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对谈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办，以唐张彦远家收藏的《清夜游西园图》的流传为切片，尝试透过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解剖分析权力起伏、官僚交往、文化好尚和居住空间等各种因素所带动的事件发展，启发读者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寻找接近古人的世界。
宁晓萌（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的学生一般专注于书画史、书画理论、图像志等方面，而对于书画的社会性因素和历史学材料关心较少，对于鉴藏史的考量也不多。史睿老师的研究可以帮助同学们开拓眼界，拓展材料的范围。
史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我的报告是以一件作品及其故实为核心，通过多维的展开，把唐代鉴藏活动放入长安的空间维度和社会维度中做一个动态观察。作品在此等同于生物学中的同位素标定，即通过生命体识别鉴藏家的学术传承、交游关系、居住环境，看它在长安这个空间、唐代这个社会中的流动，以及在这一流动中牵扯到的人和事，展现其内部的复杂关系。
长安作为大都市，同时亦是收藏之都、法书名画聚集之地、全国最大的书画市场。各色各样的好事者都参与到收藏活动中，既有世家大族、新兴士族、科举家族、勋贵家族、一般文人，甚至还包括贩夫走卒和书画商人。
从空间上看，长安的宫门，太极宫的朱雀门、大明宫的丹凤门，把长安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宫廷，一个是坊里和市肆。书画藏品以购买、进献、宣索以及赏赐、盗窃、战乱散佚等方式流动。终唐一代，总的趋势是内府收藏渐渐流入私家，而私家秘藏则随着权力、文化、家族等因素再行分配或重组。当我们把视线聚焦在一些顶级作品上，就可以观察到藏品在时间、空间、社会阶层中的流通轨迹。比如张彦远家族藏品的流转，就凸显了唐代长安社会整体的脉动及其机制。
唐太宗酷好二王书迹，当时所有珍贵藏品均纳入内廷，外界难得一见，摹本亦是。太宗、高宗时期，内府御用拓书人（比如冯承素、诸葛贞、汤普彻）只有在太宗命令下，才能传拓御藏法书，用来赐予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高官、外戚，非有敕令不得擅拓。《冯承素墓志》对于摹写兰亭只字未提，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因此，外间流传的内府所藏法书名画拓本数量极少，太宗朝时仅有八人，高宗朝有六人得到过御赐拓本。也有御用拓书人为了牟利，偷偷拓出摹本在市场上贩卖，外间才稍稍得见。据张怀瓘《书估》记载，这些摹本的市场价格非常高。
作为宫廷之外的收藏家，张怀瓘在《书断》中感叹自己无法得见内府收藏。稍晚一点的徐浩因为受到肃宗赏识，成为肃宗、代宗时期内府重要的鉴定人，不仅见过御府收藏，而且在安史之乱后为帝国收拾散佚的二王书达二百余卷。通过徐浩、武平一的记载，可知武后、中宗时期内府珍贵书迹不断向外郭城的贵戚、公主家流动。比如，据徐浩《古迹记》，宗楚客曾得到二王真迹二十卷，还装成屏风向同僚炫耀。根据《徐氏法书记》可知，同时代的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也都得到了赏赐，而且请当时的重要鉴藏家来“评善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会改变宫廷原来的装裱方式，通过更换裱轴变成私藏品。
至于河东张氏家族，从张嘉贞到张彦远五代和唐代相始终，其家族变迁和唐代内府收藏的聚散有所呼应。张嘉贞是玄宗朝宰相，张延赏是德宗朝宰相，张弘靖是宪宗朝宰相，张文规是宣宗朝桂管观察使，张彦远是僖宗朝大理寺卿。就是当内府的皇帝喜欢书画的时候，书画当然向内府流动，这时侯私人藏家手里的藏品也会向内府流动。当发生变乱，或者是因为权力需要，皇帝把内府的书画赏赐给外臣或者是流出宫廷。这些私人收藏家以各种形式把些宫廷所藏变成自己的私藏。
我们从〔图一〕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箭头向下是藏品向内府汇聚的时代，箭头向上大致上是宫廷藏品向外间流散的时代，大致上张家五代收藏的形成期就会对应内府藏品的流散期。
〔图一〕
有关张家的石刻史料，有《张延赏墓志》，张家历代神道碑，乾嘉之际的著名金石家都有著录，但文本大多已不可读。张延赏、张弘靖的神道碑有录无文。新出土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张延赏次子张谂墓志，撰写者就是他的哥哥张弘靖。
如果把唐代重要的鉴藏家族放在长安宫廷坊里平面示意图上看，会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长安的“都市核”地带。“都市核”的概念是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以东市为核心，以大明宫、丹凤门向南的条街为重要的交通线的这一片区域，即包括平康、亲仁、安邑、永宁四坊，是长安最重要的核心地带。这里既是信息流通的重要地带，也是长安官员的聚居场所，重要历史事件多发区。唐代重要的鉴藏家，尤其与下文提及藏品有关的重要鉴藏人物均居住在以长安都市核为中心，向外扩展至南边的修行坊西南的靖安坊、长兴坊，以及西北的开化坊等地区。
大收藏家张彦远的弟子李绰著有《尚书故实》一书，尚书即指张彦远，追述他的一些旧事，所记亦可得到其他史料佐证。其中一则有关《清夜游西园图》。这幅东晋顾恺之的重要作品，有梁代诸王跋尾，经唐初褚遂良装背，为贞观内府藏品。安史之乱以后，画从宫廷中散出，由张惟素收得，后来传至张彦远的祖父张弘靖。在元和十三年（818）时，由宪宗皇帝宣索，进入内府，当时由李德裕作进献表。之后，又由宦官崔潭峻从宫廷中偷出来，再次流落人间。张惟素的儿子张周封在长安居住的时候，某天忽然有人拿了这幅画求售。张周封认出了这幅画，于是毫不迟疑地以几匹绢的低廉价格把它买下了。大概一年之后，忽然有一天有人敲门，自称他们是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派来的。说仇中尉传话给张周封，听说《清夜游西园图》在你家，想来你现在赋闲在家也挺穷的，我们愿以三百匹绢的价格来买你这幅画。仇士良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宦官，张周封不敢迟疑，于是就马上把这幅画交给了来人，第二天收到了之前承诺的三百匹绢。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发现，其实买画的人不是仇中尉派来的，而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原书称“力足人”），想求江淮大盐院的职务。当时的盐铁使、宰相王涯酷好书画，特别想得到《清夜游西园图》，但是他又没有办法从张周封手上买到。于是王涯对这个“力足人”说，如果你能够帮我访得此图，我就答应你求官的请求。于是求官的富人就通过诈骗的办法赚取了这幅画。历史上“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王涯使人赚《清夜游西园图》却是一件真事。那么以这个故事为核心，我们再来看看一幅名画在中晚唐长安社会中是如何流转的。
首先，《清夜游西园图》的主题来自曹植的《公宴》诗，其中一句“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描述的景致就是邺城的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及其附属的西园。当时，曹操和他的诸位公子，比如曹丕、曹植，还有建安七子这些文人等结伴在西园中游赏，宴会结束之后，他们趁月光皎好的夜间来游赏园林，也就是所谓“清夜游西园”。
《清夜游西园图》被张彦远家族收藏的时间，据我推测，大概在元和初到元和十三年进奉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张彦远刚刚出生（元和十年）不久，不过他对这幅画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因为在其《历代名画记》中，他对顾恺之的人物画是最为欣赏的，称“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知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由此来看，他对于家里的收藏历史，特别是此类绘画都有了解。再有，张彦远在第五卷顾恺之条目下面的记录，提到顾恺之“《七贤》《陈思王诗》并传于后代”。陈思王诗画的内容是什么呢？最有可能是以公宴为主题的《清夜游西园图》。张彦远很明确地知道他家曾经收藏这幅图，而且把收藏的经历讲给了他的弟子李绰。虽然在《历代名画记》里没有谈及这一故事，但却被他的学生李绰完整地记下来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记录了跟他的曾祖、祖父同时代的重要收藏家，列举了张从申及子张惟素、韩愈、段文昌、李德裕等，这些人和张家所藏的《清夜游西园图》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最早我们知道他家所藏的这幅画是从张从申家买来的。张从申是盛唐时期著名书法家，著名书迹见《李玄靖碑》，是行书碑。《尚书故实》里说，《清夜游西园图》“本张惟素收得，传至相国张公”。这里的“传”应该就是两家之间的交易。我们虽然不知道《清夜游西园图》是如何从张惟素手上转让给张弘靖的，但是我们知道另外一幅，也就是卫协的《毛诗北风图》是怎么转手的。《历代名画记》记载，“元和初，宗人张惟素将来，余大父（张弘靖）答以名马并绢二百疋，惟素后却索，将货与韩侍郎愈之子昶，借与故相国邹平段公（文昌）家，以摹本归于昶”。可以说这是“一女嫁三家”，蛮奇特的一件事情。大约在元和初卫协的《毛诗北风图》被转让给张家的时候，《清夜游西园图》也从张惟素家转让到了张弘靖家。即使对于像《毛诗北风图》这些短暂地在张家停留过的藏品，张彦远也特别在意。他在会昌元年（841）时，还专门就此图产生的“多胞胎”追寻了段家、韩家，即去段文昌的儿子段成式、韩愈的儿子韩昶那里看了原本和摹本。
当然，《清夜游西园图》在张家藏的时间并不久，即因元和十三年的宣索书画事件进入了宫廷。作为非常惨痛的记忆，这件事在《历代名画记》中有明确的记载。张彦远记曰：“元和十三年，高平公（张弘靖）镇太原，不能承奉中贵，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无以指其瑕，且骤言于宪宗曰：张氏富有书画。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骇不敢缄藏，科简登时进献。乃以钟、张、卫、索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顾、陆、张、郑、田、杨、董、展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表上。”当时张弘靖不能从太原回到长安来办理这件事，于是就派他的助手李德裕来办理。李德裕按照张弘靖的意思，从张家挑选了重要的一批书画，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书画名迹进献给皇帝。这些都是张家的重要藏品，其中不少就是来自贞观、开元内府所藏。这些藏品由此再次进入宫廷，其中就包括《清夜游西园图》。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段文昌，也就是和张惟素有交易的另外一位鉴赏家。段氏祖先是开唐功臣，后来沉寂了一段时间，到段文昌一代开始以文词出身，做到宰相。他好图书古画，和杨凭之间有一次藏品交易。根据《旧唐书·钱徽传》记载，当时，杨凭把他家的重要的书画全部进献给了段文昌，目的是为了求段文昌跟当时主持科举的钱徽托付，让他的儿子杨浑之进士及第。杨凭是什么人呢？近年不是在湖州出了颜真卿的残碑吗，是颜真卿在湖州做刺史时候所书。当时杨凭兄弟也同在湖州一带活动，颜真卿对二人多有提携。杨凭兄弟的书画收藏、文学名声以及回京后的发展，可能也跟颜真卿的教育启发有关系。杨家的收藏不乏法书名画，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家族能够持续地成为科举世家，不但自己一代兄弟两人是科举出身，还希望他的儿子也可以进士及第，不惜把珍藏进献给有权势的段文昌。当然，他们这次行为最终失败了，段文昌推举的杨浑之和李绅推举的周汉宾都没有中选，反而是杨殷士和苏巢及第了。这次科举也成了后来党争的导火索。可见书画鉴藏活动也往往与其他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有所关联。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就是之前作为影子人物出场的宦官仇士良。仇士良是循州兴宁人，来自比较偏远的岭南地区。在宪宗即位后，他的仕途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曾经出任平卢、凤翔等军的监军。这意味着他能够回到中枢，成为宦官的领袖。当他从凤翔监军回来，从西北方向进入到长安的时候，经过敷水驿。当时正好御史元稹也经过这里。虽然一般而言应该优先朝官，不过宦官仇士良比较跋扈，他觉得自己应该入住上厅，在争执中还打伤了元稹。后来，这件事闹到皇帝面前，皇帝处罚了元稹而不是仇士良。可见仇士良是一个凶狠、擅权的人物。
《清夜游西园图》最后进入了王涯手里。那么，王涯是什么人呢？王涯自称他的家族世系能追到王神感。实际上，从王神感到他的高祖王元政之间没有明确的世系关系。这种追认可能是一种攀附，而不是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王涯以上的四代祖先都是中下级官员，父亲温州刺史王晃是科举出身，他自己也是科举出身。如果王涯没有因为甘露之变被杀的话，他们会是一个新兴的科举世家，形成陆扬老师所说的“词臣家族”。王涯的历史形象还是挺丰富的，《新唐书·王涯传》中记载，他“性鄙吝，不畜妓妾，恶卜祝及它方伎，别墅有佳木流泉，居常书史自怡，使客贺若夷鼓琴娱宾”。他的藏书数量极多，法书名画也不少，而且他不怕花大价钱来买别人保惜的珍藏。如果有人不愿意出售，那么他就用官爵来交换。如果官爵还不可得，那他就要用强取豪夺的手段。还有另一个例子，说他的女儿让父亲七十万钱给自己买一个钗子，王涯称这么贵的玉钗，就是妖物，必然有祸相随，不能买。这件事和他对法书名画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要是有七十万钱的法书名画，他买起来大概会毫不犹豫。关于王涯的收藏活动，可参考《长安永宁坊的书画秘藏：权臣王涯篇》（《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2期）。
再回到刚才的故事，也就是“力足人”求江淮大盐院的官职。王涯说如果你给我赚来我买不到的《清夜游西园图》，我就满足你求官的愿望。于是“力足人”就设计冒充仇士良，使人从张周封家赚取了《清夜游西园图》。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是不是“力足人”自己冒充仇中尉的使节去敲的张周封的门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窦乂的故事。唐德宗时的权贵西平郡王李晟的住宅旁边有一个小民宅，相传是个凶宅，值二百十千。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李晟的住宅在“都市核”中，也就是比较高档的社区，因此凶宅的价格和一般的住宅的价格差不多。根据《太平广记》的记载，在朱雀大街以西的普通社区，普通民宅的价格差不多二十万钱。窦乂看中了这个凶宅，做了一笔风险投资。他把宅子买下来，拆平了，献给李晟作为他的击球的球场。我们知道当时打球是贵族特别喜欢的一种娱乐，但需要比较大的面积。窦乂带上这宅子的契约去见李晟，说“我买宅子本是想和家里人一块住的，但是因为离太尉您的宅第太近了，我们贫贱之人难以安身。但是看地方还挺宽敞的，可以打马球，所以我就把它拆平了，连地契一块献上，希望您笑纳”。李晟当然很高兴，就问窦乂，你这么做是不是什么事情求我呢？但窦乂说我现在没有事情，如果将来万一有急事，我再来求您。李晟听了就更高兴了，觉得窦乂这人不错。而窦乂转身就去了东西两市，找了五六位有百万资产的大商人，问他们说：你们的子弟想不想做官呢，商人们闻之大喜。唐代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做官，所以他们的子弟想转换身分就必须有特殊的渠道。他们听说窦乂有门路，当然特别高兴。说如果你能为我们的子弟谋得进身之阶，我们这些人愿意给你两万贯钱作为活动的经费。于是呢，窦乂就拿了钱，再把这些商人子弟的名字写好了，去拜见李晟，说些人都是我的亲故，希望能够谋个一官半职。李晟因为得了球场非常高兴，就给这些人都安排了诸道的肥差。窦乂不但得了商人许诺的两万贯，而且还额外得了数万钱，成本和利润比还是非常之高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窦乂的故事呢？因为窦乂代表了长安城里的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具有风险投资意识的掮客，来往于有钱人和有权人之间作“白手套”。如果再回头看《清夜游西园图》的故事，那些求江淮大盐院官制的富人经商而致富，恐怕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作官，必须向王涯行贿。在“力足者”和王涯之间，会不会有像窦乂一样的掮客？尤其是对于《清夜游西园图》这个特殊的物品，我想力足人是没有办法直接从张周封那里得到的，需要像窦乂一样的掮客居中操弄。所以，窦乂的故事也许可以为刚才赚取《清夜游西园图》背后隐藏的情境提供一重参照。
另外，我们又要问，为什么号称仇士良中尉的使节能够有么大的威力？张周封为什么惧怕他们呢？我们可以借助另一则故事来理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翊善坊（也就是出了丹凤门第一排的坊，那一地带大部分都是宦官的住宅）有玄宗朝宦官高力士的住宅，他舍宅建了保寿寺。中晚唐的时候，喜欢收藏古书名画的河阳从事李涿跟寺里的僧人智增很熟，李涿去寺里游览的时候，在寺里看到一个破瓮，里面是一个落满尘土的丝织品，李涿很好奇，打开发现是一幅古画。于是，李涿就以州县图三幅和缣三十匹换得这幅古画。我们知道寺院财产是有登记的，管理的人也不能随意处置，如果下一任接手的人去对照账本与实物时，发现有东西丢了，就要担负赔偿责任。李涿以州县图三幅来替代破瓮里的古画，三十匹缣则是行贿保寿寺僧智增换取转移画作的权利。李涿把古画带回去后，重新进行了装潢，最后成为一件巨幅作品。一幅是唐尺一尺左右，大概相当于现在三十厘米，可见这是非常大的一幅立轴。李涿不知道画的内容，于是就去问柳公权，柳公权鉴定说这是盛唐时期宫廷画家张萱的《石桥图》，是烂柯山的故事。这幅张萱的作品由玄宗赏赐给高力士，后来继续留在寺庙中。但是寺庙的僧人已经不知道这幅画的珍贵，于是就放在破瓮里，任它落灰，幸亏李涿的发现，才得以重见天日。但是此事被收藏界的人知道了，书画商人宗牧就想从中谋取好处，便向神策军左军的宦官告发了此事，于是“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也就是说小宦官带着数十个禁军士兵到李涿家，去跟他说皇帝要你进献这幅《石桥图》。这是不是与刚才我们说的赚取《清夜游西园图》的情境类似？这里更厉害，是假称皇帝让你进献，而且是真太监带着真的禁军士兵到李涿家里要这幅画。小宦官假传圣旨索取到《石桥图》以后，就进献给了喜欢收藏法书名画的文宗皇帝，皇帝很喜欢，把它悬挂在云韶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是赋闲的节度使从事李涿，和刚才故事里的主人公赋闲节度使从事张周封的级别一样，面对的情形也类似，一个是假称仇士良授意，一个是真的神策军中尉的小使。不过，《清夜游西园图》进入了王涯私家，《石桥图》则是进入宫廷。有意思的是，李涿墓志也出土了。李涿墓志讲到他开成三年（838）为河阳三城节度使李执方从事，旋即卸任回京，故事当发生在这个时间。
我们看到，那些禁军士兵在长安可以说是横行无忌，所有人都有所忌惮。不仅是赋闲在家的前节度使从事，即使是现任的地方官也是如此。长安城在行政上分长安县和万年县两个县，都归京兆府管辖。即使万年县的县令碰到些有宫廷背景，跟宦官有密切联系的禁军士兵，都是不敢招惹的。因为所有的禁军所属，从官到兵，一旦触犯法律，地方司法部门都无权处理，归禁军的系统自己审判的。
我们再讲回王涯。王涯经历了由一个普通的“考二代”逐渐到宰相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从他在长安的居址点看出来。王涯在贞元初年的时候，作为低级官员进入翰林院，做基础的文书工作。到元和十年之前，他的居住地远离大明宫，也就是离核心权力区非常远的城南坊里。到元和十年之后，已经知制诰的他第二次入翰林院，受到宪宗的重视。宪宗经常需要跟他商量事情，但王涯的住宅在“五环”外，很不方便。于是宪宗就说我分配你一个官舍，就在丹凤门外的光宅坊。离丹凤门最近的光宅坊恐怕有相当多的官宅，就是说由官府控制，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有点像公司宿舍，就是你在职的时候可以住，等你离职了或者你自己有实力自己建宅买宅之后，就可以给别人。王涯拜相后，就有了自己的甲第。这个甲第就是刚才提到的杨凭的故宅。元和九年，杨凭因为贪污而被没收财产，住宅也没收为官宅。王涯就是在杨凭故宅的基础上再继续扩建成为新的甲第。另外，他在长安城里还有家庙（崇业坊）、山亭（永达坊），长安城外终南还有别墅。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永宁坊的住宅。王涯家宅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因为它在从丹凤门往南的这条交通干线上，也在从延平门到延兴门之间的东西向交通干道上。从地理方位上看，它在九五高岗的北坡。我们知道长安城不平坦，有六道高岗，用周易的卦象来命名。此坊还紧邻东市，出西侧门直接向北，就抵达权力核心地带的皇城。王涯所住的永宁坊，隋代就有权臣苏威宅、郑善果的宅第；初唐时住过江王李嚣、大将裴行俭、宰相裴炎等人；盛唐时有李辅国宅、徐浩宅；中唐时有高郢宅、杨凭宅、王涯宅、李固言宅、白居易白敏中宅；晚唐有王铎宅、张直方宅。其中裴行俭、徐浩、杨凭、王涯、白居易、王铎，都是长安重要的收藏家〔图二〕。
〔图二〕
那么，王涯在永宁坊宅内具体是怎么收藏法书名画的呢？他的收藏之地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放在书斋里，他是放在复壁里。也就是在墙上凿一个密室，外面看起来像是墙面，但是里面大有乾坤。和王涯相似的是同时代住在善和里的郑注，也在家里修建了长廊复壁。他们修建复壁，要么是为了密谋一些事情，要不然就为了收藏。
那么，王涯家的收藏品大概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看到，《清夜游西园图》当然是今天的主角，此外还有王羲之的《破羌帖》。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破羌帖》的刻本，有唐怀充押署、开元藏印、杨凝式题跋、王涯“永存珍秘”的收藏印、苏易简“墨妙笔精”印、米芾藏印，还有米芾题跋。跋尾现在故宫博物院，而且不仅米芾有诗，米芾的友人黄诰、刘泾、薛绍彭全都有诗。另外，米芾有一件《适意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他晚年要出售《破羌帖》的一封信，说到他当年花大价钱买了这件法帖，后来想出手这件事。
另外，还有一件同样是曾经被张家收藏过后来到了王涯手上的作品，是萧子云飞白萧字，最后也是在甘露之变的时候被毁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甘露之变之后王涯的下场。当时王涯做宰相，还长期兼任盐铁转运使，和神策军中卫仇士良一样，都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文宗想在曲江池新造紫云楼、彩霞亭。搞工程很缺钱，怎么办呢？王涯就出了一计，提出可以搞国家茶叶专卖。问题是，以前茶的种植流通都是民间的自发的市场行为，政府很难管理。怎么才能实现专卖呢？首先得让茶变成官府垄断的东西才可以。于是王涯就想了办法，把所有的茶树都移植到官府茶园里面，如果有积年的旧茶必须全都烧掉，来保证官府专营。当然，他的办法对于官府来说是能够增加收入，但是对于茶商、茶农而言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天下怨之，令狐楚也反对王涯的这种做法，认为他的办法对茶商和茶农的利益损害太大（见《旧唐书·食货志》）。
太和九年的时候，文宗和李训、郑注等人合谋，希望通过兵变除掉仇士良等大宦官。他们“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请上观之”，计划等皇帝等人一到，就让提前埋伏的士兵把跟随而来的大宦官杀掉。但实际上，先去查看场地的小宦官发现了伏兵，于是提前告诉了仇士良等人。计谋败露之后，宦官杀了很多很多人，史称“甘露之变”。这次计划王涯实际上可能不知情，不过因为王涯也是当时的权力核心的成员之一，因此也被杀了。《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与同列归中书会食，未下箸，吏报有兵自阁门出，逢人即杀。涯等苍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当时王涯从饭局逃出后，在大明宫丹凤门不远的永昌里茶肆被禁军给逮住了，后来在刑讯逼供下承认参与谋反，于两市巡街后被处死。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杀戮是从中书门下政事堂开始，王涯跑到永昌坊被抓。巡街的路径是从太庙、东市、圜丘到西市。当时正好在长安的日本求法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也记录了这件事。这次事件中无辜被杀的有万人以上，包括中书政事堂的那些中低级文官、文吏都被杀了。
在这一过程中，王涯的家被那些恨他的茶商、禁军的士兵以及周围坊里的民众劫掠了。他们听说王涯家里头有复室，就到处去敲墙。拆了墙以后，发现其实复壁里没有多少财宝，大多是书画。他们对书画不感兴趣，只是把书画上的金玉轴头卸下来，把书画扔在路上任人践踏，包括壁书“萧”字在内的很多精品就这样被毁坏了。另外一些像《谢安帖》《破羌帖》之类的，就经由唐宋等收藏家经手收藏，有些还留下了刻帖。
后来，宋代鉴藏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头讲到了《清夜游西园图》后半段的事情，正好与我们看到李绰的记录相衔接。《尚书故实》只讲到此画进入王涯家，《图画见闻志》接着说：甘露事变之后，《清夜游西园图》应该是没被带到远处，就流落在永宁坊周围的粉铺里。不久就被邻居，也就是亲仁坊给郭承嘏家看门人以三百钱买下，献给了郭承嘏。可以看到，和之前三百匹绢相比，价格变动还是非常之大的。郭承嘏去世以后，此画就流传到了宰相令狐绹家。宣宗有一次问令狐绹说你家有什么名画啊，令狐绹就把这幅图又给了宣宗。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永宁坊的王涯家到亲仁坊的郭承嘏家，再到开化坊的令狐绹家，都没传太远，流传范围大概直径不超过1.5公里。
郭承嘏爱好书法，写得字也很好。最近新出两方他亲笔所书墓志，即《郭钊墓志》和《赵宗儒墓志》。《尚书故实》也记载了和他相关的故事：大概是说郭承嘏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还带了一卷法帖，答完题目之后还有时间，就开始欣赏他所带的书帖。等到交卷的时候呢，他就交错了，把书帖交上去，把考卷带回宿舍区了。回宿舍发现，试卷还在自己的书箱里，书帖不见了，于是着急地在考场外徘徊。一个老吏问他怎么了，他说他交错卷子了。老吏就帮他把试卷和书帖换回来了。第二天他回到家，回到亲仁里，按照老吏说的把钱送到他家。敲门很久没人应门，后来发现老吏已经死了三天了，当时在考场里见到的是鬼。这件事，不但卢钧说过，张彦远也说过，所以李绰就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了。这就是郭承嘏的故事。
我们再接着看令狐绹。其实令狐家也是数代收藏书画的。《历代名画记》记载：“今相国令狐公，奕代为相，家富图画，即忻州（李渐）外孙。家有小画人马幛，是尤得意者。宪宗曾取置禁中，后却赐还，尝以示余。”令狐楚说不定也从王涯那里获得了一些藏品，不过这个就没有明确的记载了。很明确是他的儿子令狐绹继郭承嘏之后获得了《清夜游西园图》。
到了北宋后期，还能看到一点《清夜游西园图》的影子。董逌《广川画跋》里说：有一幅传世的《醉僧图》号称是顾恺之画的，但是董逌认为不是。如果将《清夜游西园图》的摹本作为顾恺之的风格来衡量的话，那么《醉僧图》的风格是不像顾恺之的。他怀疑《醉僧图》是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画。我们看到，即使原作在北宋末期已经不知所踪，但董逌仍是以《清夜游西园图》的摹本当作顾恺之风格的代表。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李绰在《尚书故实》里记载的这个故事：从流传上看，它经过了梁内府、唐贞观内府，安史之乱或者是泾原兵变之后，由张惟素、张弘靖收藏。二者之间应该是在元和初年的交易过。元和十三年的时候，由张弘靖进奉给宪宗。后来崔潭峻窃出，中宗大和九年崔被杀之后，张周封以数匹绢得之。之后，王涯唆使求官人以绢三百匹从张周封那里赚取。甘露之变以后，郭承嘏门人以三百钱从粉铺中买到。郭承嘏去世后，再从郭承嘏家到令狐绹家，令狐绹又进献给宣宗。北宋末期有摹本流传，董逌把它作为鉴定的样本。
从这件作品经手人的身分来看，皇帝有梁武帝、唐太宗、唐宪宗、唐宣宗；传统士族里有张惟素、李德裕、段成式；新兴士族有张弘靖；科举家族有韩愈、王涯、令狐楚；勋贵子嗣有郭子仪的四世孙郭承嘏；宦官有崔潭峻、魏弘简、仇士良；普通文士可能有像水墨李处士类似的人；仆隶有郭承嘏家的看门人；商人有向王涯求官的力足人和粉铺主人；还可能有像窦乂一样的设局人，也就是掮客。在地图上，综合地看这些人的住宅分布如〔图二〕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清夜游西园图》作为唐代古书名画和鉴藏的典型事件，在历史上，在文献中还成为一种追忆的对象。苏轼在《宝绘堂记》和《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怪君何处得此本）中都提到王涯收藏古书画的故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提到王涯的典故。在后人的追忆中，能够给把桓玄、顾恺之、王涯联系起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清夜游西园图》。
王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睿老师的研究给我两点启发。首先是他把很多材料，比如敦煌壁画、法书、碑志等材料都串联起来，去建构其中的关系。这样就弥补了书画研究中材料并不丰富的缺陷。同时也有利于把当时书画收藏的各个层面连缀起来。
其次是我关注到史老师分析书画收藏的史实中存在着权力的主线，比如中央与民间、权贵与士人之间，即中央权力式微时，古书名画大都散落在民间；当中央权力振作时，法书名画就向内府聚拢。太宗朝对王羲之作品的收藏即如此，可代表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一起提升的样态。另一类型的例子就是王导的十一世孙王方庆向武后献书的故事。中宗时代，中央权力式微，法书名画就散在民间。根据武平一的记载，“至中宗神龙中，贵戚宠盛，宫禁不严。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尽金璧，次及书法。嫔主之家，因此擅出”。到了玄宗时期，岐王元范又把得之于御府的书画进献宫廷。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力式微，于是大富之家与士大夫之家的收藏就渐盛，当然实际情况更复杂。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法书名画的收藏跟钱财等个人能力的关系并不是很大，稀缺珍品的获得反倒是地位、权力与机缘的造就。同时文化的占有也是一种权力，通过收藏与参与欣赏来体现品位，也是一种权力的优势。一些数量极少的珍品有时候必须是有权者方可收藏的。因此，张弘靖、令狐绹不得已都将自己所藏珍品进呈。柯律格对于明代藩王收藏的研究也关涉这一点。当中央权力呈强势之时，御府典籍、书画的聚藏是王朝的文化塑造的方式，是中央文化权力的体现。史睿老师所讲的王涯所藏甚富，一定程度也是他通过自己当时权势聚敛而得。当然王涯所做未必符合士大夫文化的价值认同，因为收藏也是一种身份、文化与价值的识别。
李丹婕（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史睿老师讲的《清夜游西园图》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大家想必多少知道一些清末民国清宫旧藏流散的故事，比如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书中提到的相关内容，像《游春图》《平复帖》《簪花仕女图》等名品背后都有类似的情节；而说到陌生，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在唐代围绕一件早已不传世的作品竟也能讲出这样的历史。
另外，今天史老师的报告，让我想起汉学家艾朗诺先生（Ronald C. Egan）曾做过一个讲座，讲《夷坚志》如何能够成为史料的问题。我们知道《夷坚志》是南宋洪迈（1123－1202）编撰的系列志怪集，洪迈同时又有官员的身份，还著有《容斋随笔》等其他著作。仅就《夷坚志》和《容斋随笔》两种而言，就是性质差异很大的两类材料，同时也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作者形象。史睿老师的报告也有类似的启发，比如他提到的段文昌、张弘靖、王涯、李涿等人，都是政治史脉络里常见且重要的人物，如果仅看正史或墓志等材料的记载，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涉身书画收藏的故事，但是很显然，只有透过笔记类材料将这一块补上，他们的形象才会更加丰富、完整，而且这样的工作，也将相应深化我们对政治史的既有认知。
就此而言，我觉得史老师的研究很有方法论的意义。如今人文学一定程度上受到理工科研究思路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成果虽然是以文章的形式呈现的，但很多文章的结构其实是表格化、数据化的逻辑。今天这个研究呈现的，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生态面貌，如果我们把《清夜游西园图》看作这个生态园中的一个生物的话，那么我们能看到它和别的作品之间、它和藏家之间、还有藏家和藏家之间等丝缕错综的联系。这种多元交织的联系才是人类社会和历史最有趣、真实的面目，也是我们应当设法揭示并讲述的内容。
宁晓萌：史睿老师今天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尝试，一种把画史片段用其他历史材料补缀串联起来的尝试。这种尝试为我们展示出某种脉络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的脉络可以是很多元的，比如说，人与物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甚至是故事写作手法的联系上的，这是一种多层次交织发展的可能脉络。这种展示让我们思考一种更有系统性地去构建和重写画史的可能性。同时，史睿老师今天还为我们呈现了如何去研究一个“不可见的”作品——没有实物留存的作品——的精彩的范例。我认为这种研究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5期，原题为《对谈：唐代长安的书画收藏与鉴赏——以社会网络和都市空间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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