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研究丛书
“唐宋变革论”与宋史研究
近年来，中国宋史学界有着较大的发展。其中有一个很引人瞩目的现象，是由杭州社科院的南宋史研究中心以十五年之力，组织出版了一批南宋史研究相关的学术书籍。到2020年，这批书的数量居然已达一百种之多。这样集中的南宋史研究著作的出版，是非常罕见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宋史研究来说，这批书无疑值得重点关注。相信这样一批著作，将会厘清很多南宋史研究论题，对于我们真切了解所谓的“唐宋变革论”之边界，以及所谓“近世”中国究竟为何，会有很大的帮助。
断代史研究中的宋史研究，尤其是南宋史研究，有着极其特殊之处。在“唐宋变革论”的视野中，宋代和此前的隋唐五代迥然不同，而下与元、明、清相接。但实际上中国史学界对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一直有较多的反思，很多人认为其所描述的隋唐五代，并非真实存在于中国历史的隋唐五代（最新研究成果可参考杨际平《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文史哲》2019年第4期）。从“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学界的接受与质疑之际遇，也可看出宋史研究的一些状况与特点。
内藤湖南以及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的研究重心实际上是隋唐，乃至上溯至六朝。他们对汉魏六朝的特殊政治文化尤为重视，以其为中国之“中古”，而与欧洲历史的中世纪相比较研究。非常突出的是中西方的中古，都有皇权不振、“贵族”政治发达的特点。权力特色在历史研究中显然是难以抗拒的重点，六朝极具特色的贵族政治，也作为中国之中古的特色，学者多试图以此“管窥”更长时段的中国历史。日本学者提出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分野，以此作为给中国历史分期的主要视角，其下延结论就是“唐宋变革论”，唐及唐以前为贵族政治，宋及宋以后为皇权政治。这种研究路径及体系，重心始终在汉与唐之间，或曰魏晋南北朝隋唐。日本学界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最为精深，成果也最多。这一研究路径影响中国学人至深，而尤其是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无论是陈寅恪、唐长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受到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影响。但若说到此研究路径的下延学说——唐宋变革论，则明显有其问题。虽然内藤等人因其卓绝的历史敏锐性，意识到唐宋之间的巨大变迁，但既然是重心在前面，则后面难免“失重”。学界现在较多的批判都集中在前面，即注重于“贵族”与“士族”是否为一，或虽然贵族政治存在，皇权政治从未缺席，或贵族政治为皇权政治的“变态”等等。但此变革论的最大问题显然是对宋的注重不足。
针对这种不足，刘子健先生提出过质疑：“宋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古，因为它已超过了欧洲中古的发展。那末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呢？……我觉得这说法这一类分期法，还是不太清楚。这是机械的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的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的，直接了当的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包弼德（Peter K. Bol）则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他说：“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包弼德的论述非常耐人寻味，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或“士大夫”，在唐代是“世家大族”，到北宋就是“文官家族”，而到南宋则可称为“地方精英”。在社会的变迁中，知识在逐渐下行、内化。
类似南宋史中心的一百种书，或许能够很好地描述南宋的整体面向，从而确定“唐宋变革论”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其变革的主要内容。而这样的学术愿景，又将激发历史前段的深入研究，也即隋唐五代乃至汉魏六朝的政治、文化、社会变迁的众多层面的研究。
十五年·百册书
陈寅恪先生说：“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北宋和南宋，虽然没有西汉、东汉那样区别巨大，但也差异不小。如张邦炜先生说：“北宋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南宋长期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南宋的各项成就巨大，是真正的“造极”。对南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是学界的需求。相比较汉魏六朝来说，南宋的相关史料丰富，全方位研究也是可以做到的。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以一机构之力，广邀名家，多年积累之下，已获丰硕成果，差可谓为南宋史全方位研究了。
“南宋史研究丛书”
首先需要说的是50卷“南宋史研究丛书”。四卷八册的《南宋全史》，分别为《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卷》；《典章制度卷》；《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卷》；《思想、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卷》。对南宋历史作了较为全面而细致的剖析。这批著作众多，其中吴松弟的《南宋人口史》、方爱龙的《南宋书法史》、张锦鹏的《南宋交通史》、葛金芳的《南宋手工业史》，以及俞兆鹏的《文天祥研究》等都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成果。
吴松弟的《南宋人口史》，讨论的前提即南宋是我国人口重心、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历史时期。历史是人的历史，人口的变化对于历史的影响不言而喻。认识到这一点，当可从人口史的角度去理解唐宋之际巨大变革的原因。吴松弟先生此书以路为单位，适当考虑各大自然区域的地理、历史等情况，考察研究了我国南宋政权范围内的人口调查统计制度、人口数量和各时期各区域的人口发展过程。
葛金芳的《南宋手工业史》，首先分析了宋代经济和南宋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特色，这一点可见作者的长时段历史意识，以及对“唐宋变革论”进行反思回应的理论自觉。然后葛先生分门别类依次介绍了南宋矿冶业、铸钱业、军工业、造船业、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酒、盐、茶等食品加工业，以及漆器、文房四宝和工艺品制造业的情况。这是书稿的主体，也是对学界贡献巨大的部分。最后葛先生还探讨了南宋手工业的总体特征及不足，并且葛先生给出了他的解释。
还有《图说宋人服饰》也非常有特色，值得一说。傅伯星先生在阅读大量宋人记载后，以近三十余年的形象资料搜集，从美术切入，以画家的功力，以画入史，以图说史，以大量详实形象的美术资料，对宋史的服饰史进行图解研究。本书不仅涉及帝后、官员、文人、武士、庶民、僧道、女子、小儿等的服饰，还细分为冬夏服饰、出行与居家之服、制服、便服、工作服等，更有相关的发式、鞋帽、带扣等诸多细节。
方爱龙的《南宋书法史》则从现存各种史料、书帖入手，对南宋重要书家的身世、书法创作及其特点作了系统勾勒，并对南宋突出的书法文化和书法理论建树作了专章论述，利于读者了解南宋书法的整体状况，有助于书法史的贯通，亦有助于了解有元以后书法的发展。论述中吸收了历代书法理论研究的成果，间有作者个人考见。
总体来看这套“南宋史研究丛书”，有着恢宏广阔的学术视野。这套书涵盖了南宋的书法、交通、戏曲、宗教、文学、史学、城镇、农业、法制、藏书、陶瓷、建筑、园林、手工业、人口、军事、政治、科举制度及思想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这样宽广的学术视野并未散漫无归，而是有着周密细致的整体规划。如上所述，实际上所有著作有着明显的板块设计，并针对性地安排了最合适的学者进行撰写。这样的特色在接下来的丛书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而尤具特色的是，这套丛书安排了很多从事专门之学的学者对宋代的相应之学作专史，阵容强大。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这套书在学术论著之外，还将古籍整理纳入其中，成为特殊的块面。学术论著又予以细分为专题研究、临安研究和博士文库三类。这个丛书出版时间较晚，其中颇有一些学术精品引起学界注意。
专题研究中，孙继民、魏琳《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对《宋人佚简》进行整理与研究。该书史料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宋代公文格式和书仪，是珍贵的实物文献。《宋人佚简》反映了不少南宋时期地方官府机构设置和行政管理制度，补充了许多宋代财政、税收政策的新材料，保留了南宋初年江淮地区战备状况的细节材料，还是宋代文书制度的重要材料，有助于宋史研究的深入。整理本严谨规范，格式明晰，基本还原了宋简图版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博士文库中，胡坤的《宋代荐举改官研究》，从宋代荐举之制和改官之法入手，详尽分析了宋代制度设计理念，讨论了两者结合的原因。通过对荐举改官制度运行流程的梳理，将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制度轮廓清晰呈现出来，并藉此为基础进一步观察制度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打通制度与现实层面的连通管道，为深入细致地观察制度的“局部”及其与现实中的人与事提供讨论基础。同时亦为现代人展现了宋代的地方官员如何才能升为京官、朝官的众相图。
李超的《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是近年来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佳作。南宋宁宗朝前期的十四年处于韩侂胄专权时期，在此期间，韩侂胄经历了一个由以外戚、近习身份专权到以平章军国事即宰相身份专权的转变。本书的主旨即在于探讨这一转变的过程及其意义，并在这一脉络下对绍熙内禅、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等一系列在南宋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重新加以审视。
这套“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的古籍整理类已推出《道命录》《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毘陵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周必大集校证》。如果说前面几种还只是小试牛刀，那么辛更儒先生点校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王瑞来先生操刀的《周必大集校证》，堪称近年来宋代典籍整理的高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宋代李心传所撰的宋代历史著作，仿照《资治通鉴》之编年体，记述宋代史事甚为详细，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作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要录》说：“其书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要录》只记载高宗三十六年间事，篇幅却达二百卷之多，尤其是绍兴九年以前，每年差不多有十余卷。可见《要录》保存史料之多，史料价值之大。整理者辛更儒先生为宋代史料整理专家，曾与邓广铭先生一起整理《稼轩词编年笺注》，从事宋代史料整理多年，有成果多种。本书经辛先生规范整理，有专名线，校勘记附每卷末，版式也较舒朗，十分便于史学从业者使用查阅。
周必大著作等身，文集、著作存世者达二百卷之巨，堪称宋人全集之最，比李纲《梁溪集》一百八十卷还要多。卷帙浩繁则刊刻不易，周必大集之初刊由其子主持，其后数百年未有刊刻，到清代才重行付梓。刊刻不易则流传不广，宋刻本今之存世唯残存三分之一。如此则初刊之宋刻本残缺，元明二代数百年未有刻本，清代才有刻二百卷全集本及四库全书抄本流传，周必大全集欲求一善本作底本而不可得。因故，周必大集之整理要克服浩繁之篇幅，其次要面对善本之阙失。王瑞来先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是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文史与文献学。他做的校证有简要的校勘，也有根据版本异同而生发的考证，对所涉及的宋代文史的重要问题略作辨析。他的校证“点到即止”，点在宋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上。也正是以八卷本《周必大集校证》为标志，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历经十五年努力，出版南宋史研究学术书刊破百册。
小机构·大平台
杭州作为南宋都城所在，底蕴深厚。西湖风雨，见惯千年。杭州社会科学院的南宋史中心据临安以治宋，以一个较小机构，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学术平台，是新时期古代史研究领域不多见的。该中心的首席专家是著名历史学家何忠礼先生，聘请的兼职研究员据说有七十二人，不禁使人有啸聚西湖之感。这些兼职研究员有：朱瑞熙、邓小南、包伟民、王水照、林文勋、王德毅、黄宽重、近藤一成等人。这是一个具有学术史意义和学术地理意义的名单，网罗了海内外宋代文史学界的几代优秀学人。学术同时需要不断地发展。该中心的“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系列，使一批年轻学者脱颖而出。胡坤、李超、何玉红等学者的著作也因此丛书为学界所知。这些举措使这个中心能够持续站在学术前沿，成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摇篮。
学界对南宋史中心赞誉有加，如王水照先生评论说：“南宋史研究中心本来是杭州市的科研机构，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引领、组织、推动全国的南宋史研究发展的平台，我想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点。这是我们国家学术研究体制的创新。”陈祖武先生评论说：“《南宋史研究丛书》举杭州一地之力，将全国南宋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力量合为一体，实现了一次成功的大团结、大合作……旁搜博讨，网罗宏富，洵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南宋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荟萃。”近藤一成先生说：“杭州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的工作，对于日本南宋史研究的发展与深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报以深深的敬意。”这样的学术生成模式，的确有其成功之处，值得很多学术机构借鉴。机构并不须大，理念却须先进。
近闻南宋史中心的丛书即将推出重要著作，即何忠礼先生的《宋高宗研究》。非常期待这本书早日出版，成为南宋史研究中心学术生成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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