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舍得》：新中产的孩子们该有怎样的童年

2021年上半年，如果说哪部电视剧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小舍得》必居其一。尽管已经完结近月，但在城市中产的家庭社交和朋友聚会中，这部电视剧依然会被高频提及。这种“长尾”式讨论所反映的，一方面是《小舍得》作为大众文化，向许多不甚了解小学教育的人们充分展现了“小升初”过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问题，形成了家校教育领域的又一次大众科普。另一方面，是《小舍得》作为文化产品，又只能以“呈现”来表达“理解”，达到想象性的抚慰，并不能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在花团锦簇的素质教育、全面发展，与客观理性的量化评价、等级考核之间，“新中产一代”的孩子们，到底应该拥有怎样的童年？

虽然播映期间，《小舍得》的收视成绩相当不错，央地双台都名列前茅，但平心而论，剧集本身的质量其实一般。和备案时的初版剧情相比，双女主南俪和田雨岚的关系，从闺蜜好友变成了重组家庭姐妹，老戏骨张国立压阵，把老父亲南建龙“精致的利己主义”作为所有家长里短的暗线，试图以此将更多的戏剧冲突串联起来。但是创作团队试图展现所有教育问题的“加法”，和文艺创作需要有所留白和节制的“减法”，最终还是未能达成平衡。

《小舍得》这部电视剧，更像一篇视觉化的互联网公众号爆款文。从首集开始，课外班、择优班、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小升初学区房、儿童心理健康……各种当下社会热点话题，以平均每个问题讨论五集的速度有条不紊地匀速前进。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以略显狗血的戏剧方式相互衔接，还没等角色与观众对它有深入的思考，就开始进入到下一话题。它和互联网爆款文一样，在信息快速更新的时代里，只能在每晚推送中飞速地罗列出当日热点，掺杂一两个来自“身边朋友”的“真实案例”，以期唤起受众的共鸣。但和互联网爆款文不同的是，公众号上的文章，只需抓住用户5-10分钟的关注，大多最终落脚到不求甚解的情绪发泄，《小舍得》作为电视剧，既不能一味流于发泄，又无法进入理性剖析，最终在漫长的剧集里，一次又一次重复并放大着这些问题背后的焦虑。

作为初具规模的新中产群体，为什么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被迫卷入，接受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些永无止境的考验？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的研究发现，两个经济因素会对教育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其一是社会收入的差异程度，其二是教育回报率。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收入差距越大、通过教育能获得的综合回报越大，那么父母就越会加大子女教育投入、加剧教育资源竞争。

这两个因素从框架上来解释中国家庭对教育的关注，当然没有问题，基尼系数的上涨不必多言，而“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也人尽皆知。不过，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来说，又有非常特殊的一面。收入分配的差异增大，已不简单是沉淀为阶层之别，而是逐渐在行业分工上凸显出来。互联网、金融业普遍高薪，娱乐圈“日薪208万”“餐标650元”引发网友强烈不满，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远远超过同业之间能力水平带来的收入差异。这就意味着，优渥生活不但需要这一代人努力奋斗到赛道前段，更加依赖上一代人提供信息为其选好赛道，教育正在成为跨越多代的集体行为。

中国的“新中产”一代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后，凭借贩卖知识和专业技能积累财富，在他们身上，教育所带来的回报是惊人的。但到了新中产的孩子们，行业壁垒逐渐形成，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中产群体难以将社会地位沿袭给后代，再加上智力水平的均值回归，教育的回报率正在下滑。哪怕是清华北大的教授，也很难保证自己的子女能考上一流大学。但是，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不进行或少进行教育投入，又肯定会被提前淘汰。于是一方面，新中产群体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大概率不如自己，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弃对这一“非优质资产”的持续投入。

因而在《小舍得》的两个家庭中，田雨岚一家的问题乍看严重，但其实又非常单纯：田雨岚夫妇三本毕业，公婆有可供继承的工厂和财富，儿子颜子悠处于上线有限但下线坚实的状态，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调整期待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传统和单线的对照组。而南俪一家的问题，才是属于新中产的困境：南俪夫妇985大学毕业，靠个人奋斗获得一片天地，看起来一儿一女家庭美满，但这种幸福其实是“一次性”的，既很难抵御风险，也不能复制传承。于是女儿欢欢的低分、考不上好中学好大学的忧虑，才会让夫妇二人进退维谷，在各种道路中难以抉择。

如果说传统经济模型内，收入差异和教育回报，带来的是主动型的教育投入，许诺高投入带来高回报，那么在当下社会中，这场教育的军备竞赛，则成了不得不为之的“避险”——只有高投入，才能勉强维持现有水平不下降。教育问题所呈现出的普遍焦虑，不在于“吃得苦中苦”的投入，而在于难以“成为人上人”的结果。

《小舍得》原作者鲁引弓，创作过一系列让人耳熟能详的家庭教育题材作品，在展现问题的最后，总是让故事获得想象性的解决。《小别离》聚焦中考，成绩欠佳的方朵朵与张小宇，一起选择了出国留学；《小欢喜》聚焦高考，吊车尾的方一凡，能够通过艺考进入理想的大学。留学与艺考，成为艰难搏杀中的“另外选项”，帮助主人公跳出修罗场，用潇洒的“不玩了”曲线救国，获得传统价值体系的认可。但在《小舍得》中，创作者们甚至不敢写出几个孩子最后进入了哪所中学，而是拿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剑拔弩张的家庭获得了和解，如同民国剧写到最后没法收尾，就都把主人公们安排到了抗日洪流之中一样。

教育竞争的激烈已经下沉到小升初阶段，这里没有“另外选项”的可能。于是从一家三口到一家三代，全部投入到这场竞争中，毕其功于一役，将各种资源倾注到孩子身上。现实中的小学课外培养，比电视剧中让爷爷奶奶托关系、找门路插进培训班更加多样。越是北上深杭这样的一线城市，越是在培养方案上要求素质教育、全面发展，而高质教育资源有限之下的择优选拔，最终又让所有的素质教育变成量化指标。

于是，在近期网络热传的知名小学入学简历范例中，孩子们的天赋，要被体现为智商测试140分；孩子们的能力，要被折合为识字量4000字、读过儿童名著1300部；孩子们的兴趣，要被量化为钢琴五级或者围棋十级……这其中当然有家长渲染美化的成分，但是背后的逻辑却不得不令人警惕：哪怕6岁的孩子，他的出自本能的好奇与探索，也要沿着指定的路径进行，被折算成可以写入简历的数字。读一本书、唱一首歌，如果不能画个正字计数、考个等级证书，那么这个行为的社会意义就会被否定和剥夺。在数字面前，作为人的情感和体验、价值与判断变得不再重要，教育在量化机制面前呈现出了本末倒置的荒诞。

而在有些城市的中学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全面发展”被要求体现为每学期参加了多少次文化交流、进行了多少小时志愿服务等等。于是每个周末，各种文化讲座上人来人往，但都是蜂拥在会务附近申领参与证明，各级图书馆的小志愿者远超所需，孩子们换个马甲闲聊发呆。除了为城市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很难说到底哪方能在其中有所收获。在每个孩子的成长初期，就让他们感觉到讲座交流是用来领证明、志愿服务是用来混学分，这不是对素质的提升，而是对教育的异化。

我们无法列出“新中产的孩子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童年”，事实上，从编程少年班到南极游学团，新中产家长们能提供的蓝图，比任何人能想到的都更丰富。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教育的终极目标并不指向财富与地位，它更多地是教会人们用一生的时间认识自己。一个理想的童年，是让初生的生命与这个世界建立丰富的联结，而不是早早进入一个又一个辅导班与兴趣班，将刚刚萌芽的好奇切割称量。尽管过关斩将的名校之路，是身为新中产的父母们目之所及最便捷的通途，但时代总是在悄然之间发生改变，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在内卷之下离开“被规划”的道路，去寻求自己心中而非旁人眼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