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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元结——唐代散文游记的出现

李白的《泛沔州郎官湖诗序》从7世纪初唐朝建立到8世纪上半叶进入盛唐之前,游记文学没有显著发展。这一时期,赋和诗序依旧是书写游览经验的主要文学手段。

李白的《泛沔州郎官湖诗序》

从7世纪初唐朝建立到8世纪上半叶进入盛唐之前,游记文学没有显著发展。这一时期,赋和诗序依旧是书写游览经验的主要文学手段。初唐的几位重要作家,比如王勃、杨炯(650-约695)和骆宾王(7世纪)都留下了大量的诗序,为读者提供了游览山水美景的细节。其中特别有名、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例子是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包括王勃的序在内,大多数此类作品是骈体散文,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六朝时期流行风格的延续。但与此同时,一些中唐(约750-850)时期的游览序似乎对六朝袁山松、慧远和郦道元作品的风格更感兴趣。也就是说,这些序渐渐脱离骈体文的主导,转向一种更松散的散文形式。一个常被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例子是李白的《泛沔州郎官湖诗序》。该序作于758年,李白前往夜郎(今贵州省)途中:

乾元(758)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

李白序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解释他为“南湖”取新名的时间、原因和方式。新名字“郎官湖”指涉李白的老朋友、担任朝廷尚书郎的张谓(743年进士)。李白将张的职位简称为“郎官”。

在唐代记中,为建筑、景观命名的行为和过程十分重要。李白序既没有使用骈体形式,也没有设置连串的四字句。相反,他选择了一种松散的、以信息和报道为中心的散文样式。他向读者“报道”一次社交活动,提供这次出行的“信息”,比如聚会的时间、参与者、湖上美丽的夜景。同样被记下的,还有张谓的请求——他希望李白给这个湖取个新名字, “以传不朽”——以及这个名字被选出来的原因和过程。最终,为了永久保留“纪事”,李白的诗序将被镌刻在郎官湖畔的一块石头上。

这种语言风格和内容特征在后来的宋代作家中十分流行,体现在许多描述名胜古迹游览的短篇作品中。尽管如此,这种散文风格——在这个例子中,描述一次以山水游览为组织方式的社交聚会——在唐代早期和中期并不常见,只有少量的例子留存下来。唐代后期稍多,但直到宋代,游览观光才成为旅行文学的核心主题。

8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相关现象: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游某地记”为题目的散文作品。唐代最早的例子是达奚珣(758年去世)的《游济渎记》。另一个中唐时期的例子是陆羽(733-804)的《游慧山寺记》。需要再次明确的是,10世纪晚期以前,这种题目在唐代描写游览活动的散文中并不常见。但10世纪晚期以后,绝大部分的游记作家都会采用这样或类似的题目结构。后来的游记作家在记述游览时,在形式、内容和语言层面,都选择了与李白《泛沔州郎官湖诗序》显著类似的方式。

今日的郎官湖(武汉汉阳之莲花湖公园,来源网络)

今日的郎官湖(武汉汉阳之莲花湖公园,来源网络)

元结

次山(元结)放恣山水,实开子厚(柳宗元)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吴汝纶(1840-1903)

作为8世纪中期的重要诗人、散文家,元结(719-772)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担任道州(今湖南省道县)刺史时完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地属中国偏远南方的道州以其新奇而充满戏剧性的景色被频频称赞。《寒亭记》和《右溪记》是两篇元结在道州写成的散文。基本上所有的游记选集都会收入这两篇作品,数位学者曾对它们进行翻译和研究。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无一例外地称赞这些作品是“成熟的”,或“相对成熟的”唐代游记。元结的山水美文的确在中国游记文学的历史和发展中十分重要,但它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价值则需要一些解说。虽然很多文学研究者认为元结的作品是柳宗元《永州八记》成熟风格的“前奏”,但是这个观点需要一些调整。作为“古文”的早期倡导者,元结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也因此值得更多赞许。“古文”的散文风格影响了《永州八记》和无数后世游记作品的创作。

我们从766年元结在道州创作的《寒亭记》开始:

永泰丙午(766)中,巡属县至江华,县大夫瞿令问咨曰:县南水石相映,望之可爱。相传不可登临,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栈险以通之,始得构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阶槛凭空,下临长江,轩楹云端,上齐绝颠。若旦暮景气,烟霭异色,苍苍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状类不得,敢请名之,表示来世。于是休于亭上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时将寒。炎蒸之地,而清凉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欤?乃为寒亭作记,刻之亭背。

在结构和内容上,元结的文章与李白的《泛沔州郎官湖诗序》极其相似。李白在758年前往夜郎,元结在766年进行巡视之旅。这两篇文章开头都提供了时间和背景信息。接下来是对景点(对李白来说是南湖;对元结来说是瞿令问营造的茅亭和在亭内可观赏到的美景)的定义和描述,以一连串的四字句完成。另外,两位作家都是当地官员的客人,并被他们的主人请求为此地命名。

在唐代及之后,对名字的考量和命名的过程都是游记的重要内容。有些作品关注已知的经典景点,比如南湖;而另一些则描述那些遥远的、未被探索的或难以到达的地方,比如元结《寒亭记》里崎岖难行的地点。杨晓山建设性地区分了这两类唐代山水散文:他认为前一种是“社会的”(social);后一种是“个人的”(personal)(下文将详解)。在主人的指示下,客人为景点取名,当然,这个名字被接受了。在李白的例子中,其他在场的客人还称赞这是“知言”。最后我们得知,这篇记也会被刻在石上,用来纪念这个场合,使其流传后世。

让我们记住这种结构、内容和散文风格,再来读元结的《右溪记》。这篇文章的完成时间不详,但在我们的分析中,成文年代并不重要。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这篇文章正是杨晓山提出的“个人的”山水散文。这里没有“当地的主人”,也没有像南湖那样熟悉的景点。唯一一个在场者是作者,唯一一个被描述的山水景观是一条不知名的经过道县西墙的溪流。注意在这篇文章里,在介绍完溪流位置,并用一连串四字句描述周边美景之后,元结直接转向我们所说的“作者回应”(author reaction)。这种形式体现了之前提到的“主题评论”修辞概念(the “topic comment” topos)。

元结个人化的回应以及表达这种回应的强烈情感非常显著。当然,这篇文章也提供了有关溪流位置的背景信息,但它的关注点不是山水,而是作者对山水的情感回应。实际上,作者直接告诉读者,因为小溪地点偏僻,远离中原,即使风景优美也会被人忽视,所以他感到十分沮丧。同时元结还指出,如果为世人所知, 右溪的美会更好地为人所欣赏。批评家们把文本中体现的沮丧看成作者个人经历的反映。换句话说,因为他被安排在这么一个偏远落后的南方地区,作为政府官员,元结的才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解读很有说服力,但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元结的《右溪记》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情感;而更早的游记强调信息和描述,明显缺乏这种情感。这个记类文学的新发展方向在后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在结构方面,目前我们谈到的李白和元结的作品体现了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在研究柳宗元山水散文时提出的“四分结构”。这种结构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一段介绍或序言:通常标明时间,介绍这篇文章的环境设定,比如一片湖泊、一条城外的小溪。(2)时而详细的景观描述:一般会强调此地的美景(“县南水石相映,望之可爱”)。(3)作者对山水的回应:其程度和性质有差异,有时表达审美欣赏,有时关于辞别,有时甚至传达道德上的忧虑。(4)结尾:通常解释一个景点的名字如何被选出,列出到场客人的名字,提供其他相关的信息。正如我们在李白和元结作品中看到的那样,记的结尾常常宣布这篇作品将被题刻在石上或墙上,以纪念这次聚会,使后世访客了解它。这种实践在“社会的”山水散文中很常见。

另外一篇作于道州的记是《殊亭记》,同样展示了元结作为散文家的才华,更体现了它与“游记”的关联:

癸卯(763)中,扶风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严断惠正为理,故政不待时而成。于戏!若明而不信,严而不断,惠而不正,虽欲理身,终不自理,况于人哉?公能令人理,使身多暇,招我畏暑,且为凉亭。亭临大江,复在山上,佳木相荫,常多清风,巡回极望,目不厌远。吾见公才殊政殊迹殊,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斫石刻记,立于亭侧,庶几来者无所憾焉。

我认为,这篇文章同样使用了《右溪记》中出现的四分结构,但在这里,介绍的部分被不成比例地延长,用来赞扬马向和殊亭各种各样的特“殊”品质。杨晓山称其为“道德叙述”(moral discourse)。 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方便的修辞选择:马向请元结来为此亭命名,而元结则趁此机会奉承马向。当然,这段偏长的介绍导致景色描写的篇幅大大缩短,虽然在这里,元结再次使用连串的四字句构建景物描写,尤其是“亭临大江……目不厌远”这句话。

尽管介绍的部分很长,描写的部分变短,但这是唐代第一篇有献呈性质(dedicatory)的记,其中除了常见的四字句,还存在一个主导的文学成分(literary component);具体来说,是元结赞扬马向的一种技巧。元结把他的溢美之词组织在“理”字上。他在五个不同的场合使用了“理”(在引文中已用楷体字标示),每一个“理”字似乎都微妙地略有不同。我把这五个字翻译成五种不同的意思,以显示意义上的区别。这种文学技巧在元结以前的记中表现得不明显。《殊亭记》中还有围绕“殊”字展开的另一个文字游戏。元结似乎连续使用“特殊”这个意思,用来指涉马向和他突出的地方治理功绩。

在《殊亭记》中,记的形式体现在我们刚描述的“献呈—纪念”(dedicatory-commemorative)语境下,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四字句描写。因此现在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第一次看到具有纪念性质的记。在这里,文学性的语言和技巧在书写一个地方和建筑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语言大师的元结,他的技巧体现在如何利用语言达到特殊的表达效果,在《殊亭记》里,这个效果便是赞扬马向和他那座漂亮的凉亭。这篇记不再是彻底的社会性(social),其内容也无法被完全预测。于是,我们有了“文学性的”(literary)记。

最后,虽然骈体散文风格在元结描述景色的四字句式语言中十分明显,但在我们讨论的所有文本中,没有出现持续对称的词语结构(verbal structure)。元结的描述也没有任何韵律或语法上的严格对称。尽管如此,当我们大声朗读,中文里字数相同的句子确实可以营造出一种诗歌一样的节奏感。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样式松散的“散文诗”(prose-poetry),因为它强调了风景的意象,甚至也增加了抒情的强度(在下一节对柳宗元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毫无疑问,元结的散文诗使用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它既不同于《洛阳伽蓝记》使用的骈体文,也不同于玄奘《大唐西域记》报道式的语言。我们并不清楚元结的描述技巧是从更早的作家那里借鉴得来,还是出于满足自己的作品需求而进行的个人独创(当然是在骈体文的影响下)。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合理地确定,如果不是唐代第一位,那他也一定是最早利用这种描述语言为记增添文学色彩的作家之一。元结的作品充分表明,与描述地方有关的记,至少在他手中,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

(——本文摘自《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第二章《唐代的发声》部分)

《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美]何瞻著、冯乃希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美]何瞻著、冯乃希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何瞻 James M. Hargett

纽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东亚学系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宋代古典散文、游记、历史地理与文化史。曾任《宋元研究》杂志主编。曾发表过多部学术专著及论文,代表作有《<桂海虞衡志>:十二世纪中国南方的自然世界与物质文化》(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乘河归家:范成大<吴船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

冯乃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2019年获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明清文学史、近现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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