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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里的伯格曼

伯格曼的电影名气不小,但是对于我国观影者来说却困难重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的不同,伯格曼的电影浸透着对“两希”文明、伦理意识的反思;二是他的电影的旨趣是探索和表现人物的内心。

今年是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逝世十周年。

伯格曼的电影名气不小,但是对于我国一般观影者来说却困难重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的不同,伯格曼的电影浸透着对“两希”文明、伦理意识的反思,如果对西方文化没有基本的概念便很难进入;二是伯格曼电影的旨趣不在展示奇闻异事、美丽自然、社会冲突这些外在之物,而是探索和表现人物的内心。内心非实物,不可见,为了使不可见化为可见,伯格曼必须让他的故事和影像“异乎寻常”,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将观众的“目光”逼迫到他们或许从来也不曾关注和思考过的领域,牵引到一个近乎于陌生的环境。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影像的“异乎寻常”,也使一部分的观众望而却步。

潘汝的专著《艺术之美与灵魂之思: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研究》(以下简称《伯格曼研究》)是一部有关伯格曼电影的研究专著,从西方文化和欲望伦理两个主要的方面对伯格曼电影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伯格曼及其电影作品的意义。

 

宗教里的伯格曼

《处女泉》

伯格曼电影的文化背景

《伯格曼研究》一书指出,伯格曼电影的文化背景来自于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这两种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两个倾向,一个是热情洋溢、放浪形骸、享受生命的酒神文化;一个是苦修苦行、背负原罪、压抑欲望的宗教文化。这两种文化在伯格曼电影中的呈现并不是单向度的存在,而是相生相克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比如在影片《处女泉》中,父亲既是笃信上帝的教徒,但也是在得知女儿被害之后大开杀戒的叛教之人。这样一种矛盾的人物描写,对于缺乏西方宗教文化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可能是难以理解的,在《伯格曼研究》一书中,作者对此作出了详尽的解释,父亲为什么坚持要女儿独自到密林深处的教堂去执行献祭仪式呢,他难道不知道这是不安全的吗?这是因为,作为信徒的父亲一定知道《圣经》中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旨意以自己的儿子献祭,在将夺取儿子生命的那一刻,上帝显灵,救下了亚伯拉罕儿子的生命。因此,影片中笃信上帝的父亲不相信女儿会在献祭仪式的过程中发生任何意外,即便有意外发生,上帝也应该施以援手。但偏偏是,女儿在森林中遭遇了三个邪恶的牧羊人,他们合伙强奸杀害了这位处女。父亲知道后怒不可遏,杀死了这三个牧羊人。这里对于宗教的批判显而易见,因为牧羊人是有特殊意蕴的。在伯格曼之后的电影《冬日之光》《呼喊与细语》中,牧师和主教都是负面的角色。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伯格曼的作品完全是反宗教的呢?《伯格曼研究》一书告诉我们,不能用简单化的方法来理解伯格曼,在《处女泉》的故事中,父亲尽管是一个叛教的形象(手刃三人),但他最后还是要在女儿死去的地方修建一座教堂,因为无所归依的心灵最终还是需要一个归宿。潘汝在《伯格曼研究》一书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格曼这个看似桀骜不驯的牧师家的逆子,将这种高贵的精神性投射到艺术中,进而肯定了宗教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伯格曼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反宗教这一鲜明的主题上,而是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在推倒宗教对人性的压抑之后,在死亡的封印被揭开之后,人们的灵魂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这正是伯格曼电影的另一个重要主题:酒神欲望的放纵。

 

宗教里的伯格曼

《犹在镜中》

被欲望煎熬的灵魂

没有了对神、对宗教的敬畏,人的欲望也就喷薄而出了,从伯格曼的生平和作品我们知道,他对于宗教持明显的批评态度,但是对于欲望的宣泄,他却没有明确地表示出欢迎或是反对,在他的作品中既有人性舒张的幸福,也有违背伦理、耽于欲望的痛苦,而且表现痛苦似乎占了主要的篇幅。酒神的欲望在影像中随处可见,但是在人们内心的深处,却是痛苦的深渊。

首先,在追求一己欲望的过程中,人们面临的往往是无法自控的疯狂。在影片《狼的时刻》中,画家约翰在幻觉中追逐自己的旧日情人,最后失控杀妻;在《激情》中,小岛上相依为命的男女主人公均陷入疯狂;《羞耻》中则是男主人公堕落疯狂而杀人;在《傀儡生命》中,男主人公也是彻底疯狂,杀死了与自己妻子同名的妓女。

其次,尽管上帝对人类心灵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人类之中,试图控制他人的欲望以及对控制权的争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伯格曼在自己的电影中着力刻画了这一场景,在《假面》中,是一个默然无语者对喋喋不休者的控制;在《秋天奏鸣曲》中,是一对母女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在《傀儡生命》中,是妻子的控制欲使男主人公陷入疯狂以致杀妻成为了他的幻觉。

再次,是对于同性恋和乱伦的表现。伯格曼在1960年拍摄的影片《犹在镜中》表现了姐弟之间的乱伦关系,且先不论伯格曼这部影片的立意,单就乱伦这一主题来看,伯格曼已经是相当大胆和前卫的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同性恋和乱伦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是被严厉禁止的,在社会伦理的范畴也属于禁忌。而伯格曼在他1960–1970年代制作的电影中多次探讨这一主题,在《傀儡生命》中涉及到了同性恋,在《呼喊和细语》中同时涉及到了两者。在另外一些影片中也有对于这两者的隐喻和暗示。

如何解释伯格曼电影中的这些“出格”的人类心理和行为的表现是一个难题,这也是伯格曼电影引起诸多不同看法和争论的主要原因。《伯格曼研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理解伯格曼电影的捷径,从西方文化的源头来看人类心灵的现象,尽管希伯来文化中的原罪已有千年的历史,但人类毕竟是理性的动物,希伯来文化中原罪的消逝并不等于希腊文化中酒神欲望的张扬,两者须在日神精神的约束和控制之下达到平衡。《伯格曼研究》指出:“尽管,人类文化的理想状态——两希文明的平衡从来没有达到过。然而,抱着异质文化殊途同归的梦想,伯格曼凭借艺术,继续深思着尼采曾经思考并践行过的关于‘两希’文明融合的课题。对于伯格曼来说,两希文明融合的境地,是经由独特而神秘的途径——日神艺术与宗教气息的相容相通——而达到的。”(文/聂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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