，如京城或通商口岸（譬如今日之北上广），对社会变化能更快把握，而在内陆地区，读书人的困境更大。
虽然说废除科举是必要之举，但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一项本着救亡的政策，往往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废除科举制度就是。政府坐视四民之首失其业，谋生无术。这么大一项社会工程，一纸诏书无法完工。新学堂不足以取代传统教育提供的人才资源，传统教育出来的人才被弃若敝履，在读书人心里，清朝也可以当作敝履被丢掉了。
3、废除科举制，标志着中央王朝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清朝是中央权重达到鼎盛的时代，然而到了晚清，地方势力开始兴起。太平天国是谁平定的？八旗、绿营战斗力为负，以至于连乌合之众的流寇都搞不定。最后还是在家丁忧的曾国藩兄弟自筹资金，带着湘军将太平天国一举剿灭。
其后湘军、淮军在平乱、外战都是主力。而曾国藩等人未像唐代藩镇坐大，但地方势力越来越有话语权，已经无法阻挡。地方享有较为独立的军权、财权，各地自行编练军队、增派捐税。庚子之乱，东南六省通电“互保”，直接与外国订立合约，保持中立。此时地方大员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各地效仿袁世凯纷纷练新兵，富国强兵，这是清朝最后的挣扎，然而，也正是这些挣扎，加快了其覆亡。
最初练兵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是正儿八经科考出身，是中央派到地方的官员，对中央王朝有很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科举废除后，不论是新兵还是新的士人，早就对王朝有了离心力，在他们中间宣传建立一个新的富强的由汉人组建的新国家。在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时代，恢复中华的观念特别有市场。
有了目标，还需要有条件。1905年以后，地方势力可以在财政甚至军事领域取代中央政府，因此，武昌的新兵，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追本溯源，1905年，实在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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