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鞋山遗址说起，回顾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

5月20日，展览“启幕江南——草鞋山遗址与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展”在吴中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了两百余件出土文物，梳理了苏州草鞋山遗址和环太湖地区的发展历程，回望了太湖流域地区的史前文明。

长三角古代文明曾经非常辉煌，而此次吴中博物馆展出的草鞋山遗址对苏州考古学和江苏考古学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当天下午，“长三角古代文明论坛”在苏州胥城大厦开幕，与会嘉宾们以展览的草鞋山遗址及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为契机展开讨论。

草鞋山遗址

草鞋山遗址

环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以太湖为中心，北抵长江，南达杭州湾及钱塘江，包括今上海市、江苏省东南部和浙江省北部。这一区域地势低平、水网密布，孕育了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在相对独立、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里，我们的祖先开始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吴中博物馆“启幕江南——草鞋山遗址与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展”展览现场

吴中博物馆“启幕江南——草鞋山遗址与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展”展览现场

其中，草鞋山遗址位于苏州唯亭镇东北，是环太湖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文化层几乎跨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到先秦历史的全部编年，被誉为“江南史前文化标尺”。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遗迹遗物，表明草鞋山遗址是史前太湖流域一处重要的文化中心。

在“长三角古代文明论坛”现场，与会嘉宾们以展览的草鞋山遗址及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为契机展开讨论。澎湃新闻特此整理部分论坛内容，予以刊发。

“长三角古代文明论坛”现场

草鞋山遗址的考古学意义

论坛现场，苏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陈瑞近以“草鞋山遗址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认定”为题，从草鞋山遗址的文化内涵，文化特征，草鞋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展开，讲述草鞋山遗址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认定。

陈瑞近

陈瑞近表示，“整个草鞋山文化遗址堆积厚近11米，除耕土层外，从上至下分为10个文化层，从晚到早又可以分为七期文化：第1期，以①层下的6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为代表，随葬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第2期，以②层下良渚文化晚期大墓，以M198为代表的发现，这是草鞋山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墓葬中随葬了玉壁、玉琮、玉钺等一批玉礼器；第3期，以③层下的4座良渚文化早期墓葬为代表，出土器物具有明显的崧泽文化特征，⑤层以下有崧泽时期的墓葬89座，这一数据是指几次发掘的成果；⑥层以下有崧泽和马家浜，以及崧泽早期和马家浜时期的有6座；⑧层以下的有106座马家浜文化墓葬为代表，⑨层下发现马家浜文化居住遗迹和灰坑，出土了一些草鞋山早期的遗迹。”

鹿角，新石器时代 澄湖遗址出土，吴中博物馆

对于草鞋山遗址的文化特征，陈瑞近从遗址中具有明确的特征类型物展开，他表示，遗址中的特征类型物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中以陶器、玉器、墓葬等内容来呈现不同，而是以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层、良渚文化层以及吴越文化等文化层来呈现的。同时，他认为草鞋山遗址的被发现的特征类型物应该不止一处。

在谈论草鞋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时，他表示，在以文字、青铜器、成型制度为标志的中国文明史之前，中华文化是通过不同地区考古挖掘出来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址来拼接的。草鞋山遗址在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一个遗址一个地方全部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意义的考古学遗址。而草鞋山文化是中国证明人类种植水稻最直接证据的遗存。相比较其他文化不是延续在一个地区生存和同一个地区发现，或者是同一个地层中连续表现，草鞋山文化证明这个地方适合人类居住。从河姆渡到现在，因为它是发展最好的一个区，除了自然环境好一点以外，地质灾害少一点外，人工种植水稻是人们能够持续生存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草鞋山遗址反映了史前人类的审美情趣。遗址出土的各类文物，有陶、玉、石、骨等材质，是就地取材，器型多样，纹饰优美，表现了当时人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极大的创造力。尤其以崧泽文化时期的遗物为代表，在日常用品上呈现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是早期人类艺术历史上重要的阶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草鞋山遗址是江南先进文化结晶的代表，也是探寻环太湖地区乃至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华七千年“不断裂文明”最直接的物化载体，折射出中华文化亘久的魅力，这是具有标志性地位和全国性意义。”

圜底腰檐陶釜，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草鞋山遗址出土，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刘斌以“草鞋山遗址在长江下游考古及良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为题。他首先就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写的建立做了梳理。他以良渚文化为线索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代至1980年代；第二阶段为1980年代至2006年；第三阶段为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至今。

之后，刘斌从“完善长江下游文化谱系的线索”展开。他表示，随着广富林遗址的发现和认识，认识到它是良渚之后的东西。2005年湖州钱山漾遗址进行了发掘，在2006年上海开会提出了良渚之后“广富林文化”和“钱山漾文化”的两个阶段，这样对长江下游的龙山时代有了完整的谱系。而对崧泽文化的认识到，最早是1961年到1974年上海崧泽遗址的发掘，一直到1984年崧泽文化的命名，已经很晚了，但是对于崧泽文化整个这一千年的序列，发展面貌也不是特别清楚。1996年，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这个文化比较长，从崧泽早期到马家浜晚期，一直到良渚阶段，排出了崧泽文化的演变规律，对崧泽文化的认识起到很大的作用。去年的余姚井头山遗址，以及此前的江苏泗洪的顺山集文化，皆为8000多年的文化。所以，江浙沪考古人用了80多年时间，构建起了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地区的文化的研究。

陶“碟形器”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草鞋山遗址出土，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

最后，刘斌讲到草鞋山文化。他表示，“1992年，草鞋山遗址发现马家浜文化的稻田是第一次在这个区域内揭示出长江下游的稻田样子。从草鞋山遗址发现稻田以后，在浙江发现了茅山大面积的良渚的稻田，后面是田螺山河姆渡的稻田，然后又在施岙遗址发现了上十万平米的良渚、崧泽、河姆渡三个阶段的稻田，所以草鞋山遗址具有非常好的长江下游文化的学术意义，所以今后值得好好总结，继续探索草鞋山遗址的格局以及如何展示和揭示它的学术价值。”

此外，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明在工作报告《2019—2021年度草鞋山考古概况》中讲述了草鞋山早期遗址分布，草鞋山遗址全面考古调查勘探（2019年）及2021年主动性考古发掘。

吴中博物馆“启幕江南——草鞋山遗址与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展”展览现场

从良渚、崧泽文化等探讨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进程

论坛现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以“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轨迹回顾”为题，回顾了良渚文化的研究。他表示，“今年是中国考古百年，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的文明起源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王巍

“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的八十五年的历程，一定程度上是百年中国考古的缩影。首先研究重点第一步是从文化面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和考古学文化古迹的研究，前身到后续。以这为基础，进入到良渚社会的研究，即透物见人，见社会。这也是中国考古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发生的重要变化，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进入到社会考古学的研究。其次从开始阶段关注社会文化，发展成为了解文明的产生、发展到衰弱、转换的过程。从寻找一个点到将这个点作为研究过程的研究，这是新时代学界进步的标志。再而从了解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文明如何产生到研究导致这一过程的研究，以及为何这样的外部、内部的原因，让我们探索这些原因的是理念发生了变化。另外是各种自然技术的应用，让我们探讨这一原因成为可能，包括农业发展的状况，环境的变化对文明的发展乃至于衰弱的影响。最后是利用马克斯主义辩证联系的关系，探索良渚中心文化以及和周围中心遗址关系的研究，这就是研究当时社会的广度，以及研究视野从长江下游以及其他区域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

陶尖底瓶，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东山村遗址出土，张家港博物馆藏

陶背壶，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东山村遗址出土，张家港博物馆藏

“我们意识到良渚文化也还有很多待研究的课题。比如说良渚晚期的时候，良渚遗址和周围的这些武进寺墩，包括草鞋山和草鞋山，都是良渚晚期的大型的中心聚落和大型聚落，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首都和次一级的中心，首都和省会关系，还是有没有统治中心的转移。还是同一个大的集团不同的势力之间不同的角逐之间此消彼涨，这些可能性待排除，希望有计划考古的发掘和结合性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研究馆员宋建则以“神权主导的良渚复合型古国”为题，讲述了良渚作为复合型古国的性质，良渚的社会权力、良渚的文明体制的运行等问题。

宋健

宋建从良渚玉器上的图形讲述了良渚神的形象，从内涵和外延，以及对形的认识。“在这些地区，都有着共同的神衹崇拜。而良渚的神权主要是用两件事物为代表，一个是图形，另一个是玉琮。同时，良渚文化的玉很多，所以不光是靠玉，还要靠一系列的玉，良渚的社会运作、等级关系都是以玉为载体的”

对于“神权为主导的复合型王国”的意思，他表示，“关于复合型的王国概念，并不是指王权和神权的复合，而是指国家的政体不是简单的单中心，有一个最高等级的，然后有一个次中心和次级中心，从早到晚都是这样的，但是单中心的国家政体。另外一种是多中心的，并列的，就像玛雅人的形状。再一个，地方得到神权以后，有很多独立的国家，他们有一个非常集中的高级中心。良渚前期可能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中心，但是到了后期发生了变化，可能是多个古国并列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福泉山也好、草鞋山也好、寺墩也好，可能都达到了古国标准。相反，良渚对这些古国的支配权远不如前期，所以我是从这个概念理解，我们现在称良渚是一个早期的国家，但是我们习惯性的叫法是古国，这个古国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复合型的古国。”

玉鱼形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赵陵山遗址出土，昆山市文物管理所藏

玉三叉形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新地里遗址出土，桐乡市博物馆藏

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向明则以“浙江近些年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认识”为题，讲述了近些年新时器时代考古发现和认识，包括上山文化考古意义，余姚井头山遗址，也讲述了马家浜—崧泽—良渚是太湖史前基本发展序列，河姆渡遗址发掘，以及好川文化。

无锡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光日则讲述了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宜兴下湾”。他介绍了2016—2017年，无锡考古所和南京博物院合作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李光日表示，“下湾遗址原始地貌分了三个地点。在下湾遗址早期的器物主要是鼎、斗、杯、壶、罐等器型为主。出土器物是数量最多的假腹杯和三角形的，还有觚形杯4个，陶杯出土数量比较多，陶鼎出土比较少，陶豆是各种形状的，陶罐出土数量比较多，有带纹饰的。此外，陶盆也是各种大小，还有陶钵、石钺、石锛等。”

“对于早期墓葬的发现，我们基本从上述物品判断是崧泽到良渚早期。进一完善环太湖流域崧泽、良渚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墓葬大型玉钺的出土，是继东山村遗址发现后，为我们重新审视环太湖流域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的社会发展力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外，以往发现的崧泽文化遗址，墓葬和居址多是处于同一个区域，而本次发现的则是两处相对独立的居址和一处墓葬群，并且墓葬群分布在山地高岗上，这种图书的聚落布局和埋葬习俗是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晚期的首次发现，开启了后继“择山而葬”的先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最后，下湾遗址崧泽—良渚墓葬的发现，为探讨江南上墩墓的来源提供了线索。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土墩埋葬的习俗理念便根植于江南地区，并得以延续。江南地区以人工堆筑土墩作为墓地的理念不仅源自良渚文化，更有可能源自崧泽文化。”

象牙梳，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绰墩遗址出土，昆山市文物管理所藏

而来自常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彭辉则谈及了崧泽文化起源新论，以及太湖西部骆驼墩文化的消亡。

对于崧泽文化，彭辉表示，崧泽文化曾经长期被认为是上承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的一直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由马家浜文化继承发展而来。然而，随着最近十几年太湖流域是前遗址的新发现，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崧泽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既有相互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

“通过马家浜与崧泽早期主要器型的变化和比较，可以看出陶器方面崧泽文化继承了很多马家浜文化的特点。但是在玉石器方面有很多新出现的器形，包括在马家浜文化中未出现，是新出现的类型，包括石锛、石凿、玉镯，还是马家浜文化盛行的骨器在崧泽文化看不到。同时崧泽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因素也可以看出黄鳝嘴文化和薛家岗文化对崧泽文化早期形成比较显著，还有凌家滩文化也是形成了影响。”

兽面陶器耳，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嘉兴马家浜遗址出土，嘉兴博物馆藏

“在崧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原有的马家浜文化的传统外，明显受到来自上游皖江流域和宁镇地区的文化影响，玉石器工业的强势输入，弥补了崧泽文化资源部足的短板，陶器类型的多元化，丰富了崧泽文化自身内涵，也提高了崧泽文化的创造活力和文化动能，崧泽文化就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然后走向了繁荣。”

关于骆驼墩文化的消亡，彭辉表示，“ 在太湖西部的骆驼墩遗址的晚期墓葬普遍存在尸骨相籍、平地浅埋、仓促埋葬的现象。造成史前人类集中死亡的可能性包括自然灾害、饥馑、瘟疫和外来战争。陈胜前先生在《瘟疫的考古学思考》中提出了观点，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他总结道，“崧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是环境、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疾病和灾疫同行的历史，正如时下的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有可能改变这一刻历史的进程和走向。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在极度困难之时表现出击打的韧度和耐心，在山穷水尽之处发现柳暗花明的道路，这一点，6000年前的古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