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在约100万年前从直立人中进化出来，约60万年前演化成非洲的罗得西亚人、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东方的丹尼索瓦人。20万年前，罗得西亚人又演化出了我们现代人。在这60万年的历史中，智人的三个亚种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起伏，现代人又如何在激烈的种群竞争中最终胜出，现代人的地理种演化又意味着什么？基因如何破除种族主义的谎言？
由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马克斯·普朗克哈佛研究中心主任（Johannes Krause）与记者托马斯·特拉佩（Thomas Trappe）合作完成的《智人之路：基因新证重写六十万年人类史》一书，关注并回应了上述问题，并将时间的指针拨回了史前时代，回答了诸如智人“走出非洲”继而遍布全球是真的吗？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能从三个智人亚种的竞争中胜出？早期猎人和农民有着怎样不同的基因表现、进而这样影响着他们的基因选择？鼠疫、麻风病、肺结核等传染病如何随人类一起游荡在大陆之间等问题。
5月22日下午，厦门大学人类研究所所长王传超、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主任杨益民与《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袁越就《智人之路》进行了分享。
从难民潮谈起：考古遗传学不是仲裁者，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情况
激发了《智人之路》的写作的是2015年的欧洲难民潮。
在《智人之路》的序言中，作者写道：8000多年前，（来自中东其他地区的人群通过安纳托利亚与巴尔干半岛向欧洲扩散），欧洲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越过巴尔干半岛涌入欧洲大陆中部的移民潮标志着一个真正的时代转折点的到来，此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无数深受乡村文明影响的大家庭踏上这片大陆，他们的愿望就是拥有新的土地。早先定居于欧洲的原住民没有任何生存优势，他们先是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接着见证了欧洲“旧文化”逐渐消亡。这些人长得与赶走他们的人不太像——最终的结果是“人口互换”。……2015年的夏天，一股经由巴尔干地区到达中欧的移民浪潮重新开始了，结果是许多欧洲国家陷入动荡。
我们可以用“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样一句戏谑一带而过，而约翰内斯·克劳泽则从考古遗传学揭秘了这种人类迁徙背后的逻辑，他认为：“在以前的人类骸骨中，我们不仅找到了逝者的基因轮廓，也弄清楚了他们的遗传物质如何在不同的地区之前传播。”
约翰内斯·克劳泽在“坚不可摧的巴尔干路线”一节中提出：
巴尔干地区是安纳托利亚移民最早带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欧洲地区之一，原因显而易见。早期定居于此的农民沿着多瑙河创立了斯塔尔切沃文化，受该文化影响的区域包括匈牙利的南部地区、塞尔维亚，以及罗马尼亚的西部地区。……考古学意义上的“共同点”也凸显了巴尔干半岛的桥梁作用。千百年来，近东地区和欧洲通过这座桥梁一次又一次交换信息。冰期期间，巴尔干地区的居民把他们的DNA传播到了安纳托利亚。1万年后，这一基因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又重新回到欧洲中部。通过巴尔干路线实现的相互影响将欧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在基因上联系起来，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个结论表明，在考古遗传学上，欧洲人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纯粹血统”，至少从8000年前开始，欧洲就经由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岛与近东地区密切交流，约翰内斯·克劳泽认为：“在涉及政治的争论中（比如移民潮），考古遗传学不应该也不愿意成为一位仲裁者，但它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情况。”
所谓的民族国家，在DNA角度来讲就是伪概念
介绍约翰内斯·克劳泽时，王传超说：“他在人类历史科学研究这个领域是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之一，研究领域包括参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计划，还把许多研究方法创造性应用到去解析古代病原菌，像《智人之路》书里讲到鼠疫杆菌，结核杆菌，麻风杆菌，他用这些方法解析病原菌的演化，对于我们理解古代瘟疫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杨益民也谈道：“病原体，尤其是鼠疫，听起来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瘟疫之一。七八年前，我们觉得鼠疫最早是在中国的青海地区爆发，约翰内斯·克劳泽通过古代DNA发现，并不是在青海地区，最早的目前来讲是可以追溯到东欧的，这对于今天新冠病毒的溯源也很有启示意义的，爆发地并不等于起源地。我想古代DNA不仅有历史学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也会通过他的这个研究，具有跟现实很重要的连接。”
回到对研究方法的讨论，谈到古代DNA研究，杨益民说：“古代DNA的研究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年间，科学家已经推进了许多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基因提取技术的进步等等，使得我们可以获取古代人类的核基因组，这就比单纯的线粒体DNA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比如通过线粒体DNA，现代人跟尼安德特人没有交集，但是做了核基因组就发现，确实存在杂交了，只不过尼安德特人占的基因比较小。过去十年，古代DNA对于考古学、对历史学、对人类学都有很深刻的革命，确实改变了很多以往传统的观点。”
杨益民认为，对于欧洲人血统的分析和研究有打破迷雾之功：“过去几万年，整个欧洲人换血了至少三四次，无所谓土著人，大家都是过客，也许今天有新的难民来了，将来欧洲的血统又可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改变，即使有大的换血，各种不同的人还是有基因融合，狩猎采集人群也好，西亚农业人群也好，农牧人群、游牧人群也好，这种人群以各种形式进行了新的交融，不要说我们没有一个纯粹的种族和民族，我觉得这本书虽然侧重点是在欧洲，但是实际上也告诉我们，所谓的民族国家，站在DNA来讲，就是伪概念，因为没有哪个民族是纯粹的。”
作为替代品的浅色皮肤
古代DNA的研究给许多问题带来一种人类学研究的理性还体现在如下的讨论中，作者在“作为替代品的浅色皮肤”中提出论断：浅色的皮肤其实只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我们已知，皮肤的色素沉着越明显，就越能够抵挡可能致癌的紫外线的辐射……在赤道附近，深色皮肤的作用是保护身体免遭疾病侵，但在温带和来带地区，肤色的作用则恰好相反——活跃的色素沉积在皮肤里会产生不良后果，因为它阻碍了身体吸收太阳光。
那么为什么在8000年前，生活在中欧地区的人比来自南方的移民肤色更深？“其实，答案就在近东地区农民的食谱里，正如对其骨骼同位素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肉类食用消耗大幅下降。与狩猎采集人群相比，这些农民很少食用鱼类或肉类来获取维生素D，而是以素食为主，并辅以奶制品。早期农民的肤色面临着选择压力：只有浅色皮肤才能合成足够多必不可少的维生素D。肤色需要经过几次基因突变才能变得更浅。安纳托利亚人携带有浅肤色基因突变，因此更加健康、寿命更长、孩子也更多。与此同时，他们的肤色也让他们开始过起农耕和素食生活。这种进化发展在整个欧洲持续了很长时间。纬度越向北，人们面部的肤色越浅。而另一方面，狩猎采集人群没有这种选择压力，不需要借助白皙的皮肤。”
今天北欧人的肤色就是一系列基因突变的结果。例如，某些基因突变会降低皮肤中的黑色素含量。这类情况在今天的英国和爱尔兰十分常见，这群长有红色头发的人的皮肤不会被晒黑，却容易被晒伤，英国裔的澳大利亚人患皮肤癌的概率特别高也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导致黑色素分泌减少的基因突变也会改变人们对寒冷和疼痛的感受。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猜测这种基因突变可能要追溯到尼安德特人，他们有很强的抗寒能力。但该猜想在基因上并没有得到证实。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在尼安德特人身上还没有发现“黑色素受体”的相应突变。
“再往前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其实深色皮肤最初也是一种适应方式。因为我们的远房兄弟——被黑色体毛覆盖的黑猩猩——就拥有一身浅色皮肤。人类脱下毛发，肤色便会根据环境做出调整，从而保护裸露的身体不被太阳晒伤。因此，单从这个原因来看，将肤色视作判断进化水平高低的依据是非常愚蠢的，除非浅色皮肤的人想让自己与黑猩猩有一种特别的基因联系。”作者写道。
上述的肤色选择及背后涉及的基因突变问题都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在所难免的，王传超谈道：“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现在的状态是一种反进化，比如怕热就研发了空调，这其实是一场非常悲壮的旅程，我们一直讲进化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这些基因突变产生以后被选择出来，就会决定你之后几百年、几千年人的健康生活，但是人类用自己的发明试图去回应自然进化带给我们的不适，退一步讲，可以理解我们是在用人性化、用理性或者是感情在去反进化。当然基础还是依赖于现代医疗条件的发展。至于这种方法是好还是坏，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是等到几百年后，或者是几千年后看一看，让后面的人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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