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时间和环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响。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除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样值得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0年初忽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各地考古发掘工作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疫情稍缓之后，考古工作者随即奔赴第一线，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一系列发掘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因各地疫情防控的需要，除10月在徐州召开首届汉文化论坛，11月在临淄召开“手工业考古·临淄论坛”、12月在西安召开“栎阳考古四十年学术研讨会”等非常有限的线下会议外，大多数原本计划的学术会议、田野考察、专家论证被迫延期或取消，或改线上举办，给学术交流造成一定影响。不过随着线上讲座、会议的不断开展，我们惊喜发现，原中小范围的“小众”学术活动，往往吸引到非常庞大的各界朋友旁听和关心，效果惊人，为今后线上举办学术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和人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都城
栎阳是秦献公、孝公的都城，也是塞王司马欣、汉王刘邦的都城，更是汉代第一座都城所在。2018-2020年的栎阳发掘，在完整揭露了四到九号建筑的同时，还清理发现了四号建筑东侧向南与三号建筑相连的十号建筑。从发掘情况看，六号建筑北侧的东西向墙基在三号古城中有区划意义，一系大型建筑分布在墙南，而北侧则建筑“稀疏”。因此，2020年结束的发掘是一次较大规模战国秦汉宫城内“后宫”区考古。为迎接栎阳考古四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出版了《栎阳陶文》《栎阳瓦当》《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完整公布了栎阳考古所的所有陶文和瓦当的照片、拓片等图像资料。
栎阳城三号古城2018-2020年发掘区（由南向北）
栎阳出土云纹“公”字瓦当
多年前曾有关于在渭河河道中发现秦代遗存的新闻报道。随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渭河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仓张段南、北滩地三公里范围内不断发现古物的地段进行了调查，采集到的遗物以战国晚期至秦代高等级建筑材料为主，另有大量战国晚期至唐宋钱币。在与近十年考古调查资料整合后，判断该区域遗存上限不晚于战国晚期，下限则至唐宋，东段的时代稍早。因此，这里早期遗存应与秦都咸阳关系密切，它的属性现已提出孝公始建咸阳、咸阳城北区的市、具有外郭城部分功能的区域等三种可能。从多年前开展的汉长安城北中渭桥考古情况看，该区域成为渭河河道的时间不早于清代中期。虽这里的遗存肯定已遭到渭河改道的严重破坏，但如果单从不晚于战国晚期的高等级建筑材料看，这里的性质，笔者更倾向于上述的第一个可能。当然，因此处地处渭河河滩，遗物存在自别处被水流带来沉积的可能。因此如能尽快开展考古发掘获得原生堆积，将对解决秦孝公迁都咸阳的问题有当然价值。（《文博》3）
苏静整合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秦都城体系与三代主辅都制度不同，呈现“多都并存”的空间状态，指出秦都具“沿河东迁、择中立都、多都并存”的整体特征，及“中心-次级”并立的体系层级。（《华中建筑》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长安城内北宫一号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该建筑位于北宫内东南，距未央宫、长乐宫较近，建筑体量较大。从出土遗物看，其建于西汉中期，沿用到新莽时期。（《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汉长安城北宫一号建筑航拍
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其分处渭河南北。其选址，传统是历史地理学和古都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张建峰在《南方文物》著文，这里历史上均属近水源又无水患的河边一级阶地，是都城及聚落建设的最佳选择。他还从文献出发，对咸阳城墙问题开展研究。（《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刘振东开展了汉长安城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汉长安城内的市场，在文献中较多的记载。钱彦惠对长安城的市场问题再做研究，指出“从市场内也可有手工业作坊分布的常识出发，把雍门大街以北、横门以西的手工业作坊区定为‘西市’，横门以东、明光宫以西的区域定为‘东市’”。其完成的复原图中，东市地跨厨城门大街东西，东市大于西市。（《考古学报》2）
由于被北魏洛阳叠压，东汉洛阳的考古资料自然一直有限。有关东汉洛阳的复原也就只能据文献展开。刘涛在《南方文物》著文梳理了东汉洛阳的考古发现与复原研究，就各家复原问题进行了甄别，认为“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对于东汉洛阳城形制布局复原的共识也越来越多”，是一个当然的喜事。
陈静研究北京中轴线时，对战国秦汉阶段都城轴线进行梳理。认为战国时代开启都城的宫城轴线，秦始皇阿房宫建设应已出现“轴线”，而都城、宫城朝向与“轴线”的一致则是东汉洛阳以后方始出现。（《中国文化遗产》6）
徐龙国在把建筑分为城墙城门、宫殿官署、礼制建筑及宗教建筑四类后，通过代表性建筑基址分析，勾画各类建筑结构及特点。指出西汉宫殿建筑依夯土台基而建，高台建筑的衰落与土木技术进步相关。（《中原文物》3）张效儒在对秦都咸阳和西汉长安出土建筑瓦件梳理后，判读出各时期瓦件的标准规格和时代变化，这对探讨秦汉手工业管理、建筑等级和礼仪制度有重要作用。（《考古与文物》4）
遗址
宝鸡凤翔秦都雍城血池遗址是秦汉国家祭祀遗存的重要发现。2016-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发掘出的目前规模最大、性质最明确、持续时间最长、功能结构较完整的国家“郊祀”遗存，是秦汉祭祀制度研究的重要突破。2020年第6期《考古与文物》以近乎“包刊”的形式，集中报道了血池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宝鸡陈仓下站发掘的密畤遗址，与血池、吴山祭祀遗址相近，不断丰富着我们对战国秦汉祭祀制度的研究。（《中国文物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在汉宣帝杜陵西北春临村发掘6座窑址，出土“长乐未央”瓦当、“千秋万岁”方砖，推测此处应为杜陵陵园烧制建筑材料的砖瓦窑。（《文博》6）考虑到这里本属上林苑内，附近有宜春宫的文献记载，因此它们也有可能是为上林苑内宫观提供建筑材料的窑址。
徐龙国对长安地区铸钱遗址开展研究，认为相家巷遗址是太初元年以后技巧官铸钱新址，高低堡与相家巷遗址前后相接，均是技巧官作坊，窝头寨遗址是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考古》10）史杰鹏对陕西韩城芝川镇出土挟荔宫砖文进行了研究。（《字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临淄市临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出版了齐故城冶铸业考古报告，其对东周秦汉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铁器工业及其技术发展的研究将起到积极作用，并将引导城市手工业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公布了郧县店子河遗址考古资料。该遗址发现的秦汉时期环濠聚落，是国内少见的小型聚落，对秦汉聚落研究有重要价值。（《郧县店子河遗址》）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发表了“南越宫城”北墙遗迹。（《考古》9）从调查看，该墙向北不再见南越国遗存，“南越宫城”北墙笔者判断应是南越国国都番禺北墙。广州大佛寺西侧曾发掘南越水闸，往南未见南越国遗存，据此南越国国都的南北距离已可确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发表了上渚山窑址发掘的两处东汉龙窑资料。其发掘窑炉的结构相对完整，窑具种类多样，出土器物具明显过渡特征，存在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为研究东汉窑炉结构、装烧方式、产品特征，尤其是原始瓷向成熟青瓷的转变提供了重要材料。（《东南文化》4）
山西大学杨尚禹的硕士论文讨论了两汉归云中郡管辖的14个县的治所位置。郑州大学孙政委的硕士论文梳理了关中秦汉35处59座大型房子。
尹弘兵指出，秦拔郢后毁纪南城，另建郢城为南郡治所和江陵县治。西汉中期后江陵县迁至今址，西汉后期在郢城设郢县，东汉废郢县。（《长江大学学报》2）王红星、朱江松指出，白起拔郢后在江陵筑郢城，南郡与江陵县治此。西汉中期早、晚段时，江陵县、南郡治所迁至长江改道后的嵠峨山城，郢城为郢县治，东汉郢县废。（《历史地理研究》2）王建苏、刘建业、王潘盼、朱江松指出，郢城始建于公元前278年或后一年，是秦至汉武帝前期的南郡郡治与江陵县治，在武帝后期至成帝元延年间，南郡与江陵县迁至嵠峨山城址，郢城设郢县，王莽时郢县撤并入江陵，郢城为郢亭所在，东汉初城址废弃。（《江汉考古》3）
王先福对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的“安陆”展开研究，判断秦“安陆”为今云梦楚王城遗址。（《江汉考古》3）王先福、姚练认为邓县治所（即邓城）当在今襄阳樊城西北的邓城城址。（《湖北文理学院学报》7）马孟龙《文史》发文，指出秦汉圜水为今无定河，而非窟野河。在重新划定上郡、西河郡分界及修订《水经注》文本后，判断肤施在榆林火连海则古城，高望县在榆林古城滩古城。
海昏侯墓发掘后，海昏县的位置成为热点。赵明研究通过郦氏《水经注》注文，判断缭水流域都是海昏所在，中心在缭水中段，今安义县万埠镇或为海昏县治。（《地方文化研究》3）温乐平认为，海昏源于越人方言“晦浑”，缭水为“海昏江”，汉海昏县约10533.6平方公里。（《中国史研究》4）
郑国渠、白渠、六辅渠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水利工程。付建、赵维娜指出，陕西礼泉、泾阳、三原、高陵等县区是郑白渠及六辅渠的重要灌区。提出“郑白渠从渠首向东流的线路基本相同，浇灌区域也大致相同”，“六辅渠引的未必就是泾河的水源，而是泾河支流的水源”。（《农业考古》3）
随着聚落遗址的不断发现，从聚落视角探索道路交通成为可能。程嘉芬从河东郡南缘聚落出发，发现中条山以南黄河北岸存在一东西通道，通过此北岸通道，两渡黄河便可实现长安与洛阳连通。（《河南科技大学学报》1）陈斌从城址、墓葬考古出发，讨论了汉湘江上游两条交通路线的变化论。（《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帝陵
梁云、汪天凤指出，东汉帝陵南、北两大兆域“南六北五”的分布格局，主要源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或选择，基本遵循“旁近祖考”和“同辈不共兆域”原则。（《中原文物》2）李继鹏强调成年皇帝个人意志在陵址选择中的重要作用，而幼年皇帝丧葬则大多为“权宜之计”。两种情况共同作用下，东汉帝陵的分布变得没有规律，形成“祖陵”光武帝原陵居中偏西，其余陵墓在其南、东、北三面环绕祔葬的复杂局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
吴悦娜、许政指出，东周各国王陵陵园出现的阙，为其后帝陵门阙位置关系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自门阙出现于陵园起，两者间关系一直变化。西汉阙形门的出现，是门阙关系的新阶段，二者成为一个完整建筑物而不是两个相连的建筑。（《北京建筑大系学报》1）
孙凤、吴萌蕾、孙满利、赵西晨指出，汉景帝阳陵门阙的黑色成分为氧化铜，是原含铜蓝绿色颜料过火氧化后造成，这对后续彩绘类文物颜料鉴定提供了新角度。（《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5）
诸侯王陵与列侯墓
2020年度诸侯王陵的发现与研究基本集中于徐州。
徐州土山二号墓经长期发掘，在2020年基本结束，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的诸多问题，证实了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墓葬封土发现的大量西汉封泥，是一批非常重要的文字资料。该墓时代在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可能性最大。（《中国文物报》）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之前因墓道内陪葬墓出土可“食官监印”铜印，因此发掘者判断其墓主当为食官监。周波、刘聪、周黎指出，该墓出土的铜鼎、铜印、玉枕、玉璧、玉璜、铁剑、无字玉印等随葬品的数量及组合，均与“食官监”不符。因此在注意到墓中玉印后，提出玉印才能所代表墓主生前的最高身份。（《四川文物》3）
刘照建通过与考古出土毛笔和笔套的比对，结合尺寸和形制分析，指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双管玉管应是毛笔笔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李红、李春雷从钱币研究出发，判断北洞山楚王陵墓主为元王刘交，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为楚王刘郢客。（《淮海文博》2）
吴公勤指出，狮子山楚王墓的29件玉璧随葬，反映了视死如生和羽化升仙的丧葬观念。周倩对根据狮子山楚王陵沐浴器具研究，对汉沐浴文化和沐浴程序进行了探索。邢艺凡、周波据汉楚王陵出土凿刻官印，推断徐州乃至全国出土的西汉官印均当凿刻为主。（《淮海文博》2）贾飞分析了汉楚王陵出土金饰中的外来文化；刘聪、周波对狮子山楚王陵中侧流铜扁壶进行了研究。（《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李银德指出，发现的玉牌贝带应为实用器，材质和题材纹饰在武帝初已由草原风格完成了汉化，其使用者为诸侯王、列侯和刘氏宗室等。（《河南博物院院刊》2）赵丹指出，两汉时据墓主等级的差异，车马明器在组合形式、数量、规模等方面均不尽相同。（《考古与文物》2）
乔军指出，西汉早期以钟磬为代表的青铜礼制乐器仍在使用，从中期开始趋于退化以至模型化、明器化，中晚期几近消亡。同时丝竹类乐器显著增多。西汉早期乐悬制度严格而明确，编钟基本是钮钟14+钮钟5的组合，与编磬构成钟磬乐悬，编钟形制基本一致，一钟双音，均用楔形音梁，中晚期钟磬为代表的乐悬几近消失。整体而言，西汉乐悬制度注重礼的形式，而不重乐器的音乐性能。（《音乐艺术》1）
海昏侯刘贺墓是多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汉墓。多年整理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了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实验室考古信息，充分体现出实验室考古环境可控、节奏可控、时间可控及仪器设备的技术优势，对考古清理技术的发展有值得推广的标尺与样本价值。（《文物》6）
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是马王堆汉墓后湖南第二座未被盗掘的列侯墓。该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漆木器、陶器、铜镜、玉印章、玉璧等近500余件，竹简近千支。据出土印章和简牍等资料，墓主为沅陵侯吴阳。（《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韦曲北里王村发掘两座大型的甲字形积沙墓，据出土遗物，墓葬时代在西汉晚期。结合M1出土砖上墨书“宜春侯”，发掘者判断墓主为文献记载的王氏宜春侯（王咸或王章）。
北里王汉墓
此外，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还在灞桥区狄寨街道栗家村西发掘西汉早中期小型墓23座、大中型墓4座。其中大中型墓坐西朝东，两两成组。M1出土“庐江邸印”“囗郤家丞”封泥，M3出土“卫氏”陶文、“董厌彘”“臣厌彘”双面印，发掘者指出大中型墓的时代均为西汉早期，为汉霸陵陪葬墓，从封泥看，墓主身份不低于列候。（《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栗家村汉墓出土庐江邸印封泥
栗家村汉墓出土铜鋗
列候墓的研究，继续集中于海昏侯刘贺墓。朱凤瀚介绍了海昏侯墓简牍，杨博对房中简、田天对礼仪简、陈侃理对《论语》“曾晳言志”简进行介绍。（《文物》6）李健胜、周连玉指出，从刘贺墓发掘看，虫草食用至少已有两千多年，汉皇室、诸侯王、列侯及豪族等权贵阶层是虫草的主要消费群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5）黄可佳、王楚宁研究了刘贺墓出土的两方漆砚。（《装饰》10）管理指出，海昏侯墓出土松烟墨中可能已添加动物胶以提高墨的硬度和强度，但墨体积仍然较小。（《文物天地》10）
海昏侯墓之外，刘尊志指出山东平度界山发掘的M2的墓主，应为西汉中期偏晚阶段的某代平度侯，M1为列侯夫人。M3可能是M1与M2墓主之子。（《南方文物》2）他还著文指出，河北南皮芦庄子汉墓应为列侯级墓葬，墓主为汉临乐侯国的某一列侯及其夫人，可能是西汉晚期节侯刘万年与其夫人。（《中原文物》2）
中小型墓葬
（一）秦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坡刘村的2座并穴合葬竖穴土圹墓。该墓出土铜器上有“十九年”“二十六年”“公”等刻文，时代为战国晚期，墓主是最高为大夫级的秦国贵族。（《考古与文物》4）咸阳渭城区底张镇岩村M41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代初期，对出土铜壶的检测表明，其口覆麻织品，用植物纤维捆扎，内残留粮食酒，是秦地酒的新发现。（《中原文物》1）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淅川老城镇裴岭南发掘的3座秦墓，是丹江地区秦楚文化研究的新资料。（《中原文物》4）
赵丹对将河南秦墓分四阶段后，从各阶段秦墓形制、随葬器物、文化因素出发，开展了与关中、湖南、湖北和山西等周边秦墓的比较，探讨了秦文化对河南汉墓的影响。（《华夏考古》2）
韩烁以咸阳任家咀墓地为例，通过对渭水流域秦墓等级的划分，统计出各等级人群采用葬式情况，认为秦人屈肢葬式有鲜明等级，大型墓不用屈肢葬，中小型墓葬中等级越低墓主蜷屈程度越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3）
曹龙从服饰差异的角度，对西安高陵泾渭街道东营村至米家崖南侧一带发掘的26座墓内出土的189件陶俑进行研究，指出其制作简单，多捏塑，细部刻划并绘彩后经简单烘烤或晾干而成。其发现弥补了东周秦俑空白，对秦始皇兵马俑研究有一定价值。（《考古与文物》5）
肖健一、乔美美对咸阳西郊西耳村秦墓出土铲足跟乳状袋足鬲，尹王村秦墓出土单耳罐的展开分析，指出戎人进入关中后虽地位较低，但文化特征有所保留。（《秦汉研究》2020）
中央民族大学徐琳的硕士论文，对307座新丰秦墓随葬品的摆放位置进行分析，认为秦人喜厚葬而中小型墓流行薄葬是夷文化影响的结果，陶器类型的变化受三晋影响。
王奕舒、凌雪等在对周陵贺家战国秦墓出土紫色八棱柱进行检测后，认为其主要成分为中国紫（硅酸铜钡），推测是经二到三次烧制而成。其形制应受中国本土道家文化影响较大，主要用于口含或窍塞。（《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3）
孙凤、许惠攀、于春分析了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战国至汉代墓中所出八棱柱状物，也认为其主要用途为葬器，也有少量为装饰品。指出其最早出现于战国时的河南地区，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的北方。（《四川文物》6）
（二）汉墓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表了蓝田华胥镇5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汉墓资料，对研究该时期长安东南郊平民丧葬风俗提供了新资料。（《文博》4）西安西咸新区西石羊村发掘65座西汉中晚期墓葬、2座陶窑，这批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与江浙地区所见器类相同的“青瓷”甚有特色。（《文博》6）西安空港新城底张镇岩村发掘的东汉墓M7，赵占锐撰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博》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建设清理的1座东汉墓资料。（《文博》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许昌市文物考古管理研究所公布长葛佛耳岗8座汉墓资料。（《黄河·黄土·黄种人》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马川墓地192座战国秦汉墓的古资料，对观察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当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淅川马川墓地战国秦汉墓》）
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东北胡家草场M12的下葬不早于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墓主为“史”一类官吏。该墓出土的简牍内容丰富，是近年非常重要的一次简牍出土，李志芳、蒋鲁静全面介绍了简牍发现。（《考古》2）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发表武汉黄陂区滠口街龙泉院子汉墓资料。该墓与黄冈、蕲春等地同一时期墓葬相似，但陶家畜模型、仿漆彩绘陶器等随葬品则更多体现出中原文化因素。（《文博》4）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安徽固镇县湖沟镇马楼南城孜遗址清理的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早期墓葬7座。这批墓葬年代序列完整，填补了皖北地区这一时段的发现空白，有重要价值。（《江汉考古》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公布了六安经济开发区碧桂园西汉中期偏早墓葬M30资料。（《东南文化》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文化馆公布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前坪社M1资料。该墓规模较大，积炭积石，出土陶灶异于别处。（《草原文物》2）
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公布嘉峪关峪泉镇8座汉魏墓资料。（《考古与文物》2）银川市文物管理处赵丹公布银川滨河新区横城汉墓资料。（《文物鉴定与鉴赏》5）
南京博物院、溧阳市博物馆发表溧阳上兴镇蒋笪里发掘汉墓，发掘者推测其应是汉代溧阳一处身份较高的家族墓地。（《东南文化》2）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佳家花园第五期安置房建设发掘的10座汉墓。（《东南文化》4）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宁区博物馆发表南京江宁湖熟街道东汉中晚期M1考古资料，该墓出土的“都乡”半通印甚为重要。（《东南文化》6）徐州博物馆发表徐州贾汪、铜山4座汉魏墓葬资料。（《淮海文博》2）
南京博物院、扬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仪征市博物馆在扬州仪征刘集镇联营村发掘西汉墓57座、祭祀坑24座。从发掘看，已发掘墓地包括多个家族墓地，最长的一个家族墓地前后延续八代，是非常少见的西汉家族墓园资料，对汉丧葬制度和南方西汉器物编年有重要价值。（《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扬州联营汉墓M12出土器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蒲江县文物管理发表蒲江鹤山镇九莲村1座东汉晚期画像砖墓资料。该墓墓葬形制及画像配置与昭觉寺画像砖墓相近，是四川汉代社会及丧葬习俗研究的新资料。（《考古与文物》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江津区文物管理所公布重庆江津石门镇白坪村2座东汉晚期崖墓资料。其所获取的完整画像石棺及其墓葬、随葬器物信息，对汉画像石棺分区分期研究有重要价值。（《文物》1）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公布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消落区文物发掘的M1资料。（《考古》9）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云阳县博物馆发表云阳青龙街道复兴社区大凼子墓群7座汉墓资料，墓葬出土的完整筒形排水管，是当地汉墓葬排水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四川文物》1）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整理公布奉化白杜发掘35座汉六朝墓葬的相关资料。（《南方文物》1）
汉代是我国古代墓葬发展的重要时期，汉墓研究依然是2020年秦汉考古的重要内容。
刘尊志指出，以封土表层为界，汉墓形成内外两重空间，和地下、墓外、现实的三维世界，（《南开学报》1）他还对汉代墓垣资料进行了梳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刘尊志指出河北抚宁邴各庄东汉墓地6座墓是一处规划过的家族墓地。（《文物春秋》3）
王子今分析了两汉时的“守冢”制度，指出虽其可防止民间个体及小群体的盗墓犯罪，无法阻止军政实力集团的大规模盗掘，但客观上有益于保存古代文明遗产的意义应给予肯定。（《南都学刊》3）他还关注到秦汉陵墓的“山林”营造，指出相关制度礼俗被后世长久继承。（《宝鸡文理学院学报》3）
赵丹对山东汉代合葬墓进行了梳理，指出山东合葬墓的墓葬形式选择，在受汉文化同一主体的影响下，既有共性又有地区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
杨爱国指出，东汉人对墓葬的功能已有较清晰认识。认为墓葬首先是安放死人之处，不仅要盛放尸体，还要“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并时时祭祀，其原因是死者为活人服务，为家族服务，以长利子孙。（《南方文物》2）刘振东以汉墓为例也讨论了古代墓葬性质。（《考古与文物》4）
长期以来关中东汉墓葬的等级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李云河梳理了与等级相关的各种因素，从墓葬形制出发，归纳了小型墓与中型墓在墓室复杂程度、墓室尺寸、修造方式等多方面差异，指出中型墓当为高级官员或地方豪强使用。（《考古与文物》2）
魏镇探讨了汉墓内的设奠问题，指出墓内设奠是属于葬礼的一次性祭奠，与丧葬活动结束后的墓地祭祀有别。虽墓内设奠是汉墓墓室结构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汉墓空间的变革可能更多要考虑宅地化因素和合葬习俗影响。（《考古》11）
对墓葬结构的研究，成果不断。张强禄复原增城浮扶岭M511墓为带缓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带厢式平顶木椁墓。（《文博学刊》1）索德浩指出汉代双层木椁墓的双层结构源于岭南越人架棺墓，进而影响到后来岭南砖室墓。进入蜀地的路线可能是经夜郎道-僰道，再进入成都地区。（《东南文化》4）谢安琪、党丰将汉墓砖砌穹窿顶进行分类，分析其技术传播过程。（《南方文物》5）
陈昊雯对东汉峡江、南阳襄阳地区的吐舌镇墓兽进行研究，指出其与南阳画像石中灵怪形象均继承了巴楚鬼神崇拜传统的一些因素，其在南阳襄阳大中型墓葬中的出现，反映了峡江与中原东汉时的较密切互动。（《中原文物》1）赵丹指出，汉墓棺上置物的形式及物品，一方面是对前代葬俗继承，一方面是时代变化而内容的丰富。（《南方文物》2）王科社通过对武威雷台汉墓出土印章的解读，指出其墓主囗卒亡于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的张轨，非汉墓。（《文博》2）陈双艺指出，汉初长安地区的墓葬形制有浓厚的秦、楚文化融合特点。（《文化创新比较研究》4）
各高校的秦汉考古专业硕士论文选题，依然较多的集中于汉墓研究，其中区域汉墓分区研究明显较多。山西大学陈双艺进行了江东地区汉末至三国时期中小型墓葬研究，河北大学张立秀对汉中山国墓葬展开研究，郑州大学吴坤瑛开展了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汉墓的研究，南京大学杨欢开展了宁镇地区汉墓研究，郑州大学王婉婉开展了郑州地区汉墓研究。
当然，也有不少论文针对的是汉墓出土遗物。如山西大学寇莜轩开展了广州中小型汉墓随葬品位置研究，山西大学卢雨婷开展的是对西安地区中小型汉墓出土陶灶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卢文宇开展了汉唐时期环首刀研究，南京大学孙玮琪进行了两汉随葬公印研究，中央美术学院金烨欣开展了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出土错银铜牛灯断代研究，西北师范大学李婷婷对甘新地区出土汉唐人物俑进行研究，山东大学武海文对长江下游地区汉墓出土玉璧进行研究。
周边地区
（一）东北
刘向东在《地域文化研究》发文指出，汉辽东郡属县呈“一横两纵”排列。从西境无虑县到东南端番汗县间，一条贯穿辽河平原向东延伸的横线，连接着辽河平原和朝鲜半岛；从北陲高显县到西南角沓氏县间，一条位于辽河平原与辽东山地交接地带的较长纵线贯穿南北，连接辽东北部边塞和辽东半岛；一条位于辽河沿岸的较短纵线，连接着由北至南交错布列于辽河东西两岸的望平、房县等五属县，沟通着辽西辽东，成为辽东地区东西交通线上的枢要重镇。通过三线的延长线和分支线，辽东与华北、山东半岛和塞外玄菟郡、乐浪郡保持了紧密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联系。
（二）西北
石城子城址北通奇台、吉木萨尔等绿洲，向南穿越东天山至吐鲁番盆地，是连接天山南北的重要孔道。2014年作为西域都护府址调查与发掘项目之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遗址及周边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和试掘，之后开展了多年发掘。2020年公布了石城子遗址城门的发掘资料，其保存较好，布局和构造清晰，为依靠夯土墙及排叉柱支撑的大过梁式单门洞结构。发掘者指出，石城子城址的年代在两汉之际。（《考古》12）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高崇文探讨了汉匈民族的文化交融，张玲对河西走廊汉关进行整理，王子今从丝绸之路史视角，进行了河西地区汉代儿童资料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分析，杨谊时、陈国科、刘兵兵、康禹潇对黑水国汉代墓葬的陶器进行分期，王永安对永昌水泉子汉墓的帛画和葬俗进行探索。（《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王建新、王茜在《西域研究》发文，对文献所载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征伐匈奴的进军目标、路线、过程、结果进行了探讨，结合出土文献、环境资料和考古资料，指出今祁连山非汉祁连山，汉祁连山当为东天山，月氏故乡应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潘玲、张振腾也对月支遗存展开研究。（《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贾小军在《敦煌研究》上对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A记述的驿置进行了梳理，指出西汉乐涫县治在肃南明花乡明海城遗址，绥弥县治在下河清乡皇城故城，玉门县在今赤金绿洲之内低窝铺以东、赤金镇西北一带，沙头县在今玉门镇中渠村一带（或即中渠村古城）。现存“渊泉县故城”或即汉乾齐县城，渊泉为西汉敦煌郡属县，其故城不在三道沟镇，当另外探寻。王蕾在《敦煌研究》发文，指出肩水金关关城是关啬夫、关佐办公场所，肩水候、东部候长、骍北亭长等办公地点应分布在金关遗址北墙F6-9房间；烽燧方堡是金关官吏居所。
郭物对新疆焉耆黑圪垯、乐浪石岩里和辽宁大连营城子等地发现的龙形瑞兽纹金带扣及相关玉、银等材质瑞兽纹带扣展开研究，指出这些高等级带扣是汉中央生产后赐给边疆首领的，也赐予汉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高级贵族和官员，并导致后来中原王朝放弃“带钩”传统，使用草原传统和中原传统融为一体的亚腰马蹄形及前圆后方形的“带扣”。（《故宫博物院馆刊》7）张翠敏、谭盼盼、王智远对营城子汉墓龙纹金带扣研究后，也指出其为汉中央官办作坊生产后的赏赐或馈赠之物。（《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三）西南
杨勇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从青铜技术和青铜艺术的视角，指出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出土的青铜器彼此间都有联系，且互有影响，反映出西南夷与东南亚一直存在密切联系。（《考古学报》3）李培聪对云南宜良纱帽山滇文化墓地开展的分析表明，该墓地代表的族群未形成明显的社会分层，其绝大多数二次拾骨葬的情况也不见于其他典型滇文化墓地。（《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颜全已、杨军昌指出，夜郎区域的漆器和漆迹发现，表明最迟战国晚期夜郎地区已开始使用漆器，到东汉漆器已普遍使用。因其来源乃是受周边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故出现时间稍后于四川、云南。（《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5）
天津师范大学张子璇的额硕士论文开展了战国秦汉时期巴族地区带钩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张恒瑞开展了西南地区出土汉代金银器研究。
（四）南方
韦伟燕介绍了越南海阳省博物馆收藏的8件菊浦遗址“万岁”瓦当，指出其年代为东汉至三国，判断菊浦遗址为交趾郡下辖某县治所。从国内南方地区“万岁”瓦当的发现情况看，菊浦遗址的等级可能应不止于县治。（《文物春秋》2）
胡嘉麟通过物质与图像、原料与技术、思想与信仰等方面，探讨了秦汉南海文化交流的整体面貌，指出合浦等地出土的“陶灯模型”，过去认为是与佛教的传入有关的“钵生莲花器”，实际可能与火祆教有关。（《海交史研究》2）周仁琴、廖国一判断合浦是最早接受佛教文化的区域。（《北部湾大学学报》1）
杨海兰指出，汉代龟钮琥珀印的出现是受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影响。（《美与时代》9）刘金诺指出，琥珀作为丝绸之路上极珍贵商品，战国至东汉时作佩饰使用，三国孙吴中期其逐渐开始用来外伤治疗，及至唐宋医家对琥珀药用疗效有了更多应用。（《医疗社会史研究》1）孔义龙研究了合浦等地经丝绸之路传播的音乐文化。（《艺术探索》1）
汉代龟钮琥珀印
史明立认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高等级墓葬中所出银质器皿，应大多来自同一或有密切联系的生产或使用中心，指出使用银质器皿非古代中国传统，可能是经由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游牧人群传至东方，通过秦的仿制、使用而流向各地。（《东南文化》6）苏飒通过梧州市博物馆藏东汉羽人铜灯，分析了瓯骆社会乃至国家边疆地区从自然崇拜到君权崇拜的发展。（《文物鉴定与鉴赏》8）
社会生活
（一）建筑
董雪迎将汉代家庭安全防御措施和手段分为3类，勾勒了汉代家庭安全防御的基本面貌。（《南方文物》2）王灿、凌峰以《徐州青山泉白集汉墓院落图》为对象，对其体现的院落建筑加以解读。（《城市建筑》11）何志国、王烨将长江下游地区汉晋流行的单层建筑和五联罐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汉末三国初期北方移民南迁带来的中原等地东汉流行的高层楼阁、双阙（天门）和闭合式院落建筑模型，与当五联罐和堆塑瓶融合形成魂瓶。（《中原文物》2）
尤悦指出襄阳樊城区菜越陶楼的形制属东汉流行的高楼类建筑明器，其门扉上有翼童子在厄洛斯、扛花童子、西域有翼童子外形基础上加入儒家及神仙信仰。其屋脊檐角阔叶装饰是东汉晚期建筑明器装饰的直接继承，塔刹底部覆钵阔叶是佛塔受花前身。该陶楼体现了对佛教因素的借鉴和转化，与江汉地区佛教传播有关联，但陶楼依然是建筑明器，与浮图祠有别，非早期佛塔。（《文博学刊》2）
尚群昌在《中州学刊》发文，将秦汉中原地区水井按垒制差异加以区分，指出水井的发现以环嵩山地区、南阳盆地和黄淮平原西南部最集中，主要分布在农业经济区和城市，及冶铁、制陶手工业作坊区。
南京大学谢珊珊的硕士论文对河南地区出土溷厕模型进行研究，内蒙古大学梁兴祖的硕士论文从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开展汉代建筑及建筑物研究。
（二）铜器
苏奎对四灵柿蒂形铜棺饰的研究表明，其作为一种稀见的木棺装饰，产生于视死如生观念，为巫山工匠所作，属东汉晚期巫山风格棺饰，无论流通何处，内涵始终如一。（《中国美术研究》4）
刘尊志研究了汉代铜染炉的发展。（《南方文物》2）王强、赵思颖分析了不同时间汉代豆形灯的造型特征和演变规律。（《美术大观》7）宗椿理解析了从“错毂勾杀”到“刺援合体”的关联，探索了秦格斗兵器“戟”的设计定型。（《美术与设计》3）周亮从出土铜器开展了汉代楚国社会变迁的研究。（《淮海文博》2）
西北师范大学彭宇的硕士论文进行了战国秦汉蒜头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李亚硕士论文整理了湖南出土汉代兵器，西北师范大学冯旭蓉硕士论文开展汉代釭灯研究，吉林大学田海霞硕士论文为出土两汉杂器铭文研究。
（三）铜镜
杨勇、白云翔分析了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汉代陶质镜范，对铜镜铸造中镜范的制作和使用进行了重点研究，指出范制作时于泥料中羼入稻壳灰，大幅提高铜镜生产效率。（《中原文物》1）韩茗以汉晋双头龙纹镜为对象，梳理了其样式演变，确定其与变形四叶镜存在密切关联，指出洛阳是位至三公镜主产地，或此类镜是汉末魏晋洛阳铸镜的重要产品，并对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考古学报》1）时嘉艺指出，因政权更替和经济中心迁移，铸镜地也多有变化。（《长江师范学院学报》6）
韩国河、赵小雨指出，汉代云雷纹镜脱胎于战国云雷地纹镜，东汉早期开始，以云雷纹为主纹的云雷连弧镜开始广泛流行，其背景主要是光武帝崇尚谶纬神学，企图借云雷纹来宣传“始正火德”理念，维护东汉政权正统性和权威性。（《中原文物》4）
杜林渊、苑志鑫分析了两汉铜镜铭文中的儒学神化现象。（《延安大学学报》6）郑倩、范淑英指出，陕北汉墓出土铜镜不仅数量少、种类少，且出镜率极低，是汉代陕北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榆林学院学报》5）
延安大学李泽悦的硕士论文探讨了镜铭所见两汉社会生活，山东师范大学李延的硕士论文对汉代铜镜美学展开研究。
（四）铜钱
徐勇捷指出“横向茬口”半两钱非西汉吕后“八铢钱”，乃是在秦代用翻模制范技术所铸，出现或可早至战国晚期。（《中国钱币》1）
白云翔对新莽所铸货泉进行考古学梳理，指出钱径2.20-2.40厘米的中型货泉是法定标准钱型。新莽后期货泉以官铸为主，“盗铸”盛行。东汉中晚期乃至魏晋墓葬中货泉，是前朝钱币的传世使用。（《华夏考古》5）
郑州墓葬中出土的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钱币
徐龙国探讨了王莽钱币的正版与盗版钱范，黄娟对甘肃新莽铸钱遗址的发现开展研究析。（《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毕洋、申歆梦、唐静指出，过去判断是墓中镇墓辟邪“压胜钱”的汉代带柄方身器，更可能是作为“凭证”或“信符”的特殊丧葬用具，象征辅助升天，以便顺利进入天国仙界，甚或持此“凭证”或“信符”而向仙界报到。（《边疆考古研究》27）
廖国一指出，潇贺古道沿线汉墓中出土的钱币，与中原钱币类型基本一致。（《贺州学院学报》1）
（五）手工业
刘逸鑫指出，汉晋中原与西北边疆铁器生产存在“铸造”与“锻造”不同传统，“锻造”传统推动从韧性铸造铁器向锻造铁器的技术革新，体现出北方与欧亚草原深层次的互动。（《文物鉴定与鉴赏》5）四川大学陈思琪硕士论文开展了战国秦汉时期蜀地铁器与社会发展研究。
张潇、贺云翱指出，秦至东汉早期瓷器与秦以前原始瓷器无本质区别，称其“高温釉陶”“釉陶”甚至“陶器”与事实不符，秦汉原始瓷存在江东、岭南、湘赣3个中心。（《东南文化》4）
董睿指出，汉代空心砖画像的印模技术受战国陶拍和玺印影响，画像模印工具可能为木质。认为画像模印工匠与制陶工匠不同，具有流动性，因此治陶作坊中很难发现模印工具。（《美与时代》1）
陈艳在《南方文物》著文，指出盐业遗址主要分布在巫山县城附近及大宁河沿岸，以汉代墓葬居多，证实盐业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汉代巫县女性在盐业生产中的参与及在财富支配中均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苏俊林梳理了秦简牍中的盐业内容，指出秦设“县盐”“巴县盐”等盐官，但可能秦尚未实行国家控制的“盐铁官营”。（《盐业史研究》2）
陈彪指出，中国造纸术起源中的两大争议——出土纸状物是否为纸及其断代，均应在多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下方可逐步解决。（《中国造纸》7）
陈华峰以安徽天长纪庄汉墓出土漆樽为对象，发现其胎骨采用了西汉广陵国成熟的薄木（顺纹）卷制而成，凸显出西汉扬州漆器的制作工艺。（《中国生漆》1）赵喆、刘学莘、王佳指出楚地家具制作细致，善于雕刻，花纹繁复，纹饰崇尚红色；秦地家具制作简约，善于整挖，更具实用性，崇尚黑色。（《艺术与设计》8）何清俊指出战国漆器的针刻技法应是受各工艺门类影响下出现，多用于漆器铭文以体现“物勒工名”的生产制度。（《美术教育研究》12）刘芳芳对秦汉仿生漆器展开研究。（《南方文物》5）江南大学魏溥均的硕士论文开展了汉代饮食漆器具设计进行研究，他还开展了汉代漆耳杯装饰纹样主题内容与组合分析，指出其装饰的特点是构图上对称均衡、装饰技法上以线造型、图形表现上变形夸张。（《设计》21）
（六）冠服履杖
夏保国、王兴成指出，椎髻应分男、女两系统，女性“椎髻”应归于“垂髻”，男性“椎髻”则逐渐由发式实指转变为对西南地区族群的贬抑性特称。（《北方文物》2）
对羊纹金饰片多发现于战国秦汉的高等级墓葬，左骏指出该种金饰应即文献中战国秦汉流行的“鵔鸃冠”、“惠文冠”上缝缀之饰，源自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金饰“胡冠”。（《故宫博物院院刊》11）
王煊指出北大秦简《制衣》是秦始皇时期记录传抄的秦国工匠制衣之术文献，结合出土实物，厘清上衣包括衣、襦和袭3大服类14种，与中国传统上衣下裳制、上衣下裳分裁连属制和通裁制一脉相承。判断《制衣》反映出秦服面貌，对秦俑服饰和古代服饰研究有重要价值。（《南方文物》4）
夏添、王鸿博、崔荣荣通过对16座楚汉墓出土鞋履的研究，指出鞋履外观造型和编织工艺异同，指出鞋履系带的存废可能与征战、燕居功能分化相关，装饰鞋面可拆换出于节用目的，鞋帮的绞编组织适合足部曲线。指出先秦编织鞋履的生产分工为男性。（《丝绸》10）夏才艺对杖的发展进行研究，指出杖的权力意味有一个发展成熟到式微的过程。（《博物院》3）
全面梳理广州汉代珠饰出土情况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阐述了珠饰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地位。该书的出版，加上之前已出版的合浦珠饰、湖南珠饰研究专著，南方地区最主要珠饰出土的研究得以“圆满”。
邝桂荣对广州汉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进行了分类研究。（《美成在久》5）陈洪对关陇地区秦墓出土蜻蜓眼式珠的研究表明，来自西方的玻璃器在战国晚期已适应秦人习俗，由本土生产，并趋于平民化。王小迎、汪勃、范东日对扬州汉墓出土串饰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也进行了分析。（《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甘肃平凉市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
刘云辉、刘思哲将汉代圆雕玉器在分为人物和动物两类后，探讨了其高度的艺术成就。（《河南博物院院刊》2）苏奎认为，过去判断是“麒麟”或“獬豸”的独角山羊，当为源自西亚、中亚的高山动物羱羊，其图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南方汉文化区和北方匈奴文化交流的见证。（《考古与文物》2）
张维慎指出，“跽坐”就是“危坐”，与“安坐”对应，秦汉时“跽坐”使用的场合：一是某人对另一人表敬时，二是某人应付突发状况时，三是驭手策马时。（《文博》2）
（七）农牧食饮
赵昊、刘海旺指出，粉食粟是汉代农户的重要消费方式，粒食向粉食的转变不能简单等同于食粟向食麦转变，旋转磨更多应视为一种多功能粮食加工平台。（《考古与文物》2）赵昊指出，粟淀粉和小麦淀粉在三杨庄遗址各庭院出土粮食加工工具上的比例始终维持均势，这是当地粟麦并重二元粮食消费和两类作物基本对等的体现。（《郑州大学学报》5）
张宣逸指出汉代是“牛耕”的普及发展期，壁画和画像石中“牛耕”图像包括“二牛三人”“二牛二人”“二牛一人”式犁耕，“一牛一马并耕”及“一牛挽耕”等多种形式，是汉代农业发展的反映。（《农业考古》4）
陈星宇指出，岳麓秦简所见秦始皇三十五年洞庭郡亩产是迁陵县1.53石、启陵乡1.29石，为简牍所见最低量。青岛土山屯《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显示亩产为2.58石，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亩产3.98石。东汉时产量标准有所下降，《昌言》所见亩产为3石。（《中国农史》1）张梦晗指出，西汉后期堂邑县不论人口规模、户均人数，还是垦田面积及其占土地资源比重、平均亩产量，都达到当时农业经济的较高水平。判断汉代垦田存在应收田租垦田面积和实际征收田租垦田面积之分。（《中国农史》6）
颜全已、杨军昌梳理夜郎地区考古资料后，指出两汉时夜郎业已形成农业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提高了耕作效率，灌溉技术提高、育秧播种采用使稻作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为夜郎地区政治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业考古》4）
宋艳波、王青等通过对山东邾国故城遗址发掘动物遗存的鉴定分析，指出其构成以家养哺乳动物（猪、牛和狗）为主，饲养家畜的目的多样。（《考古与文物》1）
陈相龙、袁靖等通过对血池遗址北斗坊祭祀坑出土的马牲的研究，指出马牲食物来源的多样可能与饲养马牲的苑厩散布于不同地域有关。（《考古与文物》6）
洪波指出，在汉代雕塑艺术中“马式”既是良马标准，也是马造型艺术品创作的重要依据。（《文化学刊》6）
山西最北端苍头河流域背靠大同盆地，面向敕勒川草原，属典型的农牧交错带，现当地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农业与畜牧兼营。赵志军在《农业考古》根据苍头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采集浮选样品，指出战国和汉魏时期，农业是苍头河流域地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小麦已取代粟和黍成为主体农作物品种。
内蒙古师范大学王亚妮针对内蒙古出土战国秦汉时期农具进行硕士论文写作。
李超、郭金龙、周率指出，秦铭文中的“莤府”应是管理秦王用“酒”的职官，负责酿酒和供酒，是少府之下“泰（大）官”的属官，主管包括酒的生产与供应。（《农业考古》1）
李喜萍、翟荣、邰紫琳指出中国蒸馏技术的发展有两个源头，二者独立发展又互相借鉴。（《文博》1）洪石以漆器为中心进行了据西汉饮酒器具型式及组合变化的研究。（《故宫博物院馆刊》12）蔚东巍指出内蒙古秦汉酒容器的造型既有强烈的草原民族风格，又受中原文化影响。（《内蒙古电大学科》5）
廖薇指出觯、卮共存且器形有别，觯附三足，卮为平底，觯的等级高于卮。之前判断为玉卮者应为玉觯，樽与觯的区分是容器径高比差异，樽口大腹浅，便于盛取液体，而觯口小腹深，便于饮用液体。（《华夏考古》2）王文斌对天水出土的沐浴时搓澡陶?进行了梳理。（《文物鉴定与鉴赏》12）
刘尊志从丝绸之路角度开展了汉代日常生活的考古学研究，李银德指出深腹杯的源头可能应来自西亚和中亚。（《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宋蓉指出铜枝灯源自战国，在墓内与青铜礼乐同类。西汉武帝之后逐渐变为奉养墓主生活起居，两汉之际出现在边疆豪族墓葬之中；陶枝灯是东汉时流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随葬明器，A型灯仿铜枝灯，在鲁西幽冀一带官绅表达身后富贵，B型灯模拟神山仙界，是魂神升天观念影响下的产物，兴于两京后东传幽冀。（《考古学辑刊》23）
（八）图像
顾颖、岳凯追述了张道一先生的汉画像石研究。（《美术与设计》3）刘晓达梳理了民国时陕北、晋西北东汉画像石发掘与研究的过程。（《文化学刊》6）徐呈瑞对鲁迅藏画像石文献与图像加以梳理。（《淮海文博》2）
郎咸东指出沂南画像石墓为“东汉晚期”的推断当可成立，其墓主为年俸二千石以上官吏的认为当可确定。（《博物院》4）霍宏伟指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人像空心画像砖柱应出自郑州以南周口、许昌一带，砖柱上的人像是存亡人之魂的“其頁头”。它不仅具有承托墙砖的实用性，且起着镇墓辟邪、保墓安宁等思想观念方面的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
王煜指出虽从图像看人们对骆驼的了解要多于大象，但大象画像反多于骆驼。汉代大象与骆驼画像出现的场景并不反映现实生活，而是充满神仙色彩，当时一般将它们一起作为西域之兽。（《考古》3）王煜还对汉代西王母图像的出现和发展进行了探讨。（《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郭静云、王洪祥认为翅膀并非仙兽的必需特征，有翼造型基本限于本是先秦文化中地位等级最高的神兽龙虎。汉画像中带翼老虎要高于龙，从翼虎、翼龙、翼狮等衍生出辟邪。（《宗教学研究》2）王倩认为苏鲁豫皖四省汉石椁墓上的三角形抽象树形图像是宇宙树的象征，描绘的是与汉代神话文本《淮南子》《山海经》等表述相同的时空混同的神话宇宙论。（《民族艺术研究》3）
王媛探讨了美术史与考古学关系，指出美术史与考古学互为交叉学科，侧重点不同，探讨了没有文字资料作佐证时美术史该如何解读发挥作用。（《中国民族博览》14）后晓荣、平晓倩指出汉画像石表现的董永尽心服侍父亲孝行，与文献中的董永形象有别。画像石中董永“鹿车载父”的“生养”孝亲，系该故事的早期版本，凸显“孝”，与后世以“爱”为主题的董永故事有别。（《河北学刊》5）
赵超梳理了汉画像石中榜题，指出画像石中图像布局是当时宇宙观、人生观的体现，题榜的记载是理解汉代人思想意思的重要资料。（《中国书法》12）
刘冠对米脂县汉画像石中乐舞百戏与相关图像展开分析。（《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牛向阳研究了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祥瑞图像艺术。（《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刘永丽分析了南阳汉画像石（砖）中虎舞的功能与文化内涵。（《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4）包蕾探索了汉代文化、经济对汉画像石影响。（《西部学刊》7）武可对淮北地区汉代画像石中鸟图案展开研究。（《中国民族博览》8）赵烷汝梳理了陕北画像石中刻画的乐舞和乐器资料，利用出土文物、文献记载和图像学研究方法，对陕北汉画像石中音乐舞蹈形象进行了总结。（《天津音乐学报》3）
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前室顶部透视图
黄剑华通过画像研究了汉代成都的社会生活。（《地方文化研究辑刊》15）马雪翎对四川、重庆汉画像石中的“人物半启门”题材进行了研究。（《秦汉研究》）张露胜对山东苍山城前村汉墓石刻题记和画像石展开分析。（《大众考古》3）刘文思通过对52座徐州画像石墓的研究，将墓葬内部不同位置出土的画像石题材加以归纳，在墓葬整体中分析画像石。（《淮海文博》2）刘姝姝对徐州贾汪青山泉水泥厂M1的画像石图像进行研究。（《淮海文博》2）
顾颖在指出东汉墓葬中解注瓶上星象中，北斗图像和符号是早期道徒用来镇压各种凶邪鬼魅的重要神物。（《陶瓷研究》2）于欣露认为洛阳地区两汉墓壁画无一不体现着浓厚的神仙思想。在察举制影响下，汉代社会形成的忠孝仁德风气深刻影响了汉墓壁画题材。（《文艺观察》17）任畅也以洛阳地区为例，探讨了汉墓壁画题材的演变。（《文物鉴定与鉴赏》24）
邱雅暄对陕西靖边杨桥畔渠树壕东汉中晚期壁画墓中的司命、司禄图像进行研究。（《文博》4）王煜指出，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应有较经典的粉本和来源，但作为丧葬文化服务的墓室星象，其反映的更多是时人关于天文的思想和观念。（《美术研究》5）
西北师范学院袁瑶以汉画像中方相图案研究为题进行了硕士论文写作，四川师范大学王杰的硕士论文研究了汉代列女图像，兰州大学王乙稀的硕士论文对汉代盘鼓舞图像展开研究。
简牍
秦进才认为《肩水金关汉简（壹）》“田卒赵国尉文翟里韩□”中的“尉文”在《史记》《汉书》有记，赵国尉文应在赵孝成王十五年以前的赵国疆域内寻找，西汉赵国尉文应在汉景帝中五年以后赵国辖区内寻找，从简文看，“赵国尉”与“文翟里”似可点开。（《邯郸学院学报》1）汤勤福指出，里是基层管理机构也是封闭式聚落，西汉末年有军事防御性质坞堡垒壁的大量出现，使国家难对其中居众如既往般管控。西北沿边民众不仅居住在聚、里，也依附于烽燧坞堡。汉西北沿边的户籍格式与里居形式密切相关。（《人文杂志》10）
刘自稳指出，司空、少内等官府的位置当靠近县廷，分布在县廷周边二十里范围之内。（《国学学刊》3）张新超判断秦无县属游徼，到汉文帝时的出现与《周礼》“野庐氏”有关。县属游徼先后演化出县游徼、部游徼和门下游徼。（《古代文明》2）
谢坤探讨了秦代地方稟食在用粮类型、稟食标准、减停发放等方面的基本原则。（《中国农史》5）吴方基据里耶秦简，探讨了秦代的乡仓。（《湖南社会科学》1）
何有祖对湖南益阳兔子山９号井所出秦二世诏书加以解读，对毋以、扰、令等字词做出新释，指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的断句问题，对二世诏书公布后影响开展文献学考察。（《文献》1）秦一鸣对秦汉公文结构、书写、内容组成及政务处理方式进行研究。（《兰台世界》9）董飞对里耶秦简中“笥牌”进行讨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6）张啸东开展了两汉简牍署书与碑刻所存字体间演变的研究。（《中国书法艺术》6）
史党社分析了清华简《系年》“奴卢之戎”，指出其可与秦封泥中“奴卢”、《汉书》所记河西“罗虏”对读，指出其本为西北羌系人群，先秦到秦代“奴卢”、汉代“罗虏”，到唐代作为彝族先民的西南乌蛮一部“卢鹿”，及近代“罗罗”（彝族）可能存在源流关系，“奴卢之戎”是秦奴婢的重要来源。（《中华文化论坛》1）
欧扬讨论了岳麓秦简中秦定陶郡、陇西郡、泰山郡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张韶光指出秦实行的“关中本位”制度以中县道为中心，新地、故徼地区以及徼中普通县道等边缘地区与中县道间人口往来都受限制，对边缘地区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史学月刊》8）
张忠炜、张春龙对首次出现的律名，如告律、行书律、臘律、祠律、治水律等等进行梳理疏证，重新分析了“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的可能含义。（《西域研究》3）凌文超据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爰书”简，指出西汉户籍的格式和内容与秦代户籍不同，与东汉户籍相近，西汉户籍已有算赋等赋役注记。（《出土文献》4）
陈亮认为东汉镇墓符箓与道教“三尸”信仰无直接关联，其所用符箓模块都可还原为汉代星宿，与《史记·天官书》中天界结构相符，非属道教特有的知识建构，可能是民间术士将知识阶层共享的天文学知识择取与攘除不祥相关部分，创造性地将其加以符箓化结果。东汉镇墓符箓与木片人偶的使用，是有强大群众基础的民间信仰的产物。与源远流长的诅咒巫术的木片人偶不同，镇墓符箓在东汉中晚期的出现体现出墓葬解除术士职业化进展，与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文化中心的葬俗改变密不可分。（《中国美术学院学报》12）
何有祖、刘盼、蒋鲁敬根据胡家草场M12出土简牍，重新探讨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的简序。（《文物》8）
学术史
王巍梳理介绍了包括秦汉考古在内的十三五期间中国考古学重要成就与主要学术成果。（《中国文物报》12月4日）吴晓彤、谈金卓、马江波在开展的冶金考古综述中，对秦汉时期冶金考古的进展进行了整理。（《有色金属》5）
刘瑞从苏秉琦《战国秦汉考古》出发，对秦汉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在标明苏秉琦先生对秦汉考古学科建立所作巨大贡献后，阐述了苏秉琦先生从已知到未知、从秦汉溯及远古的学术道路。（《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
张荣芳回忆了与麦英豪交往的过程、中山大学考古专业秦汉考古专业教学历史。（《中国史研究动态》6）刘瑞通过麦英豪致苏秉琦的5封信，梳理了苏秉琦先生对考古资料整理和考古资料发表的相关意见。（《广州文博》13）山西大学张越的硕士论文探讨了考古报告编撰体例的发展历程与范式变化。
郑岩指出考古学对美术史的意义一是提供材料，二是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为美术史研究提供最切近的参照系统。他认为考古学在进行大数据分析时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会被排除，但这种具个性的东西却需要美术史研究格外注意。（《艺术学研究》6）长期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李淞，也进行了艺术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探索，指出艺术史不应是考古学的“补充文本”，也不是历史学的延长线。（《美术观察》10）
霍巍指出，历史时期考古还远远不能跟史前考古做出的贡献想比拟，就在于我们有这么多思想上的禁锢、理论和方法上的停滞不前。西方的理论，尤其是英美的理论，包括新考古学、后现代主义考古学，往往研究的对象，都不是古典时代的，而是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针对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现象。因此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体系中，要警惕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情况，应当非常客观、冷静地去看待差异，既要吸纳从西方传入的现代考古学，或者叫田野考古学的科学基因；但另一方面，还要从我们自身的古典主义传统中，继承并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独有的文化基因，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用以指导中国大地上的考古实践。（《南方文物》1）
作为两千年统一时代开端的秦汉考古，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各地考古工作和发表的资料、研究成果，多是分散开展，系统化不强，全局性整合的空间巨大。因此，如何揭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如何从秦汉帝国四百多年的发展层面，从秦汉帝国如何完成、巩固和完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进行整合，通过考古学上回答秦汉为什么统一、如何加强和巩固统一、不同区域如何协调发展、如何长时间稳定发展等等问题，都意义重大。但任重道远，需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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