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东欧历史深处的家族过往

娜塔莎·沃丁，德语作家，德俄翻译家。在她十岁的某一天，母亲出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得知母亲自沉雷格尼茨河，没能留下只言片语。而父亲则酗酒，终日埋首俄语书籍。在那之后，作者才意识到自己对她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1943年作为强制劳工被驱离乌克兰，前往德国。凭借少得可怜的线索，娜塔莎·沃丁一点一点地把碎裂的瓷片拼接在一起，她发现，这个家族的过往是一个巨大的谜，是一则关于东欧苦难的历史寓言。本文节选自娜塔莎·沃丁根据这段经历写作的非虚构作品《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新星出版社2021年3月）。

[德]娜塔莎·沃丁著，[德]祁沁雯译，《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新星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我大半辈子时间里完全不知道，我是强制劳工的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父母没有提过，我身边的德国人也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强制劳工这回事。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和我们一起住在各个战后聚居区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来到德国的：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大家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彼此理解。我只知道，我属于某种废物，战争遗留下来的某种垃圾。

在德国学校里，人们教我们的是苏联人侵略了德国，毁掉了一切，还夺走了德国人的半个国家。我坐在最后一排，英格·克拉博斯的旁边，虽然她是德国人，可也没人理她，她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身上散发着怪味儿。女老师站在讲台前，讲苏联人用烧红的煤球烫坏了她未婚夫的眼睛，还穿着长靴踢小孩子。所有的脑袋全都转向了我，就连英格·克拉博斯也离我远了些。我知道，下课后，追捕又要开始了。

我撒的谎早就没法再帮我了，我不仅属于苏联野蛮人，而且还早被识破是伪装成体面人的骗子。为了能让自己在德国孩子中有面子，我和他们说，我引以为耻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他们是在从苏联逃亡的路上，在路边的坟地里发现了我，然后把我带走的。其实我出生于富有的俄国贵族之家，拥有宫殿和财宝，可我疏忽了，没能解释作为贵族之女，我是怎样流落到街边的坟地里的。不过，在一天或者至少几小时内，我是被低估的神秘人物，享受着德国孩子们的惊叹和赞美。后来某天，他们看穿了我，然后开始驱逐我。这些没落的第三帝国的小复仇者们，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把我当成苏联人一样追赶驱逐。我是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化身、斯拉夫低等人，我是人民公敌，在战争中被他们击败了，现在要逃命。我可不想像南斯拉夫人的小女儿德舍米拉一样死掉，德国孩子们也驱逐她，后来有一天她掉到雷格尼茨河里淹死了。我飞奔着，背后一片敌人的号叫声。我可是个练出来的飞毛腿，我在跑步时从没有岔气的刺痛感，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成功甩开追我的人。我只需跑到采砂场，那里是德国人居住区和我们居住区的分界，采砂场后面就是我们的领土，一片“未知之地”，除了警察和邮差，没有一个德国人踏进过这片土地，德国孩子们也不敢闯入。采砂场前面，有一条从柏油路分出来的野路，通向“难民楼”。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把我们的石头楼房叫作难民楼。可能是为了把我们和吉普赛人区分开，他们住在更远处的木头棚屋里。他们比我们还低一个等级，让我一想到就心生恐惧，可能就像我们在德国人心目中一样。

只要我越过神奇的边界线，就安全了。转弯后，追我的人看不见我了，我躺倒在草丛里，等跳得飞快的心恢复平静，等我又能重新呼吸。今天算是成功挨过了。至于明天，我现在还没去想。我慢腾腾地磨时间，能磨多久是多久。我在河边晃荡，拿些石头在雷格尼茨河上打水漂，把酸模草塞进嘴里嚼，从地里偷生玉米啃。我永远不想回家。我想离开，从我能思考开始就只想离开，我的整个童年只盼着长大，长大我就能彻底远走高飞了。我想远离德国学校，远离难民楼，远离我的父母，远离有关我的一切。这一切是个错误，把我困在其中。就算我能提前知晓我的父母是何人，以及和我有关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谁，我也不想去了解，这些完全激不起我的兴趣，一点都不能。我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想离开，把一切抛诸脑后，彻底挣脱，到外面的世界去过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我回忆起脑海中关于母亲的第一幅画面：我四岁左右，当时我们住在一家铁器工厂的简易仓库里，那是我父母在德国找到的临时避难所。离开工厂大院是要受罚的，但早在那时我就经常试图违反禁令。工厂大院后面，从宽阔的莱厄大街开始是另一个未知的世界。那里有店铺，有轨电车，有没有战后废墟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有像宫殿一样的房屋，石头造的，有大而笨重的门和高高的窗户，还挂着窗帘。还有一片草坪，上面长着野梨树。我从来没吃过梨子，我想知道梨子是什么味道。可是我太小了，我够不到树枝。我尝试用一块石头去砸，石头砸断了一根树枝又飞向了我，像回旋镖一样在我脸上砸了个洞，与我的左眼有一厘之毫。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回家的，只记得我站在工厂大院里，不敢走进我们住的仓库。热乎乎的血从脸上流下来，滴在我的衣服上。透过仓库开着的窗户，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她正低头用搓衣板搓着衣服，一缕深色的头发滑落到她脸上。她抬起头，看到了我，我看着她。那幅画面是留在我记忆中关于她的第一幅。画面始于她的一声尖叫，然后剩下的只有她的眼睛。充满恐惧的双眼。这双眼睛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惧来自远处，远远地越过我，不可捉摸，深不见底。那恐惧，伴随着她的念叨：“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响在我的童年中：“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

我有两张她在乌克兰照相馆拍的肖像照。其中一张照片里，她很年轻，十八岁左右，旁边是一位温柔的白发女性，我不知道她是谁。我母亲极其瘦削，或许是营养不良，她身穿一条朴素的夏季连衣裙，浓密乌黑的头发剪成了短刘海发式，也许这样在当时很时髦。显然，摄影师试图展示他的艺术技巧，给我母亲加上点神秘感，在她的左半边脸上打了阴影。她看上去像个孩子，但她脸上的无辜和无助却带着惊恐之色。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纤细脆弱的人能承受那样的惊恐——如同千钧系在一发上。她身边的白发妇人尽管看上去温柔亲切，但带有一些阳刚气，看她的年龄应该是我母亲的祖母。她穿着一条白色尖领的灰裙子，姿态端正，表情严肃，脸上带着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倔强。这张照片大概是1938年拍摄的，正处于饥荒和恐惧盛行的时期。

第二张照片中，母亲明显大了些，照片很可能是“二战”时拍摄的，在她被运送之前。她双眼望向深不可测的远方，忧郁中带着一丝微笑。乌克兰民间风格的头巾包裹住她的头发，露出面庞。也许她是为了留下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张照片才去拍的，留作纪念。

每个看到这张黑白照片的人都会感叹，好一个美人啊！自我童年起，母亲的美丽就是一个神话。我经常听到别人赞叹，好一个美人啊。与此同时又感叹，好一个不幸的女人啊。美丽和不幸看上去都属于母亲，谜一般交织在一起。

我的旧物档案里还有第三张来自乌克兰的照片。照片上是位衣着华丽的老者，他有一双聪慧而忧郁的眼睛，高高的额头，短短的大胡子，一半胡子花白。他站在两位坐着的女士身后：一位身穿密不透风的高领裙，知识分子面孔，鼻子上戴着副夹鼻眼镜。另一位年轻的女士穿着白衬衫，小女孩般羞涩，眼神里透着无助之色。这张照片背面有一行母亲手写的德语：外祖父和两位友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还是母亲的外祖父？我也不清楚为何母亲要在照片背后写下德语，她总是拒绝和我说德语而坚持说俄语。

除了这三张照片，我还有两份之前提到过的官方文件。为了能看清父母的结婚证书，我得把这张明信片大小的纸放在镜子前。证书是一份神秘的影印本，黑底上是左右颠倒的白色手写体。靠着镜面的反向我能辨认，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于1943年7月28日在马里乌波尔和我的父亲正式结婚。证书是乌克兰语的，印章已经褪色，但是德语词Standesamt（民政局）清晰可辨。每次我都卡在这个词上不明就里。是德国人在马里乌波尔的民政局留下的吗？或者占领区的日常就是如此？对此我所知甚少。这份不起眼的文件简直是个奇迹，它不仅经历了战争、流放、劳改营，还经过了战后多个营地的艰难辗转跋涉，而且在我多次搬家后也没丢失。一份跨越七十多年、经久牢固的证明，证明我父母那段并不长久、灾难般的婚姻。

母亲的德国劳工证已经下落不明，可能不知何时在我写字台的某个黑暗角落里化成了灰烬，但是我记得，她的劳工证上除了名字，其余的和父亲于1944年8月8日在莱比锡拿到的一模一样。而父亲的劳工证还在。一张肥皂大小、对折的纸片，严重破损泛黄。父亲的姓名、生日、出生地，父亲口中说出的甲，到了德国文书耳朵里变成了乙。证上写着：

国籍：不详，东方劳工

来源国：被占领的东部地区

地区：马里乌波尔

住址：/

工种：金属作业帮工

工作地点：ATG机械制造责任有限公司，莱比锡W32，舜瑙尔大街101号

时效：自1944年5月14日起

两枚帝国鹰鹫的印章，一枚来自警察总局，一枚来自莱比锡劳动局，另外还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他的西装翻领上别着劳工编号。劳工证背面印有两枚指印，分别是左手及右手的食指指印。下面标注了一句：此劳工证只用于上述企业，离开上述工作地点此证即失效。持有者须随身携带此证作为身份证明。有效期至另行通知前。保留撤销权。

两份历史久远的文件——结婚证书和劳工证，三张黑白照片和一尊母亲装在包袱里的古老圣像，就是我继承的全部家产。这尊圣像，纯金底上手绘的是俄国东正教最重要的圣人群像。每个细节栩栩如生，连圣人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稍微仔细点，我还能忆起，母亲是怎样讲述她的家庭在乌克兰的贫困，还有长期饥饿的。可是，贫困又如何和那尊从乌克兰带出来的贵重圣像联系在一起呢？这贵重之物竟也神奇地躲过了运送和劳动营，一路上既没丢失，也没损坏，没人把它从我母亲手中夺走或者偷走。在我们住过的每个棚屋里，圣像被挂在墙角，静默地闪烁着神秘的光芒，我曾向它献上我孩童时最热忱的祷告，当母亲又一次和妹妹以及我告别并决意赴死时，我绝望地请求神灵庇护她的性命。现在，这尊圣像挂在我柏林家中一张旧的天主教教堂座椅上方，椅子是我在阁楼里找到的。圣像也许是我拥有的最贵重的物品了。

我还有一些模糊可疑的回忆可以作为这份微薄档案的补充，一个孩子的回忆，可能根本不算什么回忆，而纯粹是些经过几十年发酵还留在记忆中的泡沫：

我记得一个俄语词“律师”——我的外祖父是律师。母亲总为他担忧，因为他有心脏病。有一天，当她被从学校课堂接出来的时候，她立刻明白过来，她的父亲死了。

我还记得“德·马尔蒂诺”这个姓——我的外祖母应该是这个姓氏。一位富有的意大利家族出身的女性，我不知道，在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个世纪，是什么风把她吹到乌克兰去的。家族的富裕和“煤炭店”这个词互相矛盾，而“煤炭店”和“德·马尔蒂诺”联结在一起。

还有“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这个名字，德语叫“熊山”。记忆中这个地名是和我的姨母联系在一起的。此外我对她一无所知。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只剩下我的外祖母有一天动身去“熊山”，去那里的营地看望女儿，中途“二战”爆发了，外祖母再也没有回来。这应该是母亲生命中最大的灾难：她不仅失去了母亲，而且还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活着，还是在德军的轰炸中死去了？我童年的幻想里，是“熊山”的熊把外祖母给吃了。

母亲有个哥哥，据说是一位有名的歌剧演唱家，母亲深爱着他。她为他流的眼泪，几乎和为自己母亲流的泪一样多。

其实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富裕的意大利家庭、身为律师的外祖父、有名的歌剧演唱家，甚至还有煤炭店，全部可疑地指向我童年的渴望——渴望出身显赫，按照我当时的想法至少得是煤炭商人。歌剧演唱家也许来自后来的念想，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无比惊叹地发现了歌剧的魅力，我幻想自己有位叔伯舅父，吟唱我最喜欢的贝里尼和亨德尔的咏叹调。幻想有位姨母多半是来自孩童时期对于悲剧意义的渴求，或者单纯只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单词“熊山”，我把它和母亲给我讲的另外某个故事联系到了一起，可能是她给我讲过的众多童话故事中的一个。

可是，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母亲讲的关于一位女性友人的故事。她经常讲起这个故事，眼中带着令我害怕的恐惧。纳粹也在马里乌波尔捕猎犹太人，仅仅在1941年10月的两天内，纳粹就在城里射杀了八千犹太人。在犹太居民众多的乌克兰，到处发生着像在娘子谷那样骇人的大屠杀。母亲的朋友是犹太人，有一天她也被捕了。她被迫和其他犹太人一起挖一条长沟，然后面对着沟，背对德国人的机关枪站着。她成功在子弹打到她的前一秒先栽进沟里。一直等到黑夜降临，她才费尽全力从压在她身上的尸体堆里爬了出来，然后跑去我母亲家。她站在我母亲家门口时，浑身是血。

很长时间以来，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战争中的母亲和德国占领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被占领地区的所有居民必须为德国人劳动，无一例外。谁劳动，谁才能得到食物券，没有食物券就无法生存。可是战争爆发时母亲不过只有二十一岁，却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被德国劳动局雇来专门招募送往德国的强制劳工。做这份工作，对于后来充当强制劳工的母亲，无异于自掘坟墓。况且，德国劳动局是德国占领者的重要权力及监管机构，每个人都必须在劳动局报到，没人可以逃过。那母亲在劳动局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她是因为信念在劳动局工作的，还是只不过是德国战争机器上一个偶然的微小齿轮？最终，她是像其他人一样被暴力遣送，还是自愿报名参加强制劳工运送的？她会不会也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宣传下的牺牲品，轻信了去天堂德国就可以摆脱苏联统治下的贫困？但是，她怎么可能在1944年，也就是她被运送的那年，还相信这种政治宣传？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被送走后会面对什么：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抓，塞进运输牲口的车皮里运往德意志帝国。这个时候，不少人已经返乡，孱弱不堪，在德国严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身心双双被摧毁，成为纳粹再也不需要的无用的劳奴。倘若母亲真的是自愿被送走的话，很可能她知晓这一切，可是她别无选择。可以预见的是，就算苏联红军夺回马里乌波尔，她也只能逃走，因为作为德国劳动局曾经的职员，她很可能被视作内奸和叛国者而被处决。而且，有可能我父亲有更无法启齿的原因要离开苏联。也许，她不过是跟着他。他当时是母亲的保护者，是她唯一的慰藉。她自己或许太年轻，太不知所措，没法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来对抗所处时代的暴力。

现在，在美妙的湖边夏日里，伴随着惊惧的与日递增，我逐渐明白过来，我决意去做的是什么事。我几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尝试撰写自传，但当时我对自己的生平并不了解，我还没弄清楚我的人生和其中的各种关联。母亲只是存留在我内心的形象，是我生平里模糊不清的一部分，为了这一部分我曾经虚构了各种政治的历史性关联，让自己置身于无人之境，成为一个无根无源的单一生物。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父母是何许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怎样的“素材”。当下我的任务是弥补错失的过往，在我的书中，也许是最后一本书中，讲述我第一本书里就该讲述的故事。可是，我对母亲在生下我之前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完全不知道她曾经在德国劳动营里的经历。我两手空空呆立原地，只能发挥想象力讲故事，这对挖掘主题毫无建树。

当那些被海尔曼·戈林称为“东方劳工”的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赔偿要求时，东方劳工才进入德国公众的视野，或者至少是一半见光。在此期间，各种有关第三帝国强制劳役的专业书籍、报道和纪录片层出不穷，我读了许多，了解也有所加深。其间，我甚至找到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找寻的那个文本化的声音，那是维塔利·塞明写的一本书，七十年代已出版问世，德文译本叫《一个标记的差别》。书中，这位俄罗斯作家讲述了一个未成年人的故事。他被从顿河畔罗斯托夫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之后幸存了下来，因为他怀着一个信念，就是他不能让他目睹的和所经历的随着他一起逝去，他有责任向后世提供证据。在劳动营里，他写道，条件比集中营好，但是也仅限于不会被立刻杀死，而是被非人的工作量、饥饿、殴打和经常性的侮辱以及匮乏的医疗供给缓慢地置于死地。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这本书的译者亚历山大·坎普菲，是我七十年代的朋友。他经常把他的翻译读给我听，很可能他给我读过维塔利·塞明书中的内容，而我回忆不起来是因为，我当时全然不知这本书的内容其实与我的父母有关，他们同样也佩戴过一个有别于他人的标记，衣襟上的OST标记（东方标记）把他们和种族上高一等的西欧强制劳工区分开。

我研究的时间越长，碰到的可怕事情就越多，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些事情几乎闻所未闻。对许多事一无所知的不仅是我，不少我认为通达、对历史有一定认知的德国朋友中也不知道，在曾经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到底有多少个纳粹的营地，有人说是20个，有人说是200个，还有少数人说有2000个。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数据显示为42500个，小的营地和附属营尚未计算在内。其中30000个是劳动营。2013年3月4日发行的《时代周刊》中的一篇采访里，参与研究的美国史学家杰弗瑞·麦加吉（Geoffrey Megargee）表示：多得可怕的营地数量意味着，几乎所有德国人都知道这种营地的存在，即便他们不了解此体系的庞大规模或者营地内部的状况。又是老生常谈：无人知情。遍布42500个营地的国家完全是一个古拉格。

在世界史里，在二十世纪妖魔丛生的悲剧中，我越来越晕头转向。关于第三帝国强制劳役的报道完全是盲区，充满了无稽之谈和自相矛盾。我的主题明显不是我能一手掌握的，我头昏脑涨。我自问，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还能够得上那口气，把这些浩繁的材料都弄明白吗？究竟有没有文字记录这一切，记录籍籍无名的母亲的生平，而她的命运是百万千万人的命运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