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知识越多，越如何？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何博超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544页，68.00元

二十年后，当焦头烂额的尼克松对自己的发量不再有信心的时候，他才会开始回味1952年的这次压倒性大选中自己如何巧妙和粗暴地将“蛋头”（egghead）一词“刻在”谢顶而斯文的阿德雷·史蒂文森身上却又不会让人联想到艾森豪威尔。

在清心寡欲的知识分子看来，发际线后移是他们信仰理性、为之剃度的自然标志，但这也给对手提供了污名化这一群体的机会。尼克松的话术滑稽可笑，却又是1828年大选的重演：那次毫无下限的谩骂竞赛开启了一种将智识、文化和高雅当作靶子或者替罪羊的修辞模式，也让白宫成为了拉伯雷式的狂欢地。老胡桃木的幽灵，不分党派地变作一个个亲民反智、激情四射、口水四溅、生怕人们不知道自己具有男性性征的竞选者，他们笼罩着所有优雅而不安的昆西·亚当斯，还有随之躺枪的知识人士，霍夫施塔特（1916-1970）就是其中之一。    

那个大选年，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进行沃尔格林讲座（Walgreen Lectures），讲稿就是《改革年代》的雏形。对小罗斯福和文人改革派的青睐令他对这次大选极为失望。他转而投入到对另一本书的七年的写作中，成果就是颇有争议但令他声名更加远播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以下简称《反智》）。该书的第一章就是对选举的回应，但在讽刺麦卡锡和右翼共和党时他的文字还是保持住了克制，这不仅是因为厌恶已深所以麻木，还由于他依然想采取客观中立的学术方式展开研究，取代徒劳的互骂，而且他对下一个十年充满期待。不过反讽的是，《反智》的出版之际正是书中极为褒奖的那位礼贤下士的天主教徒总统的遇刺之年。

如题目所示，他将这一思潮的论域设定在了一般性的“生活”中，而不是抽象的美国精神或其意识形态，这样，反智思想似乎成为了合众国的活的现象，它不是一时流行，也非由外部感染；它是先于国家而无处不在的文化基因。他从宗教（第二篇）、政治（第三篇）、商业（第四篇）、教育（第五篇）四个方面展开了“现象学”和社会学式的考察，这些地方几乎囊括了美国生活的一切。1938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的霍氏，一直奉行自由左派的批判立场，在这本书里，美式的民主与平等的美好理念被鞭笞得体无完肤。如霍氏的传记作者布朗（David S. Brown）所言，这本书是有史以来“对美国民主的最令人不安的批评”，它主张“美国独特的民主制度——在边疆、资本主义、新教福音派的巩固下——令国家尤其容易受到群众的伤害”。（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传：思想传记》[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作者关注的“群众”范围很广，从政界的头面人物到基层平民，从产业大亨到个体商贾，从宗教领袖到普通信徒，但就社会层级来说，主要以布尔乔亚为主，尤其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巴比特”（Babbitt）；他也更多地着眼于“黄蜂一族”（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他对反智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这些群体的某种负面情绪及其起源的剖析，因为反智主义“是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它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这样的恨意直指高知（highbrow）、科学和高等教育。此外，《反智》也聚焦了他们在鄙视智识时所表露出的话语方式、习惯倾向与精神状态。

此类研究并非孤立之作。战后美国的形势以及麦卡锡主义的肆虐催生了大量对中产群体心理进行类似冷静探究和历史反思的作品。其中有的影响了《反智》一书，有的可以与之对参。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白领》（White Collar，1951）、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自由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60）、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美国历史的反讽》（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1951）、利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1950）、波特（David Potter）的《富足之民》（People of Plenty，1954）、怀特（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1956）和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等等。但是，只有《反智》代表这些著作，说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实话。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基于一种透着精英气的研究，他从上述的四个方面分别选取了若干对象展开分析：宗教上的福音派信仰以及历史中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政治方面的民主制度、阳刚气的总统和反改革的政客；推崇实干的商业大佬及其文化，还有自我奋斗的白手起家者；平等教育，以及取代学术训练、着眼于实际的“适应生活”运动，连带着还有杜威的实用性的教育哲学。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反理论，反专家，反文化，反建制，用“常识”代替“智识”。

在霍氏看来，这样的常识是人的一般智力的运用。智力不像智识一样具有批判性、反思性、创造力、想象力，后者自古希腊以来就作为神性的努斯（nous）体现了人之高贵。智力仅仅是掌握、控制、重组和调整之类的一阶技能，非人所专有；而智识是自反的，审视自身的理论能力，它复杂、深奥而成体系，数学、物理、哲学等基础性科学都是最典型的代表。反智者未必反对理性，但他们只信任直接而简单的知性活动，他们心存“百分百心态”（one hundred percent mentality），不愿意深入地反省，只以实用、技术、经验为圭臬，有的还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智识就是某种烦琐、不接地气的鸡肋或赘疣。

可以发现，无论任何领域，无论任何阶层，都弥漫着这种反智的思潮。吊诡的是，当慕迪、桑迪、老科内利尤斯·范德堡、布莱恩、老罗斯福、威尔逊，为了热爱民众，为了藐视精英，而表达出反智观点时，他们恰恰才是国家真正的精英，他们控制着所有人的信仰、财富和权力。换言之，知识分子成为了他们保全自己、拉拢选民、捍卫民主的代价或牺牲品，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实际中。1912年竞选期间，威尔逊在演讲里主张民主的政府不该由专家来掌控，而经常出入工人俱乐部的他，认为自己在那里听到了最为睿智的政治洞见，当他这样说时，脑子里恐怕只有选票。

那么，对于精英来说，反智的话语也许只是一种修辞。然而在平民那里，它是实实在在的心态。当智识不再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属于美德的时候，面对理智的不足，人们会心安理得，因为重要的是个体的思想自由，是平均式的言论同等，而不是自身智慧的提升，不是如何掌握专业性的说话“资格”。为了弥补欠缺，实践、实际、实干、实用、务实成为了治愈的良药，能让人以反智为荣。当某种知识高深莫测时，可以说，这不切实际，由此，智识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削弱。

当然，作者并不是反对实践，而是抱怨对理论的轻视，对知识分子的冷落与敌意。他希望在民主社会中，智识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位置，仅当它有了游戏与虔敬的空间（这是霍氏设定的知识分子的两大特点），民主社会才是健康的。如果反智也能成为政治正确，拥护智识又为何不可？作者似乎回到了苏格拉底受审（《反智》中暗示了这一点）以及哲人王问题。这样的崇高地位，柏拉图很早就进行确立，但他要承受卡尔·波普将之视为极权起源的批评。反智者往往将智慧水平的卓越替换为一种权力或者资本上的独断与专制。当人们去医院的时候，只愿意寻找技术更高的医师，但在处理社会、政治、商业问题上，反智者却总是比专家还要自信。

不过，芝加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认为，这样的埋怨或许有点矫情无理，他不认为知识阶层是边缘的，美国的知识分子恰恰受到了实业界和政府的青睐。他批评说，霍氏只是打着文化批评的旗号，为了维护智识的特权而攻击美国的实用做法。类似的批评还有很多。本身就享有社会优越性的霍氏，对这一点或许再清楚不过。（《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传：思想传记》，第139-140页）除了要求重视之外，霍氏很可能也希望智识拥有独立而自由的地位。但这本身就是悖论。为了独立，智识就要依赖身体，知识也要变现，知识分子还要擅权，否则无人听从。它不可能像《云》里面的苏格拉底一样悬在高空。当给予充分的自由时，它也会随着欲望而作恶，因为它离不开物质与实利。

在本书里，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的权力、资本、民众围绕着智识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它与这三者保持着一向不稳定的距离，它很难处于正中的位置从而游刃有余。它必须有所“依附”，而这三者又会反噬智识。当它移向权力时，官僚制会吞没他的自由、理想、事业心、委曲求全的初衷。左与右、驴与象，除了政策和口号不同，庸俗起来，油腻都是一致的，它只能与之合流。当转向资本时，游戏性会被牺牲，虔敬也不再可信，换来的经济优势，让知识分子像天花板的吊灯一样俯视地面上谩骂的人群。当他偏向民众时，却又自觉格格不入，会像霍氏那样，彷徨中对普罗阶级深感幻灭与失望；清高而难以和光同尘的个性，甚至令他渴求喝上一杯让灵魂不朽的毒芹酒；而在民众这边，他们既有理由相信这些高深的专家，但也有理由怀疑这些对自己生活指手画脚、仿佛策划着某种阴谋的人，他们需要的是苹果籽强尼（Johnny Appleseed），而不是智囊特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就知识界自身来说，他们也要受制于彼此的攻击，因为他们四分五裂，各自倾向这三个方面，继而内讧不休，最激进的反智者往往也有知识分子自己。精神的独立似乎只属于神，而不属于人。

无论《反智》引起的争议如何，这本名著的遗产的确用之不竭，之所以如此，因为就像霍氏洞察到的那样，反智现象在美利坚周期性地轮回。我们立刻能想到小布什如何煽动民粹，子承父业的他，重新标榜自己是平民的代言。正如林（Elvin T. Lim）在他的深受《反智》启发的力作《反智总统》中所揭示的：从修辞三要素来看，实质论证（logos）贫乏、品性（ethos）虚伪、激情（pathos）泛滥的反智措辞成为美国竞选中招揽民心的重要利器，它也是总统职位不可或缺的特征。（The Anti-Intellectual Presidency: The Decline of Presidential Rhetoric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George W. Bush，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尤见第77，100-114页）如果这本书再晚出几年，作者就会看到更极端的例子：在读书和不读书之间处于薛定谔状态的“懂王”，将反智的思潮推向新的高峰。尽管除了煽动白左与红脖的斗争之外，手段毫无新意，依然是营造建制与民粹、贵族和平民的对立，但却造成了国家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撕裂。在反智的思潮中，本可应对疫情的社会良序受到了摧毁，理性让位于盲动和谜一样的“普却信”。

值得一提的是，与反智构成对应特征的就是霍氏在另一本书里提出的美国政治（尤其是右翼政客）的“妄想症风格”。此类病症有着受迫害的臆测，是慢性的精神失常，它狂热，多疑，具有攻击性，言辞浮夸，耸人听闻。其代言人总是认为自己的国家、文化、生活方式会遭到攻击，而他还一向颇为理性、无私、正义，满怀爱国之心。（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页）霍氏在论述这一病症时虽然没有提及反智，但可以推断，这一思潮恰恰是此类心病的重要表现。不过，小施莱辛格的传记作者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授奥尔德斯（Richard Aldous）在去年的书评中指出，霍氏是通过自己的特权地位和“身份焦虑”来看待美国的，他本人恰恰也陷入了夸大民众影响的“妄想症”。（Richard Aldous, “An Egghead and Proud of It”，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20年8月7日）这也许正确，无论如何，脱离群众都是知识分子经常面临的指责，尽管真理有时候在这些少数派的手中。

我们不能忘记，《反智》虽然采取了学术性的方式，但如作者所坦承的，它本身还是“个人之书”，而非“正规的历史”，它也是意气之作，其中的材料都依照了霍氏私人视角的筛选。对此，奥尔德斯就指责霍氏轻视史学文献的阅读，而自视为社会科学的先驱，但他又缺乏这方面的严格训练。霍氏的同事史学家香农（David A. Shannon）甚至认为《反智》不是科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法斯（Paula Fass）在称赞《反智》的精彩之后，也评价说，该书就其作为历史著作和社会评论来讲并不成功。这一点，霍氏恐怕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认为《反智》的工作到底是“百无一用”，这样的“自我揭露的练习并没有揭示出他想要的”，他还意味深长地表示，“是《反智》写出了他，而不是他写出了《反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传：思想传记》，第140页； “An Egghead and Proud of It”，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20年8月7日）同行的批评既有客观理由，也有立场和旨趣的分歧，他们或许是不喜欢霍氏身为严肃学者却成为 “反智主义”“妄想症”这样的流行语的发明者，或许是不满意霍氏反民主的贵族派头。

但无论如何指责，在美国，反智都深入骨髓，也许它就是骨髓。曾经在这里，“老师”“知识分子”这样的词都可以当作骂人的脏话。而如今，随着科技显露出优势，geek或nerd这样的词也渐渐具有褒义。人们还是清楚：讲真，“老九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