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1926-2021）
上任波折
1984年，我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此事颇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无意当什么校长，只想埋首故纸，当一个学者，做更多学术工作。没有想到，在为换届举行的民意测验中，我的得票为全校第一。
民意测验是在1983年举行的。“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遗毒依然存在，派性因素是其大端。学校内部也好，湖北省委也好，都因“文革”期间属于不同的派别而影响到现实工作。大概为了更为客观，校长换届前要举行民意测验。
教育部派了一个人事司的副司长来华师主持此事。此人年轻，思想开放，他没有带任何主见进来，民意测验并无候选人，有点“海选”的味道。票填完了之后，立即打包封存，带回北京。后来公布结果，出人意料，民意测验时并不在学校的我得票最多。
事后分析，我能获得较多票数，成为华师校长，恐怕和以下因素有关：一则我虽然不是老党员，但还算个老革命，有些革命资历。二则很多人在“文革”期间属于不同派系，“文革”结束后相互之间的抵触尚未消除。我则没有任何派性，只是一个被批斗之身，“文革”后反而比较超脱，两面都可以接受。与之相联系的一点是，大乱之后，痛定思痛，人们很害怕那些会弄权术的、喜欢整人的、动不动上纲上线爱搞大批判的当权，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也做不来这些事，还像个读书人的样子。另外，80年代选拔大学校长时，对学术的权重增加了。那一批上任的很多校长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我之受到重视，大概与我所从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关。1981年出版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受到国内外好评，可能是我能够获得较多票数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的任命书在1983年底就下达到了湖北省，但湖北省迟迟没有给我，也没有正式宣布。
这给华师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困难。学校一度没有人管事，垃圾成堆，馒头总是酸的，诸如此类的小问题都解决不了。老班子已经被免职，无法管事，新班子还没有上任，就被指责为“二套班子”，学校的行政系统处于瘫痪状态。
我觉得委屈，便在给胡绳的一封信中发了一通牢骚：“我本无意当校长，不料现在却成了一个问题人物，用过去的话讲就是‘挂起来了’。”不曾想到，胡绳与当时的教育部长何东昌是邻居，经常有来往。收到我的信后，胡绳向何东昌说起了我的情况。何东昌大吃一惊：“到现在还没有上任，把他挂起来了？”他马上通过教育部党组向湖北省查问此事。不久，湖北省委决定，新班子可以上任，但必须把那个副校长“挂起来”，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我对此持反对意见，后来和学校党委一起做出决议：从下级服从上级的角度，我们只能把他暂时“挂起来”，但我们有保留意见，认为省委的这一决议是错误的，而且公开向上级陈述。
正式任命的时候，教育部没有来人，湖北省科教部部长代表省委来了。先开了一个小会，党委常委和主要领导参加。在会上，他说：“经过反复研究，省委认为这个班子基本上是好的。”我一听“基本上”，很不舒服。他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基本上是可以信任的”。我一听，越发反感，皱起了眉头，不意他的秘书长注意到了我的这一表情。
部长讲完了，要我来讲一讲。我说：“现在我还不好讲，因为我没有做过领导工作，这个班子又是刚刚成立的。我有两条：第一，希望省委给我们以充分的信任；第二，要给点时间。”
紧接着开中层干部大会。部长讲话前，他的秘书长走上前去，向他耳语了一番。他讲话的时候，调子就改了。一开头就说：“省委认为这个班子是好的，是值得信任的。”
下午宣布就职的大会之前，许多好心的老师很关心。他们是关心学校，同时也是关心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做过行政，又爱讲批评话。他们说：“就职大会上，你最好能够给我们描绘一下学校发展的蓝图，让大家欢欣鼓舞。”我说：“你们可能要失望，我现在还没有怎么考虑到蓝图。”
在就职演说中，我真的未给大家描绘一个蓝图。我也不愿意弄一个很主观的、虚拟的、夸大的、美丽的、灿烂的、很诱人的，但不着边际的蓝图。我只是老老实实地说，让我当校长实际上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但也有可能历史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不过，既然已经站到这个岗位上来了，那就义无反顾，和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的状况，然后再谋求新的发展。请大家多多帮助我，共同来承担这一艰巨任务。收尾的时候，我不知怎么想到了阿Q上刑场的情景，冒出来一句：“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
这一句话并不高明，甚至在语法修辞上还有点瑕疵，但却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学校的很多老师，还有中层干部都对我讲：“章先生，我们曾经担心你三心二意，不愿好好干。正是因为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感到华师有盼头。”当时也确实是掌声雷动，反应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强烈。
提倡美育逸事
在改变学生精神面貌方面，我大力提倡学生自治，发展学生社团，并向蔡元培学习，大力提倡美育。
1985年，我作为高校代表到北京参加党的十三大代表会议，同行的有新闻界的代表、《光明日报》湖北站的樊云芳。
会议期间，樊云芳对我讲：“有一个人很崇拜你，想见你。”
我问：“请问是谁？”
她告诉我：“是一个女设计师，叫李艳萍。原本是舞蹈演员，后来因伤病转行做服装设计了。她的设计很有名，在法国举办过设计展，为西哈努克夫人设计过衣服。”
看我还是有点犹豫，樊云芳又说：“车子都安排好了，是她丈夫开车。”
于是，会议期间的某个晚上，在樊云芳的陪同下，我见了李艳萍。在高校开展美育方面，我们谈得很投机。最后，我提出聘请她来华师当兼职讲师，从服装的角度做演讲。她答应了。后来，她真的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华师做了报告，是由美术系出面请的。中国高校公开讲服装设计，听说那是最早的一次。以此为契机，我校美术系建立了工艺美术专业。
在北京的见面，本极平常。但樊云芳立即写了一则简短新闻，发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报屁股上。大约是为了引起注意，版面责编加了一个调侃的标题：《大学校长夜访女设计师》，还将全文都用一道花边框起来，成了一则货真价实的“花边新闻”！
有人看了，给我开玩笑：“你这个大学校长，白天商量国家大事，晚上跑去访问女设计师！”但是，也有人表示理解，一些以前在华师工作过的老领导看了，对我说：“哎呀！就是需要这样的校长！”他们也希望高校能够有所变化，增添活力。
在请李艳萍来举办时装设计讲座之后，我们又模仿西方大学，举办了艺术节。艺术节是我倡议的，但具体操办，主要依靠音乐系和美术系。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也很活跃，提出了很多富有创意的方案，因此在武汉乃至全国都产生连锁反应。艺术节期间，研究生会策划了一个武汉市的博士生、硕士生大联欢，把全武汉的博士生导师也请来进行交流。那时武汉博士生导师不多，开经验交流会的时候，一个会议室就坐下了。艺术节上，校办还把武汉的一些著名小吃，像老通城豆皮、四季美汤包、小桃园鸡汤等等，都邀请到华师，在图书馆前的主干道两边摆摊设点。那时我们刚好召开一个经济史国际研讨会，来了海外著名学者，国内的大专家也来了许多。他们一看，学生的歌舞表演很有水平，还能吃到各种美味小吃，都赞美不绝。
通过社团、艺术节等载体，学生的精神风貌被提振起来。我与学生的关系，也堪称融洽。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为我开展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尤其是研究生会，很多人有过工作经历，也很有头脑，很有抱负，经常会向我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也虚衷采纳。其中如王传耀、郭质斌、王宏维，毕业以后都有较大成就。
邓小平题校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更改校名成风。很多原本叫做“学院”的高校，都更名成为“大学”。华师从50年代起一直叫做“华中师范学院”，于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不过，华师改名比较晚，而且是迫于形势。
我对于改名的问题，本不太积极。在我看来，数十年来，“华中师范学院”这块牌子已经打出去了，改成“华中师范大学”，别人反倒不知道了。并且，叫“学院”未必表示水平低，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传承几百年，闻名遐迩。因此，虽然更名的工作在前任就已经启动，但我接手校长之后，并未急于推进。
没有想到，我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显得太迂腐了。在教育部门编制的高校名录上，把华师列得很靠后，哈尔滨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都排到了我们前面，湖北大学也排到了我们前面。这种排名本极无聊，但却有实在的影响，不利于我们的招生。教育部领导也一再敦促，我们只有照此办理，而且教育部很快就正式批文把校名改为“华中师范大学”。
在我接任校长之前，学校领导已经派人进京，设法请邓小平题写新的校名，但一直未能落实。1985年，我去北京参加党代表会议时，碰到了好运气，很快就完成全校师生的嘱托。
会议期间，有次举办京剧晚会。因为很难听到名角演唱，我很早便去了剧场。其实参加的人并非很多，我选了一个较好的座位坐下。偶尔一回头，不由一惊，我的后面坐着自己的老首长、中原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原中原局的宣传部长赵毅敏。他是“二野”的，邓小平的老部属。我立刻利用开场前的空档，抓紧时间向他致意。我首先自报家门，并喊他“赵部长”，这是他当年的职务，以便勾起他的回忆。
他看着我，想了一下，问道：“您原来在哪个单位？”
我说：“我原来也在二野，中原大学。”
他一听，就明白了。
我接着说：“我当时是中原大学的学员，后来留校任教。有一次，您为我们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影响了我很久。”
他问：“我当时说什么了？”
我告诉他：“您当时说：‘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位置？一个单位有你也不多，没你也不少，这就好吗？’这句话太经典了。在哪里也不能变成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我决心终生不做这样的人。”
他笑道：“这句话你还记住了，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我立即切入正题，对他说：“赵部长，我有点事情想请您帮忙。”
他很随和地问我：“什么事呢？”
我就告诉他，我们请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学校题校名，但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写……
赵毅敏听了，正色道：“小平应该写啊，中原大学是他创办的嘛。这个简单，我给他打电话就行了。”
不久之后，华师就收到了邓小平题写的“华中师范大学”校名。有人认为我有什么神通，能够获得邓小平的题词。其实我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是运气太好，看京戏碰到赵毅敏，而赵毅敏又愿意帮忙。真正起作用的，是赵毅敏，不是我。
学校隆重举行了更改校名的仪式。我也就成为华中师范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和华中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到了今天，偶尔还能听到有人叫我“章院长”，都是在“学院”时期毕业的校友，或共事的工作人员，听着也挺亲切的。
“高”与“师”之争
对师范院校而言，“高”与“师”曾经是一个长期考验校领导智慧的问题。院系调整之初，对于师范院校的定位，本在一个“师”字，即强调师范院校应该以师范教育为本。因此，在课程设计上，与其他综合性大学不同，特别强调教育理论与教学技能的培养，并安排大量教育实习的时间。但是，曾几何时，教育部又开始强调师范院校也应该注重科研，即“高”的一面。于是乎，在很多师范院校里，围绕着究竟应该是“高”还是“师”，长期争论，摇摆不定，难得真解。此等问题，在学理层面似乎很简单，既然是师范类高校，当然应该既“高”又“师”。但在现实中，则颇不容易解决，且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我们是“一仆二主”，上面有两个婆婆，师范教育司与高等教育司，我们必须周旋于这两个上级机关之间，为难之事甚多。
华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困扰已久。我到校部之后才知道，因为常年“高”“师”之争，负责教务的部门与负责科研的部门之间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矛盾。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围绕‘高’与‘师’的问题，在全校范围内来一次大讨论。”我想了想，觉得还是不要讨论的好。一方面，既然是师范院校，“师”肯定是要强调的。同时，作为高等院校，“高”也确实是必要的。更何况，大讨论一事，弄得不好，容易造成分裂。与其空泛讨论，不如勉力实行。因此，我学习邓小平，搁置争论。开教务方面的会议时，我就强调要“教学为本”。开科研方面的会议时，我就强调要“勇攀高峰”。这不是和稀泥，没有原则，而是在我看来，高等师范院校就应该以师范为本，同时在科研方面也要勇攀高峰。
在教学方面，我会经常到课堂上去听老师讲课。事先不会通知，但听完课之后，会和老师交流，提出一些建议，以切实提高教学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教学方面有些进步，根绝了“文革”期间“集体上课”的方式，每门课都有专讲老师，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但教学内容一时难有根本改观，有些人用的，还是老教材、发黄的讲稿。
我发现，教师队伍自身的素质，是影响课堂教学的一大因素。我提倡课堂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其原因，就在于很多教师的知识面太窄。华师是一所师范院校，教师队伍中，有很多就是本校毕业留校的，或从其他师范院校毕业的。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师范教育的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的时间，因此，师范院校毕业的人，如果课余自学不够，在专业素质方面是容易有些欠缺的。自己知识面太窄，底气不足，自然无法组织课堂讨论。当然，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菲薄师范院校毕业生的意思。像邢福义，就是华师毕业的，那完全是大家风度。
相对于“师”，“高”的问题更迫切。因为教务方面毕竟有多年积累，有章可循，而科研方面则底子确实比较薄。科研处最苦恼的，就是我们的高水平成果不多，成果的开发与利用更差。不过，经过努力，科研方面的起色，比教务方面还要大些。
究其原因，一则科研原来的起点低，因此有一点进步就看得出来。
二则60年代的时候，老党委在年轻教师中选择了一些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如马列主义的高原、教育系的杨葆焜、地理系的景才瑞、物理系的刘年寿、化学系的张景龄、中文系的王庆生等，此时都已成长起来，成为学术中坚。
三则老师们的干劲足。很多专业的老师，主动来找我谈本学科的发展趋势，站在学科的前沿，论证该从何处下手提高本校的水平。那时找校长的，不是完全没有私人请托的情况，但出于公心的占多数。这样群策群力，很多好点子都汇聚到我的面前。学校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条件，给予支持。
四则负责科研的副校长邓宗琦非常出色，认真负责。很多重点研究项目的设计，一些项目的推广，他都和我一道，亲临一线。那时文科完全没有经费，为了文科的发展，学数学出身、曾经当过科研处长的他，还主动从理科的经费中想方设法匀一点出来给文科。
经费确实是那时令高校领导头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恢复音乐系和美术系，上面同意恢复，但经费自筹。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一个钱一个钱抠出来，艰难地往前推进。但也总算走过来了，现在华师音乐系和美术系发展得都不错。
由于师范院校经费很有限，我们特别强调“好钢要用到刀刃上”，该扶持的尽力扶持，但也绝不因为怕得罪人而面面俱到，因为那样做只会坏事，到头来会什么都做不成。民国时代的教会大学，经费方面无法与国立大学比，但也做出了很多成绩，其“秘诀”就是重点扶植一些学科，因时就利，做出自己的特色。我在教会大学读过书，对此有些印象，因此自己主政华师的时候，也走重点突破的路。
国际交流
我任校长之初，华师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与国外的交流严重滞后。教育部坦言：“华中师范学院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学校的地位不相称。”不要说与所有的大学相比，就是在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里也都落后了。我们当时只与一所国外大学有交流：爱丁堡大学。但不是英国的爱丁堡大学，而是美国宾州大学爱丁堡分校。与这所学校的交流，多亏了李绍崑先生。李先生在此任教，并负责对外交流。他对华极友好，尽力把对外交流的经费往中国倾斜，在中国高校中，因为他仰慕对墨子研究较深的我校詹剑峰教授，又尽量往华师倾斜。因此，我们对爱丁堡大学和李绍崑先生，打心底感激。
但对外只有这么一所交流大学，实在太寒碜。本来也不至于这般景象的。比如说，在我就任校长以前，因为雅礼协会与华中大学的深厚渊源，它已经愿意和我校建立交流关系，教育部也同意了，但在校内却被否决了。当时校内“文革”遗风犹存，“左”的影响较大，负责此事的副院长陶军徒唤奈何。
为了改变这种“聊胜于无”的状况，实现“一的突破”，我在1985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带了外事处的花海燕，到美国专门从事校际交流。当时华师外事处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花海燕，男的；另一个是宋淑蕙，女的。那时出外交流的机会不多，因为我带了花海燕，宋淑蕙还有点想法：“你光带着小花，不带我。”我说：“我带着你，不方便呀。”我和小花一块，为了节约开支，可以共睡一个房间，多方便。宋淑蕙素来敢于直言，风趣地说：“那你们就不怕同性恋嫌疑？”说归说，小宋还是很努力地工作，她能理解学校的难处。我们同心协力，办成许多大事，外间对这两位得力助手，有金童玉女美称。
这次美国之行，收获很大，先后与六所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这与美国学界朋友的帮忙有很大关系。周锡瑞、刘子健等人都倾心相助，尤其是刘子健，推心置腹地分析：“应该首先和耶鲁建立关系。有了这张牌，后面的路就好走了。不必在北部谋发展，要向南发展。因为北部的好大学已经与中国很多名校建立了交流关系，门槛逐步抬高。即使能建立起表面联系，以华师的地位，也不容易得到实质效益。与此相反，中部和南部的发展空间要大得多。”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首先恢复与耶鲁的历史因缘，然后往中、往南发展。这一战略果然有效，中部和南部的发展空间确实很大。像位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大学，原来一直与台湾打交道，可以说是亲台的。后来整个形势变化了，对新中国渐渐有好感了，但苦于没有沟通的渠道。刚好，我们学校外语系杨亲德老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任一秘，田纳西州恰好在他工作辖区，为我校牵线搭桥，很顺利地就建立起了联系。签订协议的时候，非常隆重，当地的电台和报社都来了，田纳西州州长还送我一个“荣誉公民”的称号，因为这是他们州与新中国的部属大学首次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当然，华师也有“损失”：我的得力助手花海燕被美国人“挖走”了。花海燕是本校1977级毕业生，留校常年经办外事，已经相当老练。因此，在出访过程中，先后被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大学校长亲自看中。我都不知道，他们居然私下活动，用优厚的奖学金把他挖走了。我还记得，在我和有关校长交流的时候，曾经被问：“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在美国留过学？是不是在美国长大的？”我说：“不是，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是华中师范大学英语毕业的。”对方很惊奇：“他的英语怎么这么地道？”他们不知道，我们与耶鲁大学已有好几年交流合作（在我上任前，虽然校际合作协议被否决，但还是开始了若干合作项目），他们每年都要派几位刚毕业的优秀学生来我校教英语，小花与他们早已打成一片，因此口语娴熟，发音纯正，加以身材较高，举止文雅，俨然是一个Yale man。我当时听了校长们的赞美很得意，没想到他们看中了这小伙子！不过，虽然花海燕一年以后被挖走，我还是很高兴！这说明花海燕有出息，华师外语系有水平！
（本文节选自《章开沅口述自传》，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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