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突发，改变了人们认知时间的方式。面对严峻疫情，忙碌的新石器考古人在周密部署、严格防护的情况下推进复工复产，扎根田野，立足大地，取得了大量原创成果，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发展史。
八千年前的文明圣火
距今八千年前后以及更早阶段，中华大地群星闪耀，文明圣火竞相点燃。本年度，小南山、上山、裴李岗、老官台、裕民等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田野工作均取得了收获。
在乌苏里江左岸的小南山遗址，万年前的第一期遗存展示的是斜坡上、凿基岩、栽木柱、修灶塘的情景，而第二期遗存则出土了精美的玉器。这些发现为东亚地区玉器起源和传播研究确立了新的基点，也为理解中华文化的早期形成过程开辟了新的路径和更广阔的视野。
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
位于江南水乡的义乌桥头遗址，水稻驯化率极高，为了解上山稻作文化发展水平提供了新材料。永康湖西遗址亦是一处上山文化遗址，并且在遗址周围确认了壕沟的存在。
年代稍晚，作为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新郑裴李岗出土房址、墓葬等遗存。出土遗物经初步微痕观察及残留物分析，发现可能有麻纤维，与编绳、制衣等纺织技术发展有关。渭南北刘遗址则出土老官台文化房址，为我们了解老官台文化的居住形式提供了信息。
裴李岗遗址出土陶器
近年来，随着阴山北麓及草原地区裕民文化类遗存的不断发现，对于草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备受人们的关注。2020年度，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乃仁陶力盖遗址揭露房址、墓葬等重要遗存。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北方草原地带发现的面积最大、房址最多的大型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填补了裕民文化中的时空及谱系空白。
乃仁陶力盖遗址出土陶器
在张家口，尚义县的四台遗址传来捷报。7600年前的圆角方形、长方形半地穴房屋，精致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为我们管窥当时社群的居住和食物加工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大量石铲、石锄等翻土工具以及粟、黍等植物遗存的发现，说明农业生产活动在生业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各类筒形罐、小罐等与生活方式密切关联的陶容器，展示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在雪域高原，西藏西部最早的史前遗址夏达错遗址，发现了八千多年前西藏高原最早的磨制石针，对于研究西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沿着八千年文明之火的光亮，距今七千年前后的北辛文化、马家浜文化的聚落考古获得了新进展。在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临沂里宏遗址确认的环壕平面近圆弧形，壕沟边缘修建方形房屋。该遗址发现的北辛文化遗存是迄今临沂地区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环壕的揭露为了解北辛文化早期聚落面貌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位于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则展示出不同的聚落情景。溧阳东滩头遗址是马家浜文化的重要聚落。排列有序的房屋、独立的瓮棺葬区、随葬品摆放规律的土坑墓墓地，为研究马家浜文化时期的聚落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考古发掘显示，东滩头聚落的建筑方式从“以密集柱洞为主”演变为“以砌墙为主”，反映了居住方式的变迁。
常熟何村遗址发现的建筑遗迹、水井、墓葬等现象，展示出马家浜文化小型聚落的基本生态。
五千年前的古城旧邦
5300年前的中国史前文明，灿若繁星，各个地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红山与凌家滩无疑是其中最闪耀的明星。
2020年，以发现红山文化“女神庙”而闻名的牛河梁遗址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细致的发掘对相关建筑的修建过程有了详细把握。其中，2号建筑址编号为T3的平台建筑垫土分三层，每层垫土上都发现了可复原的陶器，存在固定组合方式，推测是某种祭祀活动的体现，反映了红山先民对这一建筑修建的重视。马鞍桥山遗址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内涵较丰富，年代延续较长，时间跨度较大，其发掘为进一步认识红山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安徽凌家滩经过多次发掘，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标志性遗址。2020年，凌家滩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新揭露的红烧土遗迹分布广、堆积深，对于探究凌家滩的聚落特征提供了重要支撑。
随着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存的衰落，史前文明出现大范围的动荡整合。屈家岭、良渚、大汶口文化强势出现，大批城壕聚落拔地而起。
两湖地区的城壕聚落引人关注。石家河、城河、凤凰嘴、七星墩、鸡叫城等城址，屈家岭、孙家岗等环壕聚落均开展了系统的发掘或调查工作。
孙家岗遗址出土玉器
华容七星墩遗址“外圆内方”的双城结构在长江中游地区属于首次发现。细致的考古工作揭示了古城的兴衰变迁。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铜矿石、玉器等先进技术制作的遗物，与考古地层揭示的聚落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
华容七星墩遗址平面图
襄阳凤凰嘴遗址扼守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交界的空间区位，是屈家岭文化北上中原的关键隘口和重要基点。2020年度凤凰嘴遗址的发掘，正式确认史前城垣的存在，并对遗址的历时性变化有了清晰的认识。
此外，在湖南南县卢保山遗址调查发现史前城垣，使其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第二十座史前城址，古城网络体系再次“扩容”。
在黄河下游，滕州岗上遗址是海岱地区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2020年度因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及玉器的出土，区域中心地位尤为凸显。其中的四人合葬大墓，结构较为特殊，大盖板下为并排联棺，四人均随葬象征军权的玉石钺，颇有生死与共的意味。类似的墓葬在同时期的屈家岭、良渚文化都曾发现过，其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值得思考。
岗上遗址大型墓M1
与岗上形成鲜明对比，滕州唐村西南遗址是一处大汶口文化的小型聚落。发现的数座墓葬分布零散，未能形成集中的墓地。而且仅有三座墓葬使用葬具，且在随葬品数量和种类方面都无法与岗上墓葬等同。
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实证。申遗之后良渚文化研究仍在续写新的篇章。
之前，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刷新了人们对良渚文明的认识。本年度王家园双坝堵头的发掘表明，这里应为水坝出水口。同时发掘者提出，良渚外围水利系统是一个历代持续使用和改进的系统，局部沿用到现代。
良渚古城附近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距古城不远的北村遗址发现有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墓葬，而且早期主要为一般平民使用，晚期出现了最低等级贵族或者最富裕的平民。
玉石加工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手工业门类。良渚古城钟家村北坡和雉山下两处台地，出土一批良渚时期遗物，包括燧石、钻芯、石镞、纺轮等，燧石和钻芯的发现说明此区存在手工业生产活动。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的考古工作表明，中初鸣遗址群内单个作坊遗址面积不大，可能是小型家庭作坊模式。嘉兴西曹墩遗址不仅存在良渚文化石器加工作坊，而且新发现的70余件带刻划符号的陶器或陶片标本，拓展了良渚刻划符号的研究领域。
常州寺墩遗址群是良渚古城之外、良渚文明的重要聚落群，曾以贵族大墓、祭坛等重要遗存的揭露而被学界所熟知。2020年度寺墩发掘显示，良渚人的“草包泥”工艺被用于墩体基础的修建之中，并且在北坡下方“挖槽堆石”，“墩”上还修建有大型建筑。遗址出土的“日月山”、“鹿角形”和“三叉戟形”等刻划符号和精美彩陶，为我们观察寺墩先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信息。
相距不远的象墩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另一处聚落群，在规格上可能不及寺墩遗址群。发掘表明，象墩墩体也是良渚先民人工堆筑而成，并且一圈有环壕围绕。环壕南北两面封闭，在东南部有一缺口向东南延伸，与河流相通。寺墩和象墩的考古收获，为我们展示了良渚文明在太湖西北部的基本架构，为探讨良渚文化不同等级聚落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区划提供了新线索。
民以食为天。水稻种植是良渚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余姚施岙遗址发现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大型水稻田。其中，良渚文化稻田呈“井”字形，由路网（阡陌）和灌溉系统组成，呈现了比较完善的稻田系统。
施岙遗址南部古稻田道路系统
四千年前的“英雄时代”
四千年前的龙山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是历史文献和史前考古存在可能关联最多的时代。从中原大地到黄淮下游，从陕晋高原到洞庭湖畔，从北方草原到雪域高原，都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收获。
著名的襄汾陶寺遗址确认了宫城内近8000平方米的最大宫殿基址，并在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了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南部门址等主要遗迹现象。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是迄今为止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
“禹会诸侯”激发了人们对英雄时代的神往和遐思。2020年度，考古工作者在涂山角下的禹会遗址确认一座龙山文化城址，整体规模超过18万平方米，是迄今考古发现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该城址的确认对于理解之前发现的“祭祀台”，为探究江淮地区文明化进程、古史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提供新资料和新视角。
“禹征三苗”常常被用来解释石家河文化衰落、肖家屋脊文化形成的原因。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是洞庭湖地区目前可确认的唯一一处以肖家屋脊文化堆积为主体，相对单纯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遗址，且规模较大。2020年度，孙家岗遗址田野工作重心转移至环壕范围之内的居址生活区，重要的一项成果便是揭示出一座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大型连间式建筑遗迹，为探究当时人群的建筑理念和技术提供了物质支撑。
与夏文化关系密切的中原地区发现了多座史前城址，甚至存在拥有专门功能的“城邑”。
黄河中游的孟州禹寺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尽管早期大规模取土活动使得聚落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仍出土房址、窖穴、壕沟等重要设施。由于壕沟内侧保存有残存的夯土基槽，而且夯层明显，所以发掘者认为当时应该有城垣与壕沟配套，而且存在大、小两座城址。该遗址恰好位于晋南盆地和洛阳盆地之间，地理位置重要。
河南周口时庄遗址发现一处粮仓城邑，年代距今3700-4000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早期。不仅有夯土围墙，而且28座仓储建筑遗迹中，堆积中检测出粟、黍类作物的颖壳。该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仓城邑，布局清晰，功能明确，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等具有重要价值。
时庄遗址发掘现场
平顶山余庄遗址新发现的龙山文化M10，是迄今河南境内已发现的随葬器物数量最丰富、等级规格最高、礼制色彩最明确的龙山文化墓葬。规整的葬具、颅骨上的朱砂、二层台上排列有序的陶质食器和酒器，给人以强烈的“礼制”印象。墓内除棺内的人骨之外，棺外北侧亦发现一具人骨，值得思考。
余庄遗址M10
新砦遗址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关键性遗址。多年持续的发掘大致廓清了遗址的聚落结构。近年在核心区发现有不同时期的大型夯土基址，有的保存面积近两千平方米。同时，还出土有板瓦、陶水管高等级建筑材料，以及与礼乐相关的遗物，如玉圭、玉璜、石磬等。其中，出土的板瓦是郑洛地区首次发现史前陶瓦，对于探究早期陶瓦的使用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北方的石城遗址近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诸多收获。
2020年底，由美国考古学会（AIA）评选的近十年（2011-2020）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揭晓，石峁遗址榜上有名。规模宏大的城垣、高拔耸立的皇城台、震撼神秘的石雕，时刻诉说着她的伟大。
石峁是中心都邑，是神圣空间，在她之外，还有若干小城或村落众星捧月般将她围绕，共同构成石峁王国的控制网络。府谷寨山遗址就是石峁都邑下的次级（抑或三级）中心聚落，也是石马川流域的中心聚落。在这座城址中，考古揭示出等级区分明确的四类墓葬，应该对应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群。而且大型墓葬中还发现了女性殉人的现象。寨山考古成果，弥补了石峁遗址大型墓地被严重盗掘的重大缺憾，为丰富石峁文化和研究石峁政体（石峁王国）提供了宝贵的墓葬考古材料。
府谷寨山M2
黄河左岸的天峰坪遗址，地处关河入黄河口处附近，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小型石砌台城。其选址于两河交汇的关隘地带，形成三面环河临沟的防御态势，揭示了早期石城的一般构筑模式和兴起的重要动因。
内蒙古后城咀城址是新近开展工作的石城遗址。其瓮城结构与已发掘的石峁等同期石城存在明显差异，却与中原夏商时期同类建筑相似，为研究河套地区龙山时代与中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考古学材料。
后城咀石城发掘场景
住窑洞、吃小米是陕晋高原的文化符号。其实，这些生活方式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位于离石的信义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窑洞式建筑。先民们充分利用山梁断崖，在土梁边缘地带挖掘了底平面为圆角方形、上部为穹窿式结构的窑洞，并且依自然地形成排、层级分布。每座窑洞前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活动空间，以及将它们串联起来的路面。2019年，距离信义不远的德岗遗址，曾发现过五座五边形半地穴大房址。德岗早于信义遗址一千多年，二者建筑风格迥异，足见文化和环境变迁巨大。
离石信义遗址窑洞式建筑分布
在黄河下游，淄博胥家村南遗址则发现了数座龙山早期墓葬，随葬品较多，器型多样，为鲁北地区龙山文化葬仪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与之不同，滨州北营遗址出土的龙山墓葬中普遍没有随葬品。
“堌堆遗址”是黄河故道地区的特殊聚落现象，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菏泽孙大园堌堆遗址本年度清理龙山文化遗迹多处，而且在发掘过程中发现有北辛文化遗存的线索。
在西南地区，三星堆遗址埋藏坑的发现，再度掀起了全民关注考古的热潮。其实，三星堆之前的成都平原有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文化格局十分复杂。广汉联合遗址不仅出土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即宝墩文化的遗存，而且还发现了早于宝墩文化的的因素，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
2020年，西藏考古取得了多项收获。位于日喀则康马县的玛不错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和石器组合。这里不仅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还有海拔最高的湖滨“打渔人”。近30年前发掘的拉萨曲贡遗址是西藏腹心地带最为著名的史前遗址，在西藏考古中具有标尺性意义。新一轮发掘采用的动植物考古、植硅体、土壤微形态等分析手段，为重建该遗址的复杂生业形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材料。
从仰韶村走来的中国考古学
仰韶村遗址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考古学人心目中的圣地。考古学需要“回家”看看。
1921年，国家积贫积弱之际，仰韶村第一次发掘出土的精美文物，首次证实了中国境内有着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让世人听到了“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呐喊声，对于提升民族自信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1951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仰韶村第二次发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足以体现学界对仰韶村遗址和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视。类型多样的遗迹、造型丰富的遗物也使人们认识到仰韶村遗址的复杂性。新的发掘也为组建时间不长的新中国考古队伍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80、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仰韶村第三次发掘进一步廓清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年代序列。而这一廓清正是得益于之前数十年的田野积累和学术争鸣。
2020年，考古百年即将到来，仰韶村遗址迎来了第四次考古发掘，聚落考古、多学科研究成为主要理念和手段。壕沟、房址、窖穴、道路等遗存的发掘搭建了聚落布局基本框架。墓葬、灰坑葬等则展示了仰韶先民的葬仪信息。类似“水泥”混凝土墙壁地面等房屋建筑材料，刷新了对仰韶村遗址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房屋建筑类别和建造技术等方面的认识。
仰韶村遗址从最初新石器遗存的发现和揭露，到文化内涵和年代序列的研究关照，到第四次发掘中采用的聚落考古、社会考古和多学科合作实践，是中国考古学人不断攀登的生动案例，是考古学发展和转型的真实写照，也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息息相关。
仰韶村之外，仰韶文化的田野考古也取得了诸多收获。山西夏县师村遗址是目前大规模发掘的距离盐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本年度出土的石雕蚕蛹，距今约有6000年历史，意味着仰韶早期的先民们很可能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
师村遗址出土石雕蚕蛹
连续发掘多年的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核心聚落。三重环壕构成的防护体系、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规模宏大的版筑夯土遗迹、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和祭祀台，向我们揭示出河洛文明的发展高度。
双槐树遗址功能布局
上世纪90年代，枣阳雕龙碑出土的红烧土房屋给人以深刻印象。近年来，在南阳黄山遗址再次发现了保存极好的红烧土房屋，推拉门、套间、光滑的地面，丝毫不输现代家居理念。江河之间的特殊区位，南来北往的文化互动，使得黄山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还有屈家岭文化的遗迹。新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墓葬中，精美的玉钺、象牙握饰的长弓、三捆骨镞箭杆、四百多件猪下颌骨，展示了墓主的英雄形象和王者力量。
二十多年前，铸鼎原的“拉网式”调查丰富了关于仰韶文化宏观聚落的认识，北阳平遗址以庞大的聚落规模和丰富的遗存堆积备受关注。本年度，遗址获批立项“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重大考古项目，未来可期。灵宝城烟遗址则是一处仰韶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显示出与仰韶村、北阳平不同的聚落信息。
与仰韶彩陶齐名的马家窑文化也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寺洼山遗址的发掘继续开展，不仅发掘寺洼文化的房址、灰坑、墓葬，而且还发现了大量马家窑文化的遗存，对于廓清寺洼山遗址的使用年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支撑。曾出土“双人抬物”彩陶盆的宗日遗址被再次发掘，出土史前墓葬、灶等遗存，有助于对宗日遗址聚落布局、功能划分及演变过程开展深入研究。
宗日遗址出土陶器
面向海洋的史前考古
面向海洋，是沿海地区史前人类与自然界良性互动的必然路径。
余姚井头山遗址是迄今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型贝丘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各类陶、石、骨、贝、木器和编织物等，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地区环境变迁与人类发展相互关系，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文化渊源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同时，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在工作方法上为同类遗址提供了借鉴，而且对于今后“面向海洋”的考古学起到了推动作用。
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木质工具
嵊泗黄家台遗址是我国境内目前所见新石器时代晚期最东北端的沙丘遗址，主体堆积为良渚文化晚期。遗址不仅出土了锛、刀、耕田器、纺轮等成品生产工具，而且还发现了钻芯等生产废料，说明聚落内部能够开展独立的工具加工活动。
在平潭岛，祠堂后山遗址为当时的一处居址营地。从采集炭样进行测年的结果看，遗址年代为距今6500-6800年，是福建沿海地区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繁盛的海南史前文明逐渐展露容颜。2020年度，湾仔头、内角等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海南东南部的史前文化序列，展示了海岛先民的生活印记。
除了沿海地区，广州金兰寺遗址则发现了史前贝丘堆积，为研究珠三角人地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上述发现仅仅是我们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有限信息，很多重要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而没有详细公布，相信这些发掘成果将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和思考。
（文字资料引自“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多家媒体的网络资源以及陕西、浙江、江苏、山西、河北、湖南、河南、辽宁等省市考古的官方网站，图片资料引自“文博中国”公众号、中国考古网，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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