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活动和思想的活动并不都是单向的。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有了新的机会，这让西方人来到了地中海东部的城市，也就是当时多数人称之为黎凡特的沿海大城市，比如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士麦那、贝鲁特和亚历山大里亚。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匆匆的过客，但有些人在那里扎下了根，比如来自北欧国家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们在这些城市生活了下来，一直到20世纪。这个人员迁徙过程与说希腊语的商人去欧洲贸易中心的过程，大致是并行对称的，只不过来奥斯曼帝国的西方人的数量可能要少很多。但是，在下面这一点上，这种并行对称被打破了。
说希腊语的人除了到欧洲做贸易，还在西方的文化中心学习。这些人回来后撰写的著作内容全是他们学习到的知识，很少涉及他们去了哪里以及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但是，往另一个方向的交流则不是这个情况。不断有旅行者离开家乡，探索基督教欧洲边界以外的世界。旅行回来后，他们很多人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极其详细地描述了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英国和法国关于希腊以及黎凡特的游记文学构成了各自18世纪文学的亚类，有些作品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游记作者的影响甚至比旅行者还大，那是因为他们虽然从来没有旅行的经历，但是写出了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希腊”的故事。
关于这些游记，最令人奇怪的一点是，这些旅行者在他们游历的国度里几乎没有遇到具有同样教育背景的精英。事后看来，这是最令人伤感的事之一。其实原因很简单，在17世纪末和整个18世纪，这些人到东方旅行的目的并不是去结识与他们一样的人并进行思想交流。因为交流思想可以在家里进行。他们的目的，正如17世纪的一篇论文题目所写的，是“追寻古典希腊”。
最受人尊敬、最经常被人提及的旅行者之一，是约瑟夫·皮顿·德图内福尔。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委派，他在1700-1702年率领一个小探险队，考察了今希腊、土耳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这次考察的记述，以两大卷的形式在1717年发表，第二年被翻译成英语。德图内福尔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他本人是植物学家，不是古文物研究者，他的任务是官方委派的，是科学考察，但即便如此，他在对此次考察的简介里，也包括了“古代与现代地理的比较”的内容。其他旅行者详细描述了古代纪念碑的建筑样式，记录了古代的石刻并试图验证和辨识古代文献记载的地方。
后来在考古学建立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代表人物，是17世纪70年代来自法国的雅各布·斯庞和来自英国的乔治·维勒爵士以及18世纪50年代的盎格鲁—苏格兰组合詹姆斯·斯图亚特和尼古拉斯·瑞威特。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那些西方的书斋旅行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雅典的古代遗迹上来，使之成为希腊首都受人瞩目的焦点。依据今天的标准，不太被人注意的一点是，那些西方旅行者返回时带着当地的古代艺术瑰宝，而且有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将整个古代建筑或其被雕刻、被装饰的部分运回来。这里仅举几个最为知名的例子，比如，1817年在大英博物馆展览的精美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塑，本是帕特农神庙里的雕塑；还有巴黎卢浮宫里的“米洛斯的维纳斯”等。在18世纪以及之前的古代艺术鉴赏家眼中，这种习惯是理所当然的。
我并不是说，旅行者只关注文物，对他们旅行的地方的居民漠不关心。对现代希腊人倾注了大量精力的，是另一位法国人。皮埃尔·奥古斯丁·古伊斯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在奥斯曼帝国生活了很多年。古伊斯很了解希腊人，因为他每天都和他们打交道——做买卖。他在1771年出版的著作的全名中就透露了这一点，第一卷的名字非常中规中矩——《伤感的希腊之旅》，问世不久就被翻译成英语。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可以直译成“关于古代和现代希腊人的通信及其行为和习惯的比较”。通过书名，读者已经得到了某些提示，也注意到了书名中词汇的顺序——“古代”出现在“现代”的前面。在那些旅行者脑子里，认知顺序一直都是这样的。
这意味着，在很早期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记述中，现代希腊人的“特点”就已经定型化了，他们的叙述语言中充斥着“下贱的”“被奴役的”等词汇。这些旅行者基本不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现实，不自觉地就忘记那个时候欧洲人的政府远远没有苏丹政府专制，所以在评判旅行中遇到的人的时候，就以自己脑子里已有的古代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形象为依据。一般人所说的“大奥斯曼”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生活的奴隶制度情况，很少能激起旅行者的同情，更多的是引发他们的蔑视。与奴隶制度相关的还有奴性。这种性格被反复言说，指的是有些人心甘情愿地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让旅行者难以理解。旅行者的游记中经常提到“现代希腊人”的性格，还有欺骗和狡诈。希腊的先祖中有史诗英雄人物奥德修斯，有人注意到了他与后人之间的共同点，但是在旅行者眼里，奥德修斯的英勇难以减弱他的后代的罪恶，后代的罪恶反而更加凸显了他的卓尔不群和出类拔萃。
游记中只有个别地方涉及一些更加正面的、更具积极意义的讲述。约翰·赫尔曼·冯·雷德谢尔是整个18世纪唯一一个游历奥斯曼帝国统治区的知名德国人（他甚至用法语写游记）。雷德谢尔于1767年从意大利出发，去往雅典和君士坦丁堡。他是瑞士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忠实信徒，期待在希腊当地居民身上看到某种卢梭笃信的人类自然存在的原初的纯真。在结识的希腊人身上，雷德谢尔发现了一个妙方，可以医治他为之哀叹的当时欧洲城市生活中存在的腐败。当然，这一观点在当时看来有点儿自以为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显得曲高和寡。后来，小说家亨利·米勒和劳伦斯·达雷尔在20世纪改进了这一观点，使之流行起来。
在促进北欧精英关于希腊的思想认识方面，有一个人产生的影响甚至比旅行者还要大。他就是约翰·约阿辛·温克尔曼。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希腊，但是其在去世半个世纪后被誉为“现代历史上获得欧洲声誉的第一位德国作家”和“一代德国人的英雄”。温克尔曼于1717年生于普鲁士，写作最盛的岁月是在罗马度过的。他在罗马获得了历史学家以及古代艺术鉴赏家的名声。他放弃了好几次去希腊的机会。在研究希腊方面，他为德国学术界参与希腊思想研究确定了基调，而且这一基调一直延续到19世纪晚期。温克尔曼根据自己在意大利的研究结果，尝试说服那个时代的艺术领域的人，使其相信古典艺术的真正源泉和真正伟大之处不是来自罗马，而是来自希腊，罗马只不过是对希腊的复制。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出版于1764年，他很快就建立了一套关于古希腊的理论，使其植根于欧洲精英的思想意识之中，其影响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长。古代希腊艺术之所以比其他艺术都具有优越性，是因为它孕育于最完美的氛围之中（如果你从来没去过那儿，那么你只能这样写）。如此说来，古希腊人最看重自由。希腊人是最早实验初期的民主形式的民族，并提出了政治自由的理念。这是千真万确的，在温克尔曼及其志同道合的同时代的人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但是，断言“希腊一直拥有自由，即便是国王的王座都由自由包围，国王的统治充满父爱”，是公然夸大其词。温克尔曼对古代希腊政治体制的有些撰述，明显是离奇荒诞的。据他所言，人类在公元前5世纪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完美状态。艺术的孕育、政治自由、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全部神奇地汇聚在古希腊。这个伟大成就是不可复制的，同时也是现在或未来任何踌躇满志的文明都不可匹敌的参照点。
鉴此，现代欧洲人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思考他们自己的“文明”，甚至以那个难以企及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古伊斯《伤感的希腊之旅》的英文版在1773年出版，其匿名译者增加了一个前言，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从而为该书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欧洲文明国家急切地抓住每一个了解那个民族信息的机会，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奇怪，因为它们曾从那个民族那里得到那么多的恩惠。因此，我们应追溯我们的本源，至少，我们应该说，追溯我们行为方式的源泉以及我们知识的来源。
“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其他欧洲国家，欠下了希腊巨大的文化债务”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希腊历史和希腊集体意识之中，而且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获得了新的反响，因为这一时期的希腊陷入了对欧洲国家的巨额债务之中，被债务折腾得焦头烂额。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观念起源于西欧，起源于温克尔曼及其同时期的旅行者的时代。那些旅行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那些行省是“希腊”，因而不辞辛苦，去那里寻求他们自己的根源。的确，正如最近一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18世纪的“欧洲观念”与“希腊观念”是不可分割的。
西欧“对古典希腊的追寻”没有与其对应的项目“希腊启蒙”相遇，当然不能发现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错失的机遇。同样，在东正教的东方，有识之士也在这个时候执着于弄清楚他们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希望到当代“欧洲国家”的示范样板那里寻求一些新思想以及他们高度推崇的新繁荣。这两个方面的追寻都对古代的希腊着迷，都试图在希腊人生活的土地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有意义的联系。但是，这期间没有思想的相遇。西方学者越是将古代希腊理想化，就越难在与希腊语言有着更直接关系的那些文人雅士身上找到共同的追寻。即便今天出现了关于“希腊启蒙”的优秀研究成果和关于那个时期西方旅行者以及理想主义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也没有人会想到探寻这两种成果之间的平行关系，因为这两者之间显得那么不同。
这种理解上的失误，从一开始，甚至在希腊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现代国家以前，就对后来的很多东西投下了阴影。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希腊人和其他西方人出现误解或彼此不信任的情况时（这种误解还经常出现），那种不信任的源头都会追溯到这两条平行的、永远不相交的路径上。
（本文摘自罗德里克·比顿著《希腊三百年》，姜智芹、王佳存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